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童謠傳唱八百年
清末外國人編寫的《孺子歌圖》封面及內頁
近日，中國唱片集團有限公司再版的《北京童謠200首》（5CD）專輯面世，它通過圖片、文字以及音樂相結合的方式，將北京童謠制作成有聲資料，讓很多老北京熟知的童謠再次響起。
在很多老北京人的記憶中，童謠是孩童時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膾炙人口的童謠《水牛兒》就這樣唱（不同地區版本不一樣）：“水牛兒，水牛兒，先出犄角后出頭。你爹你媽，給你買來燒羊肉，你不吃，你不喝，就讓老貓叼去嘍。”
不能小看這些童謠，北京童謠最早見諸史料，始于金代，它們口口相傳，歷經數百年，是北京歷史與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以獨特視角見證了八百多年北京城的歲月滄桑，對于研究老北京的歷史、文化、語言、民俗等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
童謠常見于民間，但收集整理難。在北京童謠八百多年的歷史中，雖然明代有中國學者搜集整理，但沒有專著推出。清代“百本堂”“別夢堂”的兒童童謠抄本《北京兒歌》收有兒歌74首，許多今天人們耳熟能詳的北京童謠已經收錄其中，但數量并不多。
清末，意大利人韋大列和荷蘭籍美國傳教士何德蘭分別推出《北京歌謠》《孺子歌圖》中英文雙語北京童謠專著圖書，使北京童謠引起中外學者關注。直到1918年，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這兩本童謠書籍依然有著極大影響。當時，國內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也開始了收集歌謠的運動，為包括北京童謠在內的中國歌謠留下珍貴史料。
2008年，北京童謠被正式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2009年，經過北京市民間文學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努力，《中國歌謠集成·北京卷》面世，系統收錄了1900年至2004年的北京歌謠，這也為如今童謠的整理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北京童謠200首》（5CD）專輯封面圖 徐進 繪
八百年前北京童謠唱什么
童謠，在古代也被稱為“孺子歌”“小兒謠”“小兒語”等，這里面“孺子”“小兒”都指的是兒童。由此可見，童謠的主人是兒童。雖未必創自于兒童，但必出自兒童之口。
童謠在我國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從歷朝官修正史，以及雜記、筆記、小說等資料中，都不乏童謠的記錄。童謠的類別多種多樣，有哄逗、游戲、謎語、繞口令、民俗、時令、時政等，內容豐富。
不過，綜觀中國古代童謠的歷史，可以發現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在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謠幾乎都是“政治童謠”，它們與兒童的生活簡直不相干；從明代開始，才產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兒童生活的童謠，或者說，這時才有人有意識地創作和收集真正意義上的童謠。
北京作為六朝古都，早期童謠反映“政治”的內容就更多。《北京童謠200首》專輯中，有一首泰和年間的童謠，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它也是這套專輯中年代最早的一首童謠。
這首童謠是這樣唱的：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后總成留。
這首童謠出自《金史·五行志》，原題為“泰和八年童謠”，泰和為金章宗完顏璟的第三個年號，泰和八年即為1208年。這首童謠有“預言”作用。易水在今河北易縣，汴水離開封不遠，童謠中用易水、汴水來表明北京（金朝）和開封（宋朝）這兩個地方。“百年易過又休休”，說的是北宋歷經百年，結束了統治，而金朝自建國到遷都開封也已歷經百年，衰敗之勢已成，不久就要重蹈北宋覆轍。果然，二十多年后開封陷落（1234年），金朝被蒙古人滅掉。
到了元代，北京童謠同樣是反映時政的居多，其中有一首叫《烏鴉叫叫》的童謠，流行于元大都，說的就是元代統治的腐朽。童謠是這樣唱的：烏鴉叫叫，皂隸笑笑，傾家蕩產，不夠七十二項包銀款。
皂隸是指穿黑衣服的衙門官吏，包銀款泛指苛捐雜稅。童謠前兩句渲染出一個陰森可怖的氣氛，那些身穿黑衣的衙吏如烏鴉般鋪天蓋地而來，他們不懷好意的狂笑與烏鴉的叫喚混成一片，陡然使原本晦暗的天空又蒙上一層陰霾。
《北風吹上天》這首童謠中的“政治隱喻”就更多了：煙，煙，北風吹上天，團團旋，窩里亂，北風來，吹便散。
這首童謠出自清朝孫之騄（lù）編撰的《二申野錄》。《二申野錄》采錄明朝災異之事，間及朝政得失，始于洪武元年戊申（1368年），終于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年），故以“二申”為名。這首童謠原題為《燕王未起兵時童謠》。
“煙，煙，北風吹上天。”以“煙”諧音“燕”，代表燕王朱棣，“北風”，指明地域、方向，“吹上天”，即指登上帝位。“團團旋，窩里亂（原作窠里亂）”，是寫燕王“上天”的過程，以“窩里亂”形容燕王朱棣與建文帝三年間的自相殘殺，也十分貼切。
需要指出的是，這首童謠正史不載，而記載它的《二申野錄》又多記“妖異之事”，說它是后人根據已發生的史實編出來的“小說家言”，也是有可能的。
今年是庚子年，很多人都會想起120年前中國人飽受欺壓的庚子年。對于庚子年間的事件，除了史書有記載，童謠也有記載：“庚子年，鬧得兇，八國聯軍進北京。又開槍，又放炮，又殺老來又殺少。太后皇帝逃跑了，前門樓子轟塌了，百姓生活慘透了，國家江山誰來保？”
清末意大利人收集170首
毋庸置疑，庚子年八國聯軍侵華，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但庚子年前后來到北京的外國人中也有文化使者，他們向世人展示了古老的東方文明。北京童謠的收集整理，同樣與這些外國文化使者有密切關系。
1893年，21歲的意大利人韋大列 男 爵 （Guido Vitale，1872-1918）來到北京，擔任意大利駐華使館翻譯。這位意大利貴族出身的外交官此前從來沒有來過中國，他之所以略通漢語，得益于他的導師意大利著名教授諾全提尼，他曾經以實習口譯員的身份在中國游歷多年。韋大列聰穎好學，僅僅是初具中文閱讀基礎的韋大列來到北京不久，就能說一口發音極為標準的流利北京話了，甚至得到過慈禧太后的夸獎。富有人文情懷的韋大列深愛北京生活，對北京市井文化和民俗充滿了好奇，北京街頭兒童嬉戲時的歌謠更是深深吸引了他。
這些北京童謠朗朗上口，易于記誦，十分有趣，韋大列想要收集它們。但在清末的北京，他的樣貌和身份，常常一張嘴，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孩子就會一哄而散。無奈，他只好求助于他在北京的中文老師。可惜這位老師是個老學究，對他的要求很不以為然，甚至有點生氣，認為有辱斯文，并且非常固執地告訴韋大列：“中國沒有童謠這種沒有價值的東西存在！”韋大列年輕氣盛，頗有些“鬼點子”。他拿出一些洋錢，在老師面前晃晃。老師立刻消了怒氣，看似自言自語，又好像在對韋大列說：“洋大人說的也可能沒錯，不過，這些童謠得用些特別的方法才能收集而來。”
隨即，韋大列的老師開始一首又一首地將他收集來的童謠唱給韋大列聽。可是，在他搜集到40多首的時候，他告訴韋大列，他再也沒有存貨，找不到新童謠了。韋大列知道，他的這位先生是覺得收集北京童謠不體面，所以才放棄這項工作的。可韋大列不愿放棄，他便在公務之余穿街走巷，自己拜訪田間的農民、胡同里的婦女和兒童，甚至是寺廟道觀里的和尚道士，他想盡一切辦法與他們攀談，把聽到的記錄下來，通過一點點積累，他陸陸續續又收集了100多首兒歌民謠。
在收集北京童謠的過程中，韋大列發現，雖然這些都是不識字的兒童口耳相傳的歌謠，一聽就會，可是付諸文字后，其中所蘊含的很多北京文化和背景知識，而且北京地區特有的詞匯和短語，不長期在北京生活的人，也很難理解。為此，他又萌發了將北京兒歌翻譯成英文的想法，以便讓更多人了解北京的民俗和文化。韋大列最終完成了他的心愿，1896年，他在北京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的《北京歌謠》，書中收集了晚清時期北京地區口頭流傳的兒歌共170首。
傳教士為《水牛兒》配五線譜
《北京歌謠》這本書在駐京使館和外國教會被競相傳閱，這也引起了一位荷蘭籍美國傳教士的注意，他的名字叫依查克·泰勒·何德蘭（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
何德蘭是他為自己所取的中文名字。1888年，何德蘭作為美國衛理公會（美以美教會）宣教士，來到中國，在北京匯文書院（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任文科和神學教習。他常年跟隨在慈禧太后身邊，經常往皇宮里倒騰西洋玩藝，據記載，光緒第一次騎的自行車，就是何德蘭提供的。
何德蘭的妻子是清宮一些達官貴婦的家庭醫生，慈禧太后的母親、隆裕皇后的妹妹等人都找她看病，因此，何德蘭得以了解深宮之中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真相。何德蘭是個有心人，他把自己在中國的所聞所感，特別是他與上層社會的很多接觸經歷記錄下來，編撰了一些有關晚清中國的著作。因為他親眼目睹了清朝最后的諸多歲月，又見證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的變化，圖書廣受歡迎。其中《慈禧與光緒：中國宮廷中的生存游戲》一書影響很大。此外，還他喜歡攝影，他用當時的照片為插圖，從多個角度記錄了中國兒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相繼出版了《孺子歌圖》、《中國的男孩和女孩》等書籍。其中《孺子歌圖》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深受當時對中國充滿好奇的西方世界的歡迎。
《孺子歌圖》問世于1900年，由美國紐約Fleming H.Revell Company出版，共收錄152首當時流傳的北京兒歌童謠。這本書的中文書名為《孺子歌圖》，英文書名為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中國鵝媽媽童謠》）。《孺子歌圖》不僅配有英文翻譯，而且還為每一首童謠配了當時應景的攝影照片，堪稱中國最早采用攝影插圖的出版物。攝影照片真實地還原了晚清北京官宦人家和平常百姓的精神面貌、衣著服飾和生活場景。其中在北京童謠《水牛兒》一頁，他還給譜上了五線譜，讓后人得以了解北京童謠《水牛兒》在清末的準確唱法。
何德蘭收集的這些北京童謠中有非常豐富的北京民俗元素，比如虎頭鞋、紙風箏、牽牛架、糖葫蘆、放牛娃等，一些耳熟能詳的歌謠，比如“高高山上一棵蔴”“小白菜兒地里黃”“楊樹葉兒嘩拉拉”“槐樹底下搭戲臺”“拉大鋸，扯大鋸”“大拇哥，二拇弟”等自然也在收錄之中。有意思的是，他收集的很多首童謠與韋大列的《北京歌謠》重復，但也有不同變體異文。如果對照兩本書一起閱讀就會發現，不少北京童謠，內容大體一致，但有的唱詞卻略有不同，這種對比也是一種樂趣。
值得一提的是，何德蘭在《孺子歌圖》序言中，特別感謝了幾位朋友的努力，第一位，就是意大利使館的韋大列男爵。其后還有很多牧師、小姐和太太。而在感謝人物名單的最后，他說出了編撰這本書的真實原因，原來，在看到韋大列《北京歌謠》之后，他開始關注芳泰瑞（C.H.Fenn）女士雇傭的奶媽，正是這位奶媽不停地在芳泰瑞兒子的耳邊哼著童謠，才引起何德蘭的極大興趣。如今芳泰瑞以及這位奶媽都不可考，何德蘭拍攝的很多老北京的人物照片，作為插圖放到《孺子歌圖》之中，不知道有沒有這位奶媽的身影。
民國時北京大學創辦的《歌謠周刊》
民國時北大向全國征集歌謠
民國初期，隨著西方思想的涌入，中國人自己也開始注意童謠的收集，而清末韋大列的《北京歌謠》以及何德蘭的《孺子歌圖》，則對國人的童謠收集起到了極大促進作用。
1918年，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魯迅、周作人兄弟最先提出征集歌謠，但由于時代環境的關系，他們的意見當時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首先將收集歌謠付諸實施的是北大歌謠征集處。
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劉半農1927年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回憶：
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后，我和尹默在北河沿閑走著。我忽然說:“歌謠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們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說：“你這個意見很好，你去擬個辦法，我們請蔡先生用北大的名義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將章程擬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隨即批交文牘處印刷5000份,分寄各省官廳學校，中國征集歌謠的事業，就從此開始了。
劉半農擬定了《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支持此事的蔡元培擬寫了《校長啟事》，兩篇文章同時發表在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就此，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征集處，由沈尹默主持具體事務，并負責“選粹”；劉半農擔任來稿的初審，負責“匯編”；錢玄同、沈謙士考訂方言。簡章和啟事刊出后，迅速在京滬及全國各地引起反響。劉半農從收到的來稿中選其最佳者，略加注釋，自5月20日起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開辟“歌謠選”專欄登載。到1919年，共發表全國各地流傳的148首歌謠。不久，周作人也加入征集處的工作。至1920年底，共征集歌謠1400多首。
北大在全國范圍征集歌謠的活動，對當時社會輿論界和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劉半農、顧頡剛、李大釗等人都曾加入搜集歌謠的行列。劉半農、周作人、常惠、羅家倫、沈兼士等人還就歌謠的異文、方言等問題展開研討。
到1920年，北大征集歌謠的活動已經持續了兩年多，成立一個學術性團體的建議水到渠成地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個過程中，當時的青年學生常惠（魯迅的學生，字維鈞，1894-1985）做出了極大貢獻，他在上世紀60年代回憶道：“1918年北京大學開始征集歌謠。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像潮涌般地起來，校外的報章雜志常常登載一些歌謠，有時也登討論歌謠的文章，引起一般青年注意和愛好，民間文學逐漸的活躍起來。這時北大校中征集歌謠反而消沉，我可著了急，給學校國文教授會寫信。”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成立了學術團體：“歌謠研究會”。1920年12月15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發起歌謠研究會征求委員》的啟事，四天后，“歌謠研究會”正式宣告成立，由沈謙士、周作人主持。
1922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沈兼士任主任，兩年前成立的“歌謠研究會”劃歸國學門，由周作人主持。
1922年10月，“歌謠研究會”正在籌備刊物：《歌謠周刊》。常惠接觸到了韋大列所著《北京歌謠》，他推薦給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胡適。很快，1922年10月1日出版的《讀書》第2期，刊登了胡適的文章《北京的平民文學》。文中寫道：“衛太爾（即韋大列）男爵是一個有心的人，他在30年前就能認識這些歌謠之中有些‘真詩’，他在序里指出18首來做例，并且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呢’”。周作人在《歌謠》一文中也對韋大列的卓見大加贊許。
1922年12月17日，也就是北京大學建校24周年紀念日，《歌謠周刊》得以刊行。周作人、常惠擔任主編，顧頡剛、魏建功、董作賓先后參與了編輯工作。周作人所寫的《發刊詞》明確提出了歌謠征集活動在學術上和文藝上的兩個目的，并把這一活動稱之為重要的民俗學事業。
《歌謠周刊》出版以后受到了熱烈歡迎。后來有人回憶，“本是一校的刊物，而竟引起全國各地愛好者，以至受到了英、美、法、德、日的學者們的注意，他們紛紛購買《歌謠周刊》并通信訪問，作文的也不只本校教授同學，甚至印刷工人、學校工友，都投稿寫文章討論。”
最初《歌謠周刊》是作為《北京大學日刊》附張免費贈送。因為影響越來越大，有很多讀者入了迷，星期一一早就跑到北大等著《歌謠周刊》出版，據常惠《回憶〈歌謠〉周刊》一文中記載，朱自清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校內外的讀者越來越多，《歌謠周刊》就在1923年9月23日第二十五期發表啟事：“因外界各方面的要求，自本期起改為零售，不再與‘日刊’附送了。”
這本雜志于1922年12月17日創刊，1925年6月28日停刊，共出刊97期，另有《歌謠周年紀念增刊》一本。后來朱自清先生還在清華大學多次開設《中國歌謠》課，并根據講義出版相關學術專著。自此，包括北京童謠在內的中國歌謠，開始受到學術界重視。
音樂家制作童謠有聲資料
從民國至今，不少專家學者先后投身于童謠的收集整理。1978年夏，曾參加過當年北大歌謠運動的鐘敬文教授起草，聯合顧頡剛、白壽彝、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羅致平等知名學者，致函中國社會科學院，提出成立民俗學的建議，隨后發表了《建立民俗學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1983年5月21日，中國民俗學會成立。此后，越來越多不同行業的專家學者投入童謠的收集整理中，使得童謠的傳承更加立體。
中國唱片集團有限公司分別在1998年、2002年錄制出版《北京童謠》專輯，數十年后又于今年整理再版了《北京童謠200首》（5CD）專輯。在這幾十年的整理收集中，策劃人、制作人侯鈞功不可沒。
侯鈞是一位著名音樂制作人，1998年他在《音樂生活報》報上看到連載的北京童謠時，他就敏銳地發現，童謠言簡意賅、風趣幽默，更重要的是童謠中記錄了很多已經消失的老北京風情民俗，這讓他意識到錄制出版北京童謠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他邀請作曲家竹崗以及國內頂尖的民族器樂演奏家戴亞、張強、牛長虹、黃梅等人為童謠配樂和演奏。這不僅給童謠帶來了音樂上的律動和節奏感，更融入了濃濃的京韻。
除此之外，他還邀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少兒廣播藝術團的小朋友朗誦和演唱童謠，他們用明亮、純真的音色，出色地完成了收集整理的童謠的錄音；在錄音合成時，為增強聽覺的畫面感，又加入了動物的叫聲、風聲、雨聲、兒童的哭笑聲以及京劇唱段、老北京叫賣調等聲音素材。因為精心的制作，當年《北京童謠》專輯一經上市，便受到市場的認可，至今已經發行了近三十萬套。
今年再次編輯后推出的《北京童謠200首全集》（5CD）專輯，將之前未出版的三十余首童謠收錄后出版。因《北京童謠》原整理、注釋者劉建斌先生已經仙逝，筆者欣然為新增加的童謠進行注釋。此次出版，又得到95歲高齡的北京民俗學家、漫畫家李濱聲先生的大力支持，選用了他數十幅老北京風俗畫作為專輯的插圖，從另一個角度烘托出北京童謠的歷史感以及它們與過往生活的密切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