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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主要根據作者楊沫早年的感情經歷撰寫而成。但在小說中，女性并非“空洞的能指”，甚至不止于“可見的女性”。這表現在，在挪用“人在歷史中成長”等敘述機制改寫自己的情戀本事時，楊沫未將自我青春/情欲記憶予以刪除或零散化，而是以革命的名義相對完整地記錄了自己的隱秘經驗，尤其是以“成長”機制將自己不宜公開的“莎菲”化的婚外私情翻轉成了圣潔的“革命時代的愛情”。可以說，《青春之歌》是1950-1970年代并不多見的敢于挪用、利用乃至馴服革命為己所用的充滿內在復雜性的癥候性文本。

關鍵詞：楊沫 《青春之歌》 莎菲 成長敘述 本事

閱讀作家楊沫日記時，不知怎的，總想起《莎菲女士的日記》。這主要因于她多少有點“混亂”的早年情愛生涯。她1931年底開始與已婚的北大國文系學生張中行戀愛、同居，1936年6月寫信給張要求斷絕關系，同月10日日記載“我和民（按：馬建民）結合”。①與馬建民婚后又與冀中十分區政治部的路揚發生“一段羅曼蒂克的友情”。②這些經歷，與莎菲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實際上，已有論者將小說人物林道靜指認為“莎菲型女士”③ 或“如丁玲筆下的沙菲一樣”的“不安分”的“追求所謂個性解放的女性”。④不過，這并非要指責楊沫，“青春的歲月，我們身不由己”，早年楊沫在男女情事上所經歷的驚心動魄也無須局外人的審判。有價值的問題在于，這世上有無數青春曖昧、意亂情迷，可又有幾人能將之轉換為“公共經驗”乃至國家寓言呢？楊沫可謂獨獲成功。當然，也有學者從1950-1970年代文學“大我”掩殺“小我”的慣例出發，認為“《青春之歌》并非一部關于女性命運、或曰婦女解放的作品”，其中女性表象不過是“完美而精當的‘空洞的能指’”。⑤但楊沫肯定不這么認為。實際上，《青春之歌》還另存蹊蹺：它之所敘，其實是楊沫“革命前史”而非革命史。楊沫真正的成長是在抗戰，“（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難忘懷的記憶”，“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⑥，但出現在小說中的卻是“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的1932-1936年。其間楊沫生活主要由戀愛、同居、生子、出軌、情變等混亂情節構成，并未參加什么實質性革命活動。所以，楊沫撰寫《青春之歌》內在的沖動，恐怕也在于甚至更在于紀念自己“莎菲”式的混亂青春。對此，以往研究多有疏忽。因此，賀桂梅的意見相當接近事實：“作為能指的‘女性’符碼負載著豐富的歷史內涵，它在講述階級敘事的同時也在‘匿名’地講述自身。”⑦這意味著，《青春之歌》是1950-1970年代文學的特殊文本：其間革命隊伍中的“莎菲”在嘗試馴服革命，而不只是被革命這只“怪獸”裹挾并吞噬。此種特殊性，可通過小說對作者楊沫自身情感本事的改寫與重構深入考察。

一、重述初戀：大眾、啟蒙與革命

在1950-1970年代文學中，情欲面對革命這只“怪獸”時，或落荒而逃，或束手就擒，《青春之歌》卻有微妙不同。1959年，曾有讀者憤然指出：“林道靜兩次結婚，都是隨隨便便與人同居了事，感情好就合，感情不好就散，不受一點道德約束，在書里她曾經先后和4個人發生愛情。”⑧近年也有研究者認為《青春之歌》的重心在于愛情而非革命。⑨這少數意見未必正確，但它們反映出，《青春之歌》當年的轟動未必完全出于意識形態，而可能與其情欲表達有關。這意味著，在落荒而逃、束手就擒之外，情欲或有更具“性價比”的與革命的共存之道。

這涉及古已有之的中國文學的困境。一方面，文學作為生命的忠實記錄，其所面對的最為深刻、豐富的生命經驗即在于戀情。但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中，單純的直接發自身心的情欲又無法“自立”，它必須依附某種意義系統才可獲得自身合法性，如源自禮俗的媒妁之言、源自政治權威的皇帝賜婚。此種情形在“五四”以后并未出現實質性紓解，《講話》以后的革命文學尤其如此。其中，無論多么美好的情欲都無法自明，它們只能消失或被革命所“馴服”。這對要將自己“莎菲”式經歷寫成小說的楊沫來說無疑是巨大挑戰。幸運的是，楊沫此前雖已出版小說集《葦塘紀事》，但其實仍處于文藝界外圍，兼之不具備延安作家例常會有的強烈的自我檢查意識，因此，她沒有刪除自己真實的情感經歷，也未將之零散化，而是自然地將之處理成了《青春之歌》本事來源，對革命意識形態更是為我所需、隨時取用。因此，《青春之歌》不但未被革命這只“怪獸”所馭控，反而大有馴服革命、達成“‘匿名’地講述自身”的客觀效果。不過，在將自己與張中行的初戀本事轉換為小說時，楊沫所取用的話語模式卻并不限于革命，而是分涉大眾、啟蒙與革命三種敘述話語。

（一）挪用大眾文化“英雄救美”模式來記述楊、張之戀的開始。嚴格說來，楊沫與張中行為時近5年的戀情，以張的婚外私情開始，以楊的見異思遷結束，其實不大宜于“推到前臺”。但楊沫無疑很珍視這段初戀，問題在于怎么講述。在此問題上，楊沫表現了極大靈活性：她不臣服于某種話語，而是因己之需、靈活挪用。在小說中，楊沫以“英雄救美”模式設計了自己“莎菲”之旅的起點：林道靜與余永澤相識，是在林對家庭、前途失望而欲跳海自殺的瞬間。究之現實，此事不曾發生，楊沫與張中行的相識并不那么戲劇化：

有一天，于大哥來了，說他表妹李紹強住西城大乘巷，在溫泉女中上高中，有個同學名楊成業，反對包辦婚姻，離開也住在西城的家，決定不再上學，謀自立，不知道香河縣立小學（我長兄是校長）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幫忙介紹……她十七歲，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豐滿，眼睛明亮有神。言談舉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⑩

顯然，和多數男女故事的開端一樣，17歲的豐滿少女吸引了已婚男子張中行。對此，《青春之歌》予以改寫，不但增添了“英雄救美”的鴛蝴式情節，而且將張的鄉下妻子改寫為“過去那死了的黃臉婆”（《青春之歌》初版11，第93頁）。其實，張妻一直生活在河北鄉下張家（且一直由張提供生活費直至年邁去世）。應該說，楊沫與這樣一位“有婦之夫”戀愛，實在是日常、平淡的，也是有違當時新道德的，但《青春之歌》一筆即將張妻變成“亡妻”，輕松跳出大眾道德的阻礙，而危難之際“騎士英雄”的出現，又迅速將這個婚外私情或“第三者”插足的本事改寫成了一個大眾嗜愛的鴛蝴式情感故事。

（二）挪用五四啟蒙敘述來講述楊、張之戀的展開。顯然，“英雄救美”式的開端并不能提供林、余之戀的全部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眾文化“舊路”也不符合楊沫在現實中的選擇（因為現實中“美人”終棄“英雄”而去）。所以，《青春之歌》另行挪用五四啟蒙話語。在啟蒙視界內，兩性愛悅起于反抗封建禮教的背景，而其展開也不依托于傳統家庭價值的實現，而是寄之于男女雙方人格的獨立、平等與相互欣賞。在小說中，余永澤總是對林道靜談論《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茶花女》以及海涅、拜倫。這些，讓林道靜很感迷人而幸福。可以說，楊沫挪用五四“反封建”敘述為自己的初戀賦予了充沛意義。而為使這種挪用顯得自然，她對自己真實的情感經歷予以了實錄、改寫和刪除，其情形，恰如哈布瓦赫所言：“按照一種符合我們此刻觀念的秩序，在庫存記憶中進行挑選，抹去其中一些，并對其余的加以排列。”12楊沫的抗婚出走、兩人同居時的清貧多被實錄進了小說，但他們的文學交流卻有所“抹去”、有所改動。在小說中，余永澤向林道靜談論的多是歐美名著，但張中行自稱“北京大學時期，主要是（讀）古典”13，故下面這一場景可能更是楊、張之戀的日常：

他隔長不短給楊沫寫詩，讓她感受到了一種高雅的情趣，彌補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以下一首就是他從《樂府詩集》或什么地方找來，送給楊沫的詩：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閣，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愿銜楊花入窩里。 娓娓表達了對愛妻的繾綣依戀。14

將贈樂府詩改為背誦海涅的詩篇，無疑符合五四新文化想象。此外還有個人生活史的重大刪除，如小說只字未提楊沫未婚生子以及由此而生的嫌怨，“楊沫與他的戀愛，是第一次熱戀，熊熊大火，勢不可擋，很快就懷了孕。當她喜悅地把這個消息告訴張中行時，誰知他的臉色立刻陰沉下去”，并置之不問。15對此，楊沫終生耿耿于懷，但小說反而予以刪除。推其原由，當在于張中行的缺乏擔當，與啟蒙主義反封建敘述缺乏實質性關聯，不屬于五四思想批判的范圍。

（三）援用馬克思主義“成長敘述”來記述楊、張之戀的結束。應該說，啟蒙主義足以支持一場戀愛故事的始終（如《傷逝》《家》《北京人》等），但對于再度愛上他人的楊沫來說，她之棄張而去實在不可用追求自由來解釋。因此，馬克思主義話語就被適時引入文本：林道靜離開余永澤被解釋為對舊的“國家”話語中落伍者的拋棄。這在1950年代文學中無疑是自然的、有根據的。在現實中，楊、張之戀維持近五年，但從楊沫在妹妹白楊住所結識一群左傾青年以后，兩人就逐漸出現思想矛盾：“他根本瞧不起我這個初中還沒有畢業的小學生。一談話，總是話不投機”，有次“看我又在捧著一本《反杜林論》閱讀，一氣奪過我手中的書，扔在一邊，含著譏諷吼道：‘馬克思的大弟子！既然這么革命，怎么不下煤窯去呵？’”16在頻發沖突之后，楊沫開始移情別戀：

（張中行）收到了在香河小學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說楊沫與馬建民來往過于親密，如果你還想保全這個家庭，最好把楊沫接到天津去。張中行聽從這個朋友的信，先是寫信，然后親自到香河勸說楊沫。母親不同意。好不容易有個職業，還沒干上兩個月，為什么又回去？但張中行苦苦哀求，說他掙的錢足夠兩個人用，何必辛辛苦苦當孩子王，兩地分居？在張兄弟二人的壓力下，母親只得和張一起離開香河，回到了天津。 17

回津后，楊沫仍與馬建民暗中通信，最終楊、張分手。不過，這場情變也不能完全用思想分歧來解釋，因為在1936年6月楊沫曾向張提出分手，還未得到回復即與“馬君”（馬建民）“結合”了，且此時楊沫正懷著張的孩子。這種違反常情的舉動，若無強烈性吸引而只有思想默契是很難解釋的。若說楊沫遇見張中行是燃起了“熊熊大火”，那么她再遇馬建民可能更是一場猝不及防的“情欲的風暴”。然而，并非所有事實都可以被講述，《青春之歌》啟用馬克思主義敘述對本事予以了進一步改寫，將余永澤競爭對手從江華（以馬建民為原型）改為盧嘉川（以路揚為原型）。其間，林道靜離開余永澤的舉動被目為革命視域中的“成長”，“和余永澤的分裂，正表現了林道靜政治上的覺醒”。18在此，“人在歷史中成長”的敘述機制就被援用：小說將這兩個男人處理成了不同“國家”話語的代表者，林道靜棄余就盧成了對自己政治歸宿的追求。甚至，為夸大余永澤的落后，小說還虛構了余冷酷對待佃戶魏大伯的事例（現實中無此事）。

可見，無論是分手、熱戀還是初識，楊沫都未以自然主義方式處理自己的青春經驗。相反，為使自己當年“身不由己”的選擇獲得情欲之外的充足根據，她靈活挪用不同話語模式，使她生命中的那些不可磨滅的青春和情欲記憶以家國敘述的方式留存。當然，研究者多數認為，不是楊沫利用革命言說了青春，而是“政治話語開始介入愛情，并開始控制愛情的展開過程”。19這種看法其實建立在某種假定之上，即將林道靜/楊沫視為純潔、無知之女性。其實，至少對楊沫不可作如是觀。革命者楊沫確實比較單純，但年青女性楊沫對男女關系的“悟性”卻相當高：她很易發現男性之于自己的愛意，也很善于通過優勢把控男性。前者可見于小說中各色男性對林道靜的欣賞，后者可見于她與馬建民的現實婚姻：

他那樣子使我有些驚奇，我搖晃著他矯健的身體詰問他：“怎么？你以為我們不能好一輩子么？是——不——是，你以為我離開了那個人，以后也一定會離開你？”他搖搖頭低聲說：“默，你想得太多，你小資產階級情調也太濃。也許有一天你發現比我更好的人，你也許——也要離開我……”20

然而，馬建民的“不信任”很快成為事實：楊沫不久即與年輕、英俊的路揚（盧嘉川原型）發生“男女關系問題”。這表明，由于自身女性魅力，亦由于戰爭年代知識女性資源的稀缺，楊沫在不同男性面前都建立了優勢心理。這就使《青春之歌》的敘述充滿復雜性：如果說小說中男性主人公們“獲得林道靜的手法”“驚人一致”，“那就是從‘政治’到性，‘政治’作為手段，‘性’作為終極的目的”21，那么，楊沫會不會也和這些男性一樣，存在以“‘政治’作為手段”、馴服革命進而將自己“情欲的風暴”合法化的問題呢？答案無疑是肯定的：楊沫認同革命，卻也在革命所能允許的最大范圍內記錄了自己，把自己變成了“可見的女性”。這可更分明地見之于她對自己與路揚的關系的改寫。

二、“男女關系問題”與“成長敘述”

馴服革命最觸目的表現在于楊沫竟然“膽大妄為”地把她與路揚（1917-2001）的“男女關系問題”寫進小說，并翻轉成林道靜、盧嘉川之間純潔而崇高的愛情。客觀而言，這段具有強烈非道德的“莎菲”色彩的婚外私情是不宜于納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從現有材料看，楊沫與路揚之間其實發生過兩次感情糾葛。一是“七七事變前，當她還沒有認識父親（按：馬建民）時，曾和路揚相識，并有過一段比較親密的友誼。但后來因為誤會，他們分手了”22，二是抗戰期間與路揚在冀中再度相遇，兩人又“發展了一段感情”：

母親因病隨衛生部來到了鐵路西的后方醫院休養。好了一些后，路東回不去，就來到了十分區政治部宣傳科路揚手下當起了小報編輯。……那時母親和父親兩地分居，感情上出現了問題。母親覺得父親待她不像剛開始那么好了，多日不見面，見了也不冷不熱。路揚雖然比母親小，卻很有修養，對母親很體貼入微。用母親的話來說，他們之間有過一段羅曼蒂克的友情，當時母親27歲，路揚24歲，以致于這段友情曾經讓母親很痛苦。 23

楊沫與路揚的這兩段“友情”皆屬出軌性質。第一次是在與張中行的事實婚姻期間，第二次是在與馬建民的事實婚姻期間。如果說相對于張中行的出軌尚可用“成長敘述”來解釋，那么相對于馬建民的出軌就無從解釋了。路揚是優秀革命青年，但馬建民更是優秀革命同志，而且楊沫在第二次與路揚發生“羅曼蒂克的友情”時，已與馬建民結婚五年，養育一女。不論從輿論看還是站在組織立場，楊、路之情都是不受歡迎的“男女關系問題”。實則在組織要求下“母親對此事做了公開檢查”。24此后許多年，楊沫在公開文字中也對“路揚”二字諱莫如深。在晚年長文《我一生中的三個愛人》中對路揚其人只字不提，對于盧嘉川原型也始終隱瞞：“在我的實際生活中，并沒有過這樣一個人。”25“小說里的人物，有的連‘模特兒’都沒有，完全是我想象出來的。比方盧嘉川就是這樣情形。”26如不是《自白——我的日記》（1985）尤其是《母親楊沫》（2005）的出版，這段不宜之戀恐怕永不會為人所知。依筆者之見，楊沫若是對革命懷有充分敬畏的話，她就不應將這段私情轉換為國家寓言。事實上，在抗戰歲月，她所聞見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時代的愛情”又何止一樁兩樁？小說完全可以以他們為原型，但楊沫顯然興趣寡淡。她想寫的，就是自己和自己曾愛戀過的男人們。可見，不是楊沫臣服于時代律令，而是為了自己的“莎菲”時代，她要征用乃至馴服革命的故事系統。

因此，在林道靜、余永澤故事后半截發生作用的“成長敘述”繼續被征用，并承擔起對林道靜、盧嘉川故事的完整講述。不過，從目前材料看，楊沫在與路揚發生“友情”的過程中，并未經歷思想“成長”。何故？一則路揚比楊沫年輕，初識之時才19歲，也未參加革命，而此時楊沫已讀過不少馬列著作，參加一些疑似革命活動（如“冒充許晴的妹妹，總去監獄看望許晴”27），且已結婚生子（夭折），她不大可能把路揚看作是自己“引領者”。二則兩人交往過程也無思想交流特征，所謂“有修養，對母親很體貼入微”主要是異性交往層面的善解人意。以今日眼光看，路揚英俊、善解人意，他之贏得女性好感實在無須革命加持。那么，怎樣把這樣一個為組織/輿論雙重摒棄的“非成長”的現實私情“裝配”上一套“成長”敘述機制呢？《青春之歌》采取了三層本事改寫措施。

（1）將兩次楊、路之戀改為一次，只取1936年事而刪1941年事。這一改動頗為關鍵，因為1936年是相對個人主義者張中行的出軌，1941年則是相對于革命者馬建民的出軌，前者內在的欲望動力學可以很好地用“成長進階”來解釋（選擇盧嘉川意味著選擇更為進步的“中國道路”），后者則頗難“修飾”。（2）將路揚改寫為比林道靜年長且更成熟的“引領者”盧嘉川。在現實中，路揚與楊沫的關系更多存在于男女層面，缺乏思想層面的啟蒙/被啟蒙的角色關系。甚至，由于1942年路揚突然離開部隊，楊沫還誤以為他脫離革命，“感到慚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驅逐了過去對他的好感”。28但《青春之歌》將盧嘉川徹底改寫為打開林道靜內在生命、引導她踏入“歷史”之人。他對林道靜說：“小林，在這個狂風暴雨的時代，你應當趕快從你個人的小圈子走出來，看看這個廣大的世界。”（《青春之歌》1960年版，第109頁）那么，這些改寫是否完全為向壁虛構呢？也不盡然，其實是從楊沫在妹妹白楊處所結識的許晴、陸萬美、宋之的等左傾青年“嫁接”而來：“（他們）一個一個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憂國憂民，不畏強權，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風，向母親迎面吹來。”29其中，陸萬美送給楊沫一本《怎樣研究馬克思主義》，許晴則送她高爾基“童年三部曲”。此外，“《青春之歌》中盧嘉川被捕的一些情節，就源自陸萬美的經歷”30，至于令林道靜萬般牽掛的盧嘉川南下請愿，則取自張中行的真實經歷。恰如德里克所言：“過去的歷史不會真正過去，而可以提供‘故事’”“可以通過對它們加以改變來滿足現在的需要”31 ，經過這些大幅度“嫁接式”改寫，路揚就變成了啟蒙者，這段不宜之戀也被改寫成合乎“成長”邏輯進而也合乎道德的行為。（3）將楊、路關系“柏拉圖化”。小說中林、盧愛情之所以特別美麗，很大原因在于它的純潔，幾乎不曾涉及肉體欲望，當年即有論者為此贊嘆：“有了感覺之后，下一步如何？有人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就千方百計地去破壞別人的幸福”，“有的人，批判或克制自己的私欲，以別人的幸福為重”，這“表現了他的情操的高尚，靈魂的美麗，盧嘉川正是這樣的人”32。其實，此種“情操的高尚”系改寫而來。不過，對于楊沫、路揚兩段“友情”究竟到了怎樣程度，是否包含身體關系，研究者無法確證，因為楊沫日記并未透露。而且，目前出版的楊沫日記起于1945年11月10日，而楊沫與路揚的兩段“友情”皆在此前。此前日記，據楊沫自述“有的被老鄉燒掉；有的被埋藏在地下腐爛了；有的也許被敵人搜走了”33。此說未必可信，但研究者因此做不到言必有據則確定無疑。但從新中國成立后兩人的交往事實來看，其間“舊情”無疑極深。1949年2月，楊沫在石家莊偶逢多年不見的路揚，“他說，為了母親，他1942年拒絕了李××，前幾年，因為婚姻問題的刺激，他隨便找了一個老婆”，“遇見了母親很高興，并表示想和母親‘死灰復燃’”,“母親的內心矛盾重重。她現在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對方這么些年還在惦念著她，讓她感動”，“最后理智還是占了上風，她堅決拒絕，害怕自己再重陷進過去的痛苦”34。從“過去的痛苦”與當年的“公開檢查”，可以推測楊沫、路揚之戀包含親密關系。不過無論有無親密關系，都可確定路揚不大“克制自己的私欲”：無論是1936、1941年的“友情”，還是1949年提出“死灰復燃”，都存在“破壞別人的幸福”之嫌。無疑，盧嘉川是小說對真實的路揚予以“提純”、提升的結果。

以上三個層面“大刀闊斧”的虛構與改寫，不禁使人疑問：這難道不是革命馴服了“莎菲”？筆者不這么認為。因為以上實皆美化之處理。尤其柏拉圖化，既符合作者為自己諱的需要，更可使作者能“放飛心情”、大膽鋪寫自己曾經的青春愛戀。借用勞拉·穆爾維的視覺快感理論，小說中林道靜與盧嘉川的關系，大不同于她與余永澤、江華的關系。林道靜與余永澤、江華之間，是林道靜作為被“男性凝視”的對象存在，“作為性欲對象”“被觀看和被展示”35，但她與盧嘉川之間就多了女方也將男方作為凝視色欲客體的意味。甚至，林道靜的凝視還要更多一些：“林道靜的心里微微一動。那高高的挺秀身材，那聰明英俊的大眼睛，那濃密的黑發，和那和善端正的面孔，不正是她在北戴河教書時，曾經一度相遇的青年嗎？”（《青春之歌》初版，第100頁）“盧嘉川英俊的面孔，這時又清楚地顯現在她的眼前”“她自己也說不出是什么，只是更加渴望和他見面。”（《青春之歌》初版，第154頁）“這是一個多么英俊而健壯的男子呵，他向她微笑，黑眼睛里多情地充滿了魅惑的力量”，“他們默默地對坐著，互相凝視著。”（《青春之歌》初版，第160頁）不難看出，在林、盧之間，存在著青春男女不需理由的相互吸引，這彼此凝視中斂藏著熊熊燃燒的情欲的火焰。在此，林道靜也不再單純地居于“被傷害、被拯救、被幫助、被爭奪的客體”36位置，其自身亦是欲望主體。而這欲望的火焰，銘刻的正是楊沫之于英俊青年路揚永難磨滅的愛戀。這樣的描寫，不但深深安慰了作者自己，“當寫到他在犧牲前寫給林道靜的那封最后的信時，我的淚水滾落在稿紙上”37，更感動萬千讀者，“有幾個南京的女學生來信說，她們曾幾次到雨花臺尋找盧嘉川的墳墓，非常遺憾沒有找到”。38

于是，在革命的成長敘述的加持下，楊沫、路揚之間缺乏“高尚的情操”的“男女關系問題”就被翻轉成了迎風飄揚的圣潔無比的“革命時代的愛情”，“活在我的心上，也活在億萬人民的心上”39。這種“翻轉”，巧妙而穩妥地將一場“情欲的風暴”安放進社會主義“新人敘事學”，通過政治敘述為性的實現取得合法性。這使《青春之歌》逾出了“目的論修辭”范圍，生出了比意識形態更為豐富的意義。較之同時代文本，另具非同凡響的智慧。《保衛延安》作者杜鵬程在戰爭中經歷了心痛初戀，但他不敢將之寫進小說。《鐵道游擊隊》原型人物洪振海、杜季偉在抗戰期間都有復雜婚外性關系，但作者視若“禁區”，只字不提。甚至，謝晉在拍攝電影《青春之歌》時也有意刪除盧、林之間的愛情戲碼。楊沫則大為不同，她在修訂本后記里說，“在全書中，我愛他（按：盧嘉川）和愛林紅超過于任何人。在這次修改本中，我對于這兩個人物幾乎沒有什么改動”40。這是楊沫個人隱秘的成功，也是社會主義文學不便明言的被利用的尷尬。

三、革命的“合法偽裝”

利薩·泰勒等認為，“對眾多媒介產品的文本構建而言，敘事是重要的制造意義手段”41，楊沫同樣是在借敘事將自己現實中那接二連三的情感背叛予以重新解釋，并使之成為與時代共振的“青春之歌”。比較起來，在《青春之歌》所涉及的“三個愛人”中，馬建民最適合以“成長敘述”來講述而少挪用、利用革命之嫌。這是因為馬建民與楊沫確曾有過較深厚的感情。1936年春，不愿依附張中行生活的楊沫再次來到香河縣小任教，在此結識來此避禍的馬建民，“熱情奔放的母親，見到共產黨員馬建民之后，由敬佩轉為愛慕，3個月就與之結合”。42他們還曾相濡以沫：“（他）在北平《世界日報》社當一名小職員，每月不過20多元的工資。我沒有任何收入，他節省再節省，為了我所處的境地。”43更重要的是，馬建民還是楊沫入黨介紹人，抗戰爆發后又帶領她投身革命烽火。遺憾的是，馬建民可能又是楊沫最缺乏書寫沖動的“愛人”。這主要因于兩人后來的婚姻生活不盡如人意，兒女成人后更形同陌路。楊沫以為這是戰爭年代聚少離多尤其兩人性格差異所致，其實不盡如此。私以為，路揚的插足應是重要誘因。楊沫本人有“莎菲風格”，用老鬼的話說：

（母親）受五四精神影響，思想開放，感情豐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沒有從一而終的那一套觀念。她欣賞舞蹈家鄧肯，敢于叛逆傳統習俗，傳統道德……妹妹白楊也相當前衛，自然對母親有所影響。44

舞蹈家鄧肯（1877-1927）以前衛、性自由而著稱，“她可以隨便跟男人上床，只要喜歡，哪怕是船上的伙夫”45，被世俗社會蔑稱為“高級妓女”。楊沫欣賞此種女性，但作為丈夫，馬建民恐很難接受妻子的“豐富”和“叛逆”。路揚的強勢插足以及楊沫為此事所做公開檢查，肯定會對馬造成深深刺痛。他與楊沫后來漸行漸遠，恐怕勢所必然。及至楊沫撰寫《青春之歌》時，兩人之間已相當淡漠。據楊沫1951年日記載：“（他）在家里的態度常是冷冷的”“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吃過飯，便自己看書直到深夜。睡覺時他在外屋，我在里屋。基本上各睡各的。”46 不過這種婚姻現狀沒有影響馬建民在小說最后一環的位置。他們的出軌與結合，注定要成為林道靜“人在歷史中成長”中的高潮部分。只是，由于路揚在“成長敘述”中的位置前移，原本與“成長敘述”極為吻合的楊、馬之戀又出現縫隙。于是，小說對此段情感做了三重改寫，以確保“人在歷史中成長”的內在一致性。

（1）消除路揚、馬建民之間的競爭關系。現實中路揚與馬建民是直接“競爭關系”：正因于路揚在1941-1942年間“第三者插足”，本來就不自信的馬建民受到巨大傷害，并與楊沫之間出現難以彌合的裂痕。《母親楊沫》提及一件小事：“1943年春，她從路西經過封鎖線的長途行軍找到父親時，父親正要帶專署的人轉移。他們已經兩年不見面了，這個晚上，父親本可以不走。可是他扔下母親一個人在陌生的村子里”，“（母親）只好眼睜睜看著他和同志們離去。往好了說，他是公爾（而）忘私，往不好了說，對母親毫無感情。”47其實此事還有第三種可能，即馬建民對業已公開出軌的楊沫的怨懟和拒絕。不難想象，楊沫、路揚、馬建民這三位革命者之間“莎菲”式的情戀糾葛，著實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敘述機制構成了挑戰。但由于小說將路揚位置前移，路揚“插足”馬、楊婚姻的事實就自然被回避了，而馬建民（江華）反倒成為這場感情的“后來者”。于是，馬建民與路揚的競爭關系消失，被代之以革命者之間的承續性關系。

（2）虛構盧嘉川、江華之思想承續關系。當楊沫決定把路揚安插在馬建民之前登場、將江華作為盧嘉川之后林道靜新的愛人出現時，她就必須在小說中為“成長敘述”提供充分理由：江華在國家話語維度上具有怎樣的比盧嘉川更為“進步”的本質？在現實中這問題并不存在。實話講，要在馬建民、路揚之間比較誰更具革命性，恐怕楊沫從未這么想過，馬、路更無此念。他們之間的糾葛或競爭，無關革命、無關思想，而更多與顏值、身材或性格有關。然而，這些皆屬“私”領域的隱秘經驗，并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成長敘述”所需要的“公”的依據。于是，楊沫根據中國革命的階段論，虛構了路揚、馬建民并不存在的思想差異：盧嘉川被認為是代表了早期理論化的馬克思主義，江華則被認為是代表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盧青春、激情，江沉穩、成熟。為凸顯此差異，小說還虛構江華出身，凸顯他“寬闊的微黑的臉”（《青春之歌》初版，第370頁），稱他上北大之前“跟著父親在上海當了印刷工廠的學徒”，“在上海大學的附中一邊半工半讀，一邊還在領導著基層的工人斗爭。”（《青春之歌》初版，第254頁）然而，這些經歷與楊沫特意從馬建民本人那里了解來的信息并不一致：

那時馬也沒有講過他自己的過去。直到1950年后，要寫《青春之歌》，（母親）才向馬了解了一些他過去的經歷：他1926年12月即參加了共青團，在保定上中學時，先后兩次被開除。在宛平田各莊搞地下工作時，常和同志在河邊的葦子叢或墳地里開會。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敵人得到消息要抓他，他就跑到一個學生家里躲了幾天。這個學生和他母親對他非常好，掩護他和幫助了他。他于1930年2月轉為中共黨員。48

可見，馬建民完全缺乏工人經歷，也不曾去過上海，甚至還曾在報館謀職，大體屬于“文化工作者”（解放后馬出任出版總署領導當與此有關）。若一定要在馬、路之間確認哪位更富于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經驗的話，那么長期在野戰部隊，經歷過抗戰、解放戰爭的路揚或許還略勝一籌。但這些實際情形對楊沫意義不大，重要的是江華既已被設置為林道靜最后一位“引領者”，《青春之歌》就必須為他“添置”學徒身份、工運經歷等實踐經驗，以使其革命成熟度高過盧嘉川。這樣的江華，才有資格指引林道靜最終完成自我革命主體的建構。

（3）制造盧嘉川的死亡。以上本事改寫，仍然不能完全解決林道靜從盧嘉川到江華的情感轉變的講述難度。這一轉變與從余永澤到盧嘉川的轉變畢竟大為不同。從余永澤到盧嘉川，不僅被小說設置為思想“成長”，也被虛構為道德境界的提升，但盧嘉川、江華俱為革命者，不宜于將任何一位構制為“負面假象”。而在兩位革命者俱為道德高尚之人時，即便思想有青春、成熟之別，恐怕也難以構成移情別戀的理由。為此，楊沫又用心設計了盧嘉川的犧牲（現實中路揚并未犧牲且在石家莊與楊沫偶逢時希望與她“死灰復燃”再續舊情），而且虛構一幕“墓地抒情”，以便林道靜對盧嘉川作感情的告別。對此，張清華指出：“（她）把這座無名的墳墓在潛意識中當成了盧嘉川的墓地，她試圖在心理上提前確認：盧嘉川已經死了，我現在把一束鮮花放在墳前，也算是舉行一個簡短的‘告別’或‘了結’的儀式了，這儀式一過，她便又獲得了自由”，“（這）暴露了林道靜在‘革命’名義和理由下所隱含的個人私欲，表明它的‘革命敘事’的合法偽裝，實際是完全經不起檢驗和剖析的。”49的確，這種“人為致死”的虛構，兼之對楊、路之戀柏拉圖化的處理，成功回避了現實中楊沫“莎菲”化生活的強烈的非道德成分。在1930-1940年代，楊沫曾三度發生“三角戀情”，如楊沫-張中行-路揚（1936）、楊沫-張中行-馬建民（1936）、楊沫-馬建民-路揚（1941）。這種率性即使在今天也未必能讓人接受，如有論者稱：“楊沫在與行翁同居時，移情別戀與馬建民‘結合’，約半年后，張、楊宣告分道揚鑣”“專就這一事實而言，無論主義如何不同，于男女方面，楊同時與張、馬共處，總是不妥當的。”50故在將本事轉換為故事時，楊沫很注意抹去自己的“莎菲”痕跡，以確保林道靜在任何時段里都只和一位男性存在戀愛/同居關系。1959年，馬鐵丁正是以此為《青春之歌》辯護：“林道靜和余永澤離婚之后，才和盧嘉川發生了愛情關系，盧嘉川犧牲了，才和江華同居。次數雖多，卻無背于共產主義道德。”51

比較而言，在林道靜“成長”的最后階段，作者借助“成長敘述”而安置進去的青春記憶最少。推其原因，實在是時過境遷，楊沫與馬建民之間，太多美好已為現實所磨損。不過，仍有部分溫暖的瞬間從遙遠的過去重返敘事，如江華在雪花紛飛之夜對林道靜的求愛，直接改自馬建民與楊沫的通信：“這時我和馬五江（按：馬建民）已經有了感情，我無法跟他公開通信，就由史瑞春替我們秘密傳書，在一封信中，他竟說了這樣的話：‘君默（我當時的名字），我們的關系可以超過同志關系么？’看了這句話，我的心狂跳起來。”52而林道靜與江華的日常幸福，其實也來自他們最初同居、相濡以沫的甜蜜。可見，盡管現實婚姻一地雞毛，盡管有“人在歷史中成長”的限制，楊沫還是捕捉到了自己青春時代明亮溫暖的部分，并以革命名義把它們安放在時代的公共故事中。

由上可見，馬建民、路揚、張中行，這些楊沫在不同時期愛過的青年男子，最終都在小說中永久“定格”。盡管他們似乎都是“經由最為復雜的規訓與馴化才能制造出來”、是“一種特定權力技術的文學表達”53，但對楊沫來說，恐怕更是她青春、愛戀和情欲的見證。可以說，以“革命”作為“個人私欲”的“合法偽裝”，的確是《青春之歌》的潛在設置。自始至終，“人在歷史中成長”的社會主義“新人敘事學”，包括五四啟蒙敘述、“英雄救美”等民間慣例，都在被作者因時制宜地征用、利用。不過，倒不必以此貶低這部“言情小說”。在那個欲望無法自我言說的年代，一個人若執拗想用文字來紀念、記載自己青春時代“情欲的風暴”，不但無可厚非，而且著實令人嘆服：馴服革命不是每個人敢做和可以做到的。有多少人世間幽微往事都隨風而散，但《青春之歌》卻讓它們永駐。《青春之歌》不但見證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內在的多質性與對話性，也見證了作家與體制之間更為復雜的博弈關系。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本事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4BZW12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② 楊沫：《自白——我的日記》（下冊），《楊沫文集》（第7卷），中國言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頁。

②1415172223242728293034384244454748老鬼：《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65、16-17、16、35、68、65、65、32、65、21-22、20、66、93、36、35-36、12、199-200、35頁。

③ 王耀文：《愛情·幸福·林道靜及其他》，《書屋》1998年第2期。

④49張清華：《從“青春之歌”到“長恨歌”——中國當代小說的敘事奧秘及其美學變遷的一個視角》，《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2期。

⑤戴錦華：《〈青春之歌〉——歷史視域中的重讀》，《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頁。

⑥楊沫：《楊沫文集》（第5卷），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446頁。

⑦賀桂梅：《“可見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3期。

⑧張虹：《林道靜是值得學習的榜樣嗎？》，《中國青年》1959年第4期。

⑨宋劍華、劉冬梅：《〈青春之歌〉的再論證》，《小說評論》2008年第5期。

⑩張中行：《流年碎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73頁。

11《青春之歌》有兩個重要版本，一是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二是吸收“《青春之歌》討論”意見之后做了重大修改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修訂版。本文主要采用這兩個版本。

1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頁。

13張中行：《流年碎影》，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頁。

16204352楊沫：《我一生中的三個愛人》，《青藍園》，學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43、334、332頁。

183251馬鐵丁：《論〈青春之歌〉及其論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楊沫專集》，沈陽師范學院中文系1979年版，第272、273、272頁。

19蔡翔：《青年·愛情·自然權利和性——當代文學的中國故事》，《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

21李楊：《成長·政治·性——“十七年文學”經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種閱讀方式》，《黃河》2000年第2期。

25楊沫：《我怎樣唱出〈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寫作前后的日記（二）》，《新聞與寫作》1985年第9期。

2640楊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記》，《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楊沫專集》，沈陽師范學院中文系1979年版，第43-44、43-44頁。

31[美]阿里夫·德里克：《跨國資本時代的后殖民批評》，王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頁。

333946楊沫：《自白——我的日記》（上冊），《楊沫文集》（第6卷），中國言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0、132頁。

35[美]勞拉·穆爾維：《視覺快感和敘事性電影》，楊遠嬰主編《電影理論讀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26頁。

36李楊：《“人在歷史中成長”——〈青春之歌〉與“新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

37楊沫：《答親愛的讀者》，《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楊沫專集》，沈陽師范學院中文系1979年版，第121頁。

41[英]利薩·泰勒等：《媒介研究：文本，機構與受眾》，吳靖、黃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頁。

50靳飛：《再談張中行與楊沫戀情》，http://his.tsingming.com/zhangzhonghang/Information/14319.htm。

53宋明煒：《社會主義成長小說——以〈青春之歌〉為例》，《東吳學術》2011年第2期。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