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名著重印”是指新時期初期,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恢復中國現代文學一部分作家的歷史名譽,在國內率先策劃出版現代作家選集或流派選集的重要活動。這個活動看似孤立于剛啟動的新時期文學之外,實際是以獨特方式,參與了新時期建設的進程,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介入了當代文學觀念的探索和更新的歷史活動。由此可知,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八十年代版“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的重印始末,不單是對一次出版過程的梳理,還包含著對新時期文學多重復雜創作資源清理的意味。

一、五十年代現代作家選集的出版

作為中國頭號的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現代文學傳播和當代文學的出版上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是國家賦予它的這種身份,另一方面則是馮雪峰出任該社第一任社長,因他的大力招攬,一大批知名作家、學者加盟編輯行列。這些人物已非一般意義上的“編輯”,更重要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的當事人、參與者。這就使人文社的編輯力量幾乎是最好的,而且他們在五十年代與現代文學之間建立起一個十分暢通的橋梁。

因此不難理解,為什么人文社的第一炮是通過出版魯迅著作打響的。1951年9月建社后不久,以重印魯迅著作單行本為開端,人民文學出版社就開始出版五四新文學作品。馮雪峰曾提出“古今中外”的出版方針,在五十年代馮雪峰、王任叔兩任社長主政期間編制的出版計劃和規劃中都將“五四新文學”作品出版作為重點。1954年4月的《中央宣傳部改進文學和美術出版工作會議紀要》中明確指出只有人民文學出版社能出版“經過編選的五四新文學代表性作品”。據陳改玲在《重建新文學史秩序:1950年-1957年現代作家選集的出版研究》一書中統計,1952年-1957年以現代作家選集的形式,人民文學出版社大約出版了45位作家的45本選集,其中三分之二人選為左翼作家。另有延伸到1959年的統計(包括在之前基礎上“改頭換面”出版的選集)是67種。

馮雪峰作為左翼批評家和魯迅晚年親近者之一,自然會把魯迅著作重印作為他主持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揭幕戰。但他并不排斥其他作家,包括某些非左翼作家的作品,亦成為該社“名著重印”的下一批對象。今天看來,不是他不知道“文代會”和“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出版”這一新的大環境,而是中國現代文學在當代文學初期的運動慣性,還沒有停止下來;或者說,還在文藝界眾人的思維世界中慣性存在著、發展著,一時半會兒沒有人能認清它的性質。更重要的在于,盡管胡風、丁玲已被整肅,然而當代文學初期的政策,對待現代文學作家的作品處理,還沒有清楚明確的辦法。我認為,五十年代現代作家選集出版,就是在這個曖昧不清的歷史間隙中發生的。本文敘述這個問題的目的,不在它的重印,而在于說明,八十年代“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的重印,不單負有為這些老作家平反昭雪的歷史功能,也是歷史發展連續性的必然結果。

當然,從這套所謂“五四新文學代表性作品”出版所列對象來看,馮雪峰和他的人文社團隊,自然會在大形勢下更為照顧“左翼作家”,而那些非左翼作家人數的減少并最初成為陪襯角色,也是歷史的必然。“50年代作家位置的變動、轉移,是左翼文學力量在40年代后期開始的對作家、文學派別進行類型分析,以確立‘文藝新方向’的結果。一批‘40年代作家’的‘邊緣化’,大致有這樣幾種情形。一是,一部分作家文學寫作的‘權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這種情形,更多發生在40年代末被稱為‘反動作家’、‘自由主義作家’身上。沈從文受到批判,被排斥于第一次文代會之外,他任教的大學也不再聘用,后來轉而從事文物研究。錢鐘書本來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說創作上,卻也難以實現,而致力于古代文學研究。朱光潛、廢名、蕭乾、李健吾、師陀、陳夢家、吳興華等的寫作,也受到很大限制。”“這表明文學寫作是更主要、敏感的‘意識形態’區域,也表明大學、研究機構與文學界的關系發生的變化。上世紀前半期的大學是文學創作重要構成的情況受到削弱,‘學院傳統’受到懷疑和限制。”

本文勾勒上述背景,無意繼續在撥亂反正的歷史框架里,認識八十年代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也就是“名著重印”。而是事先交代一下人文社名著重印的歷史情況,以便從更為技術的層面,看待八十年代名著重印的真實情形。當然,它無疑暗含著撥亂反正的意味,但我們不愿意把這次終于的重印完全限制在這個認識結構里。我是想不受限制地釋放出更豐富的出版信息來。

二、八十年代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

今天來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現代文學編輯部門大致經歷過三個階段變化。第一階段,建社時“一編室搞中國現代文學”。但是這里的“中國現代文學”概念是包括了“五四”新文學和新中國成立后的當代文學。第二階段,專門成立了“五四”文學編輯組,隸屬現代文學編輯部(室)。第三階段,1980年后“五四”文學編輯組從其隸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部(室)剝離出來,與魯迅著作編輯室合并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部(室)(在一些回憶文章中也被稱作“‘五四’文學編輯室”)。原來的“現代文學編輯部(室)”則改稱“當代文學編輯部(室)”,不再承擔“五四”新文學作品的編輯出版任務。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現代文學編輯工作到八十年代初時也歷經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只編了幾部文集和一些革命作家與左翼進步作家的作品”;第二階段“注意到了從宏觀上予以系列化,于是著手編選新文學三十年小說、詩歌、散文等集子,……而且擴大了選集、單行本的面”;第三個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不僅開始編全集,而且擴大了文集的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開始編輯出版原本選印、文學流派創作、新文學史料和現代作家選集等方面的叢書”。

八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現代文學編輯出版事業確有新的特點,這與負責現代文學編輯部(室)工作的牛漢有一定關系。據岳洪治的回憶:當時牛漢的“胡風集團”問題剛剛解決,他剛被任命為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和《新文學史料》的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導讓他拿出一個現代文學出版方面的規劃來。與牛漢在現代文學編輯室共過事的陳早春曾回憶:“他是掌舵的能手,在他的主持下,……許多非左翼作家的作品,開始擠進了文學出版的視野,恢復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原本面貌。”

“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以下簡稱“叢書”)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聯合編輯,有香港版和內地版兩個版本。內地版第一本《茅盾》于1983年8月出版。八十年代,叢書在內地共出版15本,到九十年代中期總共出版了27本(香港版另見有《施蟄存》《柯靈》《柔石》《路翎》《趙樹理》《劉大白》《郭沫若》《周作人》等)。

叢書每卷的設計是:大32開本,封面鋪全色,底圖為作家頭像的網狀圖;香港版在封面左上用黑體繁體字不同字號分兩排印有書名和叢書名如“冰心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內地版在封面右上用黑體簡體字不同字號分兩排印有書名和叢書名如“冰心中國現代作家選集”。由于是全彩封面配作家頭像大圖,所以顯得十分醒目。正文前有多幅照片,包括作家的近照和各歷史時期的照片、家庭合影照以及手稿照片等。正文編目次序一般為序言(或“前言”“題記”),然后大體按照小說、散文、資料的順序來編排。在世作家選集的序言一般由自己撰寫,已過世作家選集的序言則由生前好友撰寫。封底是對“《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的介紹和對各卷的介紹。香港版和內地版封底對叢書的介紹文字略有不同,都旨在交代叢書的種類(“五十種”或“七十種”)、入選的標準(“‘五四’以迄當代較有影響的作家”)、篇幅(“每冊字數約二十萬”)、主要對象(“一般文學愛好者,同時顧及研究者的需要”)、編選體例(“作品力求精選其代表作,并盡可能提供作家的資料,包括作家的生平及其作品賞析、作家的年表,并附有作家的生活照片和手跡等”)。

三、恢復“原本面貌”的努力

我認為,陳早春所說的“恢復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原本面貌”,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入選作家范圍的擴大,二是入選篇目的變遷。

八十年代開始編輯出版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的突出特點在于有新人入選,例如李廣田、廬隱、朱湘、蕭乾、林徽因、俞平伯、胡適、卞之琳等。可以說,這份“新人”的名單體現的正是當時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成果。例如:作為“漢園三詩人”李廣田,在新中國成立后到去世的十九年間只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過《散文三十篇》(1956)和詩集《春城集》(1958);1980年以后才有《李廣田散文選》《李廣田作品選》《李廣田散文選集》《李廣田詩選》等陸續出版,1983年山東文藝出版社為桑梓作家李廣田開始編印文集;1984年3月即出版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李廣田》(內地版)可以說也起到了領風氣之先。

廬隱,被認為曾是長期“被埋沒,被冷落”的作家,《廬隱傳》出版于1982年,《廬隱選集》則要到了1985年才出版;而在1984年7月叢書就推出了《廬隱》卷(內地版)。

朱湘,在臧克家編輯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1956年8月版)的代序中被批評為:“一開始就表現了同無產階級思想和文藝觀的對立。……而朱湘最后的結局是投水自盡,這正象征了資產階級詩人的絕路。”朱湘也沒有一首詩入選各個版本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卷(1979年6月版)中對朱湘的評價只有半頁;叢書的《朱湘》卷(內地版)是于1985年2月推出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發現”朱湘上走在了同期各家出版社的最前列。

蕭乾,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二卷(1979年11月版)在第十一章的“其他作家作品”中從題材角度對蕭乾的與宗教教會有關的小說作品予以了評點,認為“這些在新文學創作中是不常見到的”(10),但是總的評價文字不到12行;叢書《蕭乾》卷(內地版)出版于1986年8月,雖然晚于1983年-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藝出版社聯合出版的《蕭乾選集》(4卷本),但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了《蕭乾散文特寫選》、1982年出版了《蕭乾短篇小說選》。

林徽因,新中國成立后到八十年代前對林徽因文學創作的研究一直比較沉寂,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閻純德主編的《中國現代女作家》(上)(1983年版)中都沒有收錄林徽因。叢書的《林徽因》卷的內地版出版于1992年5月、香港版出版于1990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有《林徽因詩集》出版于1985年,基本可以視為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在內地推出的林徽因作品集。

對于五十年代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選集(主要是入選1952年-1957年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作家選集”)的作家來說,八十年代“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各卷所選篇目的代表性相比以往的選集有了新變化。

由于五十年代在編輯現代作家選集時,往往“為了突出作家的‘戰士’形象對其后期創作有所側重”,而八十年代的選集“力求精選其代表作”,比較注意體現作家創作各個階段和各種文類的平衡。這一不同其實也折射出了時代政治氛圍和文學觀念的變化。但是丁玲的選集情況又有不同:1954年版的《丁玲短篇小說選集》收入的全部是1927年至1933年的作品,據丁玲1953年8月寫給樓適夷的信說:“我這次校稿時,心中有很多感想,我的確覺得都沒有什么意思,都不是可以留下來的作品。可是我同時又覺得我近年來的作品也未超過過去,過去雖說不好,可是還有一點點敢于觸到人的靈魂較深的地方,而現在的東西,卻顯得很表面。”而1987年版的選集面貌則截然不同,以延安時期創作的小說以及描寫北大荒模范人物的特寫《杜晚香》和后期的散文為主,對前期作品只選了《莎菲女士的日記》一篇。八十年代版選集編選時,丁玲仍在世并親筆作了“序言”。不同時期的兩個選集都體現了丁玲的鮮明個性。

四、反映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成果

某種程度上,“這套叢書(指“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作者)堪稱研究我國‘五四’作家的精選本,也是廣大文學愛好者閱讀、了解‘五四’文學較好的選本”。這是當時編輯的自述。選集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編者的眼光。

可考的編者基本分為三類:作家本人或親屬,在高校或社科院的現代文學研究者,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而五十年代版的“現代作家選集”主要是由作家本人或親友編選。現代文學研究者廣泛參加八十年代版“現代作家選集”的編選,得以將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文革”結束后現代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時展示給了讀者,對新的文學觀念和欣賞趣味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出版后多年,這套叢書依然還在讀者心目中有一席之地。

保存史料文獻在八十年代的選集編輯中有更明確的導向。編選者普遍在版本和校勘上下了更多的工夫。例如朱自清的散文名篇《春》因被收入民國時期的初中國文課本和198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學《語文》第一冊而廣為人知,但從未被收入過各種朱自清的文集、選集,直到朱喬森編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朱自清》卷才第一次收入。而且據朱金順考證,收入選集的《春》基本依據了最初發表時的原文,而不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各種改動稿。

每卷必有的“資料”部分,是八十年代這一次編選中最突出的體例特點。五十年代版的“現代作家選集”只有一般性的序言或者后記。八十年代版的選集每卷“資料”部分一般有三四十頁之多,在全書200多頁不到300頁的篇幅中占有相當的分量。“資料”部分一般包括三四十年代對作家的評論,精選有茅盾、周立波、朱自清、葉圣陶、楊振聲、蘇雪林等人的“作家論”;也收錄了八十年代最新的研究文章,其中一些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價已經突破了既往文學史的表述框架。例如孫玉石的《朱湘傳略及其作品》說“他對新詩藝術可貴的探索精神和他的那些瑕瑜互見的詩篇一起,必將會做為一份值得重視的遺產留給今天和后世的人們。”,這篇文章中對朱湘作品文本進行細讀,引導讀者對其詩歌創作“實驗格律詩態度之嚴肅,創造之勤劬,成績之明顯”的特點進行賞析。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卷(1979年6月版)中評價不高的《石門集》,孫玉石也指出,《石門集》真正體現了朱湘創作開拓期的成績和特色,對其探索精神予以了高度評價。這在實質上拓展了讀者對詩歌美學的認識。每卷必附的作家生平或著作年表有相當大的價值,健在作家的年表全部編到了叢書送排的當年,有的作家年表還根據新發現的資料做了訂正,如朱自清的散文《春》的最初發表年月就做了調整。

今天來看,新時期初期文學中實際存在著一個“現代文學傳統”。據程光煒分析,現代文學作家和作品對于新時期初期涌現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創作有影響,為他們樹立起了文化心理相通的“遠離政治”“純文學”的示范。新的文學經典塑造了新的文學面貌,從而影響了新的審美趣味和創作理念。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套“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的推出,要放在八十年代重新開啟的對“現代文學經典”討論的大背景下看待:首先新編選集為經典形成提供了文本“可得性”的前提;其次參與這次選集工作的老編輯、老作家和正當壯年的學者的文學觀念通過序言和作家論、賞析文字直接面向讀者發聲,產生了影響。這種對新時期文學的參與方式,是這次名著重印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