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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牡丹亭》藍本論爭中的一些問題
    來源:光明日報 | 向志柱  2020年09月17日07:10

    古代中國最著名的戲曲《牡丹亭》,除作者湯顯祖在《題詞》中提及淵源關系不很明顯的本事外,問世之后長達320多年的時間內(nèi),無人指出其來源。20世紀20年代以來,經(jīng)過孫楷第、譚正璧、姜志雄、徐朔方等前輩學者的接續(xù)努力,80年代以后,話本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是《牡丹亭》的藍本遂成為學界普遍接受的主流觀點。劉輝先生曾提出異議,但未成一家之言,有關學術綜述都未涉及。筆者2006年發(fā)現(xiàn)《稗家粹編》收錄的傳奇體《杜麗娘記》后,撰文質(zhì)疑學界定論,遂引發(fā)了新世紀《牡丹亭》藍本問題的論爭熱潮。通過梳理《牡丹亭》藍本問題的相關知識譜系,研究藍本問題論爭中的有效證據(jù)和邏輯推理及其局限性,有利于展開對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反思。

    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與《牡丹亭》藍本直接相關的資料有四種。孫楷第1931年在日本東京發(fā)現(xiàn)何大掄編《燕居筆記》卷九有《杜麗娘慕色還魂》(下文簡稱《慕色》)篇目,余公仁編《燕居筆記》卷八有《杜麗娘牡丹亭還魂》篇目(《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1932年完成)。1933年完成《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據(jù)《寶文堂書目》的著錄而設《杜麗娘記》條目,指其為通俗小說,然而《慕色》《杜麗娘牡丹亭還魂記》“并以文言演之,不知即此本否”,因而特標“存(?)”,顯得非常謹慎,為深入研究《牡丹亭》藍本問題提供了文獻基礎。但后來學界卻缺乏此種謹慎,普遍將3500余字的《慕色》和1500余字的《杜麗娘記》混為一談,并因《寶文堂書目》著錄標題近似而先入為主地認為三者同書,預設話本《慕色》就是《寶文堂書目》著錄的《杜麗娘記》。筆者發(fā)現(xiàn)胡文煥編《稗家粹編》卷二收錄《杜麗娘記》(1500余字),與余本《杜麗娘記》僅有局部文字差異,且《稗家粹編》具有萬歷甲午(1594)序刻的明確時間,提出《寶文堂書目》著錄的是《杜麗娘記》,《杜麗娘記》具有成為《牡丹亭》藍本的全部條件。而《慕色》的成書時間和收錄時間待考,成為藍本的條件只是推論。(《〈牡丹亭〉藍本問題考辨》,《文藝研究》2007年第3期)因為《慕色》《杜麗娘記》承繼關系缺乏有效證據(jù),不少學者提出折中說或合一說,認為《牡丹亭》具有共同藍本。陳國軍發(fā)現(xiàn)卓發(fā)之《漉籬集》卷一二《杜麗娘傳》(760余字),系“庚戌年所輯少年著述”,成篇時間在萬歷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1600—1610)之間。(《新發(fā)現(xiàn)傳奇小說〈杜麗娘傳〉考論》,《明清小說研究》2010年第3期)。筆者認為,《杜麗娘傳》屬于“少年著述”,則《慕色》的成書時間若在1601—1610年之間,則晚于1596年已經(jīng)成書的《牡丹亭》;在1601年之前,則與《牡丹亭》孰先孰后未定。但在時間點上無法排除這種可能:《慕色》在《杜麗娘記》的文字基礎上敷衍擴編并參考《牡丹亭》而成,卓發(fā)之看到《慕色》后再改寫成《杜麗娘傳》。

    在文本因襲方面,筆者2006年發(fā)現(xiàn)《杜麗娘記》中杜麗娘“送別詞”仿《天緣奇遇》而成,從而推斷《杜麗娘記》的成書上限在嘉靖后期。陳國軍指出柳夢梅“和”詞亦見《天緣奇遇》,但原始出處為陸采作于嘉靖四年(1525)的《懷香記》,《杜麗娘記》當成書于嘉靖二十八至三十九年,不可能出于正德年間。(《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16年版)筆者發(fā)現(xiàn)《慕色》中200余字的偶筆與《征播奏捷傳》第十一、十二回雷同,僅有局部差異。而《征播奏捷傳》創(chuàng)作當在1600—1602年間。《慕色》與《征播奏捷傳》因襲關系明顯,但孰先孰后尚無證據(jù)。(《〈稗家粹編〉與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另外,汪天成等發(fā)現(xiàn)何大掄和余公仁編《燕居筆記》均對“光宗皇帝”抬頭頂格,從而判定其文本產(chǎn)生時代一定遠在湯顯祖之前。(《玉茗堂四夢文本考》,撫州湯顯祖國際論壇,2016年)二者可能存在誤刻或漏刻,但也表明二者沿襲特征明顯。

    劉靜楠2016年發(fā)現(xiàn)何大掄編《詩經(jīng)默雷》《詩經(jīng)心決》兩種著作,周明初2019年在此基礎上考證出《重刻增補燕居筆記》的編者何大掄是比湯顯祖晚一輩的同鄉(xiāng),該書當成于萬歷后期,晚于《牡丹亭》。(《〈牡丹亭〉藍本為〈杜麗娘記〉補說》,《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

    姜志雄根據(jù)“何本《燕居筆記》所收話本小說與傳奇故事共三十一篇。凡見于他書者,大半可確定為嘉靖以前作品,至晚亦在嘉靖前期”,從而推斷何本《燕居筆記》所收作品(含《慕色》)的寫定時間“肯定不后于嘉靖年間”(《一個有關牡丹亭傳奇的話本》,《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6期)。姜志雄首次依據(jù)《慕色》文本進行分析論證,為確立《慕色》的藍本地位作出了關鍵性貢獻,但從《燕居筆記》收錄的30篇小說成書而推斷出《慕色》“肯定不后于嘉靖年間”,不是鐵證,其“推理”有待確證。周明初通過考察《杜麗娘記》《慕色》的語言和體式特點,認為大致可以確定《杜麗娘記》產(chǎn)生于正德至嘉靖年間,而《慕色》則產(chǎn)生于晚明時期。

    筆者認為《慕色》具有明顯的改編特征,《慕色》是在《杜麗娘記》文字基礎上的合理想象性添加和“擴編”。但伏滌修認為反向推斷亦可(《〈牡丹亭〉藍本問題辨疑》,《文藝研究》2010年第9期)。在杜麗娘的四種小說文本中,陳國軍認為,從傳奇與話本的文體前后承繼關系上判斷,話本或從傳奇而來;但就戲曲與話本、傳奇小說文本關系而言,湯劇與話本的因緣更大。

    筆者推斷《牡丹亭》的盛行影響了《慕色》《杜麗娘記》的編輯出版。《杜麗娘記》流傳不廣,未被《燕居筆記》早期刊本收錄。在《牡丹亭》“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的時候,何本《燕居筆記》收入了改編本《慕色》,后來余本《燕居筆記》刪掉改編本,直接收錄原本《杜麗娘記》,但目錄依《牡丹亭》(全名《牡丹亭還魂記》)而改題《杜麗娘牡丹亭還魂記》。

    甄洪永對湯顯祖自陳《牡丹亭》來源問題進行了合理解讀。筆者認為湯顯祖不提杜麗娘故事,有隱瞞之嫌,但甄洪永認為湯顯祖考證藍本故事情節(jié)原始源頭的目的,是為“至情說”尋找文獻依據(jù),增強“至情說”的說服力。(《湯顯祖“至情說”的多維解讀》,《中華戲曲》2014年第1期)這個說法較有說服力。

    《慕色》在時間、稱謂、邏輯、銜接上存在的一些混亂或牽強之處,主要是《慕色》在改編時思路受到牽制和影響。伏滌修認為:“話本《慕色》確實存在粗糙、混亂之處,但這正是話本未精雕細琢的原生態(tài)表現(xiàn)……后來的《杜麗娘記》修正了話本中的明顯錯訛。”伏滌修之論不過是“后來居上”“后出轉(zhuǎn)精”的慣性思維。還有小說戲曲的改編規(guī)律問題。周明初提出,由唐宋元明時期包括傳奇體、筆記體在內(nèi)的文言短篇小說改編為話本或擬話本小說的例子在在有之,但從話本或擬話本小說反向改編為帶有文言色彩的短篇小說的情況,在古代小說史中似乎沒有出現(xiàn)過。杜麗娘還魂的故事,由最初的文言短篇小說《杜麗娘記》,啟發(fā)了湯顯祖的戲曲《牡丹亭》的創(chuàng)作,又在兩者的共同影響下,產(chǎn)生了話本《慕色》。

    學界普遍認為《寶文堂書目》著錄有“簡稱”,伏滌修甚至認為《寶文堂書目》“將《張古老種瓜娶文女》(見《古今小說》卷三三)著錄為《種瓜張老》,將《萬秀娘仇報山亭兒》(見《警世通言》卷三七)著錄為《山亭兒》”。這種說法,沒有充分考慮到《寶文堂書目》在成書、體例、著錄等方面的復雜性,學界在運用《寶文堂書目》時過于簡單化。《寶文堂書目》是否有“簡稱”著錄的特性尚需論證。伏滌修對《寶文堂書目》中《杜麗娘記》前后連續(xù)排列、題名類型相同的十二種作品進行考察,推知《杜麗娘記》應為話本體裁;陳國軍也從《杜麗娘記》“分類”在《紅蓮記》《馮玉梅記》《郭大舍人記》與《蕭回覓水記》《柳耆卿記》《孔淑芳記》之間,推斷《杜麗娘記》為話本體小說的可能性很大。但《寶文堂書目》著錄《六十家小說》時都是“分篇”著錄和“分散”著錄,所以“前后連續(xù)排列”“題名類型相同”在解釋《杜麗娘記》時存在極大的局限性。

    《熊龍峰小說四種》所收《孔淑芳雙魚扇墜傳》,能夠完全確定是在改編《孔淑芳記》的基礎上對《剪燈新話》進行抄襲和模仿,因而造成了“有違生活常理”“有違當時情境”“有違語言邏輯”“有失文氣連貫”等疵漏(《論〈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來源、成書及其著錄》,《明清小說研究》2006年第3期)。《杜麗娘記》與《慕色》的關系,與之完全類似,可以參照解釋《慕色》的改編性質(zhì)和其中的疏漏。

    如果沒有《寶文堂書目》著錄《杜麗娘記》這條資料,真正從《燕居筆記》所載文本出發(fā),譚正璧認為“我們只能猜測這二篇傳奇文(也是話本)……很可能是根據(jù)湯氏戲劇的內(nèi)容來寫的”(《傳奇〈牡丹亭〉和話本〈杜麗娘記〉》,《光明日報》1958年4月27日);胡士瑩承認“我們只能猜測這篇《杜麗娘》話本,很可能是根據(jù)湯顯祖《牡丹亭》的內(nèi)容來寫的”(《話本小說概論》,1963年初稿)。如果《稗家粹編·杜麗娘記》早日披露,相信上述猜想或論斷會改變。劉輝曾憑著藝術敏感預測:“(《慕色》)平庸無奇,缺乏魅力,顯然不是原本《杜麗娘記》。如以《牡丹亭》第十出《驚夢》與小說描寫相比較,語句幾乎相同,因襲痕跡甚濃,而獨無湯顯祖的典雅光彩,一見而知其為明末文人據(jù)《牡丹亭》之改作。”(《題材內(nèi)容的單向吸收與雙向交融》,《藝術百家》1988年第3期)現(xiàn)實正朝著劉輝預測的方向發(fā)展。

    或許,《牡丹亭》藍本問題的論爭還將繼續(xù)。

    (作者:向志柱,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