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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大國扶貧》是忠實記錄四川巴中地區精準扶貧偉大政治實踐的一部史詩式紀實文學。賀享雍深入百姓日常生活，深度調研扶貧攻堅現實實踐，以可貴的在場性、宏闊的史詩視野、“非虛構”的敘事方式，實事求是地、全方位地書寫了巴中地區扶貧工作的復雜性、艱巨性、有效性，塑造了血肉豐滿、真實可信的扶貧先進人物群像。整部作品具有恢弘的史詩品格和“寫真實”精神，為當下的扶貧題材文學創作和“非虛構”敘事提供了典范。

關鍵詞：賀享雍 精準扶貧 《大國扶貧》 忠實記錄 史詩

隨著國家精品扶貧戰略在全國范圍內的實施，扶貧題材的文學創作也隨之涌現成為文壇一股熱潮。賀享雍的長篇報告文學《大國扶貧》就是其中一部可圈可點的史詩性佳作。作為紀實文學，《大國扶貧》是賀享雍深入扶貧一線的真實記錄，是記錄巴中地區精準扶貧的時代史詩。它對巴中地區農村精準扶貧的書寫，不是建立在虛構或想象的基礎上，而是基于實地調研和深度訪談的實錄。賀享雍拒絕虛構故事，而是讓所采訪的人物說話，讓所掌握的翔實資料、豐富材料和準確數據說話。但是，賀享雍沒有停留在單純的資料實錄和梳理，而是以“在場”的方式深入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以見證者和思考者的理性眼光考察巴中大地上鄉土社會精準扶貧的現實實踐，力求把握它恢弘、鮮活、復雜的全貌。同時，又本著現實主義精神，以人文知識分子的敏銳洞察精準扶貧工作中的各種問題與矛盾，思考精準扶貧究竟應該如何改造鄉土社會、如何既改變農民的生存狀態又改變他們的精神風貌。這樣，賀享雍對精準扶貧偉大實踐的認知、理解和把握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與深度，這也就使得《大國扶貧》無論是在書寫廣度還是思想深度上都呈現出與精準扶貧這一當下中國鄉村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現實相匹配的、宏闊深邃的史詩品格。《大國扶貧》全方位呈現了整個巴中大地波瀾壯闊的扶貧圖景，既實事求是地寫出了巴中地區精準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又展現了在先進人物的努力之下鄉村社會貫徹落實精準扶貧政策之后的“山鄉巨變”。該書對精準扶貧這一題材的精準把握與深度書寫、鮮明的在場性、非虛構的敘述方式、實事求是的敘事態度都有力弘揚了紀實文學可貴的寫真實傳統，避免了對精準扶貧浮光掠影式的描述與膚淺浮泛的解讀。同時，《大國扶貧》又突破了紀實文學常見的新聞報道式寫作范式，通過一個個接地氣的、生動形象的故事和人物來映射精準扶貧的偉大進程，散發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鄉土風味，彰顯了深厚的文學敘事功底。《大國扶貧》的這些敘事特質都讓它在扶貧題材寫作領域獨領風騷，成為不可多得的時代之作，釋放著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精準扶貧艱巨性、復雜性的全方位真實書寫

精準扶貧是一場艱巨的攻堅戰，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具體操作中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困難與挑戰。賀享雍曾經長期在鄉村生活，有著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其創作也一直堅持關注和書寫農民的貧困生存狀態。同時，他深入扶貧一線進行廣泛、長期調研，親眼見證了巴中的精準扶貧實踐是如何開展、深化的。因此，他對中國特色的精準扶貧工作、對鄉村社會貧困現實、鄉土社會人情世故等因素帶來的精準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有著深刻的認識、透徹的理解與精準的把握。《大國扶貧》就以深度訪談和親身體察為基礎，以真人真事實錄的方式全方位書寫了精準扶貧的艱巨性、復雜性。

“精準扶貧”中的“貧”既是農村的被幫扶對象，也是被幫扶對象的本質特征。巴中精準扶貧的艱巨性首先是因為這片紅色土地屬于區域性連塊貧困地區，隨處可見令人震驚的貧困。《大國扶貧》真實、具體地描繪了巴中鄉村物質層面觸目驚心、超乎想象的貧困圖景，展現了巴中大山深處惡劣的自然條件和老百姓艱苦的生存環境。書中描寫了不少山村村民生活的艱難困苦，例如：青龍村狹小的坡地上只能種點兒馬鈴薯和包谷，飲用水比黃金還珍貴，背一回水要走一個多小時的羊腸小道。羅張窩村因為交通制約導致貧困，也導致急需就醫的村民的死亡；全村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住著破破爛爛、東倒西歪的土坯房；其中一戶農戶因病致貧，全家生計靠80多歲的老人支撐。蒿坪村是一個病殘人員多、荒地荒坡多、外出戶多、光棍多，一派荒涼破敗景象的山村。《大國扶貧》不僅真實記錄了巴中鄉村的物質貧困，而且刻畫了一些貧困農民的精神貧困。書中通過一些典型貧困戶的故事深刻揭示了造成一些農民生活貧困的根源不僅僅是物質原因，還有精神、文化原因，即“等、靠、要”的懶惰思想。這種懶惰思想在巴中農村似乎還有蔓延之勢。賀享雍深刻指出，在這輪精準扶貧中，具有“等、靠、要”思想、本應受到社會鄙視的懶人被納入貧困戶中享受各種政策優惠和資助，已經引發了勤勞節儉的非貧困戶的不滿。因此，扶貧不能局限于物質扶持而忽視精神/文化的幫扶。但是，老少邊窮、教育落后、文化貧困集中的巴中地區，精神的幫扶尤為艱難。總之，巴中農村異乎尋常、引人關注的物質/精神雙重貧困給精準扶貧工作帶來了嚴峻的考驗，脫貧成為一項無比艱巨的任務。

精準扶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其次體現在如何精準識別貧困戶。如果連真正的貧困戶都不能精準識別，那精準扶貧就無從談起。精準扶貧強調的是精準，但貧困戶的精準識別在具體操作中卻存在著很大的困難。賀享雍非常了解當下復雜、變動的農村生活給貧困戶精準識別帶來的種種困難，通過實地采訪掌握的各種典型事例揭示了影響識別精準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例如，巴州區大茅坪鎮白云村的李玉平明明屬于貧困戶，卻因為在灣里人緣不好而無法享受低保待遇；紅四鄉劉家村的貧苦戶識別則明顯受到了鄉土社會家族、親戚、朋友等人情關系與金錢、權力等因素的干預和影響，個別不符合條件的關系戶、富裕戶被納入了扶貧范圍；紅光鎮柏山村那位被評為貧困戶的老人表面上看確實屬于幫扶對象，但其實其在外務工的兒子在城里買了房子，這一事例真實反映了由于無法精準統計農民的收入和全面掌握外出務工農民的生活狀況而增加了幫扶對象確認的難度。雙田村石海德的故事則反映了農民生活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因此，貧困戶的精準識別要下一番苦功夫，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些來自于現實生活的真實事例從不同的角度真實反映了實際操作中貧困戶識別的巨大困難，既不能依靠一種模式實現精準識別和判斷，也很難做到絕對的精準。這無疑增加了落實黨的精準扶貧政策的難度。

精準扶貧的艱巨性和復雜性還表現在扶貧進程中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實際困難和意想不到的阻力。《大國扶貧》通過故事、人物、事實、數據等全景式地展現了精準扶貧工作在推進過程中在各個方面遇到的困難：扶貧干部建立扶貧檔案數據錄入的巨大工作量；非貧困戶對扶貧工作的不滿與刁難；村民對駐村干部的不信任；貧困百姓自主創業的曲折與艱辛；如何精準選擇扶貧方式；個別農村發展產業失敗的沉重教訓等等。

《大國扶貧》直面精準扶貧的艱巨性、復雜性，回避了一些同類題材小說對精準扶貧的簡單化的樂觀主義想象，全景式真實書寫，成功避免了當下一些同類題材小說對精準扶貧的簡單化的樂觀主義想象。

二、問題與矛盾的如實揭示與深度思考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偉大政治實踐題材的文學作品大多以頌歌為基調，較少關注和揭示實踐工作中存在的各種矛盾與問題。《大國扶貧》則回避了徹頭徹尾的人情禮贊與著意美化，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一方面。準確、真實地報道了巴中地區精準扶貧的先進事跡，高度贊揚了扶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經驗；另一方面，在由衷贊頌的同時，正視精準扶貧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如實揭示、深刻思考扶貧利益在鄉土社會引發的矛盾，體現出非常可貴的“寫真實”的品格。

《大國扶貧》把精準扶貧中的問題與矛盾放置在歷史與文化的深厚土壤中進行揭示與思考。第六章《按下葫蘆起來瓢》開篇在歷史視野中梳理、比較了當下的精準扶貧與我們黨以往扶貧工作的不同，指出最大的不同就是本輪扶貧能夠讓貧困戶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1980年代和1990年代開展的扶貧工作，扶貧資金主要應用于公共設施建設上，貧困家庭個體從幫扶中獲得的經濟利益微乎其微，因此，扶貧在鄉土社會激不起波瀾、引不起強烈的震動，更談不上引發社會矛盾。但是，如今開展的精準扶貧，一家一戶的貧困家庭卻能夠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中國鄉土社會自古以往就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思想，不可能平均分配、惠及每家每戶的扶貧利益必定會在鄉村社會引發劇烈的心理震動，導致鄉村社會的失衡，從而給精準扶貧政策的落實和具體工作的開展帶來重重困難與阻力。賀享雍對于農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有著深切的認識，在實地調研和訪談中觀察到了精準扶貧在鄉村社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各種問題與矛盾，注意到各類農戶對扶貧利益的爭奪已經打破了鄉村社會生活本有的安寧平靜與正常秩序。《按下葫蘆起來瓢》這一章就如實記錄了面對扶貧利益農民們不管符不符合條件都爭當貧困戶、貧困戶脫貧后卻不愿意退出貧困戶的鄉土社會亂象。被納入貧困戶就意味著能夠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人們采用糾纏、辱罵、刁難駐村干部的方式，用哭鬧、互相舉報甚至上訪的方式爭取能當上貧困戶；已經脫貧的、曾經的貧困戶為了能夠繼續獲得扶貧利益而拒絕簽字退出貧困戶，且與扶貧干部胡攪蠻纏；非貧困戶因為享受不到精準扶貧的巨大利益也拒絕配合扶貧工作，對扶貧干部心存不滿、百般為難。這樣，精準扶貧的矛盾不再是理念意義上的貧困與脫貧的矛盾，而是轉化為一般貧困戶與扶貧干部之間、貧困戶與非貧困戶之間、非貧困戶與扶貧干部之間的具體矛盾。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根深蒂固的鄉村社會文化語境中，如何精準把握和落實扶貧政策，如何化解各種矛盾特別是如何消除非貧困戶對扶貧政策的怨氣，如何體現扶貧政策的公平性，都成了扶貧工作中必須解決的巨大難題。在如實描寫“按下葫蘆起來瓢”的矛盾亂象的同時，賀享雍不無憂慮地指出對扶貧利益的爭奪已經改變了鄉村百姓原本淳樸的人性人情，造成村民關系和鄉村社會風氣的惡化，造成了村莊的失衡，更為嚴峻、也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圍繞扶貧利益引發的鄉村生活風波和新的社會矛盾讓精準扶貧陷入尷尬境地，甚至有異化的風險。

賀享雍沒有止于對問題與矛盾的揭示和羅列，他進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扶貧利益引發的鄉村失衡背后的深層原因，認為對因懶致貧的貧困戶的幫扶是讓村民特別是勤勞村民對精準扶貧產生不滿，質疑精準扶貧政策合理性和公平性的根本原因。賀享雍分析：在精準扶貧過程中，因為好吃懶做和不會勤儉持家而致貧的人家被納入了貧困戶，享受著扶貧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而平時勤勞節儉因而生活相對寬裕的人家卻被剔除出扶貧范圍。勤勞的非貧困戶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勞動一年的收獲，竟然還不如那些好吃懶做的貧困戶的一次扶貧收益時是絕對不可能沒有怨恨和憤怒情緒的。賀享雍更為擔憂的是，幫扶貧困的懶人，還會損害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勤勞節儉的傳統價值觀念。一旦農民們形成勤勞節儉不再值錢的觀念，就會產生越來越多的貧困戶。這就讓精準扶貧變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確實能夠扶助因天災人禍和喪失勞動能力而致貧的真正的貧困戶脫貧，實現全面小康的偉大戰略目標；另一方面對懶惰致貧的貧困戶的幫扶又似乎讓精準扶貧走向獎勵懶惰懲罰勤勞的悖論。

產業扶貧也是賀享雍在《大國扶貧》中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產業扶貧能夠讓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形成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的能力，依靠自身力量脫貧致富，因而是精準扶貧的重要路徑和重點工作。賀享雍本著現實主義的精神實地調研產業扶貧的真實情況，認為不能單純強調產業扶貧的政治性而忽視它是經濟活動，要遵循市場規律，牢固樹立市場引領的理念，因地制宜開展產業扶貧。

當然，賀享雍如實記錄和深入分析精準扶貧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不是有意顯示知識分子的現實批判精神，而是為了找出癥結和病灶，以便更好地推進精準扶貧工作，讓“精準扶貧”的“精準”切切實實落在實處，讓精準扶貧的國家政策和戰略構想在鄉土社會取得更大的實效。從這一點來講，如實揭示問題和矛盾，與歌頌精準扶貧的巨大成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殊途同歸。對問題與矛盾的忠實記錄，也使這部扶貧地方志和時代史詩更富有現實質感和時代特色，表現了一位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情懷。賀享雍對扶貧進程中各種新問題的深思和憂慮則表現了知識分子的思辨理性，同時增強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三、精準扶貧巴中經驗的鮮活呈現

在長期的扶貧攻堅實踐中，巴中積累了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推廣價值的扶貧經驗。經驗的提煉和總結最后形成的往往是枯燥、乏味、簡要、嚴肅的理論性文字，特別是宏大政治實踐的經驗總結。賀享雍再次顯現出他作為一位優秀鄉土小說作家深厚的敘事功底和卓越的文學才能。他在《大國扶貧》中以內置的鄉村視點來發掘、提煉巴中的扶貧經驗，通過一個個生動感人、富有可讀性和鄉土生活氣息的鮮活故事來表述精準扶貧的巴中經驗，呈現這些經驗所包蘊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法和人情溫暖，展現了中國在破解“貧困”這一世界性難題中展現的大國風范。

貧困戶的精準認定是精準扶貧的首要工作，也是一項異常復雜的、容易引發鄉村社會各種矛盾的工作。賀享雍精心選擇了一系列真實生動的故事闡釋了基層扶貧干部如何秉持不偏不倚的公正心，以“火眼金睛”發現、分析和解決貧困戶認定中千差萬別的具體問題，落實扶貧政策、貫徹精準扶貧工作精神的先進經驗。桅桿椏村的李本玉因為脾氣古怪倔強在村里人緣不好沒被納入貧困戶，該村第一書記陳勇了解情況之后苦口婆心做通群眾的思想工作解決了他的幫扶問題。雙田村村民石海德在該村貧困戶認定工作結束后才因病致貧，因此未能被納入幫扶范圍，該村第一書記馬北晨了解情況后，“路見不平一聲吼”，經過多方努力終于將他納入了貧困戶。柏山村一位老人表面看來完全符合貧困戶的條件，但實際上家里經濟條件并不差，該村第一書記吳杰接到舉報電話后親自上門走訪摸排，用誠懇的話語打動了老人，老人終于說出了實情。蹇家坪村的楊清云屬于臨界貧困戶，村支書楊紹美為他到各個部門陳情請求，幫他爭取到了各項政策補助。趙椏村貧困戶劉仕漢和再婚妻子因為戶口問題無法共同享受異地搬遷建房待遇，該村第一書記賴駿等人靈活落實政策，進行了人性化的處理。這些非虛構的貧困戶認定故事充分證明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秉持公心、真心助貧是體現我黨優良工作作風和中國傳統道德精義、且具有普遍價值的扶貧經驗，精準呈現了“扶貧路上不落下一人一戶”的大國扶貧決心。

如何處理好貧困與非貧困的關系、化解非貧困戶對精準扶貧的怨氣、營造良好的脫貧攻堅社會環境 ，巴中地區也提供了具有濃郁人情味兒、體現中國式人文精神和矛盾處理智慧的經驗范式。恩陽區的經驗是讓貧困戶、臨界貧困戶和非貧困戶在住房、教育、醫療、產業扶助等方面不同程度地享受國家扶貧政策，這樣既能讓黨的扶貧工作精神陽光普照，也能確保均衡發展。南江縣則是幫助臨界貧困戶和非貧困戶解決他們最急需最迫切而扶貧干部們也能解決的具體生活生產困難和問題，給予他們人文關懷，讓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融洽黨群、干群關系。田椏村第一書記譚真理和荀家壩村第一書記用真心和真情化解非貧困戶怨氣的故事則形象詮釋了在有著深厚人情傳統積淀的中國鄉村社會，以情感人是化解矛盾的普適性法則，在扶貧攻堅中能夠收到“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神奇效果。這些經驗的提煉和書寫都得益于賀享雍豐富的鄉村生活和工作經驗，得益于他作為一位作家深切濃烈的人文情懷。

精準扶貧除了要精準認定扶助對象，還要精準選擇扶貧方式。百姓們的貧困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個性。因此，幫扶方式不能千篇一律。《大國扶貧》中，巴中的扶貧方式因戶因人而宜，根據貧困戶和貧困人口的具體情況與實際需求，在找準每個貧困家庭致貧原因的基礎上，進行有針對性的幫扶，做到了扶貧方式的精準。并且，巴中的扶貧是實實在在地扶，一扶到底，貧困戶不脫貧絕不罷休。岳天云、石紹云居住條件惡劣，幫扶單位就給予建材和資金援助，讓他們住進寬敞明亮的新房。石久德的新房被泥石流包圍，幫扶單位就免費幫他徹底清理和解決隱患。青龍村第一書記劉澤訓腳踏實地、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扶貧，不貪大，不求洋。

精準扶貧是物質脫貧和精神扶助一起抓，不僅解決物質貧困，也徹底解決導致物質貧困的思想文化根源，進行精神、文化扶貧。因此，他在《大國扶貧》中書寫了“扶貧扶智”的各種路徑：張必大資助輟學少年，周到地解決了學費生活費、學籍、進尖子班等各種問題；蒿坪村在村民中開展文明習慣養成教育，開展比勤勞能干、知足感恩、環境衛生的三比創富活動；中營村則重點培養本村大學生對家鄉的熱愛。這樣，賀享雍就突破了近年扶貧題材小說重點描寫物質扶貧的敘事模式，從文化、思想層面思考和解決扶貧攻堅問題，在報告文學中延續了啟蒙文學的精神傳統，使得扶貧題材的文學創作達到了一種新的精神高度。

有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大國扶貧》對巴中扶貧經驗的書寫回避了空洞浮泛的政治說教和簡略刻板的數據羅列。作家注重從生動鮮活的扶貧攻堅現實事例中去探尋和提煉扶貧經驗，注重呈現扶貧經驗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智慧。賀享雍對巴中扶貧經驗的書寫顯現出了他對扶貧精神的深刻領會，對扶貧涉及的宏大命題的精準理解和把握。《大國扶貧》所呈現的扶貧經驗，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文學層面，具有豐富的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意蘊以及深刻的現實意義。

四、先進人物形象的本色寫真

巴中扶貧之所以能夠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積累豐富的經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各類先進人物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付出。塑造先進人物是重大社會政治題材文學不約而同的敘事選擇。從1940年代的土改小說，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再到1980年代的改革文學，對先進人物形象的塑造形成了一個基本模式，就是總是刻意突出和強化其英雄主義氣質，盡量拔高其思想境界，在作品中，這些先進人物形象往往具有鮮明的理想化、精神化色彩，相對缺乏濃郁的生活氣息和豐滿的人性血肉。這種先進人物書寫模式發展到極端就會陷入模式化、概念化、臉譜化的窠臼，從而讓所塑造的先進人物形象真實感、立體感嚴重缺失。《大國扶貧》雖然也取材于當下正在進行的偉大政治實踐，但在刻畫先進人物形象時卻完全跳出了固有的理想化模式，始終堅持對人物的本色化、本真性書寫，具體說來就是：一方面，通過扎扎實實的言行和扶貧故事突出他們作為先進人物所體現的時代精神和政治倫理，描寫他們在精準扶貧進程中對社會主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另一方面，同時，也把他們作為普通人放在工作、生活中進行觀照，描摹他們作為普通人的真性情，凸現他們的平凡、質樸、踏實甚至柔弱。總之，《大國扶貧》中的先進人物形象非常質樸、踏實、接地氣，都是平凡的、生活化的英雄。

先進人物形象的本色化、生活化、接地氣，在《大國扶貧》中是通過非虛構的人物塑造方式實現的。作為紀實文學，《大國扶貧》塑造先進人物形象時采用了口述實錄方式，通過訪談讓人物在現場自己講述自己的扶貧經歷與體驗，講述自己在扶貧工作中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人物自己的話語講述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這種“自敘傳”式的人物塑造方式有效避免了對先進人物的人為拔高，賦予人物以鮮活自然的真情實感和真實濃郁的生活氣息。

扶貧干部是《大國扶貧》中最有光彩的先進人物形象。他們有能力、有水平、有擔當、有智謀、肯奉獻、講人情。他們拋家舍業，在扶貧一線艱苦奮斗，熟悉政策，摸排情況，化解矛盾，真情扶持，踏踏實實，兢兢業業，為幫扶貧困戶付出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心血，通過穩扎穩打的扶貧工作讓羅張窩村、青龍村等貧困山村的貧困戶們的生活境遇得到了切實的改善。他們的扶貧工作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艱難、考驗和挑戰，他們承受了很多委屈和工作壓力，但依然不忘初心，以真情化解老百姓的怨氣與怒氣，以真心贏得老百姓的理解與支持，一步一個腳印把精準扶貧的政策落實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們真實感人的扶貧事跡生動詮釋了什么叫“為人民服務”。《大國扶貧》忠實記錄下了這些扶貧干部在巴中崇山峻嶺中艱難跋涉、奮勇前行的足跡，從這些普通的扶貧干部身上準確挖掘出了砥礪奮進、踏實苦干、勇于擔當、樂于奉獻的時代精神。在扶貧干部群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初出茅廬、在扶貧工作中歷練成長的駐村第一書記的形象。《自古英雄出少年》一章在成長故事的敘事框架中講述了優秀第一書記是怎樣煉成的。李林蔚參加工作才兩年多就到村里擔任第一書記，她勤快、沒架子、樂于助人，很快贏得了民心。她缺乏基層工作經驗，卻憑著熱心腸幫扶村里的殘疾貧困戶，處理村民糾紛時遭到非難哭過鼻子。扶貧攻堅工作中遇到的困難、考驗和挑戰，磨礪了李林蔚的心智，豐富了她的工作經驗和人生閱歷，也鍛煉和提高了她的工作能力，使她從一個嬌弱、靦腆的小姑娘快速成長為一個成熟、穩健、老到的優秀第一書記。這一章里，另外一個年輕駐村書記吳杰原本以為下鄉扶貧就是游山玩水，后來國務院扶貧辦來他駐的村檢查工作，他才意識到扶貧是實打實的工作，才真正進入角色用心扶貧。他在工作中講究方法和策略，不僅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還引導老百姓通過蘑菇種植脫貧致富，精準完成了扶貧的任務。《大國扶貧》還書寫了施元丞、包曉英、楊彬、楊超、向榮等等“甘灑熱血寫春秋”的扶貧干部形象。這些普通的扶貧干部同樣用點點滴滴的努力和踏踏實實的工作讓貧困群眾的生活得到了切實的改善，做出了一番實實在在的扶貧業績。盡管如此，《大國扶貧》并沒有把這些扶貧干部塑造成“高、大、全”的、理想化的英雄，而是在凸現他們可敬精神的同時，書寫了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所經歷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寫出了他們的普通、平凡以及柔軟的內心世界。扶貧干部們面對老百姓不擺“干部”的身份架子，能夠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開展工作時遭到百姓的質疑和刁難，他們也深感委屈和煩惱甚至忍不住痛哭。像馬義珍、李林蔚和楊雪梅等女扶貧干部在老百姓胡攪蠻纏時都曾苦惱、落淚。《大國扶貧》還將筆觸延伸到扶貧干部們的家庭生活領域，描寫他們因為忙于扶貧而引發的夫妻矛盾，以及他們作為兒子、丈夫、妻子、母親等倫理角色未盡到倫理責任的愧疚、遺憾。這種本色化的人物書寫方式賦予了先進人物以豐滿的人性血肉，讓他們的形象更加的真實、立體、感人。

熱心扶貧工作的社會各界人士、趁扶貧東風自強不息脫貧的農民也是《大國扶貧》著意書寫的先進人物形象。張彥華、賈芝華、張雪蓮等社會愛心人士，都曾體驗過生活的艱辛，在勤勞致富后都通過各自的方式自覺自愿地幫扶和資助貧困群眾，無私奉獻，反哺社會，情暖巴山。任勇、岳林等企業家則深入巴山蜀水參與扶貧開發，在希望的田野上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幫助當地百姓就地脫貧。扶貧濟困、幫窮扶弱的傳統美德在他們身上得到了傳承、發展和弘揚。李國成、車英姿、余定泗等不甘于貧窮、自強脫貧的普通百姓形象更令人感動。他們原本就不富裕，不期而至的厄運更是將他們推向了貧苦命運的深淵。但是他們人窮志不窮，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敢拼敢闖，不畏艱難困苦，堅忍不拔，或者發展禽畜養殖實現了從貧困小人物到創富英雄的人生華麗逆襲，或者辛勤勞動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條件。他們正在用勤勞的雙手和堅定的脫貧信念書寫著新時代的“創業史”。鄉間百姓為改變自身貧困生存境遇而自立自強、不屈不撓、艱苦奮斗的精神，正是推動精準扶貧工作快速前進的強大內生動力。

“以文學的、審美的方式反映正在發生的新時代，對作家來說，是個極大的考驗。”②賀享雍通過《大國扶貧》對此作出了探索和回應。通過上述解讀可以看出，這部作品既不是知識分子對于鄉村精準扶貧工作隔岸觀火的想象，也不是主題先行、圖解政治意識形態的概念化寫作，更不是缺乏人文深度和問題意識的、單調的時代頌歌。作家走向扶貧攻堅的現場，走進鄉村百姓的日常生活，記錄下了精準扶貧這一偉大政治實踐在廣大鄉村社會的鋪展進程，無論是在書寫廣度還是考察深度上都為扶貧題材文學創作提供了一個出色的史詩性樣本。同時，該書秉筆直書的實錄方式也體現了作家重建現實主義寫作倫理和重返“寫真實”文學精神的嘗試與努力，為當下的“非虛構寫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注釋：

①賀享雍：《大國扶貧》，《中國作家·紀實版》2020年第2期。

②任相梅：《以歷史眼光觀照現實當下——評趙德發〈經山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單位：山東財經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