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歷史化”“國際化”與“民族化”，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具備“70年體量”與進入“世界中”階段，并同時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中變”潮流相遇，而出現的一個“復合式”的“新時代”特征。這三個特征雖非同時產生，但在當下，卻幾乎同時變得突出起來，這使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與張力。本文試圖探析這三個特征同時彰顯的深層原因，并努力從這三個不同向度的，甚至彼此分裂的問題中找到它們共存于當下批評中的理由與根據，以及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隱秘的關聯性。

關鍵詞：中國當代文學批評 歷史化 國際化 民族化

“歷史化”“國際化”與“民族化”，是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出現的顯著特征。這三個特征雖非同時產生，但在當下，卻幾乎同時變得突出起來，這使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與張力。表面看來，這三個特征間并無直接聯系，但深入分析，我們發現，當代文學批評之所以在近年幾乎同時表現出在這三個不同向度的，甚至彼此分裂的特征，卻并非偶然，而正是中國當代文學在走向世界的內外形勢兼具的情形下，對自身經典化，尤其是在世界層面的經典化，這一強大訴求的外在反應。也可以這樣認為，批評的歷史化、國際化與民族化，乃是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一體化潮流中開始謀求“世界經典化”①這一訴求在文學研究層面上的即時反應與表現。其間實隱藏著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之“百年中變”的突破性變化的重要信息與問題——即中國當代文學已從百年來始終存在的“現代性焦慮”中走出，并正在轉向“中華民族經驗”的“現代性”與“當代性”的建構與再造，同時也隱露著將“中國經驗”與“中國詩學”推向世界層面的嘗試與野心。

一、歷史化與當代中國經驗的世界經典性生成

近年來，各種階段性的歷史化潮流借助各種時間節點反復出現，已成為當下中國學術與思想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從2016年前后“先鋒文學30年”大討論到“五四文學百年”“中國當代文學70年”“改革開放40年”“80后文學20年”②“網絡文學20年”等話題的熱議，“歷史化”無疑已成為近年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最具有學科建設意義的一個熱點問題。而從根本上看，當下中國的“歷史化”潮流，則是中國學術與思想發展從“革命史觀”轉向“民族國家建構史觀”后，對中國經驗（尤其是新中國建立后70年歷史）亟待進行“世界經典化”訴求的體現。

整理近年來的重要文學期刊與國家重大課題的研究動態，凡在國內有較大影響的南北東西各方學術團體與代表，幾乎都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問題給以關注，并發表自己的看法。但基于不同學者研究基礎與學術個性的差異，也造成了關于歷史化概念的闡釋與使用的混亂和豐富的局面——從19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到1993年前后的“再解讀思潮”，再從洪子誠、李楊為代表的“文學史轉向”③到程光煒在人大課堂上發起“重返八十年代”④大討論，以及從一些重要的“批評事件”⑤的歷史化整理熱潮到2016年聲勢浩大的“先鋒文學30年”⑥反思性大討論——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情形呈現出相當紛繁而復雜的多種可能與方向。⑦

而在這些具有潮流特征的較大規模的歷史化行為之外，還有一些小規模的，但歷史化意識十分強烈的嘗試與實踐，也值得矚目。比如，近年來，吳秀明圍繞當代文學史料建設而展開的系列研究。吳秀明認為，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化必須以史料文獻的建設為基礎，沒有史料文獻的建設而談歷史化，只能是一種空談。同時，與其他學者主要從“福柯、布爾迪厄、盧卡奇、阿爾都塞、詹姆遜”那里尋找歷史化的靈感不同，吳秀明更主張從中國傳統史學中汲取“中國本土”的歷史化方法。他將“版本、目錄、辨偽、輯佚”等一套整理和鑒別文獻史料的學問的中國傳統學術研究范式（尤其是有深厚積淀的中國史學）引進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實踐之中，進而探索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之歷史化的“中國方法”。⑧

此外，新世紀以來，丁帆、吳俊所主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項目，也在史料建設與整理的層面，對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歷史化作出了具體的實踐。丁帆強調，其關注的重點是“文學現象中的制度因素如何產生作用及影響于文學的實質性演變”⑨。吳俊則從當下中國當代文學史編撰的泛濫與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幾近空白的嚴重失衡，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寫作與研究的極大不足⑩，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撰寫與研究，應該是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前沿問題”。11吳俊從建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維度，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給以學科建設意義上的重視，提出“批評史是對文學批評的一種歷史化的研究”12，這從批評史的寫作層面突出了批評的歷史化所具有的實踐價值。

2012年前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轉向開始出現新批評范式與研究方法上的嘗試，諸如“活人年譜”這一集“新”與“舊”為一體的研究體例開始大規模持續性地在《東吳學術》上刊出，這一現象也引發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其時，《東吳學術》執行主編林建法曾以各種方式與渠道為其“活人年譜”這一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策略進行呼吁與彰顯，這顯然已從理論上的討論進入到具體實踐的層面了。《東吳學術》自2012年始設“文學（學術）年譜”專欄，以每期2到3篇的規模持續推出，截至2018年底，已為“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閻連科、陳忠實、李澤厚、陳思和、何懷宏、葛浩文”等作家學者作出了70余部“活人年譜”。《東吳學術》的“活人年譜”與傳統的年譜體例有較大差異，因其為“活人”而作，因而帶有明顯的“批評意味”，但源自年譜體例自身的“述而不作”品質仍在，因而對當下文學批評過于主觀的弊端又有所扭轉。因此遂被諸多學者視為當代文學批評的一種變體與補充而引入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之中。13

以上情形表明，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問題有著非常復雜的狀貌，當下的種種歷史化概念與方法，存在著多種理解與實踐的方向。關于這一現象，吳秀明認為，歷史化之所以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語境中歧義叢生，自然與不同學者所持的立場觀點和觀照角度不同有關，但同時也與來自西方的歷史化理論本身的含混性有一定的聯系。14而從實際的情形來看，歷史化理論在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場域后，其概念、涵義、被使用，甚至因誤讀而啟發出的新方法論實踐，事實上確實已與其產生時在西方理論語境中的情形有了極大的差異。甚至可以說，近二十年來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問題，已經形成了一個“中國的系統”，它遍布于“文學史”“文學理論”“批評史”等多個研究層面的實踐之中，是一個相當值得深度整理與厘清的重要問題。

而僅就文學批評來說，因批評的發生，常基于某種評價標準，而某種評價標準則不可能是符合所有價值取向的標準，所以，為這種標準所激發出來的文學批評，不管多么深刻，也必然會存在對其他價值取向上的某些品質的遮蔽。因此，不斷地重返到過去的文學批評現場，從中發現與尋找被當年的批評所遮蔽的部分，就會不斷地在文學史的重寫時發生。因此，可以說，“歷史化”“再歷史化”“不斷歷史化”，這幾乎是文學批評的宿命與本質屬性。

因此，批評的歷史化，在某些學者那里也被理解為是“批評的經典化”過程，也就是文學史對批評的篩選過程。但文學史也會被批評所不斷攪動，泛起波瀾，從而再沉寂下來，形成更加穩固的文學史結構。這樣，經過批評的不斷攪動，就會不斷有新的批評涌進文學史，而被不斷經典化（也即歷史化），直到批評最終再無這種攪動文學史的力量為止。至此，批評對批評對象的經典性指認與描述，才生成了來自文學史在時間的長度里所積累起來的權威與力量。

基于此，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的所有歷史化實踐，其最終所要解決的問題自然要歸于文學問題，即對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經典作家與作品的篩選與指認。如果忘記了這一文學的出發點，那么一切的歷史化理論、方法與實踐，便都成了為歷史化而歷史化的偽命題。從根本上說，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不斷歷史化，正是要形成一個相對客觀，具備世界經典性指認品質，并且能與世界文學高度相接軌的中國文學史評價標準。這樣，才有可能以之篩選出能進入世界經典行列的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因此，當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及其批評與研究在各個層面上的歷史化熱潮，既可以視為是中國當代文學在具備“70年”體量后自身發展的一個必然的過程，也可以視為是當代中國“70年”偉大復興的“整體性歷史經驗”謀求“世界性”與“經典性”認同的一個具體的個案。

對應而言，中國當代文學要真正實現“世界性”與“經典性”認同，便還需要批評的“國際化”在空間維度上的篩選與闡釋。而這正是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所出現的另一個新質，也是中國當代文學開始出現“世界經典化”可能的一個征象，這就是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問題。

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與“世界中”范式

自1990年代始，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漸趨顯示出強烈的國際化與世界化特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趨勢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到“世界中”階段時在文學批評層面所出現的一個新的時代特征。隨著中國與世界學術共同體的加強和融合，在世界視野中理解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及其批評應該成為中國學者自覺的學術要求。“國際化”視角的引入既是材料方法的拓展，也有對當代文學批評傳統研究模式的突破嘗試，而這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范式新變，以及批評史研究都將發生重大影響。從當下的情形來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大致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海外學者開始介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現場，并頻繁制造頗具影響的批評事件，“海外批評”格局漸成；二、中國本土學者進入“國際化批評”范式，這一“國際化批評范式”的形成，是伴隨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漸成顯學而出現，但與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并不完全重合。

首先看第一個層面：即海外學者參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版圖的重要一極。15不論是1980年代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和“20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整體觀”的關聯，還是1990年代唐小兵等海外華人學者《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研究的影響，或者新世紀以來以德國漢學家顧彬為代表的當代文學“垃圾論”引發的巨大爭議，無不顯示了海外學者不斷深刻介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外文學批評交互顯著加強融合的趨勢。具體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方面，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興起的每一次重要的文學潮流，幾乎都可以看到海外學者的批評身影。早期如趙毅衡《非語義化的凱旋——細讀余華》16很早就參與了國內“先鋒文學”的討論，晚近如劉再復《駁顧彬》17引發肖鷹、李建軍的激烈回應等。

海外學者不斷加大參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進程，國內已有許多專門的討論研究。如李鳳亮《海外華人學者批評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18、王寧《西方的漢學研究與中國人文學術的國際化》19、季進《論世界文學語境下的海外漢學研究》20以及張曉紅、姜智芹等人的文章。綜合這些成果，可以看到這些年積極參與當代文學批評進程的代表人物除了王德威、黃子平、張旭東、張英進、許子東、唐小兵、劉禾、周蕾、劉康、劉劍梅、金絲燕、楊小斌、王斑等海外華人學者外，還有柯雷、金介甫、伯佑銘、林培瑞、杜邁可、杜博妮、魏格林、魏安娜、洪安瑞以及日本學者藤井省三、谷川毅等。尤其新世紀以來，他們時常出入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各種活動場所，被邀請在中國各知名大學演講、發聲。與此前相比，海外漢學界進軍當代文學批評現場，改變了其與中國當代文學隔洋遠眺的觀察方式，他們的研究與反應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產生了即時性影響，已具備鮮活的批評品質。

如2006年前后，顧彬因“垃圾論”事件而深度卷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現場。當時，陳曉明、肖鷹、王彬彬、朱大可等，都參加了這場論戰。此后，顧彬的影響力甚至越過了文學界而進入了大眾話語空間之中。并且，雖然“顧彬事件”后得以澄清，為小報蓄意歪曲，顧彬亦在多種場合出來證偽，但吊詭之處在于，很多學者與媒體并不接受“顧彬事件”之“真實情況”。有研究者指出，“垃圾論”實在是中國本土學者與媒體聯手憑空捏造出來的“假想敵”，即“西方態度”，而加以猛烈的反攻。21不可思議的是，“顧彬事件”竟然持續發酵到2013年，劉再復打破24年“不爭”態度，在香港《明報月刊》撰寫7000余字長文《駁顧彬》，其文鼓蕩著憤怒與撻伐意緒，措辭之極端令人駭訝。而后，《駁顧彬》一文又引起肖鷹、李建軍等的激烈回應。“顧彬事件”前后所涉人物眾多，其真相與真相下隱藏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心理與話題均值得深入研究。

其次看第二個層面：即中國學者對當代文學批評海外資源材料的利用和評論，集中表現為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熱的出現。而對這一學術熱點的興起，2012年莫言獲獎無疑成為最直接的推動事件。“2012年以后的突破在于：一些研究成果從漢學、比較文學、外語翻譯的格局中脫穎而出，開始用相當明確的當代文學的學科意識去展開相應的批評與研究。”22

非常明顯，在莫言獲得諾獎之后，“莫言批評”的“世界化”范式也被廣泛挪移到了中國當代其他重要作家的身上。如對余華、畢飛宇等新近作品的批評，一些文章均會將其海外的接受情形加以介紹，以與國內的閱讀反應相比較。23因此，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不僅只是成為當下的一個學術熱點，而是因之而來的“海外視野”與“世界眼光”已基本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必要背景，是否具備“海外視野”與“世界眼光”已經成為衡量一個本土批評家身份與地位的重要標準。這導致了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已不再僅僅局限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單純挪用西方批評理論的層面。而是部分中國當代文學從業者開始嘗試著突破傳統的批評模式，更自覺地從材料和語言上跳出漢語邊界的限制，強調把海外資料納入到當代文學體系內，堅持利用當代文學的立場、問題意識和專業知識，將個人批評和海內外資料充分融合，努力實現一種兼顧中國本土經驗與世界比較視野的批評研究。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熱已經引發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范式上的明顯轉型。

最近，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所發生的在以上兩個層面的國際化現象似乎有向更加縱深的層面推進的趨勢。兩個層面的問題開始互相滲透與交織，并融進一直同步發生的歷史化潮流而生成一種更為復雜的狀貌。2017年王德威主編《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海外面世成為該年度最具吸引力的文學事件與話題。《南方文壇》隨即以“海外中國現代文學史”專欄刊出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陳思和《讀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丁帆《“世界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編寫觀念——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讀扎》、陳曉明《在“世界中”的現代文學史》、季進《無限彌散與增益的文學史空間》等系列長文24，乃極力張揚“世界中”這一關鍵詞：

“世界中”點出現代中國與世界互為主客的現象。海德格爾將名詞“世界”動詞化，提醒我們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在那里，而是一種變化的狀態，一種被召喚、揭示的存在的方式（being-in-the-world）。“世界中”是世界的一個復雜的、涌現的過程，持續更新現實、感知和觀念，借此來實現“開放”的狀態。海德格爾又強調，“世界中”不是一項刻意操作的任務，而是應對事物的自發現象:“如果我們將事物放在其本身事物化的狀態中，世界在世界化的狀態中，那么我們就將事物看作‘事物’。人遭遇世界，必須從物象中參照出祛蔽敞開之道，見山又是山，才能通達‘世界中’的本體。”25

海德格爾的“世界中”是一種變化的狀態，一種被召喚、揭示的存在方式。王德威啟用“世界中”這一術語來概括現代中國文學的整體特征，并將其轉化為一種文學史觀，其深刻之處在于，他看到“現代中國文學”從來沒有“離開”過“世界”，它一直都處在“世界之中”，即使在表象上看它已處于自我封閉的狀態。而所謂“世界中”階段的來臨，只是我們開始意識到了“世界”，于是“世界”便顯現出來。

發生于2017年前后的這次“世界中”概念的爆紅，以及此間“海外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激增26，均顯示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不僅在“國際化”，而且已在“國際化”后開始了在“世界中”的更廣大空間中的“歷史化”進程。

而從方法論上看，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是在時間維度上對研究對象（當代文學）的“歷史性/當代性”保持一種“距離”和“警覺”；“世界化”則是在空間維度上對研究對象（當代文學）的“世界性/本土性”保持一種“距離”與“警覺”，兩者都表現出一種研究策略上的“自反性”。尤其，后者（指“世界化”）在“本土學者”的“世界眼光”的形成與“海外學者”的“突入本土”這兩個相反方向上的“滑動”與“互為參照提醒”，都使各自的研究更趨近于客觀真實。因此，不管是中國本土學者國際視野的形成，還是海外學者進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現場，甚至是兩者因彼此的交鋒而產生的碰撞與誤解、防范與抵牾，都會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與評價標準的“國際化”與“世界化”產生深刻的影響。在這一層面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既是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中”的一種表現，同時也在以文學批評的力量推動與加深中國當代文學“世界化”的進程。

三、民族化轉向與中國文學的整體性與世界性闡釋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際化”“全球化”“世界化”這些關鍵詞雖然仍具有巨大的話題效應，但中國經濟總量與增長速度所制造的“中國模式”，會同來自國家導向層面的“文化自信”推動，也開始在另一個方向上引發了更具變革性的政治、文化、思想研究的范式新變。歸納來看，這一次范式新變主要表現在研究視野與關注的焦點開始從近代以還的橫向“空間性”（即“國際化”“全球化”“世界化”的“橫向空間廣度”）轉向縱向“時間性”（即“歷史化”“民族化”“本土化”的“縱向時間長度”）上來。橫向關注他者世界是近代以還中國文化與思想的主潮，能夠轉向縱向矚目自我世界，這自然是百年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一個質變。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往往能夠超越以往設定的“新文學百年”格局，而能在“五百年”“一千五百年”“三千年”這樣的“大文學史”框架中來思考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些根本問題，顯示出在縱向時間長度上極其開闊的眼光與視野。這自然引發古代中國與當代中國在“民族美感”“哲學樣式”與“藝術精神”上貫通與接引的中國文學整體性問題。因此，在文學批評上的“民族化轉向”，也是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后的一個必然的趨勢，這也符合亨廷頓對現代民族國家未來發展趨勢的總體判斷。

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時間節點的來到，中國作家終于實現了自近代以來中國本土經驗始終被壓抑之后的首次釋放，中國當代作家與批評家在各自的語境中紛紛發生微妙轉向，本土經驗的回歸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可以說，近代以還，中國知識界孜孜以求的現代性，終于沖過了一個節點，其現代性的辨識不再以西方為唯一的標準。而將“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推置世界層面，并試圖“再造”一個與西方傳統完全相異的“現代性”體系，乃成為當下中國學術的最新走向。

因此，能有幸身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現代文學“百年中變”這一重大歷史轉折點上，來思考中國文學的一些根本問題，便有可能具備前所未有的開闊眼光：

中國古代的小說在我看來是一個整體，里面的象全部是相通的。從一些神話故事和諸子寓言開始，涓涓細流，匯成江河，結束于四大譴責小說。五四以后的現代小說，跟古代的象不怎么通得起來。可以搭一些橋，比如魯迅的《故事新編》，比如金庸的武俠小說，但都不是整體的相通。中國古代的小說充滿了中華民族的憧憬和想象，五四以后的小說憧憬和想象的方向就轉變了。比如說這些年一直在討論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個原則，就是獎給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優秀的作品。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程度參差不齊，但是從這些作品的想象來說，都有理想主義傾向，跟他們的民族文化是相通的，相通以后通向世界文學。而我們的現代文學還沒有把我們民族的想象——從古到今的民族想象——貫通起來，有一些好的作品，但貫通整個民族的想象說不上。27

張文江以跨越3000年的文學史眼光來看待中國新文學的百年新變，他深切地看到中國現代文學表現世界的方式與古代中華民族想象世界樣式間的斷裂與變形。百年之中，即使魯迅的作品，也只是“可以搭一些橋”，而沒有產生“把我們民族的想象——從古到今的民族想象——貫通起來”的世界頂級作品。在他看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出路，是只有打通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整個民族想象，將《紅樓夢》的“空靈”與“先鋒、現代、后現代”相接通，才有可能孕育出《百年孤獨》那樣收束了自己整個民族美感與文化神髓的偉大作品。

此類思考，同時也并現于近年中國當代文學各個層次的創作實踐之中，顯示出對“中國想象方式”與“中國審美興趣”之回歸與再造的強烈呼應。其中最引人矚目而蔚為大觀的，乃是以“云級”計算的海量“網絡小說”“網絡游戲”“網絡劇”以及源自網絡小說的各種“IP改編”，它們幾乎有些過度與泛濫地化用中國古代經典資源28，制造著數不清的“仙俠、玄幻、盜墓、穿越”等等中國類型意象。這一潮流不容小覷，其“中國想象方式”元素有超乎尋常的吸引力，不僅在國內有巨大的讀者群，也在海外形成翻譯與追讀熱潮，成為中國大眾文化輸出的意外突破口。29“網絡文學”帶有強烈的“中國特色”，至少在當下的世界各國文學中，只有在中國形成了與傳統文學有這樣巨大差異與斷裂的所謂“網絡文學”。但當下的網絡文學批評與研究，基本局限在“網絡文學生產”“IP改編”等文學傳播與接受層面以及“二次元”“金手指”等網游經驗與模式的局部闡釋上，而對網絡文學超越“五四”以還的現代文學經驗而與古代中華民族想象世界的特殊樣式相接引的全新“時空結構”與“詩學特征”的哲學層面的闡釋，還遠未展開30。因此，中國網絡文學批評與中國網絡文學一樣，其特殊的中國特色與中國經驗完全可以成為世界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殊案例；而其批評實踐與理論建構，尤其是在探索能夠貫通古代中國與當代中國整個民族想象世界樣式的美學與詩學闡釋上，更有深遠的價值與意義。

同時，自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及其批評漸趨顯著的國際化與世界化特征，也讓一批有更大野心的中國本土學者產生了對抗心理。這些對全球學術一體化保有警覺，同時對本土特殊性的消失產生擔憂的學者，也往往并非缺乏世界眼光，比如陳平原、洪子誠等當代文學研究界的重要學者，他們往往更趨向于在“世界眼光”之上建構中國當代文學“本土批評”的理論與能力。31

因此，帶有民族化轉向意味的“本土批評”的提出是一股有意識的要建構中國當代本土批評理論的學術力量，并且，是在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與世界化的沖擊中匯合而成的一股反向運動的力量。考察這股本土化的潮流，其流脈雖源遠流長，但可以說，是至新世紀后，尤其是在莫言獲得諾獎之后，“本土批評”方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空間中成為一股較強的力量。同時，這一潮流，也與當下“中國文學走出去，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國家導向密切相關。綜合國力的增強，文化輸出的國策，這些因素必然會激發當代文學對本土性與民族性的想象，內向而觀，中國古代批評理論與批評實踐的輝煌便可能會喚醒對中國當代本土批評理論建構的想象與熱情。何況，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向西方汲取各種批評理論與批評工具的泛濫早已令批評界有強烈的厭倦情緒，也有強烈的因之而來的無建構自己本土批評理論能力的自卑。因此，這股“本土批評”潮流的出現，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國際化與世界化的延續與必然要求，因推動中國作家作品走向世界，其未來也必然會帶出中國本土批評理論與批評詩學的輸出問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與世界化，也是“中國詩學”走向世界的一個新的開始。這是一個遠大的目標。

中國本土批評理論與批評詩學之建構與輸出的必要性，也體現在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向更加縱深層面推進的必要上。有研究者發現，與莫言、余華等在海外傳播與接受的熱鬧相比，賈平凹呈現出明顯的“內熱外冷”現象，這促使一批研究者開始思考產生賈平凹海外接受“內熱外冷”現象的深層原因。認識到，賈平凹的小說，其所有的功力都放在一句一句的句子上，如果把賈平凹的小說當莫言的小說去翻譯，就可能翻譯不出來，或者翻譯出來后就成了很平常的東西，但如果有人真能夠把這樣的句子挖掘出來，翻譯到西方去，則賈平凹小說所攜帶出去的中國元素要遠遠超過莫言。32這是因為，賈平凹小說的“本土性”是在“語言”與“時空”的層面，其特殊的“筆記”“話本”語體，《紅樓夢》式的“空間化敘事”特征，都是深入到中國小說神髓層面的“本土性”與“民族性”。33我們需要挖掘與呈現這樣的“本土性”與“民族性”，是進入到語言層面與時空哲學層面的“本土性”與“民族性”，這是中國文學的神髓，要得到世界的認可，不僅要產生出具備這種中國神髓的當代經典作品，也要有能夠闡釋、呈現、彰顯這種中國神髓的批評理論與批評詩學。只有如此，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經典化”才有可能實現。

比如，《廢都》25年“內外接受史”之曲折34則正可以說明，不僅在海外需要對中國當代小說的“民族性”進行及時的闡發與凸顯，即使在國內，也因這種闡釋能力的缺失而導致了其長達十余年的被批判與否定的命運。而僅從當下中國批評理論與批評實踐來看，《廢都》在接引古代中國“空間化敘事”上所開創出的當代中國哲學與美學樣式，以及存在著的問題等，迄今仍無合適的批評詩學能給以恰當而有力的呈現與分析。關于這一點，下文對此稍作展開。

古代中華民族在想象與表達世界的樣式上有著相當明顯的“時間空間化”特征，這種“時間空間化”特征，可說在繪畫、書法、文學等各個領域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現，是中華民族想象與表達世界的根本樣式，與西方有著巨大的差異。但近代以還，當中國的“民族性”遭遇強大的“現代性”焦慮之后便轉向了西方經驗，因而在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與樣式上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形，而這種變形，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現在中國本土“時間空間化”特征的消失或淡化。中國本土的“時間空間化”曾經產生過非常輝煌的繪畫、書法與文學等藝術樣式上的杰出典范35，而單在文學的層面上看，五四新變以后的中國新文學，其努力的方向之中已不再有這一特征，至少是在主潮之中已經消失。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在當代盛世中國的文化想象之中，接引與再造這一在哲學與審美樣式上的最高文學典范的野心，也開始不斷出現在當下的眾多作家筆下。從賈平凹《廢都》《秦腔》到李洱《應物兄》，《紅樓夢》《金瓶梅》的“塊狀空間”36與“芥子須彌”式的對世界呈現樣式，確實部分地轉化到了這些當代文學中的優秀文本之中。

但中國本土的“時間空間化”與西方的“空間性敘事”不同，前者是自發的民族思維模式，后者是一種有意識地扭轉“時間性敘事”為“空間性敘事”的“先鋒實驗”。后者是在西方“空間轉向”之后發生的一股小說敘事技巧革新的實驗潮流，不具有文化原發性，正如西方戲劇受中國戲劇的影響而發生的改變，也與意象派的誕生與日本俳句和中國古詩的影響相類。因此，若依賴當下主要源自西方空間轉向理論的批評資源來闡釋這些具有強烈中華民族性特征的小說文本，則會顯得十分無力。這一情形已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批評反思。 37

因此，挖掘、呈現、再造“古老民族”的“當代性”與“世界性”，建構具有民族特殊性闡發能力的當代中國批評詩學，這是盛世中國對當下整個中國學術界提出的新任務與新訴求，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世界化”后更要轉向“民族化”的根本原因。

整合前述觀點與思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國際化”與“民族化”轉向，乃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具備“70年體量”與進入“世界中”階段，并同時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中變”潮流相遇，而出現的一個“復合式”的“新時代”特征。乃是關涉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學空間中能夠走出多遠，并最終能否經受住“世界化”后的不斷“歷史化”檢驗，而最終實現“世界經典化”這一重大問題的三個方面，其中涉及到的問題復雜而深刻，在當下，相關整理研究便具有較大的文獻史料價值與理論探索研究價值。

[本文為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與國際化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7ZWB00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關于“世界經典化”這一命題，是筆者與北京師范大學劉江凱老師在討論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格局時提出的說法，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在1990年代后不管是在“路徑”上，還是“標準”上，都開始溢出國內空間，而顯示出強烈的“世界意味”。可以說，包括莫言在內的中國當代作家的“世界經典化”進程，整體上才剛剛起步。

②關于“80后文學20年”這一文學史概念的提出，可參見吳俊《文學的世紀之交與“80后”的誕生——文學史視野：從一個案例看一個時代》，《小說評論》2019年第2期。

③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轉向”亦被看作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開始。李楊對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以二元對立模式顛倒“左翼文學史”的“翻燒餅”的指責，實質上也只是一種后觀視角。因為，在“左翼文學史”始終過于強大的1950-1970年代，非這種二元對立的“否定”而無法完成一種“本質化”（指文學政治標準的本質）的破除。因此，如果將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轉向策略與方法拿到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位置上，可能也就無法產生它在1990年代后所發生的那種較大的影響力。因此，某種轉向與思潮發生的歷史時間，均有不可更改的歷史客觀性。這是各種歷史研究者易發生后觀視角所需要警覺的。因此，“歷史化”作為一種方法論，其“自反性”可能對研究者更具啟發價值。

④“重返八十年代”在親歷這一歷史的學者那里所進行的“陌生化”過程應該是艱難的，它必須以排除自身的“在場”因素為時刻的警覺，因此，這個“進程”也可以說是充滿了“自反性”的“張力”；而在沒有親歷這一段歷史的年輕一代批評家那里，“陌生”本來就存在，“重返”事實上是“第一次”進入，“距離”本就存在，“陌生化”變成了“進入歷史”的一種“想象”。這在“80后”批評家黃平、楊慶祥對“重返八十年代”的理解那里可以得到證實。

⑤如近年對“《廢都》批評”“《酒國》批評”“《兄弟》批評”等當年有較大影響的“批評事件”的歷史化整理研究。相關文章主要有王侃《〈兄弟〉內外（上、下）》、劉江凱《“經典化”的喧嘩與遮蔽：余華小說創作及其批評》、魏華瑩《文變染乎世情——“〈廢都〉批判”整理研究》等。此類研究帶有明顯批評史轉向意味，這對扭轉當代文學批評過于主觀化，具有微觀實踐層面的意義。

⑥“先鋒文學批評”在走過30年的各種紛紜之后，終于在2016年前后迎來了它聲勢浩大的“歷史化”進程。程光煒認為，先鋒文學作為1980年代的標志性文學征象，幾乎完全是當時的文學批評所促成，今天的“先鋒文學反思”，自然無法回避對1980年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整理”。先鋒文學借“30年”這一“中國式”時間節點，又成為當代文學歷史化的一個契機。

⑦“再解讀”是對“十七年”文學的歷史化，“重返八十年代”是對1980年代文學的歷史化，“新世紀文學”概念的提出與爭論也是對新世紀文學的歷史化嘗試。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與“再歷史化”無疑乃是一種“隔代批評”，也是當代文學批評的一條有效的“歷史化”與“經典化”路徑。

⑧14參見吳秀明《后現代主義語境中的知識重構與學術轉向——當代文學“歷史化”的譜系考察與視閾拓展》，《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4期。

⑨丁帆：《文學和文學史的制度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項目研究小議》，《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3期。

⑩吳俊認為，當代文學批評史應該獲得與當代文學史同樣的學術地位——在文學史與批評史（文論史）的對等匹配關系上，相比于古代、現代乃至于外國文學史與相應的批評史（含文論史等）研究關系上，只有當代文學批評史迄今沒有可靠的著落，或者說，相比于（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轟轟烈烈，當代文學批評史在學科專業的地位待遇上顯得最為冷清，盡管當代文學批評本身卻是極度的發達并受到各種重視。從這種不平衡、不對稱的現實來說，也實在應該適當加力推進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各項研究。見吳俊《登高臨深，不可為而為之——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及史著撰寫答問》，《新文學評論》2019年第2期。

1112吳俊：《批評史、文學史和制度研究——當代文學批評研究的若干問題》，《當代作家評論》2012年第4期。

13參見閆海田《當代文學歷史化的有益嘗試——論〈東吳學術〉“年譜研究”的意義》，《當代文壇》2014年第4期。

15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當代重要作家每有新作面世，其在海外所引起的反應與批評幾乎變得與國內同步，有時甚至先于國內。如余華《兄弟》與閻連科《四書》出版后的“外熱內冷”，前者在國外贊譽不絕而在國內則遭到“拔牙”（2006年杜士瑋、許明芳、何愛英主編的《給余華拔牙》由同心出版社出版，成為“《兄弟》批判”的標志性事件）命運，后者在海外頻獲大獎國內則幾無人知。可以說，這對當代作家的創作產生了相當大的即時性影響。

16趙毅衡：《非語義化的凱旋——細讀余華》，《當代作家評論》1991年第2期。

17劉再復：《駁顧彬》，《明報月刊》2013年第8期與《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6期均載。

18李鳳亮：《海外華人學者批評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2006年第3期。

19王寧：《西方的漢學研究與中國人文學術的國際化》，《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20季進：《論世界文學語境下的海外漢學研究》，《文學評論》2017年第3期。

21吳俊在《顧彬的意義》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垃圾論”事件發生的深層社會與文化心理。見吳俊《顧彬的意義》，《文藝研究》2011年第10期。

22劉江凱：《世界經典化視野下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反思》，《文學評論》2019年第4期。

23此類文章有代表性的諸如王侃《〈兄弟〉內外（上、下）》（《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5、6期）、趙坤《泛鄉土社會世俗的煙火與存在的深淵——西方語境下的畢飛宇小說海外傳播與接受》（《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3期）、劉江凱《“脹破”的光焰——閻連科文學的世界之旅》（《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3期）等。

24上述五篇文章均刊于《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25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26僅2016年即有鄧騰克（Kirk Denton）主編《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指南》、張英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指南》、羅鵬（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編《牛津中國現代文學手冊》，至2017年王德威主編《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出版，則四種海外版中國現代文學史著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與爭論均不可預測。

27張文江：《古典學術講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7頁。

28諸如對《山海經》《述異記》《墨子》《莊子》《搜神記》等等“中國神話”與“異世界”之幻化時空與變形意象的啟用。

29關于中國網絡文學在海外形成翻譯與傳播熱潮的情形可參閱《南方周末》2017年3月16日文章：《愿“道”與你同在 中國網絡文學闖入英文世界》。

30比如，若單純比較同期問世的《生死疲勞》（2006年）與《誅仙》（2003年臺灣地區版/2005年中國大陸版）、《斗羅大陸》（2008年首發）等的時空樣式與時空結構，顯然作為“網絡小說”的后者，其時空想象更為輝煌，也更接近張文江所言的古代中國小說之“象”，但相關闡釋與研究，不管是網絡文學研究界，還是當代文學傳統研究界，均未深入展開。

31陳平原認為，要不要“國際化”，這已經不是問題，難處在于如何在全球化大潮中站穩自家腳跟，如何保持其“獨特”的“本土情懷”。見陳平原《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如何與漢學家對話》，《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32陳思和在《中國文學呼喚偉大的文學作品與杰出的翻譯（上）》中表達了這種看法，見《東吳學術》2015年第2期。

33參見閆海田《賈平凹與中國現代小說的百年中變——從〈太白山記〉到〈老生〉》，《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第5期。

34《廢都》因種種原因而在1990年代遭葛浩文遺棄，此后英譯本一直闕如，直到2016年又被葛氏重新選中并加以重磅推介。而《廢都》的最大問題，是它對古代中華民族“空間化敘事”的接引與當代轉化，以及在轉化過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與問題。而這也正是賈平凹海外接受，甚至還是其在中國本土尚未得到充分闡釋的根本原因。參見閆海田《中國民族經驗的世界經典性認同——賈平凹海外接受個案考察》，《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3期。

35如整個的書法藝術，繪畫領域中的《清明上河圖》《韓熙載夜宴圖》，文學則以《山海經》《紅樓夢》《金瓶梅》中的空間化敘事為最高代表。

36王干認為：“《紅樓夢》前80回不是以時間作為小說的經緯線，而是通過空間的轉換來替代以往長篇小說常用的時間流逝的縱向結構。通過那些實實在在的空間來組織小說的結構，榮國府、寧國府、大觀園、亭臺樓閣、齋庵院軒，這些形成了小說的‘塊狀結構’。這個‘塊’最重要的就是大觀園，大觀園又分成若干小塊，怡紅院、瀟湘館、蘅蕪苑、稻香村、櫳翠庵，一個空間接著一個空間，也就是一個意象接著一個意象，這些意象形成了意象群，形成了一個意象的巨大宮殿。”見王干《曹雪芹是九段高手，高鶚卻補上了初段招數》，《文學報·新批評》2017年9月1日。筆者則認為，這種“塊狀結構”便是構成中國民族特有的“空間化敘事”樣式的“基本空間”。因此，不管是“賈府”的“大觀園”，還是“西門宅院”的“花園”，它們都是“中國空間化敘事”樣式中的“阿萊夫”。“中國空間化敘事”不以建構一個時間與邏輯上清晰的情節推進系統為小說的最高目標，而是以包羅萬象的“壺中天地”式的“塊狀空間”的“呈現”為最高境界。“中國空間化敘事”的神髓就是“呈現”，當這些一個一個的“塊狀空間”以“清明上河圖”“韓熙載夜宴圖”那樣的形式來“接榫”與“布白”時，最后便形成了輝煌地“呈現”整個宇宙的中國民族小說敘事樣式與藝術樣式。

37宋炳輝即在《山本》的批評實踐中表達了這種無力感：“既有的史詩性概念，歷史敘事的概念，還有人物典型化和性格塑造的概念，對于像《山本》這樣的具有濃厚中國特性的文本，似乎很難獲得令人滿意的闡釋效果。越是中國性的創造，越需要我們采取新的視域、新的路徑和新的方式來面對。這是當今的文學批評所面臨的一個頗為突出的挑戰。”見宋炳輝《最具“中國性”的個人寫作如何同時面對兩個世界》，《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

[作者單位：淮陰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