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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書畫大家、鑒定家謝稚柳先生有著藏書、讀書乃至抄書、校書的習慣愛好，這也是為助其研究而用心積累的學問功夫。世人論及謝氏書畫鑒定之學，似多注重其以書畫本身筆墨風格為據的特點，此固不謬；殊不知其于文獻校讀之勤勉用功，竟同樣秉承傳統，一字一句地從最基本的抄校做起。近日，《宋人軼事彙編》的謝氏魚飲谿堂抄本在上海現身，恰好是一個十分難得的重要佐證。其中，《畫史》、《書畫旨》均系謝稚柳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手抄，用紙也都是專門定制的魚飲谿堂烏絲欄紙。

謝稚柳在書房 蔡斯民攝

近人丁傳靖所輯《宋人軼事彙編》二十卷，從宋元明清五百余種著述中，搜輯兩宋帝后名臣、文人學士、書畫藝家等傳聞載記及相關故事，按人編次并注明出處，于宋代歷史、尤其是宋代人物之研究，別具資料價值，因此一直是有關研究者們重視并常用的參考之書。據說作為古代書畫研究鑒賞領域著名權威的謝稚柳先生，生前也愛讀此書。如今，該書謝氏魚飲谿堂抄本的現身，恰好是一個十分難得的重要佐證。

《宋人軼事彙編》 謝氏魚飲谿堂抄本

全書線裝，分訂二十七冊，均抄寫于定制印成的烏絲欄專用紙上。半葉九行，除小字注文之外，皆每行二十四字。書口版心下方，印有“魚飲谿堂”仿宋小字。 各冊開首第一葉居中處，又都有謝稚柳先生以行草所署“宋人軼事彙編”， 并在右邊欄外下方，以小字分別注“第一”、“第二”……直至“第廿七終”,是為各冊冊數編次。全書正文抄寫字體有三種 ，其中絕大部分，即從第一冊至第二十冊第三葉正面第七行（原書卷一至卷十五大半），以及自第二十三冊第十六葉正面第八行第十字起，至第二十四冊(原書卷十八大半及卷十九），共計約二十一冊十七卷，均為瘦勁挺秀、韻致時見的楷書，與《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謝稚柳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年12月）所收謝氏手抄諸書中宋代米芾《畫史》及明代詹景鳳《書畫旨》二種的字跡，其結體用筆，風格最為接近。且抄寫精細，偶有抄錯之字，已用濃墨遮改，似仍不愜意，往往再點去重寫。然至第十八、十九兩冊中，已多就抄錯之字以濃墨徑改。而《畫史》、《書畫旨》則均系謝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手抄，用紙也都是專門定制的魚飲谿堂烏絲欄紙，唯半葉十行，前者每行二十四字，后者每行二十字。

二十七冊抄本中，自第二十冊第三葉正面第八行起，至第二十三冊第十六葉正面第八行第九字（原書卷十五后小半至卷十八前小半），計約三冊半，則換了另一種風格完全不同、字也明顯變小的行楷，且抄寫也好像比較隨意，應另出他手。此外，自第二十五冊第三十三葉正面起直至最終的第二十七冊(原書卷十九極小部分及卷二十全部），計兩冊略多一點，雖是楷書，但與前述兩種抄寫字跡，又都明顯不同。

魚飲谿堂抄本《宋人軼事彙編》所據底本，當為民國二十四年（1935）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字排印的初版，精裝上、下兩冊。1958年曾經重印，至1981年，中華書局又將商務初版的斷句改為新式標點并略事校訂之后，重出新版。然原商務初版每卷卷端下所署“丹徒丁傳靖輯”，以及卷四至卷二十中各人名、事類小標題下所列“第一”、“第二”……直至“第一百三十六”之序次，中華書局本中均已不見，而魚飲谿堂抄本則皆存，與商務初版相同。又謝稚柳先生生前好友鄭重先生，曾在其所撰《謝稚柳系年錄（增補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9月）的“一九七四年(甲寅)”中，記“《宋人筆記》中亦有王安石的故事，稚柳先生將其所藏供筆者閱覽”。經向鄭先生求教，獲知此“《宋人筆記》”正是商務初版的《宋人軼事彙編》，且其當年所得謝氏舊物，至今仍存架上。

據目前所見資料，謝氏魚飲谿堂傳抄各本，似皆與其主人研究興趣相關者，且多自抄自校，因此，除了抄存備用之外，是否還兼有些許抄讀并行、一舉兩得之意?而從那些抄書題記跋語中，則又確實能時見其中的緣由大略、心得感受。前述魚飲谿堂抄本《畫史》后，有謝先生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自跋，除略述其于該書所記錯雜處“重為次第”，并指出世傳抄刻諸本皆有出入等問題之外，又于署年之后，另行再記“此本原為健碧所鈔，忽忽遂將廿年，已日就敝破，因重鈔……”，惜限于著錄之書選刊圖版的篇幅，僅能見此一行文字，然陳佩秋先生亦曾手抄《畫史》一書，則已可知。詹景鳳《書畫旨》后，則題：“明詹景鳳撰《書畫旨》，昔所未見，似未有刻本。徐君伯郊于蘇州收得舊鈔本，為安儀周所藏。暇日因得假鈔一過。惜原鈔頗多乖誤，致有不可解處，乃無依據可是正之耳。稚柳并記。”雖未署年月，但從字跡來看，似當與《畫史》抄寫年代相近，故被著錄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寫”，徐伯郊為著名文博大家徐森玉之子，藏書頗蓄善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與謝稚柳先生多有往還。另外尚有二種，亦著錄于《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謝稚柳卷中，也都用魚飲谿堂烏絲欄紙抄寫。其一為宋末元初莊肅的《畫繼補遺》，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抄寫字跡已近行楷。謝先生跋曰：

近偶閱此書，所記雖較簡陋，然自鄧公壽《畫繼》而后，諸書所記南宋畫家，此寔為其先河，亦復可取，因草草為錄一過，以備他日檢考之助。近年予時患血壓，又復新嬰心疾，終日頭目昏眩，胸次如波濤，幾乎百凡俱廢。即此寥寥十數頁，錄未竟而腰支幾不可支，信乎廢人矣。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鐙下記。

另一為南宋末周密的《志雅堂雜鈔》，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有題記二則：

頃得此舊鈔本，久不見此書，因發興為鈔一過。惜錯字太多，儻得佳本校核為快耳。甲寅十二月七日夜，稚柳記。

十二月二十六日，假得《粵雅堂叢書》本校一過，《粵雅堂》本亦有錯字也。又記。

甲寅為1974年，謝先生六十五歲，雖然稍此數年之前，因腦血栓引發并后遺的目疾風腕，已在其抄寫中漸顯力不從心之跡，但還是自抄自校，不假他手。而這樣的要求，這樣的個性，無疑應該與其本身的功底基礎和學養識見有關。朱家溍先生為紀念老友謝先生所寫的《謝稚柳先生畫陶淵明像》（收入謝小珮編《謝稚柳紀念集》，1999年自印本）一文中，曾有這樣的回憶：

十年前，我開始編纂《歷代著錄法書目》一書，凡傳世法書的著錄和題跋，諸書均已入著，另外也收錄一些書篆文集中的資料，全書共收書篆一千六百六十九人，共引用古籍二百七十四種。其中的一種《契蘭堂書畫錄》就是向稚柳兄借抄的。此書在當時尚無印本，只有稚柳兄所藏的舊抄本，是一個傳世的孤本，非常珍貴。按理說這種孤本書如果有人要借的話，收藏者只提供當面閱讀而拒絕借出，是理所當然、無可非議的。但稚柳兄不假思索，很痛快的就把《契蘭堂書畫錄》借給我抄錄。

朱先生出身藏書世家，又是文博大家，能有這樣的評價，則謝先生無論是藏書還是為人之眼界、品質，皆可由此想見。

其實，謝稚柳先生藏書、讀書乃至抄書、校書的習慣愛好，最終還是為助其研究而用心積累的學問功夫。世人論及謝氏書畫鑒定之學，似多注重其以書畫本身筆墨風格為據的特點，此固不謬；殊不知其于文獻校讀之勤勉用功，竟同樣秉承傳統，一字一句地從最基本的抄校做起。而這一切，雖然能由其平生著述中稍窺一斑，但面對這些存世的魚飲谿堂抄校之本，往往會有不同一般的感受；若得細讀，當能更悉其詳。茲舉一例，如前述謝氏所抄米芾《畫史》中“蘇氏種瓜圖”一則的天頭空白處，有其小字批注：“內合同等印，并見前十六頁及二十七頁。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為之(沈括《補筆談》二十七頁，《叢書集成》本)。”雖只寥寥數行，但這也許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謝先生撰寫《晉王羲之<上虞帖>》一文時，曾據經過仔細審辨發現的“內合同印”等，最終確定其為南唐摹本的底蘊所在。至于上海工美拍賣公司2013年秋季“海上世家藏品”專場中拍出的謝氏魚飲谿堂抄本《補唐書張義潮傳》（羅振玉撰）、《瓜沙曹氏年表》（羅振玉編）等，顯然又是謝先生為整理撰寫《敦煌石室記》、《敦煌藝術敘錄》而專門錄存的文獻資料。

如今，謝氏魚飲谿堂抄本《宋人軼事彙編》二十七冊，又經“上海工美”發掘征集，是巧合還是緣分?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這樣的抄校研讀，伴隨著主人的學問藝事，默默踐行；其中的甘苦，如魚飲水。

（作者系復旦大學出版社學術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