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藝術與“真正的緊急狀態”
來源：澎湃新聞 | 汪暉 2020年08月03日16:13
編者按：紅磚美術館大型國際群展“2020＋”于7月31日開幕，在展覽開幕的新聞發布會上，此次展覽學術顧問，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首批資深文科教授汪暉在云南與北京的現場觀眾視頻連線，對此次展覽進行了解讀。本文為汪暉教授的現場發言。
汪暉在云南與發布會現場觀眾視頻連線 本文圖片由紅磚美術館提供
2020+：藝術與“真正的緊急狀態”
在小說《鼠疫》的末尾，加繆描寫了兩種脫離鼠疫世界的感覺：一種是在鼠疫尚未結束之時，醫生等三人在一個夜晚溜去海邊游泳，片刻體會久違的自由舒暢，但他們還將返回鼠疫籠罩的城市；另一種是鼠疫突然結束，長久期盼重返“正常狀態”的人們卻產生了不適應的感覺。
“2020+”的開幕介于兩種情境之間：Covid-19在全球流行，但在艱難抗疫之后，在“緊急狀態”與“正常狀態”之間，人們努力尋求適應。在世界范圍內，病毒流行越出了免疫學的范圍，觸發了連鎖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軍事危機、生態危機與瘟疫流行相互糾纏，將尚未脫離社交隔離的人類社會引入一個更為危險和更為不確定的時代——其特征是正常狀態與緊急狀態之間的清晰邊界趨于消失。
病毒不僅侵擾個人的身體，而且偏愛集體，偏愛那些經常出沒于市場、監獄、宗教場所或娛樂場所的人，并最先在其家庭成員或親朋好友之間傳播；免疫管理要求人們保持社交距離，盡可能地從集體性活動中疏離，但又要求在不同區域之間形成嚴格的集體性邊界。疫情重新界定了社區、城市、邊界、海關的意義，同時也依次重新分割了陸地、海洋和天空的交通。保護與排斥、團結與疏離、防范與相互需求以新的形式重新確立，而表述這些新矛盾的語言（民族、國家、主權、族群、區域等等）卻多半是舊的。在舊的語言已然匱乏的時刻，藝術能夠提供準確表述新情境的語言嗎？
“2020＋”展覽現場
生命與死亡的個體性在大流行中急劇下降，人們每天注視著上升或下降的數字，將分離與放逐作為社區或國家的自我保護政策。人的消失，如波浪退去一般，變成群體事件。在這一巨大的群體性事件中，我們該如何重新凸顯個體生命及其對自身意義的理解？向不同語境、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條件下的個體發出“我會死的”追問，在死亡終端的陰影下凸顯生命的多重狀態，或許正是進一步追問的出發點。
在目睹一個一個獨特的人回應這一問題的同時，我也不由得想到在武漢危急的時刻，無數的醫務工作者、無數的志愿者，以及無數不得不困在原地卻時刻關注危難中的同類的匿名者，明知個體終將死亡，但依舊舍身忘我，投身拯救他人生命的事業，那種“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我有關”的情感，當代藝術有可能超越個人主義方式再現其中的集體性能量和潛藏在這些行動背后的對于人類命運的追問嗎？
病毒的流行大幅度地提高了人類社會對于科學技術——尤其是醫學和數碼技術—的依賴，但同時也在科學與政治之間造成了邊界糾紛。科學研究過程和成果的確認需要懸置政治影響、經濟資助、國際合作、立項過程等“外在因素”，科學家也一如既往訴諸科學的自主性為自身行為辯護；然而，如同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說，科學研究過程對于社會性的排除本身正是科學的社會性的表現。在疫情之下，國際關系、政府背景、國家決策、社會評價、公眾輿論和各種流言沖破了科學技術的常規邊界，不僅研究機構的資金來源、合作關系及公共衛生專家的社會身份，甚至國際衛生組織本身，均面臨“政治檢驗”，而且科學家及其研究本身也被置于政治顯微鏡下審視。
意大利哲學家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將這一現象概括為“醫學的政治化”和“政治的醫學化”，但這兩個概念存在著局限：如果科學對于社會性的排斥本身正是其社會性的表現，有什么語詞可以更準確地表述醫學與政治或社會性之間的關系？
林天苗，《纏的擴散》，1995
全球生態危機促使人們重新檢討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但疫情危機同時也加強了人們對于技術的依賴，促發了對停工停產及供應鏈斷裂的恐懼。數碼技術不僅改變了傳播方式，而且也改造了社會關系——從遠程教學、遠程會議、遠程展覽到親朋好友的聯系模式、國家的管理模式和教育體制無不因此而發生巨變。疫情也打破了互聯互通作為和平自然通道的幻覺，信息咨詢的發達、社交媒體的狂歡無法自明地等同于公共性的擴展，恰恰相反，公共性的支離破碎正是其后果。《世界郵報》（The World Post）在一篇導讀中指出：在當代語境中，互聯互通也可能成為分離性的驅動力。在所謂后真相時代，藝術能夠擔當起反媒體的媒體的角色嗎？什么樣的文化與政治的條件可以讓技術上的互聯互通成為對話、溝通和交融的渠道？
緊急狀態成為日常生活的常態，其規模和長度均前所未有。理論家們擔心社會政治程序為突發性機制所取代，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將不得不屈從于更多的干預，而技術手段的大規模發展正在為這種干預提供超強便利。但是，對技術的依賴難道僅僅是緊急狀態的產物嗎？我們必須追問：政治體系、經濟體系和社會關系的危機是由緊急狀態造成的嗎？抑或相反，緊急狀態不過是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危機的產物？緊急狀態提醒人們：社會需要自我保護，生活需要自我管理，生產和生活方式需要重新調整，不平等的全球關系需要加以變革。緊急狀態常態化誘導人們像平常一樣從事各自的工作，在返歸常態的欲望驅動下，自覺自愿地遮蔽造成緊急狀態的條件，讓生活世界“不受影響地”綿延。在這個意義上，藝術的功能與使命恰好相反，即創造一種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真正的緊急狀態”：促成新的認知和敏感的形成、新的表達形式的誕生，進而為我們置身的時勢的轉變提供靈感與契機。
因此，“2020+”并不只是一場展覽的主題，它意味著一種不確定的未來，一種“真正的緊急狀態”，以及習以為常的（包括當代藝術的）舊語言的失效和多種可能性的誕生。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