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學家參與電影產業
賀歲檔即將來臨。近幾年，國產電影產業的發展始終牽動人心。
幾周前，中國科普作協科學與影視融合專委會正式成立，科學界和影視界首次有了深度合作的學會型平臺。
長久以來，國產電影總被詬病有科學漏洞，存在硬傷，這也是常被拿來與好萊塢大片進行比較的短板。另一方面，科學知識如何實現大范圍傳播，一直是科普教育的難題。科影融合，一舉兩得。
但是當科學家真的參與電影項目，兩個做事風格、思維個性迥異的群體，能否密切合作？融合，又能為未來的電影產業、科學發展闖出一條什么樣的路？
為電影輸送科學顧問
2016年，搭載熱門動畫系列，一部講述量子糾纏的小短劇在B站上線。不到一周，點擊量過1000萬，彈幕上有人戲言“媽媽再也不用擔心我的物理課了”。
短劇的編劇王姝，在北京市科協工作多年，如今是科影融合項目發起人。她感嘆：“我參與的科普活動中，規模最大的一場也就6000名觀眾。試想得做多少場報告，才能影響上千萬人？”
如果搭上“影視”這趟車，科學的傳播速度、受眾體量，與報告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電影，擁有廣泛的觀眾群體和不動聲色影響公眾的能力。如《星際穿越》《流浪地球》的觀影人次以億計算。上億人因科幻電影，對黑洞、多維時空、宇宙天體留下印象，大批青少年也因科幻電影，夢想成為科學家、天文學家、航天員。
中國科協在調研中發現，發達國家早已發力。2008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專門設立了“科學與娛樂交融項目辦公室”，職責就是給好萊塢輸送科學顧問。《星際穿越》有物理界巨擘基普·索恩的深度參與，讓該片經得起最嚴苛的科學審視，也讓大家意識到，當電影有了科學顧問，會產生何等驚人的視覺奇觀。
科學顧問不僅用于科幻大片，各類電影都可能涉及科學。比如《冰雪奇緣》項目前期，主創們通過該辦公室申請去一家冰雪實驗室參觀，實驗室的所見所聞給予了大家很多靈感，這才有了《冰雪奇緣》劇本的孵化。該項目辦公室已經為包括《復仇者聯盟》《降臨》《雷神》《速度與激情》《生活大爆炸》在內的數千部電影、電視劇提供科學顧問，效果顯著。
王姝列舉了另一個案例——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從20世紀60年代就成立了娛樂業聯絡部，提供技術建議、會晤科學家、分析劇本，還把肯尼迪航天中心的火箭組裝大樓、發射臺及著陸設施等供攝制組使用。對于NASA來說，每一次參與電影的過程，都是一次廣告，提升了公眾的支持度。有研究數據表明，NASA與《星際迷航》的合作，成功幫助他們擺脫了1986年的“挑戰者號災難”，恢復了機構正面的公眾形象。
科影融合，能實現科學的借勢傳播。2017年，王姝所在的課題組調研了國內100多名科技工作者、80多名影視從業者。
科學家表示，他們愿意做科學顧問，樂意看到科學知識在影視作品中得到生動闡釋，但他們不知道怎么做。電影人的態度則有些微妙，有人擔憂科學家會不會“古板”“固執”，不尊重藝術創作規律。其中，只有3位有過好萊塢從業經驗的人，知道美國有一個辦公室，并認可科學咨詢的作用，絕大部分人對科影融合機制聞所未聞。
當時間走到2019年春節，《流浪地球》火了。同年，在中國科協召開的科幻事業產業發展座談會上，科影融合項目負責人林育智介紹了項目進展。次年11月，中國科協科技傳播與影視融合辦公室正式成立，并確立12部委聯系機制，共同推動融合工作。
幾周前，中國科普作協科學與影視融合專委會正式成立。成員中，一頭來自科學界，如我國恒星級黑洞研究團組首席科學家茍利軍，而另一頭來自影視界，如《流浪地球》導演郭帆，他們分別代表兩個領域擔任專委會的副主任委員。
你以為的科幻片或許已變成歷史片
一年多來，大量影視項目的科學咨詢雪片般涌來。
在某航天題材劇本討論會上，一位資深航天專家，拿鋼筆寫了滿滿7頁意見稿帶到現場，他提前一周就把項目資料看完了，態度十分認真。也有專家事無巨細提了諸多建議，宏觀如中國航天發展史、航天精神，微觀如劇本中航天員的年齡設置能否經得起推敲、是否符合國家航天員選拔現狀等。
資深的航天專家們并沒有想象中“古板”，反而對影視創作非常尊重。有專家直言相告，2019年，航天題材的待審劇本量一下子爆發，他們又愛又恨。愛，那么多人開始關注航天事業；恨，絕大部分劇本只是披一件航天的外衣，本質仍是言情劇或職斗劇，劇中人物和航天人的氣質并不一致，這讓他們對一個好項目格外重視。
反過來，影視界與科學界接觸后，有時也會面臨“崩潰”。
有一次，參觀了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的實驗室后，一名編劇當場“頹”了。此前，她花了大半年時間搜集各類資料，甚至搜到了哈佛醫學院的論文，但聽完研究員的介紹后，她發現自己的資料要么過時、要么錯誤。
還有一次，一位“80后”編劇受邀前往某科研機構參觀，在大廳里，他對著一塊文字介紹墻久久不曾移步。原來，編劇團隊用兩年時間搜集了幾百萬字資料，去粗取精后，濃縮為20萬字用于創作。但介紹墻的內容讓他突然意識到，20萬字大部分也是廢料，兩年的資料工作幾乎白做。一位專委會工作人員對那20萬字材料評價說：“這些內容找一個相關領域的博士生，其實1個月就能搞定。”
專委會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性沙龍，邀請一群科幻創作者、一群科技工作者，大家共同暢想未來10年科技對生活的改變。
第一階段，只允許創作者發言，只見他們越聊越興奮，想象力無限發散。第二階段，只允許科技工作者發言，結果他們集體“吐槽”。科技工作者說，創作者大部分的想象已經“落伍”，比如基因剪切，這個技術多年前在實驗室里已經完成，只因倫理問題沒有現實應用，怎么還暢想10年后才有這個技術？
隨著大眾科學素養的提升，觀眾一眼就能看出漏洞。“好作品被接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會輕視觀眾的智商。”王姝說，“創作者如果不了解科學前沿，你以為的科幻片，等到放映時或許已變成了歷史片。”
幾個月前的藍星球科幻電影周上，有一段文字描述讓她印象深刻：這是一個已經很科幻的時代，一個前所未有的科幻創作怕被時代超過的時代。王姝形容，面向未來的創作，必須借助科學的力量，而科影融合，就是請科學家搭一個梯子，拉影視人一把。
真的進入跨界合作階段，一切并不容易。
比如，錢談不攏。許多人默認，科研就是無私奉獻。堂堂科學家，怎么也談錢呢？有些劇組支付的報酬和科研人員的心理價位有很大差距。
《科技日報》此前報道，茍利軍在多個場合對《流浪地球》做過科學解讀，也指出過影片的科學瑕疵。于是，有電影團隊打算正式聘請他為科學顧問，但最終覺得他要價“太高”而放棄。
消息見報后，有一陣子，同行們見到茍利軍，都會問一句：你到底要了多少錢？其實，按劇組要求，科學顧問需要參與核心世界觀設定，給出具體置景的建議，將涉及科學的情節和細節合理化，工作量不小，茍利軍按可能花費的時間，估算出一個數字，這個數字實際上已是“白菜價”。
還有劇組在咨詢過一次科學顧問后，希望后面幾次能夠打折。專委會直接拒絕，認為科學知識不是“快消品”。只做一次咨詢，說明基礎知識就能應對劇組的問題，但后續仍需深入咨詢，科學家提供的就是針對該劇的“定制式服務”，需要花費個人業余更多時間、精力圍繞項目而服務，怎么還想打折呢？
歸根結底，國內影視人依然認為科學顧問只是“錦上添花”，沒有也無妨，費用不愿給得太多。“我們堅持，科學知識應該體現商業價值。另一方面，如果免費，電影人對科學和科學家的尊重就會打折扣。”王姝說，希望未來，更多人能認識到科學之于電影的核心價值，愿意為之埋單。
除了價值認可，也有溝通障礙。
國家中影數字制作基地副總經理、有“中國第一調色師”之稱的馬平，曾負責一個影視虛擬拍攝項目，需要與人工智能團隊合作。然而一年來，對方提供的技術支持始終和他的需求不在一條線上，彼此雞同鴨講。直到有一天，雙方一起在攝影棚工作了十幾個小時后，大家才恍然大悟，電影人需要的技術應用與科研那套思維體系截然不同。
有時候，同一個中文詞，不同行業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門。比如“反差”究竟是什么意思？馬平后來意識到，外行里有人理解為清晰度的反差，有人以為指暗的地方有多暗，而在影視行業，反差就是指畫面最亮處和最暗處的差異程度。
藝術與科學，電影與計算機之間，有一條巨大的認知鴻溝。科技工作者不了解電影怎么制作，反過來電影工作者也缺乏邏輯理性訓練。教育背景、社會文化、行業習慣，兩個群體差別迥異，形成了價值、溝通、合作、理解等一系列問題，還需要磨合的過程。
那么，科影融合相對成熟的好萊塢是怎么做的呢？馬平介紹，好萊塢已形成一套產學研體系。比如其頂尖院校信息技術專業的科研人員，有一些本就把電影項目作為研究課題，甚至自己就當過導演、編劇，長期和影視圈緊密結合，熟知影視創作流程和需求，形成產學研無縫對接的生態圈。大學、企業、電影項目，都可以在這個生態圈里誕生技術、自我孵化、形成產品、獲取利潤。
自主研發，進退兩難
科影融合的價值，不止于科普，也不止于讓影視更科學。
電影是一個工業，和所有工業門類一樣，需要科技。攝影機、燈光、后期制作軟件、插件、視效技術等，如今的可用工具幾乎全是“舶來品”，存在被人“卡脖子”的風險。
問題來了：我們的影視行業究竟要不要自主研發技術？“坦白說，很難，但再難恐怕也得試試。”馬平感嘆。
僅一臺攝影機的研發，就涉及光學元件、芯片、電路、圖形處理、聲音處理、機械、自動化、數字化等各領域，包含成百上千個專利，分散在各學科中。更別說，攝影機以外，還有數不盡的器材配件、放映設備、軟件插件等。影視產業這個龐大的工業體系，目前所有的工具環環相扣，彼此依存，已被先來者掌握整套體系，包括數字協議的話語權。
如今沒有一家大企業能以一己之力支撐自主研發。尤其國產電影大多為項目制，無法僅為一部作品、一個項目提供龐大的研發經費。從機制上似乎注定，此路不通。
即便在西方，提供影視工具的企業也活得并不容易。“全世界的電影產業，也只養活了兩家攝影機生產企業：德國阿萊和美國RED。它們還需要把設備大量賣給電視人。”馬平說。因此，如果我們下定決心自主研發，背后一定需要制度支撐，單靠企業和市場行為，很難。
另一個角度說，沒有自主技術，也會影響創作品質。目前，西方人發明的影像工具，積年累月，已經調到“拍白人最好看”的狀態，并不能完美呈現亞洲人的美。
擁有技術專利，還有一個中國電影人不可想象的好處：好萊塢拍攝大片時，設備工程師常常就在現場待命，導演需要什么特殊效果，工程師可當場調改設備。
日本索尼研發的初代數字攝影機剛出爐時，馬平也曾使用過。彼時，他對日方反饋使用感受：攝影機的灰度曲線有問題。但日方反駁：設備在好萊塢用得好好的，不可能。
馬平解釋，索尼工程師在好萊塢現場隨組調試，相當于為好萊塢單獨研發了一條曲線，那不是通用曲線，不作數。當時，索尼不以為然。第二年，在一次全球行業大會上，只見索尼總部的技術研發總監站在門口，特意等著馬平。對方客客氣氣地鞠了一躬，說：“馬先生，你此前說的是對的。”
自主研發，或許在對文化影像提出更高要求的未來，是創作繞不過去的坎兒。
發展數字經濟的上海能為影視做些什么
一個多月前，中國頂級視效團隊墨鏡天合的高管在專委會牽線下，找到上海科技大學的MARS實驗室。
上科大一直注重科研成果轉化，其MARS實驗室為信息學院和創藝學院的聯合實驗室。虞晶怡教授擔任實驗室負責人，主攻計算機視覺、圖形學、計算影像學等。
“這個領域本就與影視行業高度相關。”實驗室成員吳迪解釋。比如美國2019年圖靈獎獲得者，為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圖形學實驗室教授和計算機科學家、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聯合創始人。這個獎項，正是表彰他們的研究對電影產業的革命性貢獻，尤其是讓計算機CG成像技術廣泛用于影視制作。可見該領域與影視之間的相關性。
幾年前，墨鏡天合就對虞晶怡略有耳聞，一直以為研發并不成熟，此次交流后才發現，原來MARS實驗室的很多技術已經可以用于影視拍攝，只是需為影視工業量身打造，進行成果轉化。
比如，墨鏡天合一直想從好萊塢引進一套頂級技術設備“Light Stage”，但始終未成。它能以超高精度捕捉人體運動時的信息。通俗地說，它精細到能識別人臉極細微的結構變化，連皮膚材質都可納入數據模型，人臉可渲染得非常逼真，是全球頂級的動作捕捉和建模設備，影視界渴慕已久。本以為國內沒有，未料MARS實驗室已自主研發了國產版，還加入了光場技術，取名為“穹頂光場”，令人喜出望外。
“此次溝通之前，我們也不知道影視圈需要什么。”另一位研發人員張啟煊說，如動作捕捉，影視圈與學術圈使用的數據格式都不一樣，工業生產流程也不相通。有些影視應用，學術上不會去做，需要針對影視人的需求進行特別開發。
原來，散落在不同領域的科研，很多都可用于影視。專委會最近的一項調研顯示，我國神經網絡圖像處理領域的若干項技術已位列全球第一梯隊，但研究者們只關注自己的學科，從未想到把技術應用于影視。彼此都有需求和熱情，就是缺少信息渠道。
近幾年，科幻電影、電影科技、電影工業體系備受重視。歸根結底，它對科普事業利在千秋、對文化的影響可輻射全球，它本身也是一個國家工業體系和科技綜合能力的考驗與象征。
如今，不少城市積極響應，搶著打造“科幻”這個香餑餑。作為曾經的工業重鎮、中國影視發源地，同時正在發展數字經濟的上海，能做些什么呢？被采訪者們也提出了一些建議。
比如，可建立跨界合作機制。各行業協會本是一種溝通渠道，但目前行業協會更多只關注自家的事。或許城市層面自上而下的統籌，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比如，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者，把散落在各領域的科學資源、研發人員進行整合。
我們的影視工業整體情況怎樣，此前未做過徹底排摸，究竟哪些技術特別需要攻關？對科學界來說，機械自動化、人工智能、光學、計算機視覺等，當地已有哪些學科資源可整合？投入怎樣的精力，能讓科學和影視手拉手？
進一步說，各大城市扶持影視產業，舉措往往是補貼政策、引進項目、引進人才、建設基地等，很少涉及電影工具，研究電影工業背后的科技問題。在人才引進上，有的地方把制作人、導演、編劇列為人才，視效總監等高科技人才卻不算在引進之列。
“國產影視項目的流動性其實非常大。”馬平說，“今天這里補貼多就去這里，明天那里更好立即流到那里。影棚建好，劇組來了，拍完劇組又走了。”
上海如今正在打造松江科技影都，其中明確提到“鼓勵影視前沿科技創新”。而未來，上海如何真正成為影視制造業的高地，形成一個長久循環的生態圈？一些受訪者認為，科技恰恰是重點。其他要素都可能流動，但有一個不會輕易跑——當地的產學研成果。研發跑不了，實驗室跑不了，科研人才跑不了。
上海擁有工業城市的基因，又有高校院所等科研基礎，兩者兼備，產學研一體化本就有先天優勢，加上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這些都是上海的獨特競爭力。著眼于科技與影視的深度融合，大有可為之處。
科技成果、工業體系，能讓流動的影視項目落地生根，也是未來中國從文化大國走向文化強國的關鍵。想要站在制高點，就得承受大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