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培浩：科幻與新的歷史想象力
來源：文藝報 | 陳培浩 2020年07月27日08:00
一個作家在走向經典化的過程中，常會面對某種“延遲補償”效應。所謂“延遲補償”是指一部重要作品在面世之初并不能迅速獲得認可，其影響力是在不斷變遷的時代語境中發酵和沉淀下來的。一部作品必須等待屬于它的時刻，足夠幸運的話，還會等來屬于它的時代。王小波的“青銅三部曲”如是，麥家的《解密》如是，劉慈欣的《三體》也如是。當然，也有一些作品一面世就遇到了屬于它的時代，像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不管是“立等即取”、即時兌現，還是“延遲補償”，折射的歸根到底是作品與時代的關系。此處想問的是：為何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剛好是一個科幻的年代？科幻文學令無數作家趨之若鶩的時代中潛藏著怎樣的精神癥候？被委以重任的科幻文學又是否能為我們提供新的歷史想象力？
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第一部《三體》于2006年5月在《科幻世界》雜志上開始連載，第二部于2008年5月出版，第三部于2010年11月出版。但直到2015年《三體》摘得“雨果獎”之后，劉慈欣以及科幻文學的影響力才真正“出圈”。劉慈欣及其作品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經典化，科幻作為一種類型文學收割了大量圈外粉絲和文學場域中的象征資本。一時間，科幻文學成了出版社、文學雜志趨之若鶩的新貴。其風頭不但不是純文學可以相提并論，就是曾經在21世紀初創造傳播奇跡的諜戰小說、爆款網文皆不能與之相提并論。
《三體》的加速經典化和科幻文學的崛起對應的是智能產品全面占據人們日常生活的時代。智能時代，科技不再像曾經的核技術或宇航技術那樣遙不可及，科技化身為我們手掌里的魔法小屏幕，尺寸雖小，卻一步步把我們的工作、生活、娛樂乃至精神世界全裝進去。2010年11月，《三體Ⅲ·死神永生》出版，這一年，蘋果公司推出了一款風靡全球的智能手機iPhone4，很多人對蘋果及智能手機的了解和接受正是從這款劃時代的產品開始的。2010年是一個分水嶺，蘋果公司的崛起和諾基亞公司的衰落正是在這一年發生的。智能化產品是科技日常化的最直接顯現，我們如今習以為常的很多生活、消費和思維方式，不過是近10年來科技商業化、智能化塑形的結果。在科技如此全面地潛入、滲透和塑造我們生活的時刻，科技神學化便成為這個時代重要的意識形態。長期以來，以“科幻”來想象世界是美國好萊塢電影的重要方式，當時代歡呼著將科技悅納為主宰自身的神祗時，科幻文學就成了一時風頭無雙的新潮文化類型。“科幻”于是生成了一種兼容智力與潮流、科技與文明、通俗性與批判性的文化身份，一時既棲居了無數“逃往未來”的隱匿者，又匯聚了大量以未來鏡像返觀現實的批判者。
但重要的不是科幻熱鬧的表象，而是科幻的崛起背后，我們遭逢了一個怎樣的文學大變局？科幻能否提供我們理解和應對時代危機的新的歷史想象力？
在急劇轉型的歷史和時代背景下，曾經的文學終結論此間被以“后文學”的名義提出。劉大先在《后文學與新人文》一文中談到，在技術和技術思維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時代，人文學所面對的巨大沖擊和重建之可能。“文學終結論”的秉持者未必是想為文學敲響喪鐘，而是以驚悚的終結論調迫使人們注意到話語轉型的事實，從而喚起重建新文學話語的努力。驚呼文學終結不管在西方還是中國都不是新的論調。“文學終結論”一次次被重提，并非以往的簡單回聲，毋寧說它是20世紀以來每次社會和話語轉型所激發的文化應激。應該看到，“文學終結”并非指“文學”的消亡，而是指“文學”在新歷史條件下內涵的重構。被終結的不是“文學”，而是某種理解“文學”的方式。那么，“科幻”如何終結又更新著人們對“文學”的理解？
現代主義以自我崇拜和語言神學為核心的文學觀在科幻文學中顯然更找不到自身的位置。現代主義被視為一種自我的養成學，用布羅茨基的表述就是藝術“會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獨特性、單一性、獨處性等感覺，使他由一個社會化的動物轉變為一個個體”。佩索阿的表達更加直接：“我的心略大于宇宙”，“自由存在于孤獨的可能性中”。現代主義相信通往宇宙的路徑在孤獨而浩瀚的內心，因此，文學與宇宙同在的方式不假外求。在布羅茨基看來，很多東西可以分享：面包、床鋪、信念、戀人，但里爾克的一行詩卻具有抗分享性。因為賦予自我在文學中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現代主義又自然而然地將語言與存在關聯起來，并推舉到不無神話化的程度。事實上，不管是維特根斯坦所謂的“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海德格爾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園”，還是福柯所謂的“不是主體在言說話語，而是話語在言說主體”，都表現了一種將存在語言化的傾向，其理論洞見在于讓人們意識到，任何意義的生成都無法脫離語言的介質；但將語言絕對化和神話化的結果是忘了意義雖在語言中生成，但語言之外還有世界。這是現代主義文學觀常常陷于隔斷現實、孤芳自賞的孤冷境地的原因。應該說，現代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機器印刷時代的文化立場和文學觀。印刷文化及其所處的歷史條件使個體閱讀和深度自我既成為可能，也成為必要。人們需要向更深的內心去求索，才能維持跟日漸異化破碎、光怪陸離的現實之間的張力和平衡。
然而，在智能科技崛起的歷史條件下，現代主義想象世界的方式已經顯得乏力，對主體、自我和語言高度倚重的現代主義在新的技術和媒介條件下，像一個遭遇升級迭代的舊應用軟件。不是因為現代主義不夠精致和豐富，僅僅是因為解碼現代主義的歷史條件日漸消失。新的歷史條件在催生和召喚著一種新的歷史想象力，以匹配方興未艾的新存在經驗。我們想問的是，在智能科技日常生活化，科技思維日益成為主導性想象方式的時刻，當代科幻是否提供了應對當代文化危機的新整體性和新想象力？討論這個問題，最合適的對象莫過于《三體》了。
有人從存在主義角度討論《三體》，試圖從現代主義哲學角度擴大它的合法性；有人詬病《三體》語言粗糙、形象單調不堪卒讀，或彈或贊都是以現代主義為想象力坐標，而忽略了《三體》和科幻正面臨著一種生成新想象力的契機。《三體》在科幻時空中演繹著人類危機和英雄敘事，但最后作為破壁人的英雄羅輯卻并非道德英雄，他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他具有何種高尚的人格及崇高的信仰，而恰恰是因為他“毫無人性”，反而掙脫了“人性”的枷鎖。這里，我們發現《三體》中隱含著一個類《神曲》的引導者結構：引導但丁游歷地獄、煉獄和天堂的是代表理性的維吉爾和代表愛的貝雅德麗齊，引導羅輯成為面壁者英雄的是代表智慧和救贖的葉文潔和代表犧牲的莊顏。因此，與其說《三體》在推舉一種披著宇宙社會學外衣的文明間的弱肉強食，不如說《三體》敲響文明的警鐘，又在化解危機的英雄敘事中重申了一種超越個體的協作性倫理。僅靠葉文潔、莊顏或羅輯個體是無法拯救面臨危機的人類文明的。
事實上，對羅輯非道德化、非完美化形象的塑造及對協作性倫理的強調雖則使《三體》的英雄敘事既不同于革命英雄敘事和好萊塢的孤膽英雄敘事，然而這尚不構成一種新的歷史想象力。《三體》作為新的歷史想象力在于：它呼應著科技時代人類的共同焦慮，這種焦慮是超意識形態的。《三體》回應時代焦慮的方式是啟動了一種有別于現代主義原子式想象的宇宙史詩描寫，史詩的本質不在于場面的宏大，而在于一種理解世界的整體性方式。
科學高速發展的時代，人文話語面臨著一次新的、更大的挑戰。因為挑戰人的不是戰爭等明顯恐怖的對象，而是披上了人類救星外衣的科技。在祛魅和逐神的時代，科技被放在了神的位置，技術神學化的實質是人類以聰明才智為自己創造了一尊技術神。今天，科技產品已經遍布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科技讓世界更便捷，讓人更舒適；技術不僅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寫我們對人的定義。今天，人為了舒適而越來越趨近于機器，而機器則因為智能化而越來越趨近于人類，這種趨同必將逼近科技和倫理的臨界點。科幻小說作為一個類型的大熱的背后，一方面是將科技和未來釋放的敘事可能性嫁接于消費性閱讀中；另一方面則是一種精神上無枝可棲而逃往未來的敘事策略。因此，對科幻文學更高的要求在于，寫作能否回應當代人類文化危機，并生成一種把握世界的整體性思維。《三體》的成功無疑昭示著當代性中對“新整體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將不同階段的歷史想象力完全脫鉤。科幻時代的“新整體性”想象，假如完全拒絕人道主義的思想資源和現代主義的自我維度，可能導致的是另一種人的迷思，而非人的得救。因此，與其說科幻文學真的釋放了新的歷史想象力，不如說它釋放了抵達新歷史想象力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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