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來源：《文藝爭鳴》 | 武新軍 2020年08月05日08:22
近兩年來,史料問題成為當代文學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在中山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河南科技學院先后召開的相關研討會上,都出現程度不同的質疑“史料熱”和“史料至上”的聲音,有的言辭盡管激烈了一些,卻也不乏合理之處。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工作,確實存在著某些需要認真反思和改進的問題。
一、當代文學史料建設中所存在的問題
古典文獻及其研究工作,是在紙張、印刷、出版、發行等傳播資源相對匱乏的條件下進行的,而當代文學史料及其研究,是在傳播資源充裕甚至過剩的環境中進行的,因此史料愈近而愈繁。隨著數字傳媒的發展,史料搜集、儲存、傳播、檢索的效率越來越高,研究者獲取史料的方式發生實質性改變,除某些尚未數字化的史料,研究者不必再為了某個史料而奔走于各地圖書館、檔案館,或與當事人頻繁書信往還。史料獲取方式(抄寫、復印、拍攝、下載、復制等)的難易程度,會影響研究者的心態,并進而影響史料的利用。一般來講,史料越難獲取,研究者越珍惜,咀嚼消化也越多;史料獲取容易,則會導致咀嚼消化不足。當代文學史料急劇膨脹,相關整理成果又容易出版,研究者投入的思想與情感不足,因此極易出現對史料利用不足,闡釋、提煉、整合不夠等問題:
(一)史料整理越來越大,闡釋與提煉不足:當代文學史料整理工作還遠遠不夠,但更嚴重的是對史料的研究與闡釋未能跟上來。這些年來,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各類社科基金項目中,出現許多名為“××史料整理與研究”“××史料庫建設”“××資料長編”“××信息平臺建設”的立項課題。有些課題技術化傾向很明顯,看不出研究者的問題意識。而有些當代文學史料集、作家年譜,只是按時間順序或分類簡單羅列、堆砌和復制史料,未能沉潛下去仔細研讀,做到博觀而約取。這些年史料整理類成果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但投入的思考越來越少,結出的富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見,這是有人反對史料熱的主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追問史料整理的目的何在,需要警惕為史料而史料的偏差,需要警惕“但知聚銅,不解鑄釜”的傾向。當然,這也不能歸咎于史料整理與研究者,闡釋空間的局限與狹窄是主導性原因,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的交替興起,更多是由時代而非研究者所能決定的。
基于對當代文學史研究以論帶史、以論代史傾向的反思,曾出現不少編年體文學史著,如,劉福春編纂的《中國當代新詩編年史:1966—1976》(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於可訓、李遇春主編的《中國文學編年史·當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張健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10卷,山東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張檸、張清華、趙勇、蔣原倫、張閎、王金城、袁永麟等擔任各分卷主編),吳俊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12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等。主編者們不贊成以某種文學史觀去取史料,以此建構清晰完整的文學史敘事,認為這樣會遮蔽文學史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因此從理論闡釋轉向史料實證,適度抑制研究主體的個人意志,盡量讓史料和史實說話。
但史料不會自己說話,史料只有經過反復搜集、選擇、提煉、刪削,才能呈現出價值和意義,呈現出文學發展的方向、動力和規律。上述編年體史著都面臨著一個很難解決的矛盾,即史料的碎片化與文學史敘述的整體性的矛盾。於可訓率先采用編年體編寫當代文學史,他認為編年史的邏輯和秩序,不是以“觀點”來整合史料,而是靠史實之間的聯系來呈現,但要真正達到這個目標很難,因此他把自己的編年史視為“歷史的中間物”,并期待“更加成熟的,具有更高編撰水平的當代文學編年史出現”。張健主編的編年史也試圖在“散亂”中建立“秩序”,在“瑣碎”中提供“線索”,為呈現對各時段文學發展路徑的整體認識,還請張檸、張清華等撰寫各部分首卷導言。張清華在導言中則坦率承認編年體具有“先天的局限”,“它反而不能準確和完整地反映這個時期文學思潮的運變狀況與邏輯”,“任何一大堆材料堆積在一起的意義都是讓人質疑的”,他懷疑讀者能否從編年史中讀出“歷史的軌跡”和編者的“用意”,因此希望用導言來“建立整體性的歷史想象”。
上述編年體文學史都有很高的史料參考價值。但由于對具體材料提煉不足,重復性的史料收錄過多,研究者們在史料整理與學術研究之間徘徊,未能很好地呈現出文學史發展演變的趨勢,缺乏文學史整體貫通的歷史感,讓人產生這究竟是“編年史著”還是“史料編年”、究竟是研究成果還是資料整理成果的疑問。研究者的理想與最后的成書效果之間存在較大的距離,原因在于沒有找到可以真正整合史料的歷史闡釋方法,文學史發展的動力、方向和規律,都被過于繁多的史料遮蔽了。文學史研究并非材料越多越好,求大求全則不宜鉤玄提要,務多聚博則不宜達于大體。在史料整理工作中,竭澤而漁重要,善擇大魚更重要,史料需要鉤沉也需要淘汰,這樣才能在充分消化史料的基礎上形成歷史洞察力。對于史料建設中求大求全的傾向,吳俊曾提出建議:史料研究應從社會需求出發,將其從技術層面落實到宏觀層面,以求真相、求解釋、求意義、求價值實現作為最終旨歸。
(二)史料研究小而碎,缺乏整體把握與整合能力。近年來,版本、目錄、辨偽、輯佚、校勘、考證、年譜等古典文獻學研究方法,都被運用于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其中不乏可喜的收獲,但也存在問題。許多研究者對傳統文獻學所知甚少,只是在互相影響下采用上述研究方法,還需要解決如何“有效”使用的問題:研究方法只是治史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若不能把研究方法與文學史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就會出現史料小而碎的問題,出現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小處敏感而大處茫然的偏差。
學術研究應拒絕虛假、唯真是取,因此輯佚、辨偽很重要。但這里的真與偽,都不應流于瑣碎或格局太小,應該多少聯系著社會與人心,聯系著價值與意義。輯佚的價值可以大到無限,關乎歷史之興衰;也可以小到一無所有,不值一二文酒錢。有的輯佚文章抓住一條小魚,便以為捕獲了藍鯨,發現一只流螢,便以為發現第二個太陽,并以此自傲傲人,這難免會被人質疑:“如果一篇佚文的發現不能改變一個作家的根本價值和定位,不能改變文學史上長期以來的定論,那么這一類史料挖掘的意義也就只在于多了一篇佚文而已。”辨偽也有價值大小之別,歷代偽書考、偽經考,多關涉思想與歷史變革,而非為證偽而證偽。證偽某些瑣碎小事,與證偽某些關乎歷史興衰之事,其格局大小完全不同。
當代文學史料考證與版本研究,也需要警惕小而碎的問題。許多史料考證文章熱衷于考辨人事糾葛,而疏于分析時代大勢,這很難接近歷史真實,更別說揭示歷史規律了。考察版本源流(手稿本、雜志本、初版本、再版本)也不應滿足于僅僅考察語言的變化,而是為了澄清不同版本造成的歧義和混亂,揭示版本與時代之關聯,因此需要尋求版本差異,更需要揭示版本差異的成因,需要把版本流變與文學傳播、文學制度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變化結合起來,把版本研究從單純技術性的工作提升為史學研究。
當代文學史料數量龐大而瑣碎,撰寫作家年譜是整合史料的良方,而當前的年譜編撰也流于瑣碎,未能處理好瑣碎與條理、作家一人之史與文學之史的關系,對此我曾有專文闡述。碎片化的史料是沒有意義的,只有放在歷史脈絡中才能獲得意義。要想避免史料小而碎的問題,關鍵在于建立史料與周邊歷史語境的關系,在整理史料的基礎上找到整體闡釋歷史的方法,整合碎片化史料并提煉出新的歷史認識,這應該成為檢驗史料工作是否有效的標準。
(三)史料建設缺乏問題意識,與文學史研究脫節。有些學者指責史料工作未能給文學史研究帶來新的可能性,未能改變現有文學史認知的版圖。以這種理由否定史料建設,當然是不合理的,不能奢望每項史料研究都能解決文學史的重大問題。史料工作需要持之以恒、相互合作、積少成多,才能由量變到質變或多或少改變文學史敘述。
但這種質疑的聲音也需要重視:史料建設與文學史研究都是學科建設的重點,但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主體工程,決不是一堆散碎無序的史料,而應該是若干部富有歷史穿透力與審美感覺的文學史著作。史料整理與研究應該為文學史研究服務。1980年代現代文學史料建設,是與文學史的研究同步前進的,史料整理者大多具有文學史研究的意識,當時整理出的文學史料,多被有效運用于文學史研究。而近些年的當代文學史料建設,存在著問題意識不足、與文學史研究脫節的現象,未能形成史料建設與文學史研究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洪子誠曾對此發表意見:“文學史料工作不是‘純’技術性的。史料工作與文學史研究一樣,也帶有闡釋性。……史料與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之間,是一個互相推進、辯駁、制約的雙向運動。”缺乏研究性的史料整理價值不大,史料建設需要把宏觀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既要廣泛研讀原始材料,又要密切關注文學史研究:通過文學史研究激活史料研究的問題意識,拓寬史料建設的視野和方向;通過發掘新史料修正某些文學史的記憶,深化某些文學史問題的研究,彌補文學史研究的薄弱環節,形成新的文學史認識并催生新的研究方法。
二、史料體系、類型與努力方向
1989年,樊駿從學科發展角度提出:現代文學史料建設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當代文學史料建設亦應如此。有些學者也曾探討過當代文學史料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問題。在當前的學術體制下,許多研究者只關注某一時期或某類史料,而對不同時期各類史料之間的“關聯性”重視不夠,缺乏縱向貫通的歷史感與橫向貫通的整合力,這極易導致文學史論斷的偏差。史料體系不完整,會影響文學史的完整性與科學性,只有對不同時期的各類史料進行整體性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的文學史結論。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試圖建立完整的當代文學史料體系,把史料分為“公共性”“私人性”“民間與地下”“臺港澳”“影像與口述”“文代會等重要會議”“文學期刊、社團與流派”“通俗文學”“戲改與樣板戲”“文學評獎”“文學史與學科”等類型。由于史料分類會影響選材視角和史料搜集方向,并進而影響文學史寫作,吳秀明對這種分類也是有疑惑的,擔心整理史料的筐子錯了,會出現某些偏失。
我認為建立完整的史料體系,必須準確衡量不同類型史料的價值及其相互關系,尤其需要處理好公共性與私密性史料、已知史料與未知史料的關系。近年來,許多學者習慣于把史料區分為官方與民間、主流與邊緣、公共與私人兩類,并認為后者比前者更“真實”。在真實性問題上,刊印本不如手稿,傳記回憶錄不如年譜,年譜不如日記書信,日記書信不如檔案,“沒有公開發表的史料主要是直接的史料或者說第一手史料,往往比公開出版的更重要”。許多學者認為私人性、秘密性史料的史學價值更高,可以給文學史研究帶來新的可能性,并把它與“求真”“揭秘”“反體制”等聯系起來。這種輕視公共性史料的傾向,與多年來形成的反主流的思維方式有關,可能會給文學史研究帶來新的遮蔽。
有些學者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如曠新年認為“過分依賴秘密材料,對公開的材料視而不見,不能導向正確的結論,只能產生偏僻的觀點”,王秀濤認為“史料的價值和意義不能以新與舊、公開與秘密作為標準,標準其實只有一個,就是是否能夠解決文學研究的問題”。我覺得,判斷史料的等級、價值和意義,首先需要區分評價的標準:一是史料推動文學史研究的價值,二是史料推動和影響文學發展的價值。我更傾向于第二個標準,即衡量史料的價值,應視其影響社會、文學發展的程度而定,而不應以其真實與否、罕見與否的程度來定。我不否認私下言說與公開言論存在很大差異,而前者大多更符合言說者的本意,私密性材料更容易反映個體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的真實,但這類材料對公眾生活與時代潮流、對經濟社會與精神情感的變革影響不大。正如劉福春所發現的:非正式出版的詩集數量很大,但印數少、發行范圍小、圖書館不收藏,其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可想而知。
與此相反,公開出版的史料在推動歷史變革、影響國民心理、推動文學發展、引領文學風氣等方面的作用,要遠遠大于私人性史料。這類史料的確經常是各種力量斗爭和妥協的結果,是經過反復加工修改的,但不能因此而認為它不真實并以此否定其史料價值,加工與修改過程也是一種歷史真實。而且,從公開史料也未必不能走進歷史真實,許多檔案的解密并未給人帶來出乎意料的沖擊,是因為人們通過公開的史料也不難觸摸被封存了的真相。
吳秀明認為當代文學史料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這個判斷非常準確。許多史料整理成果還處于簡單收集匯編現成材料的階段,粗枝大葉而非精耕細作。建立系統完整的當代文學史料體系,也不意味著對各類史料同等用力,這里有個輕重緩急的問題,需要對過去的工作進行盤點,減少工作的盲目性。筆者認為應該加強如下幾個方面的史料建設:
其一,對某些重要史料進行精耕細作。史料創新是學術創新的基礎,應該從經過反復咀嚼的、常見易得的材料中走出來,強調史料研究的創新性。史料輯佚辨偽考證等工作應該有所聚焦,可以對準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薄弱環節或存在爭議的環節,對準能夠填補文學史空白或能夠澄清混亂的史料,對準經常被當代文學史論著引用的史料,對準“有可能改變文化史或文學史敘述的新資料”進行重點研究。對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需要加強對重要作家的史料整理與研究。由于出版比較容易,許多重要作家的全集與文集,可以說是倉促完成的作品匯編,與現代著名作家的全集文集相比,還存在許多問題,如作品寫作發表的時序多有混亂,未收集的重要文章不在少數,缺乏精密的編排與必要的注釋等,可先考慮以年譜形式對作家創作史進行全面梳理,把全集文集中存在的問題呈現出來,為今后的輯佚、辨偽等精細工作創造條件,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努力,才能給文學史研究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其二,發掘親歷者頭腦中尚未形成文字的史料。在前些年“重返八十年代文學”研究熱中,《新京報》推出專題訪談《追尋80年代》,查建英推出《八十年代訪談錄》,程光煒在《長城》主持《編輯與八十年代文學》專欄,對崔道怡、何啟治、涂光群、周明、杜漸坤等名編輯進行訪談。馮艷冰在《廣西文學》主持《名編訪談》欄目,對馮敏、馬津海、王干、李敬澤、韓石山、宗仁發、周曉楓、李少君、鐘紅明、賈夢瑋、李廣鼎、謝泳、田瑛、章德寧、袁敏、程永新、潘凱雄、郁蔥、穆濤、梁平、葉梅、何銳等重要編輯進行訪談,后集結為《名編訪談》(廣西人民出版社,2011),姜紅偉、黃發有也進行過編輯訪談工作。林舟、張鈞、姜廣平、曾軍、張英、汪繼芳等,則在《花城》《江南》《長江文藝》《莽原》等期刊推出大量作家訪談,并曾出現過訪談錄出版熱。
上述訪談都具有史料建設乃至搶救史料的意義,但學界尚未充分認識到訪談工作的緊迫性。1980年代初被稱為“復出”一代的編輯和作家,近年來紛紛謝世,與之相伴的文學記憶迅速消失。40后編輯家、作家,乃至50后的知青一代編輯、作家,現在也大多垂垂老矣,若不及時打撈他們的文學記憶,今后也將會無法彌補。同時也需要注意改進訪談工作,作家訪談的史料價值是否有效,取決于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是否有高水平的互動。采訪者具有鮮明的史料意識,才能打撈出更有價值的史料。采訪者只有比采訪對象掌握更多材料,才能激活被采訪者的記憶,糾正其記憶的偏差,引發出其有意回避的歷史記憶。
其三,應重視當代作家的日記和書信。日記書信是最具有歷史感也最容易把研究者帶入原初歷史語境的文體。與現代作家相比,當代作家的日記出版量很少,目前已出版的與當代文學相關的日記有王林、張光年、陳白塵、靳以、陳荒煤、楊沫、張天翼、張庚等人的日記單行本,《艾蕪全集》《郭小川全集》《沙汀文集》也推出日記卷。這些日記多寫于1980年代之前,1980年代以來所寫的日記,尚未引起出版者和研究者重視。進入新世紀后,作家們的博客、微博書寫,雖不乏宣傳目的,但其隨意性則與日記相似,對此也應予以重視。
現代作家書信的生產量、出版量遠遠超過古代作家,因為他們適逢郵政發展的重要時期,且沒有受到電子通信的影響。而當代作家書信的出版量還很少,所能見到的有李劼人、汪曾祺、季羨林、胡風、蔡其矯等人的書信單行本,《沈從文全集》《姚雪垠文集》等也推出書信卷,書信作者多為跨時代的老作家。1980年代,作家與編輯、批評家、讀者交流還主要依靠書信,書信生產量很高,許多作家都曾收到數以萬計的讀者來信,并熱衷于書信討論文學問題。筆者在一次出版項目的評審會上,見到河南大學宋戰利教授搜藏的大量書信,其中有魯樞元參加杭州會議前后與友人的書信十余封,有的長達千言,這些魯樞元早已忘卻的信件,非常有助于理解當時的文學風貌。遺憾的是,作家寫于這個時期的書信出版很少,研究者也很少使用這個時期的書信。1990年代中期以后,通訊技術的發展使書信交流開始走下坡路。進入21世紀,書信逐漸為電子郵件、手機短信、微信取代。方便快捷的電子通信,使思想情感的表達趨于碎片化,作家電子郵件也會如此,但對研究作家還是很有價值的。筆者撰寫《韓少功年譜》時,曾希望從其電子郵件中遴選一些信件,獲悉他過去使用的一個電子郵箱崩潰,相信其他作家也會存在類似的情況,電子郵件一旦失去就很難找回,因此也需要出版者和研究者關注。
其四,應引導與幫助當代作家書寫回憶錄。1980年代,在《新文學史料》與人民文學、上海文藝、香港三聯書店等出版社的推動下,曾出現一個現代作家集中撰寫回憶錄的高潮。1990年代中后期,當代作家回憶錄開始不斷出現: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推出“名家自述叢書”。1996年,團結出版社推出“當代作家自白系列叢書”。19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三屆著名作家回憶錄叢書”,推出陳建功、高洪波、趙麗宏、肖復興、葉辛、賈平凹、陸星兒、張抗抗、王曉鷹、畢淑敏、范小青、葉廣芩等知青作家的回憶錄。2010年,時代文藝出版社“當代名家自述人生系列”,推出葉兆言、葉永烈、張抗抗、梁曉聲、畢淑敏、蔣子龍、王蒙、曹乃謙等作家的自述。此外還出版有《浩然口述自傳》《王蒙自傳》以及余秋雨《借我一生》、從維熙《走向混沌》三部曲等自述性作品。
上述回憶錄主要呈現1950—1970年代的生活與文壇往事,較少書寫1980年代以來的歷史記憶,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重點發掘。某些出版社也意識到這個問題:2017年起,廣東人民出版社以“文學回憶錄叢書”的名義陸續推出蔣子龍、劉心武、張抗抗、宗璞、陳忠實、劉醒龍、王躍文、殘雪的文學回憶錄,待出的還有賈平凹、王安憶、方方、馮驥才、梁曉聲卷,意在為研究20世紀下半葉的文學提供第一手的資料。中國文史出版社最近的“名家憶往系列叢書”,也推出肖復興、葉辛、蔣子龍、韓靜霆、周大新的回憶錄。
略感遺憾的是,近年來推出的回憶錄叢書,多是由作家過去寫的回憶性文章集納而成,新創作的只有《劉醒龍文學回憶錄》等少數幾種,許多回憶錄并非出版社迎難而上努力推動的結果,這可能與出版社過多考慮出版贏利有關。若能像1980年代中前期那樣,適當淡化過強的贏利追求,增強推動學術發展的責任感,組織和幫助更多的作家書寫回憶錄,最好提出明確的規劃、要求和體例,譬如突出回憶錄的歷史感與歷史性,突出回憶史料的創新性(“有料”),限制隨意性的與文學發展無關的書寫,引導作家回憶與文學思潮相關的重要經歷和事件、總結和反思自己與文學潮流的關系,引導作家書寫重要作品的醞釀、寫作、修改、定稿過程及其成敗得失等。若能如此,回憶錄推動史料建設的作用就更值得期待了。
三、研究主體的素養與能力
由于傳播環境的變化,當代文學史料與古代文學文獻具有不同的特征,對研究主體也有不同的要求。為了搞好當代文學史料建設,研究者需要提升各方面的素養和能力:
其一,文學史的眼光、問題意識與史料工作的經驗。史料整理者應具有整體史的眼光和文學史研究心得。各類史料集的編撰,若缺乏文學史眼光,就會出現平均用力、簡單羅列的現象,而具有文學史的眼光,就能發現可以推進文學史研究有價值的史料,會把被遮蔽了的呈現出來,把被歪曲了的糾正過來,把薄弱環節突顯出來。史料選集應該是長期史學研究的結果,經過廣泛搜集與嚴格篩選,體現出編選者的文學史觀,而此類史料選編尚不多見。
問題意識會影響史料的發掘方向與闡釋方式。文學史料集不是史料的簡單匯集,選擇什么史料,怎么選擇史料,都與編選者的問題意識有關。鑒于當前史料整理過于寬泛的傾向,應提倡以問題意識為主導的專題性史料整理,圍繞某些重要的文學史問題,廣泛涉獵日記、書信、報刊、檔案等各類材料,從中提煉并整合有用的信息,以逼近不同時期文學的整體風貌與復雜性。編選史料集要有“證史”的問題意識,應經過反復甄選或深度加工,有想要解決的問題貫穿其中,并盡量選擇能夠凸現文學史發展脈絡、動力和方向的關鍵性史料。
史料工作經驗同樣重要,只有在史料領域長期耕耘才能形成經驗,形成對新史料的敏感性,形成對錯綜復雜的材料的辨析力,才能解決史料中的復雜和疑難問題,成為成熟的史料研究者。只有長期觸摸史料并熟悉史料建設的整體狀況,才能知道哪些有價值,哪些需要搶救發掘,哪些是大路貨,才能避免重復勞動并實現史料創新。在吳秀明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中,付祥喜的“文學史與學科史料”卷最見功力,這就與史料工作經驗有關,有過長期史料整理經驗的學者,都不會滿足于簡單排列史料,而是試圖從中有所發現。
史料整理與研究應該是專業的而非業余的,現在的弊端是臨時參與者多,而持之以恒進行者少。近年來出版的當代文學史料叢書,多采用師生合作的方式。叢書主編對史料建設都有深度思考和高瞻遠矚的規劃,但具體參與者則多為缺乏文學史研究經驗和史料學訓練的研究生,因此主編們的規劃很難完全落實。導師參與的程度深,史料集的價值就高;導師參與少,史料集的價值就會打折扣。流行的師生合作方法也不利于培養史料人才,有的導師按照時間段或具體年份分工,學生很難形成縱向貫通的歷史感;有的按照史料類型分工,學生很難形成橫向貫通的整合力。有的師生合作完成項目后就一哄而散,其結果可想而知。
其二,對史料的抉擇去取、化繁為簡的能力。當代文學史料急劇膨脹,編選文學史料集容易出現“過存”的問題,研究者需要有更高的鑒別、選擇和去取史料的能力。史料選編、期刊編目、史料索引、作家年譜等,都是“集天下之書為一書”的工作,需要博觀而約取,把散見于群書、雜志中有價值的內容擇取出來,從而增強史料集的參考價值。有些史料選集由于不存在“篇幅”的壓力,過分強調竭澤而漁,缺乏提煉和消化,看不出編選者的史觀,反映不出文學演進的大勢;有些史料集有聞必錄、機械整理、不過腦過心,這都與缺乏抉擇去取的能力有關。史料需要聚少成多,更需要化繁為簡。傳統文獻學中的“提要”“序錄”“敘錄”“解題”等,目的都是化繁為簡,仔細研讀文獻并以最精煉的語言概述其內容、版本等信息,便于讀者參閱。王堯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與回憶》給每篇史料撰寫“題解”,扼要介紹其內容與出處,就類似傳統文獻學的作法,值得借鑒。
其三,理論素養、歷史意識與熔鑄史料的能力。章學誠批評某些乾嘉學者“專務考索,不求其義”,并明確提出“功力與學問,實相似而不同”,輯佚、辨偽、考證等只是功力,只有從材料中產生獨得之見,才能算是學問。韋勒克、沃倫也曾批評史料工作者“往往過分集中于材料的搜集和梳理,而忽略從材料中可能獲得的最終含義”。周保欣也批評某些學術研究“要解決的也不再是去闡明現象、揭示規律、創新知識、發現真理,而是以發現、使用多少新史料為榮耀。對學者學術水平高低的判斷,比的不再是見識的卓越、立論的高遠、洞察的深邃、視野的寬廣,而是史料之多寡、新史料之有無。學術高下從史學的識力轉向材料的豐富和新奇”,“沒有相應的歷史哲學支持,當代文學的歷史化是無法完成的”。
針對上述問題,許多學者強調理論的重要性,我則認為嚴格的歷史意識更重要。“理論”經常會受到時代潮流裹挾,以理論指導史料研究會產生主觀主義,會導致史料解讀的偏差。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時代潮流、闡釋視野、認識裝置中,會獲得截然不同的評價,無論采用革命的、啟蒙的、現代性的還是其他的什么觀念,都很難接近歷史的真實性和復雜性。那么歷史真的沒有客觀性和規律性嗎?如何才能使史料闡釋更符合歷史實際?如何才能呈現歷史的客觀性和規律性?這就需要具有嚴格的歷史意識,具有對抗觀念和成見的力量。具有歷史意識的研究者不會迷戀理論,反而對理論充滿警惕,他們只是反復地把各種史料放回到其誕生時的社會結構中進行考量,尋找新的闡釋的可能性,并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與抽象的理論相比,對史料進行整合、闡釋的方法與能力更重要。章學誠、梁啟超等史學理論大家都強調“歷史研究法”,重視組織、運用和熔鑄史料的能力,重視從雜亂的史料中尋找歷史之大勢(動力、方向和規律)。只有掌握了整體闡釋歷史的方法并具有較強的歷史闡釋能力,才能穿越史料迷宮,找到相互矛盾的史料背后的各種支配性力量,并對影響歷史發展的“合力”進行歷史分析,“要特別尊重史料的差異性,注重發掘不同形態的史料在不同維度發出的聲音,并將這些各自獨立甚至互相排斥的史料‘有意味’地聯系起來”。
面對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料研究之間的尖銳分歧,有些學者想推動二者融合,這未必可行。文學批評需要張揚個性和情感,重在解決當前文學中存在的問題,而文學史研究則需要克制個性和情感,重在揭示文學演變的規律。過強的批評性激情、當代性的訴求,會成為歷史研究的阻力,因此強調融合不如強調“六經皆史”的胸襟,把文學批評視為可熔鑄入史的史料。
其四,對人性、情感與審美進行歷史分析的能力。有的學者指責某些史料整理與研究論著太客觀、太冰冷,缺乏生命與情感的融入。他們說文學是人學,是思想與情感的表達,對生命與情感的考證比對瑣碎事件的考證更重要,有些瑣碎事件對認識世界、歷史、自我、文學都沒有什么幫助,相關的考證難免為考證而考證之嫌。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確實需要扭轉見事不見人的傾向,需要增強思想、情感和人性的溫度,要善于從史料中捕捉國人精神與情感的歷史,善于體驗事件背后人的生命與情感,善于在人與歷史的關系中,揭示人的生存狀態、精神結構的變遷史,并進而考察文體的發展演變史。
史料整理與研究表面上是客觀冷靜的,其實還是受制于研究者的生活體驗與立場標準。整理和研究史料與我們的生活體驗有著怎樣的關系?我們的情感狀態應該是什么?至少不應該是狹小的個人癖好、自娛自樂的游戲心態,不是以玩賞或自得的心理炫耀新奇材料。史料工作者的情感應該與民族、國家的歷史命運建立關聯,應該與強烈的想要整體把握文學史的激情結合起來,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把史料工作蛻化為純技術性的工作或智力游戲。
文學史料關聯著文學性或審美性,這是它的特殊性。有些學者以遠離文學性與審美性為由,質疑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這種質疑也有道理,史料研究離不開審美參與,也應有助于審美研究。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的與美學的觀點相統一的方法論,可以有效解決史料研究中歷史性與審美性矛盾。應該重視史料與審美問題的關系,但不應把審美抽象化或超歷史化,研究者須具備把審美研究歷史化的能力,在整理政治、經濟、傳媒等有關文學的外部史料時,應緊扣文體、藝術風格、敘事方式等文學性問題展開,從史料中梳理美學觀念隨歷史沿革而不斷變化的歷史。這就涉及跨學科史料整理問題了。
四、關于跨學科史料整理的問題
文學史是文學與歷史的交叉學科,其史料基礎自然是跨學科的。王堯、謝泳、李怡、張均、周保欣等學者,都談過跨學科文學史料問題,并主張拓寬文學史料的邊界。謝泳認為沒有純粹的文學史料,只有可以放在文學范圍內解釋的史料,“所有關于中國現代史方面的史料,同時也都有可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料,關鍵是看研究者在什么層面上使用和判斷這些史料”。周保欣則認為:“有些看起來原本和文學了無關系的史料,一旦進入文學的學術生產領域,構成我們思考文學問題的基礎文獻,就成了‘文學史料’。”
眾所周知,經濟、政治、地理、氣候、交通、郵政、城市、人口、教育、傳媒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文學發展,因此需要拓展文學史料的采集范圍,高度關注政治、經濟、科技領域以及歷史學、社會學、教育學、新聞學、出版學、圖書館學、戲劇學、影視學等學科與文學相關的重要史料。史料采集的范圍越大,文學史研究的空間越大。在跨學科視野中整理史料,提升跨學科整合能力,可以開拓文學史研究的視野、思路與方法。
這些年來,許多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在相關學科的交叉點上尋找文學研究的生長點。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經濟、地理、傳播是與文學始終相伴而發展的,近年來出現大量文學傳播學、文學經濟學、文學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論著,并明確提出要建立或完善相關學科的目標,而能否學科化取決于能否建立堅實的跨學科史料基礎。對于如何整理這類史料,我有一些自己不成熟的想法與相關研究者交流:
(一)關于文學與經濟的跨學科史料,需要對準其結合點和關聯性。或緊貼著文學問題整理對其影響較大的經濟社會發展史料,或緊貼著經濟社會發展搜集整理文學史料。從文學環境、文學生產機制的角度籠統概述文學與經濟的關系,沒有多大意義,所得出的結論很難深入文學與經濟互動的內在肌理。若能深入具體文本內部,揭示經濟與文學錯綜復雜的歷史關系,會有助于深化文學經濟學研究。筆者曾圍繞新時期之初的經濟變革,逐年梳理引起激烈爭鳴的表現個體戶問題的小說,引起激烈爭鳴的反映集體化時代老干部、老模范在新時期巨大心理震蕩的小說,引起激烈爭鳴的書寫新的雇傭關系中人與人關系變化與心理震蕩并糾纏著諸多歷史和當下的矛盾的小說等。系統整理與研究這類作品,可以在作品分析、文學史研究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建立密切關聯,更為細致地呈現文學與經濟互動的歷史過程。
另外還須關注文學與國際經濟、政治的關系。洪子誠最近指出:中外文學交流尤其是十七年時期與亞非拉文學關系的史料整理,“還是一個有待加強的領域”。這涉及能否準確理解當時文學的發展走向與整體特征:中國與亞非拉在經濟、政治、文學方面的互動交流,是影響十七年文學發展的重要力量,正是在這股國際力量的推動下,文學的民族化、大眾化、政治化趨向不斷地被強化,純文學傾向被反復地批判,反殖民主義、反西方文化霸權的思維也滲透到文本內部。1980年代以來,中國逐漸融入經濟全球化格局,國際文化資本的流動也深刻影響著我國文學生產乃至具體文本的特征,相關史料也需要認真整理與研究。
(二)關于文學與地理的跨學科史料,也需要聚焦文學與地理空間的關聯性。地方文獻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經過反復發掘后,現代文學史料整理轉向地方性和邊緣性的文學刊物,試圖以此建立文學地理學的視野。當代文學史料建設也可以如此發力,筆者在整理當代不同時期的地方文學報刊、圖書資料時,發現大量當代文學與地理環境、地域文化關系的史料,若能對這類史料進行重點發掘,并在地方性(尤其少數民族)文化文學資源、國家主流文學發展、世界文學潮流互動的結構中審視與研究這些史料,就可以為當代文學地理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史料基礎,從而拓展當代文學地理學的研究空間。
(三)文學與傳播的跨學科史料較為復雜。當代文學傳播史研究涉及文學報刊、出版、書場、劇場、廣播、影視、網絡等不同傳播媒介所構成的“文學傳媒結構”,涉及管理者、贊助者、書商、出資人、編輯、作家、劇作家、批評家、改編者、導演、演員、讀者、觀眾等所構成的“文學傳播力場”,涉及小說、連環畫、曲藝、話劇、戲劇、廣播、影視的跨媒介改編。若能打破各文學傳播形式之間的壁壘,緊貼著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文藝傳媒結構”“文學傳播力場”的相互關系的歷史變化,逐年逐月逐日搜集梳理文學傳播史料,盡可能客觀呈現文學傳播管理體制的變遷史,不同傳播媒介相互關系的變遷史,不同傳播主體、接受主體的代際差異及其相互關系的變遷史,各個傳播環節(生產、傳播、接受)關系的變遷史,各類文學文體關系變遷史,則會有助于建構整體性的當代文學傳播史,呈現出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文藝傳播結構、文學生態、文學思潮、文學文體之間的內在關聯及其歷史變化。
綜上所述,整理與研究當代跨學科文學史料,就是要致力于溝通文學與經濟社會、傳播、地理等學科的聯系,并在相互聯系中建立起跨學科的文學史料基礎,從而把文學史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唯物主義基礎上。有學者主張把與文學敘事相關的“本事”列入史料搜集范圍,這有助于理解不同時期文學文本生產的內部規律及其變化,如果把“本事”與經濟、傳播等因素的發展變革結合起來,還可以有效溝通文學敘事與社會實踐的聯系,矯正以往過分強調文學的超時代性、文學的虛構性與想象性所導致的文學史研究的非歷史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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