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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的注釋過程中，注釋者除查閱文獻資料外，還訪問了與魯迅著作內容相關的當事人和知情人。史學家顧頡剛曾與魯迅共事，并產生恩怨糾葛，自然在被訪問之列。在接受訪問及與注釋者的通信中，顧頡剛以平和坦蕩之心，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資料；但在自家日記中，則呈現出不盡相同的立場和觀點。圍繞《魯迅全集》注釋的方方面面，在歷史的明與暗、思想的顯與隱、文本的表與里之間，折射出顧頡剛微妙的政治和文化感受，這成為考察20世紀后半期中國知識分子心態史的一個突出個案。

在迄今各版本的《魯迅全集》中，對魯迅作品的注釋，始于1958年版。[1] 這一版《魯迅全集》由馮雪峰主持，林辰、孫用、楊霽云、王士菁等擔任收集、整理、注釋和編輯工作[2]，“對魯迅作品的寫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歷史事件以及社團、書籍、報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語、引文出處等等，盡可能一一加以注釋疏證”[3]，共撰寫注釋5800余條，約54萬字，為魯迅作品的闡釋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并為此后的注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注釋，出現在1981年版《魯迅全集》中。這一版針對1958年版注釋的不足，從1975年底開始，以單行本的形式重新編注出版魯迅作品的“征求意見本”，對此前的注釋進行修訂和補充。“征求意見本”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查閱舊的報刊資料，訪問當事人和知情人，先后有近200人參加了注釋工作。[4] 在此基礎上，人民文學出版社于全國性紀念魯迅百年誕辰的1981年出版了16卷本《魯迅全集》，注釋總數達23000余條，240萬字左右，較1958年版增加三倍以上。[5] 與1958年版相比，“征求意見本”的注釋者行走全國各地，訪問了更多的當事人和知情人。其中，曾與魯迅共事、并產生恩怨糾葛的史學家顧頡剛，自然在被訪問之列。與絕大多數當事人和知情人不同，顧頡剛不是魯迅的親友弟子，在和魯迅的交往中，體現更多的是“怨”，而非“恩”。顧氏極少涉足文學領域，未曾參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任何一場文學論爭，尤其是發生在左翼文學內部的論爭。新中國成立后，顧頡剛和魯迅的矛盾，已屬于陳年舊事，更具有私人恩怨的性質。[6] 而且隨著其中一方的較早離世，不致于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也不會引發不同群體或同一群體內部的不同宗派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沖突和殘酷斗爭（如馮雪峰和周揚、夏衍）。因此，顧頡剛在解答《魯迅全集》注釋者提出的各類疑難時，較少受到現實因素的牽扯，也不為左翼內部的宗派斗爭等歷史遺留問題所左右，能夠就事論事地提供第一手資料，心態較為坦蕩平和。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坦蕩平和的心態主要體現在顧頡剛接受訪問或與注釋者書信往還這些相對公開的場合，在日記等私人性文本中，則呈現出與之不盡相同的立場和觀點。盡管兩人的紛爭在魯迅離開廣州、定居上海之后已告一段落，但魯迅在20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和文化領域幾乎無處不在的影響力，使“開罪于魯迅”成為顧頡剛后半生無法擺脫的巨大陰影，并不斷遭遇現實事件的刺激，終生難以釋懷。這些感受均一點一滴地記錄在《顧頡剛日記》之中。由此可見，圍繞《魯迅全集》注釋的方方面面，在文本的表與里、思想的顯與隱、歷史的明與暗之間，折射出顧頡剛微妙的政治和文化感受。

本文擬從兩個方面考察顧頡剛與《魯迅全集》注釋之關聯，一是顧頡剛對注釋的實際貢獻，二是透過不同類型的文本之間的縫隙，觀照顧頡剛言行中的內在矛盾與緊張，進而透視以顧頡剛為代表的20世紀后半期中國知識分子面對魯迅這一“文化圖騰”經歷的坎坷命運，呈現的復雜心態。

一

在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中，對魯迅同時代人的生平，僅有非常簡略的介紹，大都用詞謹慎，較少進行價值評判。對人物政治立場的評判，更多呈現在對一些具體事件和現象的注釋之中，其措辭較之生平介紹，明顯直露而不留情面，政治色彩更為濃厚。

在魯迅的各類作品中，涉及顧頡剛之處不少，或直書其名、直陳其事，或使用隱語指代，這在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中大都得到了說明。如第2卷中《故事新編·理水》注釋5：

又如鳥頭先生，顯然是諷刺顧頡剛——當時屬于胡適派的一個考據學家。“禹是一條蟲，鯀是一條魚”是顧頡剛在1923年所發表的沒有任何可信根據的議論（見《古史辨》第1冊63、119頁）。這里“鳥頭”這個名字即從“顧”字而來；據《說文》，顧字從雇從頁，雇是鳥名，頁是頭。[7]

這條注釋表面上解析詞義，陳述事實，但“胡適派”這一稱謂則暗含指控。當時胡適在中國大陸已被打入另冊，“屬于胡適派”即包含著明顯的價值判斷。顧頡剛在新中國成立后留在大陸，1954年起供職于中國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不屬于“敵我矛盾”中人，因此對他的評價也不像對胡適等人，刻意強調其“反動性”，措辭稍顯內斂平和。

反而是在“文革”后期編輯的“征求意見本”《故事新編》中，相關注釋的政治色彩稍顯淡化：

又一個學者 暗指顧頡剛。他曾以實用主義的考據方法，根據《說文解字》對“鯀”和“禹”字的解釋，說鯀是魚，禹是蜥蜴之類的昆蟲，否定鯀和禹的存在。下文的“鳥頭先生”是作者按照《說文解字》對“顧”（顧的繁體字）的解釋，譏諷顧頡剛。“顧”，從“雇”從“頁”，“雇”（hù戶）是鳥名，“頁”本義是頭。[8]

較之1958年版，“征求意見本”指出了顧頡剛立論的“可信根據”，在知識性上更為確鑿嚴謹。尤為突出的是，這條注釋用“實用主義”取代“胡適派”，以概括顧頡剛考據方法的理論屬性，避免貼上“胡適派”的反動標簽。事實上，實用主義一直被視為胡適尊奉的哲學思想，并得到其本人的認可。[9]以實用主義命名顧氏的考據方法，內涵沒有絲毫改變，但遮蔽與敏感人物的關聯，政治色彩明顯淡化。以上處理是否源于顧頡剛1971年復出，繼續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因此刻意減弱批判力度，不得而知。

新中國成立后，顧頡剛于1952年7、8月間參加知識分子改造，在撰寫相關材料過程中“寫魯迅事”，感到“殊難措辭”，[10]并于1956年3月11日“到許廣平處，談卅年前與魯迅先生舊事”[11]。以上言行與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并不相關。前者是知識分子改造過程中的規定動作，后者則應屬于個人行為。延續1958年版《魯迅全集》注釋原則的“征求意見本”，注釋內容涉及“魯迅著作中所涉的當時的人物、掌故與引用的說話和文字，以及一切被魯迅加了括弧的用語，等等”和“因文字簡練和為了諱忌而隱晦曲折，一般讀者不易了解的地方，略加點明和解釋”[12]，均與顧頡剛存在或多或少的關聯，這使注釋者訪問顧氏成為順理成章之事。魯迅與顧頡剛的恩怨糾葛，主要發生在廈門和廣州時期，加上以顧氏為見證人的“女師大風潮”，魯迅涉及以上人事沖突的文字，散見于《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和《兩地書》中，這成為“征求意見本”注釋者訪問顧頡剛的重點內容。

“征求意見本”各分冊由不同高校實際負責，因為尚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為體現“三結合”的工作原則，各高校紛紛聯合工廠、部隊、公社以及商店等組成注釋組。其中《華蓋集》注釋者署名“天津大沽化工廠、天津市郵政局工人理論組，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13]，《華蓋集續編》注釋者署名“天津拖拉機廠工人理論組、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14]，《而已集》注釋者署名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三八〇〇一部隊

廣州業余大學文藝班、寫作班

廣州魯迅紀念館

中山大學中文系七四級師生

《而已集》注釋組[15]

事實上，具體的注釋工作分別由天津師范大學中文系和中山大學中文系實負其責。在《顧頡剛日記》中有如下記錄：

中山大學中文系李偉江、章崇東兩君續來，看予四十年前日記，搜集魯迅與予糾葛事實。

廣州中山大學注釋魯迅集之責，以其中有與予之一段疙瘩，故來訪問，今日為第二次，予出當年日記示之。靜秋怕客多看予日記，將對我有不利。予坦然示之，彼輩亦無話說。看其所注魯迅集出版，對予作何評價。[16]

人民文學出版社王錦全、韓海明（女）來，詢問魯迅《華蓋集》中事。[17]

李偉江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師；王錦全（應作王錦泉）和韓海明均為天津師范大學中文系教師，大約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介紹信來訪，因此被顧頡剛誤認為是該社的工作人員。除以上日記外，保留至今的還有顧頡剛給《而已集》注釋者的三封回信，兩封致陳則光，一封致中山大學中文系七四級同學。陳則光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師，《而已集》注釋組成員，但并非注釋的定稿人（《而已集》注釋的定稿工作由李偉江承擔）。委托他致信顧頡剛，源于兩人舊日的師生關系。[18] 和學生通信，有助于顧氏解除緊張和戒備心理，充分解答注釋者的諸多疑難。從書信的內容看，確實如此。致中山大學中文系七四級同學，惜言如金，僅根據對方的提問簡要介紹了自家在中大的任職經歷，少有發揮之處。[19] 相較而言，致陳則光兩封信的內容遠為詳盡豐贍。

第一封信為顧頡剛親筆，作于1975年3月25日，未就陳則光來信中提出的問題做出有效解答[20]，而在開頭指出：“魯迅和我的斗爭，實際上不是和我單獨的糾紛，而是北大里文學院教授有英美派和法德日派的長期敵對，不過到了廈大和中大，把這口氣出在我的身上罷了。”[21]為此，顧頡剛推薦注釋者查閱相關檔案和報刊，并用大量篇幅詳細介紹了《新青年》《新潮》《語絲》《晨報副刊》《京報副刊》《現代評論》等十余種刊物及自家親歷的兩派之間的斗爭情況，以陳述事實為主，偶爾表露個人情緒，如“我夾在這兩派里，大有‘兩姑之間難為婦’的苦痛”[22]等語，但也是點到為止，盡量以客觀平靜的語調書之。而后文以濃墨重彩專門講述法德日派領袖李石曾其人其事，踵事增華之處不少。[23] 以上內容，占據全信篇幅的十分之九，直至臨近結尾處才回歸正題，提出“至于你所問的，我當再把魯的全集翻閱一遍，逐條奉答，恐須再寫兩三次信”[24]。表面上看，這封復信答非所問，但正如顧氏信中所說：“你所問的是魯和我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中事，我還來不及作答。只因要說明這一年的事，便須說明這些事的背景，不得不牽涉到這一年以前或一年以后的事。” [25]顧頡剛提供的信息，對了解他和魯迅之間的沖突，確實有所幫助，并非東拉西扯的閑筆。

由于第一封信未能充分解答注釋者提出的問題，幾天后，顧頡剛口述，其女記錄，再次復信陳則光。[26] 第二封信分析了自家與魯迅發生裂隙的由來，歸結為以下兩點：一是追隨胡適進行有關《紅樓夢》的考證；二是認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紅樓夢》人物關系表抄襲了鹽谷溫的著作，并暗示魯迅從孫伏園處得知此事。同時，還介紹了中大期間的“候審信”事件。對魯迅在《兩地書》中將顧頡剛稱作“朱山根”，則做出以下解釋：

原來據我猜想，“朱”是蘇州四大姓“朱、張、顧、陸”之一，“山”與我的“頡”字有關，都有“高”的意思（頡為鳥高飛，山為土突起），“根”與“剛”的英文字母頭一個都是“K”，是同紐字。現在想來，也許是魯迅先生對我追隨朱家驊、傅斯年（山東人）的一種嘲弄。[27]

顧頡剛是否了解魯迅使用“朱山根”一詞的真實用意，難以確知。上述解釋雖然顯示出考據的眼光和高深的學養，但“索隱派”的痕跡過重，只能視為無可奈何之下的胡亂猜測了。

接到顧頡剛復信后，陳則光又于同年4月4日和5月25日兩度寫信，既表達了謝意，又就魯迅與顧頡剛及現代評論派的關系，胡適等在怎樣的情況下成立新月社，魯迅最憎惡陳西瀅、于女師大事件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由，以及陳西瀅的生平等提出問題。[28] 顧頡剛對此是否再次復信解答，不得而知。陳則光4月4日信中說：“日內此間將派出兩位年輕的同志去北京、上海，查閱有關資料，到北京時，他們會來拜訪您老人家的。”[29] 5月25日信中又說：“昨晚我也會見了從北京查閱資料回來的兩位同志，他們說曾幾度拜訪您老人家，并受到熱情的接待，看了有關日記，了解了好些問題，受益不淺，極為感謝！” [30]陳氏信中的“兩位同志”顯然就是前引《顧頡剛日記》中的“李偉江、章崇東兩君”，據此可證顧頡剛日記所言不虛，確實為訪問者提供了有效的幫助。

限于時間和精力，顧氏的復信只提供了部分信息。對注釋中的疑難問題予以更充分的解答，則須借助訪問當面陳說。顧頡剛在訪問中提供了復信之外的哪些信息，并為注釋者采納，可以從“征求意見本”對1958年版《魯迅全集》注釋的修訂中找到若干線索。

例如在《華蓋集續編》“征求意見本”的注釋中，多涉及魯迅與顧頡剛在廈門大學共事期間的部分經歷和彼此間的矛盾。其中《海上通信》一篇，“征求意見本”對“這話就登在鼓浪嶼的日報《民鐘》上，并且已經加以駁斥”一句的注釋如下：

據顧頡剛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日記”條下記：“前日《思明》報上載，林校長對人說，魯迅之走系由國學院內部分為胡適派與魯迅派之故。開會時，萬里（按即陳萬里，胡適派）質問，玉堂先生聲色俱厲，概數月來，辦事不順手，積忿甚多也。”由此可見，林文慶所造的謠言，當時廈門的主要報紙都登載了。“已經加以駁斥”，指魯迅對這種謠言的駁斥。“幾位同事”，指林語堂、陳萬里等人。[31]

這條注釋僅見于“征求意見本”，1958年版《魯迅全集》無，1981年和2005年版亦刪去。是否出于尊重當事人，不便披露顧頡剛未刊日記，不得而知。也可能是注釋者認為對《海上通信》中該語句并無注釋的必要，因此在1981年版《魯迅全集》中刪去。2005年版延續了這一做法。事實上，注釋中對“已經加以駁斥”和“幾位同事”的說明，確有蛇足之感。盡管如此，這條注釋還是能夠體現出顧頡剛對《魯迅全集》注釋做出的貢獻。《華蓋集續編》的注釋工作由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實負其責。《顧頡剛日記》中僅記錄王錦泉、韓海明來訪，并未道及向注釋者提供自家日記等諸多細節。從這條注釋看，顯然《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的注釋者和《而已集》一樣，受到了顧頡剛的熱情接待，甚至獲準抄錄未刊日記，極大地豐富了注釋的材源。

此外，“女師大風潮”“廈門大學‘驅逐劉樹杞’風潮”等注釋條目，也或多或少受益于顧頡剛提供的材料，限于篇幅，不一一舉證。

綜上可知，顧頡剛以耄耋之年，老病之軀，在通信和訪問過程中，通過筆錄或口述等方式，為《魯迅全集》的注釋提供了大量線索和信息。作為一些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當事人，顧頡剛認真回憶，知無不言，所述雖有詳略之分，但大抵秉承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立場。不過，從中仍可感受到復雜的心態。在致陳則光第一封復信的結尾處，顧頡剛補充說：“我今年已八十二足歲，耳聾、眼花、手抖、腿軟，集諸種老年病于一身。惟記憶力尚不太壞，當年親見親聞，足供今日參考，但愿你能把魯集（注）好，也算我對人民作出一點供獻。至于我的思想倘有不合，亦望你們諸位痛加針砭，助我改造。” [32]這段文字可謂五味雜陳，既有對身體的衰老病痛的感嘆，又包含著對自家記憶力和所提供材料之可靠性的高度自信。惟結末一句，在謙虛的背后不免噤若寒蟬之態，體現出顧頡剛經歷多次運動之后，內心深處難以抑制的緊張感。

此外，顧頡剛還曾于1955年3月21日寫“魯迅著作編輯室信”[33]，1978年5月19日寫“復旦大學《魯迅全集》注釋小組信”[34]，均與《魯迅全集》注釋有關。兩封信未見披露，其內容難以確知。復旦大學負責“征求意見本”《中國小說史略》（1979年2月出版）和《魯迅日記（1928—1936）》（1978年12月印行）的注釋工作。顧頡剛對“征求意見本”和1958年版《魯迅全集》注釋提供了哪些材料和線索，難以查考。

二

如前文所述，與魯迅當年的恩怨糾葛，使顧頡剛成為《魯迅全集》注釋者訪問的對象。顧氏在訪問和通信等相對公開的場合中，也能夠做到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盡力保持平和坦蕩之心，頗有史家之風。相較而言，在自家日記中，顧頡剛的姿態和立場則呈現出微妙的差別。個中緣由，可堪玩味。

在魯迅一生的“怨敵”中，顧頡剛是較為獨特的一位。一方面，除中大期間的“候審信”外，兩人從未公開撰文開展思想上的論爭；另一方面，兩人又各執文學與史學之牛耳，專業上的交集也較少。然而，魯迅和顧頡剛相互間的厭惡和仇視程度，卻超過了諸多真正的論敵，對兩人而言均可謂刻骨銘心。即使隨著魯迅定居上海而暫告段落，但彼此仍念念在心。1929年5月魯迅北上省親，兩人于孔德學校不期而遇。事后顧頡剛在自家日記中加以記錄，魯迅則在致許廣平信中提及。[35] 可見余波未平，心結難解。直到1936年10月魯迅去世，這段恩怨才得以了結。[36] 然而，新中國成立后魯迅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領域如日中天的崇高地位，使與魯迅之間的沖突，由私人恩怨上升為顧頡剛的罪孽，無從擺脫，亦無力申說，以致后半生面對魯迅其人其事，始終難以保持一顆平常心。這在《顧頡剛日記》中有詳細記錄。

新中國成立之初，《顧頡剛日記》中有關魯迅的信息，多見于撰寫知識分子改造材料和參加紀念魯迅的活動。[37] 大抵只記事件，不作評價，看不出本人的態度和立場。1963年1月22日偶看電視評劇，卻觸發了顧氏的感慨：“看《孫龐斗智》劇，瞿然想起卅余年前舊事，此固廈門大學中，潘家洵、孫伏園輩對付我的手段，而以魯迅為魏王者也。”[38] 1966年1月孫伏園去世，顧頡剛在日記中評價有云：“此人一生是一小政客，慣作挑撥離間之工作。魯迅對我之仇恨，實為彼從旁搧小扇子之結果。” [39]顧氏一直將和魯迅之間的沖突，歸結為一眾小人從中挑撥，對逝者作如此惡評，可見沖突事件對其造成的傷害之深，時隔多年仍耿耿于懷。“文革”開始后，顧頡剛被迫撰寫交代材料，其中自然涉及與魯迅的恩怨糾葛。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題目由《我與魯迅的糾紛》[40]，改為《我開罪于魯迅先生》[41]，進而改為《我對魯迅先生犯下的罪行》[42]；之后又撰寫《魯迅與我的兩條路線斗爭》[43]和《反魯迅的本質》[44]等，上綱上線，不斷自污。顧頡剛在內心深處對此也時有抗拒。1967年2月6日日記中表示：“我自省，一生只有和胡適、魯迅、朱家驊三人的關系是我的大錯，其他時間或其他地方，我實是一個謹小慎微之人”[45]；同年3月23日日記中則強調：“‘文革’小組中人指出我兩點：（1）反魯迅即是反共，（2）研究生十年讀書單，是為什么人服務的。第一件未免提得太高，彼時魯迅是一小說家，有進步性，尚非黨員也。”[46]但自省和自貶之心仍占據上風。1967年4月16日日記中記載：“看魯迅集，具見其思想之進步，如《老調子已經唱完》中說：‘生在現今的時代，捧著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又說：‘中國的文化……和現在的民眾有甚么關系、甚么益處呢？’他雖讀舊書，而能跳出來，從‘用’字著眼。我則未能，所以致彼不滿，視我若仇。” [47]罕見地從自家身上尋找造成與魯迅沖突的原因，足見這場運動對顧頡剛內心震撼之深。1969年8月26日，“看《魯迅先生怒斥顧頡剛》大字報，心情激動，覺心旌搖搖，如船在漩渦中轉，將掌不住舵，此真觸動靈魂矣”[48]；兩天后再次外出看涉及自家的幾種大字報，“冒雨往還，衣裳盡濕，固緣天熱，亦由體衰，不意高年，得此揭發。只得向人民低頭服罪，夫復何言。我壯年時出足風頭，自當有此結算，書此以志悔艾”[49]。此時的顧頡剛，憶及當年與魯迅的恩怨糾葛，悔恨與服罪之意，溢于言表。“文革”期間，顧頡剛反復閱讀魯迅的各類著譯，為其畢生所鮮有，個中緣由，固然是為撰寫各類交代材料作參考，如《兩地書》《集外集拾遺》等，但《死魂靈》《毀滅》《壁下譯叢》等譯作，當與所撰材料無甚關聯。反復閱讀，從中可見顧頡剛對魯迅其人其事念茲在茲，始終難以擺脫其陰影籠罩的焦慮和痛苦。

不同于魯迅日記純為記人記事而作，不以他人為擬想讀者，簡明扼要，如流水賬一般。顧頡剛日記則不限于記錄日常瑣事，以備自家日后查閱，而是出于史家之積習，力求做到有事必錄，詳盡豐贍，甚至附錄剪報，希圖為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立此存照。雖然不像胡適日記明確以同時代及后世讀者為寫作對象，難以掩飾其表演性，但著力經營的寫作姿態仍較為突出。1967年底，顧頡剛日記為歷史研究所專案組索取審查，被迫中斷，之后雖有恢復，但時斷時續（部分為家屬燒毀）。記至1971年9月2日，因健康原因又中斷了三年有余，直至1975年5月再度恢復。[50] “文革”后期，顧頡剛復出工作，將日記索還，“如同老友重逢，他將舊日記置于案頭，經常翻閱，有可補充者即隨手寫入”[51]。經歷了日記的失而復得，此次補充，以他人為讀者的傾向更為明顯。此時的顧頡剛，主持點校“二十四史”，重拾專業，加之政治運動略有消歇，不必再費時費力撰寫交代材料，心態也較之前有所放松。在對昔年日記的補寫中，較多涉及與魯迅及與其他當事人的恩怨糾葛，態度較“文革”初期有明顯不同。

1973年7月，顧頡剛在1924年10月21日日記后增加一段補記，介紹女師大風潮中陳源（通伯）和魯迅的不同表現，前者以同鄉之故支持楊蔭榆，后者則因許廣平之故反楊尤烈，遂與陳相互對罵；并陳述因孫伏園從中挑撥，“使魯迅認為我為通伯死黨，但我作文不涉時事，故彼亦無從發泄。及一九二六年同到廈大，遂公開詈我矣。此一公案知者甚少，故今書之”[52]。 事實上，魯迅與顧頡剛的矛盾在任教廈大期間雖已出現，但尚未公開，魯迅的不滿僅見于和友人的通信與交談等私下場合，并不存在顧氏所謂“公開詈我”。兩人公開的沖突，發生在魯迅任教于中大時期及辭職以后。

同月11日，顧頡剛在1926年全年日記末尾增加數千字的補記，更為詳盡地陳說了與魯迅的沖突、特別是中大“候審信”事件之始末，對沖突的原因，除小人撥亂外，還歸納為魯迅婚姻不幸而造成的“準鰥夫”心理，因此視顧氏為胡適門人，不能相容；“至在我之故”，則是魯迅小說《阿Q正傳》諷刺“胡適之先生的門人”，意在譏諷顧頡剛，并在補記末尾特別申說：

今日魯迅已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對于彼我之糾紛必將成為研究者之一問題。倘我不在此冊空頁上揭露，后人必將無從探索，故勉強于垂盡之年略作系統之敘述，知我罪我，聽之于人，于惟自誓不說一謊話而已。[53]

這段長達數千字的補記，是顧頡剛日記中對與魯迅的恩怨最為詳盡的言說，辭情懇切，也確實為后世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史料。然而，顧氏雖表示“彼之所以恨我，其故有在彼者，亦有在我者”，但主要陳述“在彼者”，所謂“在我者”則是自家為胡適撰寫《紅樓夢考證》搜集材料，由此引發魯迅的諷刺，其實仍屬于“在彼者”。這一立場，雖然絕非謊話，但也難言客觀，實質上仍將造成沖突的責任歸結于魯迅一方。魯迅作《阿Q正傳》，時在1921年。彼時與胡適尚無大矛盾，也未必熟識顧頡剛其人，所謂“胡適之先生的門人們”云云，不過是和友人并無惡意的玩笑，談不上諷刺。而且助力胡適考證《紅樓夢》者，不止顧氏一人（至少還有俞平伯），即使魯迅意在諷刺，也并非針對顧頡剛。顧氏認為魯迅借小說諷刺他，未免過于敏感，且將自家地位看得過重了。同時，在顧頡剛看來，自家因親近胡適而使魯迅側目，因“古史辨運動”而贏得盛名，在學界可與魯迅“平起平坐”，因此招致魯迅等人的妒忌。這恐怕也是未能擺正自家位置使然。1926年8月，顧頡剛應聘廈門大學教職。8月25日日記云：“我在國文系中本須授課，今改為‘研究教授’，不必上課，甚快。” [54]僅簡要記錄事實及自家心情，語焉不詳。1975年3月，在該條日記下特意補記云：

我于本年七月一日接廈大聘書，本身研究所導師與大學教授，今日玉堂來囑換聘書，乃是研究教授，予駭問其故，則謂自《古史辨》出版后，學術地位突高，故稱謂亦須改變。然自此以后，北大同學側目而視，稱我為“天才”，為“超人”，而魯迅以本身位望之高，不屑與予平起平坐，風波自茲而興矣。可嘆哉！

一九七五年三月，頡剛記。[55]

顧頡剛和魯迅同被廈門大學聘為研究教授，但所謂“平起平坐”，恐系顧氏一廂情愿。雖然兩人“職稱”相同，但從薪資仍可看出明顯差異。顧頡剛的月薪為240元[56]，魯迅的月薪則為400元[57]。可見，顧頡剛對自家研究教授的地位存在誤解，因此產生能與魯迅“平起平坐”的感覺，實為錯覺。學界中人，固不應論資排輩，以長輩自居而輕視晚輩，更不可取。但在顧頡剛看來，魯迅只是小說家，學術非其所長[58]，且為人刻薄，因此對魯迅其人其文缺乏尊重，甚至有所輕視，[59]未免在言行中流露出凌駕于魯迅之上的姿態，這樣即使他不與胡適、陳西瀅等人過從甚密，也難以贏得魯迅的好感。此外，在廈門大學期間，顧頡剛感受到魯迅的敵意，為此深感冤屈。魯迅對顧頡剛的存在頗為敏感，顧頡剛對魯迅的一言一行也極為在意。在1926年9月4日日記中云：“魯迅先生到校。” [60]原文在此六字上特意加粗，可見其重視程度。兩人的沖突，究其起因，過于敏感、意氣用事的成分居多，宗派情緒亦有之，令人深感遺憾。

除以上幾則補記外，顧頡剛對李石曾的評價，也能揭示其中的問題。如前文所述，在致陳則光信中，顧氏“舍本逐末”，用較長篇幅介紹法德日派領袖李石曾其人其事，一改公開性文本之謹慎態度，羅列李氏之種種陰謀與罪行，在人格上對其予以大力掊擊和全面否定，態度之決絕，言辭之激烈，在顧頡剛的文字中頗為罕見。顧氏就讀北大期間曾聽李石曾講授的生物學課 [61]， 在早年的日記中提及李氏，每以“先生”稱之。兩人在20世紀20年代交往較多，顧頡剛對李石曾的某些做法雖不認同 [62]，但仍待之以師禮。后來對李氏的印象日漸不佳，1926年3月19日日記中說：“報載府中擬下令捕徐謙、李大釗、易培基、李煜瀛（即李石曾——引者按）、顧孟余等。段氏固非下令之人，但徐氏輩實在鬧得太厲害了。我對于這種人，和段氏一樣地深惡痛絕” [63]，但始終沒有產生和魯迅一樣的激烈沖突。然而，新中國成立后，顧頡剛對離開大陸的李石曾每出惡言，甚至不惜踵事增華，無中生有，揭露一些并不存在的“事實”，如向友人講述程硯秋為李石曾攜故宮所盜寶物出洋未遂事，遭陳叔通質疑 [64]；致陳則光信中揭露李石曾占有外甥焦菊隱的妻子林某之事，亦不屬實。李石曾和林某結婚，是在焦林兩人離婚之后，且兩人感情原有裂痕。李林兩人結婚時，焦氏亦已再娶。所謂“占為己妻”云云，純屬子虛烏有。顧頡剛對李石曾，怨毒之意明顯，即便與其一貫秉承的公正客觀的史家立場相違背，也在所不惜。一些“事實”，若非主觀的刻意編造，就是將若干道聽途說之信息以想象相連綴。個中緣由，令人費解。1973年7月的一篇補記中說：

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國民黨中壞分子，專搞盜竊攘奪工作，西山一帶之廟產及此后故宮盜寶案可知也。慕愚反對其人，本是合理行為，而李、易嗾其黨羽傅啟學等攻擊之，此屈原所以行吟于澤畔也。觀女高師案，楊蔭榆雖改職入教部，而繼其任者乃易培基，魯迅先生詆楊不遺余力，顧于易之繼任乃默無一言，能謂之認識是非乎！一九七三年七月記。 [65]

落腳點仍在于評價魯迅，但似乎對李石曾等人怨恨更深，責難也更為強烈。顧氏此舉，除與李石曾的個人恩怨外，是否有借批判“國民黨中壞分子”以彰顯自家的正確立場，以及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不便對魯迅惡語相向，于是將怨恨轉移至李石曾身上，不得而知。

從1973至1976年，顧頡剛在舊日記的字里行間增加了多篇補記，大都與昔年的人事糾葛相關，而涉及與魯迅之恩怨者為最，連綴起來，可以看出顧頡剛對魯迅、對和魯迅沖突的完整態度。補記中的措辭雖不及民國時期嚴厲，甚至能夠反躬自問，進行反省，但在歷次運動中被迫公開表達悔恨與服罪之余，內心的痛苦和不甘，仍躍然紙上。運動帶來的創傷和恐懼，可能加深對魯迅的怨恨，然而言辭又務須克制，避免因言獲罪，以求自保。顧頡剛的補記明顯以他人為擬想讀者和寫作對象，對后世的評價也頗為在意，體現出強烈的緊張感。于是，在顧頡剛的昔年日記和日后補記之間，在作為私人文本的日記和接受《魯迅全集》注釋者的訪問及通信之間，形成微妙的話語縫隙，其中蘊含著歷史的明與暗、思想的顯與隱、文本的表與里之間的巨大張力。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顧頡剛在四天后的日記中說：“他（指郭沫若——引者按）愛才，魯迅好獨霸，此兩人根本不同處。” [66]這是顧氏日記中最后一次對魯迅做出評價。可見，顧頡剛對魯迅，最終也未能釋懷。

綜上可知，新中國成立后顧頡剛對魯迅的評價與言說，隨時代語境和自身境遇的變化而不斷調整，不僅折射出顧氏后半生的坎坷命運和復雜心態，還成為在歷史與時代的重壓之下，一個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與糾結的真實呈現。這使得顧頡剛對《魯迅全集》注釋的參與，不僅成為魯迅著作注釋史乃至魯迅研究史上的一個較為獨特的個案，而且還能夠為考察20世紀后半期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心態史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

參考文獻：

[1]這部《魯迅全集》從1956年出版第1卷，至1958年10卷全部出版，因此按慣例稱為“1958年版”。

[2]榮太之：《〈魯迅全集〉的注釋出版及其他》，《魯迅研究動態》1981第5期。

[3]張小鼎：《魯迅著作出版史上的三座豐碑——二十世紀〈魯迅全集〉三大版本紀實》，《出版史料》2005年第2期。

[4]榮太之：《〈魯迅全集〉的注釋出版及其他》，《魯迅研究動態》1981第5期。

[5]王仰晨：《略談新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出版工作》1984年第1期。

[6]學術界有關魯迅與顧頡剛恩怨的研究成果眾多，主要有趙冰波：《魯迅與顧頡剛交惡之我見》，《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桑兵：《廈門大學國學院風波——魯迅與現代評論派沖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汪毅夫：《北京大學學人與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兼談魯迅在廈門的若干史實》，《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英]卜立德著、黃喬生譯：《轉變中的魯迅：廈門與廣州》，《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汪毅夫：《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幾個史實》，《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2期；孫玉祥：《魯迅為什么刻薄顧頡剛》，《百年潮》2004年第4期；包紅英、徐文海：《魯迅與顧頡剛》，《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盧毅：《魯迅與顧頡剛不睦原因新探》，《晉陽學刊》2007年第2期；符杰祥：《揭開魯迅與顧頡剛交惡之謎的新線索》，《粵海風》2009年第5期；李有智：《魯迅和顧頡剛的是與非》，《中華讀書報》2011年7月13日第03版；傅國涌：《魯迅與顧頡剛到底有什么過節？》，《文史參考》2011年第18期；邱煥星：《魯迅與顧頡剛關系重探》，《文學評論》2012年第3期；施曉燕：《顧頡剛與魯迅交惡始末》（上），《上海魯迅研究》2012年夏之卷；施曉燕：《顧頡剛與魯迅交惡始末》（下），《上海魯迅研究》2012年秋之卷；陳元勝：《魯迅到廈大與林語堂、沈兼士、顧頡剛史料辯證》，《上海魯迅研究》2012年冬之卷；張京華：《顧頡剛如是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藍本事件》，《中華讀書報》2013年3月13日第13版；邱煥星：《“黨同伐異”：廈門魯迅與國民革命》，《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等；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各有側重，不一而足。其中，施曉燕的論文引用史料最多，論述史實也最詳。桑兵和邱煥星的論文則分別將魯迅與顧頡剛之間矛盾的考察，由私人恩怨上升到學術史和政治史的高度，對問題的闡釋有明顯的拓展和深化。而迄今為止該領域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王富仁先生的遺作《魯迅與顧頡剛》，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7]魯迅：《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464頁。

[8]魯迅：《故事新編》（征求意見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第51—52頁。

[9]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94—98頁。

[10]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1951—195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52、260頁。

[11]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8卷（1956—1959），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2頁。

[12]以上原則由馮雪峰確定，參見王士菁：《一個無私的忘我的人——紀念雪峰同志》，《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2期。

[13]魯迅：《華蓋集》（征求意見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扉頁。

[14]魯迅：《華蓋集續編》（征求意見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扉頁。

[15]魯迅：《而已集》（征求意見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扉頁。

[16]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1968—198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52、353頁。

[17]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1968—1980），第358頁。

[18]陳則光20世紀40年代就讀于中央大學，曾修讀顧頡剛“史記研究”課。《顧頡剛日記》載陳則光該課程試卷的評分為甲等，參見《顧頡剛日記》第5卷（1943—194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0頁。

[19]顧頡剛：《致中山大學中文系七四級同學》，《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32頁。對方來信未見披露，從顧氏復信看，對方共提出三個問題，第一個涉及顧頡剛在中大的經歷，得到簡要回答，第二、三個涉及與魯迅的關系，顧頡剛復信中說：“因我與魯迅在中大并沒有共事（我九月份由浙江返穗教書時，魯迅已回到上海），所以無法回答，特致歉意。”

[20]陳則光來信未見披露，顧頡剛復信中說：“你所問的是魯和我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中事，我還來不及作答。”從中可略知來信內容。參見顧頡剛：《致陳則光》，《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27頁。

[21]顧頡剛：《致陳則光》，《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22頁。

[22]顧頡剛：《致陳則光》，《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26頁。

[23]顧頡剛：《致陳則光》，《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23—527頁。顧頡剛對李石曾的介紹，感情色彩過于強烈，不盡不實之處甚多，后文將加以詳細論述。

[24]顧頡剛：《致陳則光》，《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27頁。

[25]顧頡剛：《致陳則光》，《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27頁。

[26]該信未署時間，《顧頡剛書信集》標注為“1975年3、4月間”。參見《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28頁。

[27]顧頡剛：《致陳則光》，《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29—530頁。

[28]陳則光：《陳則光答書》，《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30—531頁。

[29]陳則光：《陳則光答書》，《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30頁。

[30]陳則光：《陳則光答書》，《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31頁。

[31]魯迅：《華蓋集續編》（征求意見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第230頁。注釋中引述的顧頡剛日記，當抄自手稿，與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顧頡剛日記》文字相同，標點有異。

[32]顧頡剛：《致陳則光》，《顧頡剛書信集》第3卷，第528頁。

[33]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7卷（1951—1955），第667頁。

[34]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1968—1980），第551頁。

[35]顧頡剛在1929年5月26日日記中記載：“今日到孔德，竟與魯迅撞見，不巧甚。”參見《顧頡剛日記》第2卷（1927—193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86頁。魯迅日記中對此未予記錄，而在同一天致許廣平信中說：“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錢玄同，惡其嚕蘇，給碰了一個釘子，遂逡巡避去；少頃，則顧頡剛扣門而入，見我即躊躇不前，目光如鼠，終即退出，狀極可笑也。”參見魯迅：《290526 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75頁。

[36]魯迅去世后，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及進步團體聯合發起舉行追悼魯迅先生大會，發起人除許壽裳、曹靖華外，還有顧頡剛、梁實秋、沈從文。參見《梁實秋、顧頡剛發起紀念魯迅》，《魯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4期。

[37]除前引1952年日記外，顧頡剛在1956年10月19日日記中記載：“到政協禮堂，參加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參見《顧頡剛日記》第8卷（1956—1959），第134頁。

[38]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9卷（1960—1963），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616頁。

[39]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1964—196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98頁。

[40]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1964—1967），第524頁。

[41]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1964—1967），第535頁。

[42]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1964—1967），第801頁。

[43]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1968—1980），第67頁。

[44]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1968—1980），第171—172頁。

[45]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1964—1967），第615頁。

[46]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1964—1967），第643頁。

[47]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0卷（1964—1967），第656頁。

[48]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1968—1980），第133頁。

[49]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1968—1980），第134頁。

[50]顧潮：《前言》，《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17—118頁。

[51]顧潮：《前言》，《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120頁。

[52]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446頁。

[53]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836頁。

[54]顧頡剛： 《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784頁。

[55]顧頡剛： 《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784頁。

[56]顧頡剛在1926年9月2日日記中記載：“今日領得八月份薪二百四十元。”并在此條下補記“見此條，知我在廈大之名義雖改而工資固未加矣。七五年三月，頡剛記。”參見《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787頁。

[57]魯迅在1926年7月28日日記中記載：“收廈門大學薪水四百，旅費百。” 參見《魯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630頁。

[58]顧頡剛在1927年3月1日日記中說：“我不說空話，他無可攻擊。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話提倡科學者自然見絀。……我性長于研究，他性長于創作，各適其適，不相遇問而已，何必妒我忌我！”參見《顧頡剛日記》第2卷（1927—1932），第22頁。顧氏的上述立場，也是他認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抄襲鹽谷溫著作的原因之一。對這一問題當有專文探討，此不贅言。

[59]顧頡剛在1926年1月17日日記中說：“予近日對于魯迅、啟明二人甚生惡感，以其對人之挑剔詬碎，不啻村婦之罵也。今夜《語絲》宴會，予亦不去。”參見《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710頁。

[60]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788頁。

[61]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43頁。

[62]顧頡剛在1924年11月6日日記中說：“清室宣統帝于昨日被迫出宮，去帝號，此事系石曾先生向政府建議者。所遺下之物件，擬組織委員會清理保存之。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開會之際，眾人稱快，予獨凄然。但我亦知作事非如此不可，我非作事之材于此益可證明。”參見《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550頁。

[63]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728頁。

[64]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8卷（1956—1959），第428頁。

[65]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卷（1913—1926），第659頁。

[66]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11卷（1968—1980），第561頁。

（本文系天津市“十三五”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天津魯迅研究史”（TJZW16-00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