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德威先生在為科幻評論集《中國科幻新浪潮》作序時斷言，“科幻小說是中國文學邁入二十一世紀后最重要的現象”。不管是否完全贊同這一判斷，觀測視角與參照系又有多少差異，當我們試圖描繪當下文學現場時，恐怕都不能繞開這條名為“科幻”的水系。按照《中國科幻新浪潮》作者宋明煒的觀察，新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科幻便已進入“黃金時代”，誕生了自己的巨星（重要作家）、星座（科幻期刊、出版社、幻迷群體），乃至自己的宇宙規律（“科幻已經不關心主流文學在做什么”）。對照他的描述，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所見證的更多是“科幻宇宙”的影響力跨出相對“小眾”的圈子，蔓延到傳統文學期刊、文學研究界，以及更為廣泛的社會公眾中間。這里可以列出若干標志性的事件與節點：2010年在復旦大學召開的“新世紀十年文學研討會”上韓松、飛氘代表中國科幻圈“出場”，2011年王德威先生在北京大學發表以“從魯迅到劉慈欣”為主題的演講，《人民文學》2012年第3期發表劉慈欣一組短篇小說，2015年第7期推出“科幻小說輯”，2015年、2016年劉慈欣、郝景芳先后獲得世界科幻界最高獎“雨果獎”，2019年春節期間劉慈欣《流浪地球》電影版公映，引爆新一輪話題……作為一名文學期刊編輯，對于這波科幻大潮的感受更為直接，在我日常閱讀的文學期刊范圍內，帶有科幻印記的作品越來越多，粗略地概括一下，主要出自這樣幾個群體：一類是在科幻圈已擁有一定口碑的作家，被視為科幻代表隊的一員而排入當代文學界的方陣，或者主動“出圈”尋找更為多元的對話語境；一類是原本就活躍于傳統文學期刊的作者，引入科幻元素，謀求創作上的徹底“轉型”或局部“跨界”；另外一些更為年輕的寫作者，其成長過程中則早已吸收了來自中外科幻文學經典包含科幻影視、動漫、游戲的營養，寫作中自然而然地融合了科幻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不同文學元素，在同期創作甚至是同一部作品里可以自如切換，消弭了風格、題材、類型之別，進入某種意義上的“無界”寫作。以上三種類型的劃分，自然并不全面，在特定作者身上也會有所交叉，但大體上可以描繪當下文學界在科幻浪潮影響下的發展態勢。

科幻作家飛氘2010年在“新世紀十年文學研討會”上曾有一個比喻，一度廣為流傳——“科幻更像是當代文學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十年之后回看，科幻這支“伏兵”早已不再“寂寞”，但在開頭所描述的新態勢之下，繼續思考科幻的勃興帶給傳統文學的影響，視野卻依然不夠清晰，需要在紛雜與喧嚷之中，找出新的線索。也正因為如此，本次《中國作家》雜志以開闊的視野、精心的設計推出的科幻作品專輯，具有特殊的指標意義。雖然我對于科幻作品并沒有專門的研究，只是從文學期刊編輯的視角略有涉獵，但翻閱這一專輯收入的十多篇小說，仍然收獲頗豐。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預言，這期專輯的推出，會成為深化相關討論的一個契機，或者說一次“事件”。

《中國作家》這次的專輯中匯聚了一批銀河獎、星云獎獲獎作家，堪稱科幻界的“實力擔當”，其中最為資深就是與劉慈欣、王晉康并稱“三巨頭”的韓松。新作《山寨》里依然有典型的“韓松式”詭奇構思與狂放想象：一位男性中年企業家在遠離塵囂的無名荒山上，以召開作品討論會為名，召集了一批著名作家、批評家，又在會議進行當中，宣稱他們已被“劫持”。此時，“世界大戰”爆發的消息傳來，與世隔絕的“山寨”中異狀頻生……平素擅長就文學論題侃侃而談的作家、批評家們在“好奇而自卑”的心態下，赫然驚覺，“文學其實一直遠離了生活”，通過這樣的極端境遇，他們才“嗅到了生活的真實性”，也“第一次接觸到文學的本質”。其中有段耐人尋味的情節：大批外星不速之客降臨地球，甚至也出現在“山寨”里，這時作家、批評家們才想起了科幻小說家，“科幻小說一直被視為不入流的類型文學。現在看來，過分了吧。也許科幻作家才有機會介入時下的新世界，發現和利用寫作的機會”，于是大家“決定放棄堅持多年的主流文學創作”，“開始集體學習《十萬個為什么》”。這里荒誕戲謔的表達，倒不一定要坐實為科幻作家面對“主流文學界”的某種微妙心態，因為韓松本人的寫作公認在科幻作家中最接近“先鋒文學”的脈絡，《山寨》的構思也讓人聯想起阿瑟·伯格的“學術荒誕小說”《哈姆雷特謀殺案》《涂爾干死了！》等，具有某種“元小說”的意味。不如將之理解為一個“我們為什么需要科幻”的隱喻：當“新世界”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局，原有文學表達方式與生活近乎“脫節”，科幻被想象為某種“密鑰”或“秘藥”，可以挽救文學于“失語”的困局。

90后科幻新銳阿缺的《你聽我沉默如述說》，也與對“失語”和“發聲”的想象有關。在厭倦喧囂的外星生命干擾下，人類社會從某一天起進入了“失語”的年代，經過最初的震蕩之后，人們默然接受了這樣的現實，在一天之內“只有跟一個人說話的份額”——“不管是熟人還是陌生人，只要你向他開口，那一整天里，你的聲音就只能被他聽見”。人們常常說，科幻文學帶給讀者的“驚奇感”源于獨一無二的“點子”，阿缺在這篇小說里的設定，無疑是一個可以多向延展的“金點子”。正是在這里，作者本人面臨了與小說中人物相同的難題：該如何使用手頭珍貴的“份額”，用這個獨一無二的“點子”講述怎樣的故事，讓自己的聲音被哪一個他人“聽見”？——雖然科幻的“點子”常常代表作家的世界觀，不能與具體作品的主題完全剝離，我們仍可以設想，有時科幻作家與從事其他類型、文體寫作者，面臨著相似的選擇時刻，把眼中世界的哪一部分壓縮至作品的神奇魔盒和變形透鏡之中？

陳楸帆的新作《劇本人生》，延續了他近年《人生算法》等作品的關注點，把他的“份額”分配給了在這個據說屬于AI、VR的時代中“算法”與人之關系——小說中虛構了一套可以通過植入芯片調節人類情緒的云端算法系統。給這個“點子”增加了厚度的是，作者把第一位試用者的身份，設定為一個過氣的明星、蹩腳的演員、演藝帝國候選繼承人的女友。于是“情感算法”虛擬出來的情緒反應，舞臺上的程式化表演，與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所說的日常生活“自我表演”，相互疊加起來，在鏡宮般自我衍生、不斷增殖的鏡像中，真實/表演、自然情感/虛擬情感之間的界限崩塌了。關于“虛擬現實”這一尖端話題的思考，與千百年來關于“人生如戲”這一古老主題的種種文學表達，也由此連通，得以相互映照。

如果陳楸帆的選擇讓我們進入了真實與幻象交錯的繁復迷宮，那么寶樹在《你幸福嗎》中則選擇芟夷枝蔓、直取核心。假如“幸福”并無本質化的內核，只是一種特定參照系下身心體驗的演算結果，那么在這個欲望也成為消費對象的時代，我們也許不過在以不同方式經歷小說中“虛擬現實屋”所發生的那一幕。寶樹這篇四千余字的小說，看似一個寓言化的思想實驗片段，卻無意中提示我們，在科幻寫作中同樣存在著輕與重兩種美學選擇。如何讓輕巧的構思和表達，具有卡爾維諾所說的輕逸之美，面對這一千百年來的難題，科幻作家同樣沒有“豁免權”。

另一種難題，則擺在《完美戀人》的作者徐彥利與《偷心特工》的作者超俠面前。如何在情愛這樣已被書寫過無數次的文學主題與種種既有的人物關系模型之中，找到情節新的爆發點？兩位作者用仿真機器人與納米機器人這樣的科幻設定，將現實經驗加以變形，放大了人們在現實中都體驗過的選擇、溝通之難與面對生活真相的無力、挫敗，以及在重新面對自我那一刻所可能爆發出的微小閃光。

相比于處理人物關系，科幻小說似乎更擅長將人直接放置在宏大的世界面前，孤零零地面對“我是誰”這一終極問題。彭緒洛的《平行空間》并沒有超越小說標題所帶給我們的閱讀期待，外星文明，異度空間，還鄉的“復制人”遭遇停留原來時空的另一個“我”。耐人尋味的倒是結尾處兩個“我”所達成的共識，一個“我”選擇探險游歷，為另一個“我”收集寫作素材，對應于作者在現實生活中“兒童探險小說作家”的身份，仿佛暗示了科幻與其他形態類型文學之間可能的共生關系。

著述頗豐的科幻作家兼科幻評論家鄭軍，這次帶來的中篇《弗林效應》，與他近年推出的《臨界·高科技罪案調查》同屬一個序列，在科學與其他類型元素、科幻與社會話題之間，更為巧妙地找到了臨界點與結合點。“弗林效應”這個標題來自心理學術語，指青少年智商測驗成績逐年升高的現象。關于這一效應的種種解釋，連同“智商”這一概念，都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鄭軍把這樣的“冷知識”與基因改造這樣的熱門話題，用青少年犯罪這條線索串聯起來，推導出令人肅然的追問：當我們的孩子們更高、更壯、更聰明，掌握著更多的物質條件，卻在承擔更少的社會責任，這樣真的合理嗎？

這次的專輯中另一位科幻老將星河，選擇的題材極為特殊。讀完《章魚》之后，我忍不住立刻上網查詢，章魚是否真的具有小說中所描述的超高智能與神奇能力，結果馬上跳出“NASA科學家確認章魚為外星物種”這樣的標題。不知道作者的構思是源于這樣的新聞，還是有意呼應西方科幻傳統中的“克蘇魯神話”母題，但硬盤里的虛擬智能體與神秘水生軟體動物對話協作的場景，確實令人眼前一亮——打破“人類中心主義”視域的局限，本來也正是科幻迥異于傳統文學的可能性之一。

《三灶碼頭》的作者王諾諾是近年頗為引人矚目的科幻新銳。在表現壯闊的宇宙與其冷酷的鐵律之外，當下不少年輕科幻作家偶爾也會在作品里添上柔情而浪漫的幾筆。《三灶碼頭》里便有這樣的詩意場景：來自未來的時空旅行者，意外陷落于抗戰爆發之際的內地小鎮，為了答謝好心少年的協助，他在返航之前，拿充滿市井情味的晾衣繩，拴起飛行器隱形用的未來高科技薄膜，當作露天電影幕布，播放了一場《馬路天使》，大數據中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電影。這或許是科幻主題之外的無關閑筆，卻也是小說家的神來之筆。

在這次的小輯中，也有來自科幻圈之外的創作。趙炎秋的《智人崛起》，有著學者般的嚴謹，幾乎推演了當擁有高智能的人工智能體，在社會結構中占據了關鍵性位置，“階層意識”伴隨著自我意識一同覺醒后，所可能產生的各種社會效應。站在人工智能的視角想象與人類的博弈，這類主題在中外科幻作品中都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我讀到小說里覺醒的高智人們引用魯迅的說法“我們只是想生活在一個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來討論自身的處境，仍不禁拍案叫絕。孫未的《信徒》里，“身心步行”創業團隊帶領會員在城市里尋找“桃花源”的過程中，發現了令人愕然的真相，原來我們一直生活在房地產商與人工智能系統合謀打造的幻境中。不落俗套的構思，并非現有科幻母題的復寫，而顯然來自當代都市生活經驗的沉淀與發酵。這兩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說，也激發了我進一步的興趣，當更多具備差異化背景的寫作者，從各自的關注點切入“科幻”的場域，會給當下創作格局帶來哪些新變？

本文討論的最后一部小說，墨熊《春曉行動》，可能更貼近人們狹義上理解的科幻作品：宏大的世界觀設定，大戰之后荒涼的地球，人類文明的覆滅與重啟……小說中肩負重任的秘鑰人，被救援隊提前從冬眠中喚醒，一起跨越雪原，尋找收藏著人類火種的避難城市，這樣的敘述，很容易讓人眼前復現若干經典科幻影視作品，包括《流浪地球》中的場景。然而我并不想由此展開，而是將其解讀為一個關于科幻文學本身的隱喻，以回應討論《山寨》時提到的問題：當傳統文學面臨著斷層的危機，科幻寫作是否能扮演拯救者，就像《春曉行動》中那句通關口令，“化身鑰匙，點燃火炬”？小說中給出了另外一種想象，幸存的秘鑰人發現，在人類因數萬年的極寒而滅絕之后，一個混合了人類血肉靈魂與超級無機物材料的全新生命形態，經過自然的篩選，適應了惡劣的環境，它們顯然“更配得上這個世界”，那么，還需要執行原來的命令，啟動復活人類文明的“春曉行動”嗎？那一刻，秘鑰人耳邊響起了母親的教誨：

“不要留戀曾經發生的過往，而要在意即將出現的可能……你是鑰匙，就去尋找打開明天的鎖；你是火炬，就去消滅屬于過往的寒。當有人問起你‘該怎么辦’時，記住我的話，然后相信自己的判斷，選擇那個最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