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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24日）《觀察》第四卷第九期《鄉土中國》出版廣告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無疑是經典之作。相關討論很多，但對其成書歷程的梳理較少。然而，對該書的恰當理解可能必須配合以其發表與出版之經歷，這對無論是理解作品還是作者本身而言，都不無裨益。作者的一生歷經近一個世紀，作為其最廣為人知的著作，書中諸文章的發表、出版、重刊的歷程也跨越數個歷史時期，于中不僅能窺見作者的隱微心緒，也多能發覺時代變遷的意蘊。

問題的提出：1947還是1948？

《鄉土中國》全書共14篇文章及一篇《后記》；在三聯書店1985年重刊本中又新增一篇《舊著〈鄉土中國〉重刊序言》（下稱《重刊序言》）。在《后記》中，作者落款以“三十七年二月十四日于清華勝因院”。在自三聯重刊后的許多版本中，落款后都緊隨以一行加注括號的編輯說明：“（據上海觀察社一九四七年版排?。?。

落款中所言之“三十七年”，顯系民國紀年，即1948年。在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費孝通文集》第五卷中，即將落款徑改為“1948年2月14日于清華勝因院”。落款指明《后記》完成于1948年，但其下編輯說明卻標示排印所依據的版本出版于1947年。此中蹊蹺在于，何以先于1947年出版全書，后于1948年方完成《后記》呢？

在落款為“1984年10月11日”的《重刊序言》中，作者寫道：“這書出版是在1947年，離今已有37年。三聯書店為什么建議我把這本小冊子送給他們去重刊，我不知道?！贝颂?，連作者自己也明確交待該書出版于1947年，這與書末的編輯說明相符。但作者同時說：“所以該書初次出版時在《后記》中向讀者懇切說明：由于刊物的編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才發表’。”這說明，該書初次出版時即已包含前述之《后記》，而并非后續重刊中增補的部分。那么，如果《后記》如落款所言完成于1948年，為何會出現在1947年的初版中呢？

其實，關于該書出版時間的困惑更來自于，即使在相關介紹資料中對此也不甚了了，說法不一。如作者本人編選的《費孝通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費孝通社會學著作選目”中，在《鄉土中國》后注明的是“觀察社1947”。又如，1981年4月8日作者在《文獻》刊出《費孝通學歷簡述》，文末所附的《費孝通主要著作目錄》在“鄉土中國”后卻注明“1949.1觀察社”。

可以發現，在以三聯重刊本為底本的當下流行版本中，關于《鄉土中國》的初版時間存在相互矛盾的三條信息，即（1）《重刊序言》：1947年；（2）《后記》：1948年；（3）書末編輯說明：1947年。

對此中矛盾的解釋需要系統探求《鄉土中國》出版的過程。作者在《后記》中簡單交待了寫作和出版的經過：“這集子里所收的14篇論文是從我過去一年所講‘鄉村社會學’的課程中所整理出來的一部分。”另外，“去年暑假里，張純明先生約我為《世紀評論》長期撰稿，盛情難卻，才決定在這學期中，隨講隨寫，隨寫隨寄，隨寄隨發表，一共已有十幾篇。儲安平先生約我在‘觀察叢書’里加入一份，才決定重新編了一下，有好幾篇重寫了，又大體上修正了一遍。”同時，在《重刊序言》中，作者在多年之后又重新回憶了這一經過：“這本小冊子的寫作經過，在《后記》里已經交代清楚。這里收集的是我在40年代后期，根據我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應當時《世紀評論》之約，而寫成分期連載的14篇文章?！?/p>

從以上自道之中，可以大致梳理出該書的出版歷程。首先，其原型是作者在“40年代后期”于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講授“鄉村社會學”的授課材料。其次，依照作者的說法，這組文章的經歷大略可分為三個階段：最初，1947年夏，作者應約開始在《世紀評論》“分期連載”；隨后，再次應邀對文章重新修正，加入“觀察叢書”單行出版；最后，在1984年依三聯書店之建議重刊該書并增寫《重刊序言》。是以，下文亦將依連載、出版與重刊三個階段，考察《鄉土中國》的出版經過。

《世紀評論》連載：1947-1948

《鄉土中國》中的文章最早逐篇連載于何廉、張純明等人于1947年創辦的《世紀評論》一刊。1947年6月7日，該刊第一卷第24期的《編輯后記》中，預告了費孝通即將連載文章一事：“費先生的文名和他在學術上的地位，不用我們多事介紹。不過我們愿意特別向讀者報告一個好消息，費先生的文章將陸續地在本刊與讀者相見。”嗣后，7月12日的第二卷第3期中，刊出了“雜話鄉土社會”欄目的第一篇文章《熟人里長大的》。該期的《編輯后記》還介紹了該欄目的情況：“在本刊一卷二十四期我們曾向讀者預告，費孝通先生將長期為本刊撰文。本期所載《熟人里長大的》一文，就是‘雜話鄉土社會’的首篇。以下各篇，將在這一總題目下陸續發表。”此處與作者在《后記》中的記述相互印證。

費孝通在《世紀評論》共署名發表了15篇文章，除第一篇《傳統在英國》外，其后14篇均歸入“雜話鄉土社會”欄目（連載始于1947年7月12日，止于1948年3月27日）。這一數字與作者三十多年后在《重刊序言》中的描述一致。但需說明，連載的文章與后來成書中的文章并非一一對應：書中沒有《所謂家庭中心說》（第二卷第10期）一文，將《差序的格局》（第二卷第12期）和《論私》（第二卷第16期）合為一篇（《差序格局》），而有的文章則基本重寫。如作者在《后記》中所稱，“有好幾篇重寫了，又大體上修正了一遍”。

值得注意的是，《后記》落款于1948年2月14日，而連載至3月底才停止。亦即，《后記》一文是在2月7日刊出連載的第11篇文章《長老統治》（第三卷第6期）之后完成的。而在其后，作者又繼續連載了三篇文章，即《“大家庭”還是“小家庭”》（2月21日）、《男女有別》（3月6日）和《血緣和地緣》（3月27日），且這三篇文章均被收入后來的單行本中。這表明，在連載尚未結束時，作者就已經完成了總結性的《后記》，《鄉土中國》一書其實在連載過程中就已成型。而且，單行本的最后兩篇文章（《名實的分離》和《從欲望到需要》）并未在“雜話鄉土社會”中繼續連載。這些都可說明，全書的連載、成型和出版是夾雜而存的。

需要特別交代的是作者在這一時期的寫作情形。其回憶道：“事實上我是又有多題并進的思考習慣，不同題目的思想可以在同一時間里參差進行。而且文章的完稿和發表之間又有不同的差距”（《費孝通文集》第一卷，第2頁）。該書寫作和發表的方式其實是作者在此一時期的習慣模式：“自從抗日戰爭時代起，我就養成了‘整篇零寫’的習慣，就是就一個題目，分成若干連環畫式的一回一回分篇寫出，隨寫隨發表，寫完一題，合為一冊，成一集子”（《雜寫乙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頁）。

而實際上，這種習慣有其深刻的經濟原因：“經過抗戰生活的朋友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原因。那時后方的糧食一天是一個價錢，我們這些教書匠，鈔票一到手立刻要去換成實物。寫好了文章積在桌上同樣是會貶值的”（同前注）。這一階段作者的經濟絕不寬綽，其曾直言，“當時直線上升的通貨膨脹使個人的實際收入（原誤為“人”，下同——引者注）不斷下降，而我又在1940年成了一個孩子的父親?！币虼?，“我不能不在固定的薪金之外，另謀收入”，以至于“我幾乎每天都要寫，現貨現賣，所得稿費要占我收入之半”（《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頁）。而“最困難的時候，他甚至在云南大學校門口的茶館里設位擺攤，等人前來約稿，把住自己的題目，買者不拒，只為稻粱謀，不求留其名”（張冠生：《青山踏遍·費孝通》，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頁）。

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鄉土中國》得以完成。作者在《重刊序言》和《后記》中均謙稱書中是一些“嘗試的記錄”，甚至“算不得是定稿”，恐怕亦與這種急于鬻文市米的窘迫情形不無關系：在《世紀評論》的連載尚在進行之中時，作者即又將稿件付“觀察叢書”單行出版。

“觀察叢書”出版：1948

“觀察叢書”由上?！坝^察社”出版，其還出版有儲安平于1946年創辦的《觀察》周刊。費孝通經潘光旦推薦（“這是一個快手”），以“清華大學教授”受邀為觀察社的約定撰稿人（《我和〈新觀察〉》，載《逝者如斯：費孝通雜文選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頁）。同時，他其實還是觀察社的股東，并積極參加了股東會等相關活動（《〈觀察〉周刊社史料一組》，《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6期）。

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說：“儲安平先生約我在‘觀察叢書’里加入一份。”二人交往頗深，將報刊雜文匯總交“觀察叢書”出版亦是彼時慣習。作者在回憶當時未能出版的一本雜文集時，談及了當時情形：“1948年春天，我已結束昆明的七年抗戰生活回到了北京，執教于清華。我當時想清理一下過去所寫的一些旅行的游記和懷人的雜文，把它們合編成一冊，題作《山水、人物》。編就，還自己謄寫清楚，訂成一小薄本，寄給安平，想讓他編入《觀察叢書》”（《山水·人物》，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與之類似，《鄉土中國》亦由作者匯總交“觀察叢書”出版。從1948年2月8日到3月31日，《觀察》多次刊出廣告接受讀者預定，表示“三月底預約截止，四月中開始出書”（《觀察》第四卷第三期）。

4月3日，《觀察》第四卷第六期刊出《關于“觀察叢書”的報告》一文，詳細敘述了“觀察叢書”的籌劃出版。其中，《鄉土中國》售價為十二萬元，而預約僅售三萬八千元。文中專門提到：“在發行預約的六本書中，有兩本大約可能超過一千三百冊（《唯物史觀精解》《鄉土中國》）。”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同時，文中還提到了“叢書排印情形”：“四月份出版的三本：《鄉土中國》和《英人法人中國人》兩本書都已打好紙型，《政學罪言》已完全排好……現在封面還在制鋅版，這三本書大概在四月十日左右可以印好，再加上裝訂的時間，如無其他意外，這三本書在四月二十日可以正式出版。請讀者注意四卷八期或九期本刊上的廣告。”

到4月17日，《觀察》第四卷第八期上打出廣告，言明《鄉土中國》已經印好，正在裝訂，而且“在下期本刊出版時，均可正式出版”。4月24日，《觀察》第四卷第九期正式刊出《鄉土中國》的出版信息，在該期《叢書預約諸君鑒》中指明：“《政學罪言》《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三書均已出版”，并說明在滬讀者可以自取，其他讀者則可郵寄。

由以上可以確定，《鄉土中國》作為“觀察叢書”的一種，其出版時間應在1948年4月，且至遲于4月24日即已出版成書。在當年6月《圖書季刊》的“新書介紹”欄目中，已介紹到該書系“三十七年四月上海觀察社出版”。

當年2月28日，《觀察》第四卷第一期曾刊出一則預約“觀察叢書”的廣告，其中介紹《鄉土中國》道：“全書包括十四篇論文，另長序一篇?！边@里的“長序”，應即后來的《后記》。由此可知，至遲在2月28日，全書收錄的所有文章就已確定，且《后記》一文也已于稍早撰成。

至此，可以在時間上明確《鄉土中國》連載與出版的具體情形：自1947年7月12日起，“雜話鄉土社會”系列文章開始在《世紀評論》連載。其后，至遲于1948年2月（即第11篇連載文章刊出后），作者應邀完成了單行本全書的文章匯總、重寫、修訂與整理，并于2月14日完成了《后記》。自此至1948年3月27日，在連載仍在繼續的同時，“觀察叢書”開始一邊向讀者發起預約，一邊進行排版、印刷、裝訂等出版工作。至1948年4月，《鄉土中國》正式出版。

自其問世始，各界的關注就一直熱切，相關評論也常見報端，如端木蕻良在《求是月刊》1948年第2期發表的《評費孝通〈鄉土中國〉》及全慰天在《新書月刊》1948年第1期發表的《評費著〈鄉土中國〉》。毋庸置疑，該書甫一出版就受到了讀者的極大歡迎：初版共印三千冊，“未及一月，銷售一空”，“此后半年里，不斷加印的該書平均每月發行兩千冊”（張冠生：《為文化找出路：費孝通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0頁）。觀察社1949年1月版的版權頁標明，該書在1948年的6月、7月、8月、11月及1949年1月共計加印五版，“說明《鄉土中國》顯然是當時的暢銷書”（鄭也夫：《評〈鄉土中國〉與費孝通》，載《中華讀書報》，2015年9月16日）。

三聯書店重刊：1985

1985年6月，三聯書店重新出版了《鄉土中國》。當時的三聯書店尚屬人民出版社內的“三聯書店編輯部”，直至一年后才得重新恢復建制。在此階段，其借助與文化思想界的深厚聯系出版了一系列優秀作品，包括許多“大作家的小作品”，如《傅雷家書》《語文常談》等，這之中就有《鄉土中國》。另一方面，費孝通與三聯書店淵源頗深，在該時期不僅多部著作由其出版（如《訪美掠影》和《美國與美國人》），也常在其《讀書》雜志刊文并曾接受專訪。三聯書店選擇在此時重刊《鄉土中國》亦屬水到渠成。

《重刊序言》述及了重刊的基本經過：先是三聯書店向作者提議“把這本小冊子送給他們去重刊”；于是作者拾起這本“一擱已有37年”的書“又重頭讀了一遍”，將稿子校訂一遍后新撰了《重刊序言》；最后在1984年10月寄出了“這份校訂過的稿子”。《重刊序言》落款于10月11日，而校訂全書的工作則顯然更早。在該年7月23到8月4日的兩周內，作者參加民盟中央組織的暑期“多學科學術講座”，作了有關社會調查的十講報告；其講話后經整理于翌年8月由知識出版社以《社會調查自白》為題出版。在該書第一章“引子”中，作者提及，“還將重印的是《鄉土中國》，這是講鄉土性社會特點的書，是從具體調查中抽象出來的”。由此可見，重刊該書的計劃，應當至遲在1984年的夏天就已經開始了。

1985年5月10日，《讀書》“循例”先行刊出了陳樹德的《從〈鄉土中國〉看費孝通的學術生涯》，文末專門提到：“最近，三聯書店決定重新出版這本舊著?！蔽暮髮Ｓ幸欢渭幼⒗ㄌ柕男聲麄鳎骸埃ā多l土中國》，費孝通著，上海觀察社一九四八年出版，近將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重版）?！敝档米⒁獾氖牵谠撐牡慕榻B及文后的編輯加注中，均明確《鄉土中國》的初版時間是1948年。

而至于《重刊序言》和最終出版的《鄉土中國》中的書末編輯說明究竟何以出現這些舛誤，可能只能給出一個大致的分析。其一，在編輯而言，之所以提及據1947年版排印，可能是受到作者在《重刊序言》中說法的影響。重刊依據的是經作者重新校訂的版本，且在作者專為重刊而作的并不長的《重刊序言》中，先后四次提及了該書初版的情況，并兩次直接指明了出版時間，這些可能都對編輯造成了影響。

其二，在作者而言，之所以在《重刊序言》中以“1947年”為初版時間，大約只可能被解釋為一種筆誤或回憶的疏失。1985年8月4日，作者在《我和〈新觀察〉》中甚至文學性地提到了這種“時間感覺”的失去：“年紀老了，時間感覺已失分寸。近半世紀前的事還好像發生在昨天。”作者也提及過推算自己作品出版年份的經歷：“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從我在《少年》雜志發表的作品里選出了《一根紅緞帶》作為少作篇的開始。我已記不清這是哪年寫的。我最早向《少年》投稿是鼠年，因為我記得開始登載我文章的那本封面上畫著幾只老鼠，推算起來應是甲子年，即1924年”（《山水·人物》，第4頁）。這樣的自道之語似乎也表明，有時作者在與編輯討論作品時間時也可能經歷過某種推算與猜度。誠然，作者在下筆《重刊序言》時心中所念究竟為何自然無法探求，但這些旁涉文字或許有助于將讀者帶入作者自身的回憶情景之中。

無可疑問的是，對于作者而言，1947和1948是屬于他個人的“狂飆突進”的年代。除出版了《重訪英倫》（大公報館）、《生育制度》（商務印書館）、《美國人的性格》（生活書店）、《鄉土中國》《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皇權與紳權》（合著，上海觀察社）6部重要著作外，僅1947年一年，就有近70篇文章刊載在《世紀評論》《觀察》《知識與生活》《大公報》等報刊雜志上。此外，作者在這一時期尚譯有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斐斯的《人文類型》和梅岳的《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等。這種“高產”的情形也見諸時人的書評：“費孝通先生雖從農村經濟與手工業研究中提出‘小農經濟’的理論，但他本人歷年所發表的文章與出版的書籍，數量上已遠超過‘小農經濟’的生產水準，而是‘工業化’了”（《評費著〈鄉土中國〉》）。

在這一不斷地寫作、發表、整理、出版的高產時期，作者的記憶里留存了太多時間節點。并且，“我的文章又經常在同一時間里投向不同的刊物，發表時間和寫作時間又不一定相符”（《費孝通文集》第一卷，第2頁）。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也加重了時間節點記憶紊亂的可能。

結論及其他

作為結論，可以確證《鄉土中國》的初版時間是1948年4月。以該書洎今七十余年的歷程觀之，似乎能大略窺見無論是作者、還是編者、讀者們，在時代變動中之于出版與文字的態度?？少F的是，作者總抱持著一種敬畏之心：只要是“已經公開發表的文字”，則“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前揭書，第4頁）。

這種敬畏或許來自作者自身的體驗——作者幼年之時來自祖母的告誡：“敬惜字紙?！币驗椤凹埳蠈懥俗郑统闪艘患転楸娙藥淼湼５臇|西，不應輕視”（《推己及人》（下），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頁）。同樣，一部作品自問世始，就成了讀者所品評、猜度的對象。而作者本人似乎也是樂見這種猜度的：他拒絕回答自己的傳記作者關于自己的一切問題，直言那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而非新聞記者的傳記者本人所需要研究或者毋寧說，猜度的問題，“童叟相加，境界始全”（《我看人看我》，《讀書》1983年第3期）。

同傳記者一樣，作者也曾這樣猜度過自己。1943年2月，作者與潘光旦、曾昭倫、孫福熙、羅常培等人游訪云南大理雞足山（潘光旦：《雞足朝山記·潘光旦序》，載《山水·人物》，第10頁）。在金頂烤火待旦時，恍惚之間，作者回憶起了曾在祖母——那位諄諄告誡自己“敬惜字紙”的祖母——靈堂帳前護燈的和尚?！白龊蜕邪伞?，或是“安心地做個凡夫俗子”？“靈鷲花底眾僧在，帳前猶憶護燈人”，于這種無妄的兩相糾結之中，作者或許經歷了某種獨特的體驗和對自己的猜度：“那晚坐到更深人靜的時候，也許是因為人太累，倦眼惺忪，神魂恍惚，四圍皆寂，有無合一；似乎看見一動難靜的自己，向一個無底的極限疾逝。多傻？”（前揭書，第26-30頁）

作者的回憶文字雖多，但此類剖白心想的文字卻為鮮見。這大約是作者在自己生涯尚稱早壯之時，對自己內心實質的一種隱然之不確定。作者最終沒能成為他當年憶及的帳前“護燈人”，也或許在內心某處仍保有著這種超脫的念想。但無論如何，他自己也終成為了被更多人追憶起的“護燈人”。如這篇文字一樣，人們對作者和他的文字仍然充滿著好奇的猜想。

時至今日，在對《鄉土中國》出版經歷的梳理與猜度中，仍不難窺見一位學人的點滴心緒在時代之中的變動不居。但無疑問的是，“向一個無底的極限疾逝”難稱之以“多傻”；相反，最可珍視的，大概恰是這種“一往無前的探索的勁道”（《重刊序言》）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