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科幻”叢書第二輯：科幻、青年與先鋒性
來源：文藝報 | 陳進 2020年07月29日07:34
楊慶祥主編的“青·科幻”叢書第二輯由作家出版社付梓面世了。叢書收錄了近年來極具活力的青年科幻作家的代表作：汪彥中的《異變》、彭思萌的《分泌》、劉洋的《流光之翼》、王侃瑜的《海鮮飯店》、雙翅目的《猞猁學派》、阿缺的《濕潤的金屬》。叢書名的“青”取青年之意味，表明這是科幻小說的青年方陣，更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祝福。在我看來，青年和科幻的品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它表明了一種生長探索和先鋒實驗。
科幻到底能為當代中國文學帶來什么？一種層面，它是“五四”新文學啟蒙、批判、反思的精英傳統的復蘇與延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在自律和他律的共同作用下，日益在世俗價值、日常經驗、歷史解構中沉醉。中國科幻小說從晚清誕生起，就一直寄托著國家民族復興的夢想與追求，承載著現代科技發展的探索與想象，蘊含著對現代性的反思與超越，這就注定了它的精神氣質和價值內涵不可能是家長里短、爭權奪利、雞毛蒜皮的碎碎念和肥皂劇。另一種層面，科幻小說又在“五四”新文學開辟出的現實主義主流傳統之外，衍生出新的面向與想象。在王德威看來，現實主義文學以感時憂國來反映人生中的憂患意識，科幻小說則是以幽暗意識來呈現現代性，“引領我們思考、反省一個更廣大的、更深不可測的生命領域”。
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取得長足發展，影響日盛，但也面臨著難以為繼的困境。原因可能在于，一部經典的出現，給整個文類“畫地為牢”。劉慈欣《三體》的隆譽與盛行，讓“硬核”科幻備受推崇。所謂“硬核”，就是基于科技知識之上的細節真實。這當然提高了科幻小說創作與欣賞的門檻，劃清了與玄幻、魔幻的界限，但一味沉溺于此，也會讓科幻小說的發展深受制約。正是以“硬核”為圭臬，很多科幻作者往往感慨，在沒有新的“點子”和創意的情況下，很難寫下去，或者只能重復寫下去。
科幻小說怎么寫下去？我們需要為科幻小說尋找新的先鋒性，或者說，我們需要在《三體》意外樹立的“硬核”標準之外，尋找新的方向。
科幻小說本質是文學，固然依賴于科技，卻不是純粹的科技敘事。作為文學，“陌生化”是考量貢獻的重要因素。科幻理論家達科·蘇恩文曾將“陌生化”概念引入科幻批評領域，他在《科幻小說變形記》中提出，“作為一種文學類型，科幻小說的必要的、充分的條件是疏離和認知的相互作用。換言之，科幻文學在本質上具有認知性，在藝術表現上追求文學的陌生化效果。”這種陌生化，未必是太空歌劇的宇宙背景，未必是賽博空間的黑暗混亂，也未必是科技知識鋪陳展示，而是回到文學本身，回到人性本身，用思想實驗的方式，顛覆既有認知模式，在美學上超越常境，這或許才是“科幻怎么寫下去”的答案。
在這輯“青·科幻”叢書里，我們看到了六位青年作家的這種嘗試與努力。
首先是在極端環境下反思理性。汪彥中的《訪客》里，權威天文學家柯樂因為關于哈雷彗星的歪理邪說，被世人視之為精神病。“我”偽裝成他的信徒，在和他的交往中，將科學與迷信、先知與荒謬的辯證關系盡情呈現出來。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里指出，“人類的理性要理性地理解自身的局限性……應當服從一些我們無法充分理解但又是文明進步甚至延續所必需的力量和原理”。小說對當前科學至上和理性濫用進行了反諷。過度迷信科學，忽略理性的邊際，實則為新的迷信。
其次是在共同體的角度對人類命運展開思考。雙翅目的《我的家人和其他進化中的動物們》虛構了一個香格里拉太空船，離開地球去土星軌道，和《流浪地球》的環境不同，這里不是“陰森森的空間站和過度消毒的太空船”，而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動物之間和諧相處的小型烏托邦和移動桃花源。阿缺的《收割童年》像是一個殖民隱喻，外星人將人類作為繁殖他們后代的容器，派機器人鐵皮老師飼養著小說里的兒童，直到他們16歲開始收割。在這個隱喻中，機器人鐵皮老師復蘇了人性，在芯與心的較量中，選擇了自殺。而少女阿蘿則選擇了去找外星人，勸說和平相處。小說用輕松詼諧的筆調書寫出殖民的殘酷和人性的崇高。劉洋的《小雷音寺》，以科技知識重述神魔小說《西游記》里“小雷音寺”一節，孫悟空用創造黑洞來逃脫金缽的囚困，看似在科普黑洞知識，然而包袱一甩，整個故事是一樁虛擬游戲的幻象，物理層面的地球早已毀滅，人類只能在虛擬數據中回憶往昔。虛擬機器作為一項科技，仿佛毒品，既為人類提供靈魂寄居，也在毀滅人類。就像技術哲學家芒福德所言，“技術的單一化日益明顯和突出，將會使人的情感、意志等被排除在外。這種技術越完善，人類殘余的人性成分也就日益為機械所吞沒。”
此外還有在異化層面對人性進行反思。王侃瑜的《海鮮飯店》全篇充滿了異域的情調和詭異的氛圍。盡管“我”從小竭力抗拒“海鮮”，試圖保持個體獨立的自由，甚至為此遠赴因不紐斯，但還是在愛情的誘惑下，食用了當地的海鮮濃湯，最終象征性地死亡，“再也走不出去了”。“海鮮”成為一種隱喻，仿佛是“烏合之眾”的病毒，喻示著個體在群體面前，終究難逃同化的命運。彭思萌的《分泌》里身患抑郁癥的“我”，在人際交往與人工智能交往、藥物治療與激素分泌中，對現代化的危機、對人性與情感的危機展開深刻的思考。
在這里，我們看到科幻寫作的更多應然與實然。用雙翅目在小說集自序中的話來說，這些作品就是“用各種各樣的、各自的方式，保持目光銳利，去嘗試透析世界的奧秘”。這些作者立足于扎實的自然科學知識，熟練地運用現實主義、古典主義、現代主義的手法，豐富著科幻小說的表現形式，思考著現代性、未來性、人性等或宏大或深刻的命題，“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這些作者共同形成了當代科幻寫作的“猞猁學派”，這未必是個恰當的命名，但卻是對他們不斷探索科幻寫作乃至當代文學先鋒性的致敬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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