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報告文學作家，以脫貧攻堅題材的書寫，參與大時代主題生活。這些報告文學作品既有從微觀、中觀層面對脫貧攻堅實踐的細部觀察透視，也有從宏觀層面對脫貧攻堅的中國進行全景式多視角的攝取報告。作為新時代中華民族史志的書寫，報告文學創作在脫貧攻堅中形成了中國力量、中國創造和中國精神，富有表現力地塑造了具有中國脊梁式的扶貧模范、脫貧強者，以全新的文學經驗和有效的文學書寫，豐富了當代中國報告文學史的內存。

關鍵詞：新時代 脫貧攻堅 報告文學

脫貧解困，追求小康和美的生活，是詩經時代就開始憧憬的美好理想：“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①扶貧濟困，建設小康社會，是歷代善政良制所追求的基本目標。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作為自己的志業宗旨，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②。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役，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全部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九大又進一步宣誓，“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③。

一

在當代報告文學史上，涉及扶貧脫困的作品并非只是近年才出現。從廣義上說，柳青的《王家斌》、東生的《看愚公怎樣移山》、黃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穆青等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些20世紀五六十年代敘寫艱苦奮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人與事的作品，也可視為一種特殊的反貧困寫作。但真正具有某種自覺的扶貧主題意識的寫作要到文學的新時期。麥天樞發表在《人民文學》1988年第5期的《西部在移民》是一篇重要的作品。在這篇以西部移民為題材的作品中，作者選取貧困地區貧困戶許多耐人尋味的人事個案，揭示了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深度關聯這一嚴肅而沉重的話題，作品的主題首次深入精神扶貧，與五四文學所提出的“改造國民性”遙相呼應。作品以題材的嚴峻與思想的深刻，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90年代孫晶巖的《山脊》、何建明的《落淚是金》等作品，或總覽“中國扶貧行動”，或聚焦貧困大學生的生活，是其時此類寫作中的重要作品。黃傳會更多地致力于貧困題材的紀實書寫，出版有《托起明天的太陽——希望工程紀實》《中國山村教師》《中國貧困警示錄》《我的課桌在哪里——農民工子女調查》《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記事》等一系列涉及貧困地區教育問題的作品，被譽為“反貧困作家”。總體上，過往報告文學作家參與扶貧脫貧涉貧題材寫作的較少，作品數量也不多。

新時代脫貧攻堅寫作，已由原來少數作家的游擊作戰，變成了大部隊的集團沖鋒。作家們以永遠在路上的精神，用報告文學的新作力作，見證并致敬進行中的脫貧攻堅偉大事業。何建明至少有三部長篇報告文學，記錄他所關注的脫貧攻堅風景和風景的創造者。《山神》雕刻的是獲得“全國脫貧攻堅奮進獎”黃大發的本真形象，這位脫貧攻堅中的中國“硬漢”，帶領村民修筑“天渠”，改變山村的面貌。《時代大決戰——貴州畢節精準扶貧紀實》，是一部特寫恒大集團畢節扶貧模式的深度報告。《詩在遠方》敘寫的則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時曾直接領導的“閩寧合作脫貧”。王宏甲既有中篇作品《塘約道路》，微觀取景貴州山村塘約之變，又有長篇 《莊嚴的承諾——甘肅脫貧攻堅紀實》（合作），全景呈現甘肅脫貧攻堅的成就和感人的故事。徐劍也關注家鄉云南的脫貧攻堅，他深入邊地一個多月，采寫了反映獨龍族原始部落的長篇《怒放》。歐陽黔森在2018年的《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三篇反映扶貧脫困的作品：《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音》《報得三春暉》和《看萬山紅遍》，為脫貧攻堅重點地區的主題寫作作了示范。李春雷對脫貧攻堅寫作也表現出很大的熱情，《大山教授》《妮妮下鄉——定西“精準扶貧”紀事》《一場特殊的精準扶貧》等長中短篇作品陸續出版。任林舉的《出泥淖記》以細實之筆，為讀者講述了吉林鄉村如何走出貧困的人與事。青年作家紀紅建在《鄉村國是》獲得魯迅文學獎后，未曾停歇，繼續前行在扶貧脫貧書寫的一線。《家住武陵源》以兒童視角反映重大的家國題材。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曙光》，報告曾經的貧困鄉村與山寨“曙光”在前的欣喜圖景。參與脫貧攻堅寫作的隊伍浩浩蕩蕩，彭學明、李朝全、長江、許晨、李迪、孫晶巖、艾平、勞罕、丁一鶴、鄭彥英、梁慶才、鄭旺盛、徐富敏、徐錦庚、關仁山、毛眉、戴時昌、凌翼、康綱聯、賀享雍、劉光富、秦嶺、魯順民、葉多多、沈洋、劉裕國、劉標玖、吉米平階、逄春階、朵拉圖、朱朝敏、阮梅、李萬軍、王麗君、楊豐美、尹紅芳、謝慧等老中青三代作家，以他們各自不一樣的腳力、眼力、腦力和筆力，為讀者描寫出脫貧攻堅的艱難和精彩。

二

新時代扶貧脫貧工作進入到了攻堅的階段。我們閱讀這一時期脫貧攻堅題材的報告文學，可以明顯地感覺到這些時代特征。報告文學作家全域觀覽、全景攝照中國脫貧這一人類歷史上偉大事業，以各得其所的視角，選擇各自眼底和心中各美其美的風景，以不同的筆墨給讀者報告了一個異彩紛呈的脫貧攻堅的當代中國。

脫貧攻堅的主陣地在鄉村和山村。相應地，這一題材書寫的基本視點也在村莊。對此，不少報告文學作家跋山涉水，來到脫貧攻堅的前沿，感受舊貌換新顏的現場，尋覓其中富有意味的人物和事件，將一個個村莊告別貧困的故事娓娓道來。這其中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彭學明的《人間正是艷陽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作者講述十八洞村的故事，不僅是游子要抒唱對故鄉的思戀，更因為十八洞村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3日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重要思想的地方。作品上篇，回敘習近平總書記到訪山村帶給村民的精神之變，春風入心，歡欣振奮；下篇記寫十八洞村踐行精準扶貧思想。如果說彭學明的作品是一曲詩意蔥蘢的贊歌，那么，魯順民、陳克海的《趙家洼——一個村莊的消失與重生》，就是一段質樸厚實的村史的白描。地處呂梁山區有著近百年歷史的趙家洼，也曾有過它“最紅火”的時代，但在歷史的流轉中逐漸貧困而凋寂。2017年6月21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走進村里，趙家洼人開啟了異地搬遷的新時代。一個不適宜人居的趙家洼村消失了，趙家洼人在新的生活中開始了他們的重生。勞罕的《心無百姓莫為官——精準脫貧的下姜模式》，細致生動地反映了浙江淳安下姜村由最窮村到最美最富村化繭成蝶的過程，作品既給出脫貧致富的模式，又主題鮮明地強化了“心無百姓莫為官”這一根本要旨。

縣是脫貧攻堅的基本組織單位，其中的深度貧困區縣則是脫貧攻堅中的“堅中之堅”。2017年2月26日，井岡山第一個從全國近600個國家級貧困縣中摘去沉重的貧困帽子。這里有兩部反映這一題材的長篇報告文學，一部是劉洪的《井岡答卷》，另一部是凌翼的《井岡山的答卷》，“答卷”是兩部作品中共有的關鍵詞，可見兩位作者共同的體認和把握。劉洪是井岡山管理局黨工委書記、井岡山市委書記。作為井岡山脫貧攻堅戰的組織者、實踐者，作者的敘寫既宏闊又質實。作品中有精心謀劃的工作思路、卓見成效的舉措、鮮活典型的真實案例，也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深入思考。凌翼的《井岡山的答卷》則是報告文學作家的作品。作者通過大量深入的采訪，獲得對井岡山率先脫貧摘帽的全面了解和細部感知，作品結構開合圓滿，敘事豐富生動，全篇從習近平總書記“井岡山要在脫貧攻堅中作示范、帶好頭”的“殷殷囑托”“開卷”，主體部分設置10卷，收尾以“人民是閱卷人”為“跋”，全景地立體地記錄了井岡山率先告別千年貧困的偉大實踐。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作品以井岡山率先脫貧的生動故事，深刻地詮釋了重大的政治主題。劉裕國與鄭赤鷹的《通江水暖——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的“造血”之路》寫的也是一個革命老區。地處秦巴山區的四川通江縣，曾經是川陜革命根據地的首府。這個當年人口不足30萬的地方，先后有近5萬人參加紅軍。“曾經有多少從通江走出去的將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目光投向了家鄉的土地與天空？通江人能用什么告慰數萬英靈？”這部作品沒有對脫貧攻堅作全景觀照，而是緊扣通江“造血”脫貧這一主線展開敘事。“造血”首先是精神的“造血”，脫貧關鍵在于精神的脫貧。作品通過先烈革命事跡與通江后來者脫貧攻堅事跡的有機結合，告訴讀者通江脫貧攻堅之路是革命先烈精神引領的奮進之路。在此基礎上，作者具體描寫通江的脫貧攻堅中的交通大會戰、城鎮大會戰、旅游大會戰和特色產業大發展的扶貧脫貧之路。《通江水暖》讓讀者遇見了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冬去春來的美好風景。此外，像梁慶才《時代答卷——來自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的報告》和鄭旺盛的《莊嚴的承諾——蘭考脫貧記》等聚焦縣域脫貧的作品，也都值得關注。

敘寫省脫貧攻堅的重要作品有葉多多的《一個都不能掉隊—云南脫貧攻堅之路》，魯順民、楊遙、陳克海的《擲地有聲—脫貧攻堅山西故事》，王宏甲、王琰的《莊嚴的承諾—甘肅脫貧攻堅紀實》等。與此關聯有不少寫省與省之間對口幫扶的作品，主要有何建明的《詩在遠方—閩寧合作脫貧紀事》，寫福建對口幫扶寧夏。孫晶巖的《西望胡楊》，寫北京援疆。毛眉《山海新經—第七批福建援疆紀實》，新疆作家寫福建援疆。裔兆宏《國家情愫—中國大援疆全紀實》，寫10多個省市援疆的故事。葉多多的作品通過尋訪怒族、拉祜族、景頗族等少數民族，特別是其中的直過民族（由原始社會直達今天社會），反映出獨特的“云南式脫貧”。王宏甲、王琰的作品以治水、治沙、修梯田、興產業和扶貧搬遷等為寫作視點，較為全景地報告具有甘肅特點的脫貧攻堅實踐。孫晶巖近60萬字的《西望胡楊》是反映對口幫扶題材作品中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書寫的是北京援建新疆，推進和田發展的建設成就，書寫了北京援疆人的感人事跡和奉獻精神。《鄉村國是》是我目前讀到的空間涉面最廣、內容最豐富的作品。作者采訪過包括新疆、西藏、寧夏、甘肅、云南等14個省區市的39個縣市區，走進了202個村莊。正因為紀紅建腳力、眼力非同尋常，所以作品能更開闊、更全面地反映出新時代中國反貧困的新進展、新成就。作品不僅寫到國家支持、對口援助、社會幫扶、生態養富、交通致富、移民重建、電商脫貧、自強脫貧扶貧脫困的種種方式，更寫了運用這些方式的人物。其中有各級精準扶貧的駐村干部，有為扶貧鼓與呼的有識者，有帶領群眾艱苦脫貧的老黨員、老干部，還有更多不甘貧困的普通百姓。

三

表現幫扶對象自身的變化，是檢驗脫貧攻堅成效的最有效辦法，也是這一題材的基本思路。只是這樣的變化需要作者在深入采訪中用眼尋找，用心發現。李春雷的短篇《一場特殊的精準扶貧》，是一篇于細微處顯見變化、從個案典型中體現精準扶貧價值的富有表現力的作品。作品寫到的內蒙古敖漢旗四德堂村，“貧困，是這里千年不變的釘子戶”。“62歲的許永章，實在是一個苦命漢子。”妻子身患癌癥，住院化療，三個孩子陸續進入婚齡，住在低矮的土房里。“家里的外債，愈發堆成了丘陵，堆成了大山。”作者將一個深度貧困者的處境，以特寫鏡頭的方式推置讀者眼前。東阿阿膠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當地政府在四德堂村幫扶貧困。許永章用無息貸款買驢養驢賣驢，開始了他精準的脫貧生活。“外債早就還清了，孩子們也都結婚了。妻子的病情趨于穩定，臉上泛動著潤紅的笑容。”“許永章開始抽紙煙了，一次買一條。平時，也常常喝幾杯小酒。”作品以具體的數字、生動的細節和人物的精神面貌，寫實寫活了精準扶貧帶給貧困戶生活的真切改變。沈洋的《磅礴大地——昭通扶貧記》，所寫的昭通原是一個深度貧困地區。一場前所未有的扶貧戰役，全面打響。改變已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磅礴烏蒙，萬物生長”“果園周邊的農舍，不再是當年的土墻瓦房，搖身一變，成了紅頂白墻的小洋樓，一幢幢，一排排，一片片，向整個昭通壩子蔓延開去。”賀享雍的《大國扶貧——獻給第一線的扶貧工作者》，也彰顯了這樣的美好。長期貧困的紅色土地上“大自然孕育出的一切，無不煥發出勃勃生機。田疇里一片片玉米和這里的特產……”

“只有寫出脫貧攻堅生活的本來模樣，作品才更有意義。如果所寫一切順當歡快，所見只是一派清風明月，那么這樣的寫作就自然失去了它的品質。我告誡自己要盡量用發展和審視的眼光看問題，堅守自己獨立的人格、獨立的立場、獨立的思想。如果不這樣，各地脫貧攻堅工作就會顯得千篇一律，也就沒有了獨特的故事、個性化的人物……”④紀紅建表示著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應有的清醒。如果脫貧攻堅的作品只能單面地報告成就，這不只是作品反映生活的失真，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非虛構寫作者職業人格的不完善。這是《鄉村國是》中的一節敘寫：“李國成自力更生的脫貧精神讓我感動。我想到了在采訪中看到的和聽到的另一類人。他們不以貧為恥，反以為榮。一次我到一個貧困村采訪時，村里正搞扶貧工作數據清理民主評議，由各組組長組織群眾參加會議。在現場，我聽到的滿是爭吵、爭論：我家比他家還窮呢！對于這些以當選‘貧困戶’為榮，想依靠扶貧政策，不勞而獲得到錢物補助的，我感到很無語。”這里體現著作者直面問題、介入現實矛盾的意識和勇氣。這樣的寫作，使作品增強了真實感，同時也強化了脫貧攻堅、知難有為的主題表達。對于脫貧攻堅中矛盾沖突的再現，寫作《出泥淖記》的任林舉也是自覺的：“文學里的典型人物往往要在矛盾沖突中體現性格和境界，不可能不暴露一些問題。”⑤《出泥淖記》中“泥淖”不僅是一種象征，而且是一種寫實。作品中扶貧干部基本都不是在風和日麗中出場的，迎接他們的是不期而遇的下馬威和積重難返的種種堅硬問題：“孫利軍第一書記先期的‘入戶’工作進行得異常艱難。當孫利軍敲開一戶戶村民的門時，他遇到的是冷漠的、懷疑的、拒絕的、甚至是輕蔑的、抵抗的目光和表情。”這是脫貧攻堅中的一種活生生的現實，是“泥淖”之所以成為“泥淖”的關鍵所在。任林舉沒有回避問題，而是在現實的矛盾沖突中展開充分的敘事。一方面再現“泥淖”之深和脫貧之堅，另一方面也更突顯脫貧攻堅者工作的堅韌、智慧和細實，從而使《出泥淖記》更具有真實可信的感染力和非虛構記述的存真價值。

真正有價值的報告文學，不僅要記敘現實中有意有情有滋有味的各種故事，也要直面并揭示其中存在的矛盾沖突，還要能深入思考現實，對具體個案和問題的存在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析研究，顯示作品直接的理性精神和意義。這是報告文學不同于其他文體的重要特點，也是優秀的報告文學有別于一般之作的基本觀測點。紀紅建面對一些爭當貧困戶的現象，思考著問題的本質：“個別貧困群眾爭當貧困戶的現象也在告誡我們，對貧困戶的物質扶持不是解決貧困的關鍵，扶貧先扶志……一味地物質扶貧，可能無形中培育了不思進取、坐享其成的庸人，導致的可能是喪失斗志的循環貧困。”作者所提出的“扶貧先扶志”是很有針對性的有識之見，也是對原來簡單化的物質幫扶的一種反思。同樣，任林舉在深扎采訪觀察中，也獲得了對脫貧攻堅的總體性認知，他在《出泥淖記》“大考”這一章開頭就寫道：“脫貧攻堅，就是一道難度很大的開卷試題。”“實際上，這也正是對基層政權的宗旨意識、執政理念、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的全面檢驗，同時也是對每一干部、每一個公民素質、品質、觀念、信念和精神狀態的全面檢驗。”應當說，任林舉的這種感悟是及物真切的，洞見了事物的深層關聯。也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所以他的《出泥淖記》將基層組織的執政能力、一線干部的作風水平和村民的素質觀念等，作為敘寫的重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出泥淖記》是基層干部群眾思想品質和精神面貌的新變記。王宏甲是一位善于思辨的報告文學作家，他的不少作品理性色彩較為濃郁。《塘約道路》也體現出這種特點。作者通過對貴州塘約山村徹底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的敘述和解剖，將其提升到“塘約道路”的高度加以總結凝練。“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人，而是沒有窮人。”“一個村莊最偉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黨領導下的農村集體治理體系的有效建設，是去除貧困實現小康的根本保證。這也正是《塘約道路》所表達的重要主題。

四

“‘報告’是摘果子的，‘文學’是挖根子的。新聞告訴人們的是果子有多大，而報告文學要告訴人們的是為什么果子會這么大。這樣看，報告文學作家既要有摘果子的敏感，也要有挖根子的深刻。”⑥這樣的表述頗為形象。報告文學雖然是獨特的文體，但它也需要具有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制，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對作品敘事重心的合理把握和對原型材料的有機組織。

在報告文學中，“文學的職責是，不寫事件本身的過程和結果，而是通過事件和過程重點表現其中的精神要素，包括人性、境界、情懷、價值追求等等”⑦。閱讀脫貧攻堅題材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報告文學作者對此有著自覺的把握,他們沒有把脫貧攻堅簡單地處理成工程化的項目寫作，而能始終關注這一宏大而艱巨工程中人的存在，將人物的再現設置為作品敘事的中心，體現“以人為本”的文學理念。

脫貧攻堅作品對人物的表現，大致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作品直接以人物敘寫作為題材，如何建明的《山神》、戴時昌的《姜仕坤》、李萬軍的《因為信仰——“扶貧楷模”王新法》、阮梅的《文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艾平的《脫貧路上追夢人》等作品；另一種是在脫貧攻堅敘事中，選取不同類型的典型人物加以描寫。這類寫作作品更多，涉及的人物也更多。《山神》的主角是黃大發，有著泥土一樣的質樸，大山一般的堅定。“鑿渠引水，吃大米飯”，這是世代居住在深山里的村民樸素而美好的生活理想。他們的帶頭人“黃大發握了握拳頭，朝群山做了個比高低的姿勢”，“黃大發來了！大山深處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敢于在千米懸崖上開山鑿渠的農民大軍來了！”千米天渠大寫了黃大發這位80多歲的當代愚公的感人形象，村民小康生活的來之不易記錄著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文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中的黃文秀，是一位研究生畢業后工作不久的年輕人。黃文秀“有著甜到了人心底的微笑”，是一個“愛笑、愛美、特別愛秀的姑娘”。她以鄉村扶貧第一書記的角色，作為自己“青春的打開的方式”，年輕的第一書記全身心地沉浸在她累并快樂著的工作中，最后犧牲在脫貧攻堅的第一線。《因為信仰——“扶貧楷模”王新法》所寫人物，參過軍，當過警察，蒙受冤屈。平反和退休后，不遠千里在異鄉開展扶貧幫困，“吃的是自己的飯，花的是自己的錢，干的是老百姓的活”。這些人物普通而又卓然，以身心俱在的扶貧幫困作為自己的責任，奉獻力量，犧牲自己，換來的是群眾過上小康生活。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天幕上最為崇高閃亮的星星。

脫貧攻堅報告文學對于人物的表現，需要克服容易發生的同質化、平面化的問題。作者要在看來相同近似的人物事物中，努力尋找其中的獨特之處，在獨特中展示豐富，以期還原出一個真實可感的內外兼得的人物。《姜仕坤》這部長篇敘寫“倒在脫貧攻堅路上的縣委書記”，作品全無以前一些寫先進模范或領導干部作品的大詞、虛詞，有的是從人物生活實際中提取出來的，足以真實反映人物事跡和精神的實實在在的場景和情節。人物形象不在會場上塑造，而是將其立在全國最貧困縣扶貧的路上、山崗和貧困戶的家里。“這人沒有架子，原來是農民的兒子，也是我們苗家人吶。”群眾的口碑雕刻成姜仕坤永遠的豐碑。唯其信實，更為感人；因為獨特，愈加崇敬。

作為敘事文學寫作樣式，報告文學對于人物表現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要通過對人物全面深入的了解挖掘，發現其中富有表現力的生動細節和細節鏈，以此突顯人物作為“這一個”形象的特質和精神品格。《脫貧路上追夢人》展示的是黃旭坤、劉葉陽、黨桂梅、劉玉國等人物群像，他們或是駐村扶貧的第一書記，或是自強脫貧、創業致富的村民。作者用一個個、一串串具體有味的細節，寫實寫活了一群攻堅脫貧的追夢者。《通江水暖》中的劉群才，原是山村先富的“劉百萬”。組織三次登門他才勉強答應出來在村里任職，“他思索半晌，說，好嘛，大家都要我干，我就干嘛！”從我富到富他，從要我干到后來我要干，劉群才在工作中完全忘我。變電站建好了，劉群才卻病倒了。女兒給他十萬元錢化療，他卻把它作為村里干果產業園建設“三通”的“啟動資金，連老伴壓箱底的錢都取了出來”。這樣的文字沒有形容修飾，聲氣真切的人物語言、簡練素樸的細節描寫，就使人物閃光的形象矗立了起來。

作品要真實地反映對象，而不是機械地復寫原型。表現在敘事結構的設置上，它無需按照對象自然的時空秩序組織故事，而應當既基于客觀存在，又考慮審美接受效果的優化，在結構的藝術化處理方面精心有為。何建明《山神》設置了一個“加長版”的序篇《上天的路》，寫黃大發開鑿天渠的險與難，為作品主體部分敘事蓄勢，調動讀者的閱讀期待。《脫貧路上追夢人》作者將扶貧書記黃旭坤的出場安排在一個具有戲劇化矛盾沖突的場景中：大雨滂沱，山洪傾瀉，浮橋飄搖，河對岸的村民擔心著，也有的人說著風言冷語。這樣的開篇自然有“戲”可看，這出“戲”不是虛構而來，而是得之于作者對真實的具有重要表意性材料的有機調動。相比《山神》《脫貧路上追夢人》，《怒放》作者對作品的營構則體現了整體性的精心策劃。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媒體’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轉型研究”（項目編號：16BZWO2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周振甫：《〈詩經〉譯注》，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頁。

②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2012年11月15日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的講話，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③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④紀紅建：《鄉村國是·后記》，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8-409頁。

⑤⑥⑦李曉晨：《既要有摘果子的敏感 也要有挖根子的深刻——訪作家任林舉》，《文藝報》2020年3月16日。

[作者單位：常熟理工學院東吳學術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