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聽說“80后”“90后”已經老了。這可能是來自新一代“社畜”們的一種自嘲，摻雜著一丁點感傷，也可能是句玩笑，但又多少有些弄假成真。年輕人，尤其在城市戰場上打拼的年輕人，早就覺得步履沉重了。他們甚至甫一登場，就懷著一顆趁早逃離的心。很難說這是青年們塑造出來的自我形象，還是社會對新生代的某種曲解。而青年作家的文學面貌也同樣“佛系”。他們因此備受質疑：為什么沒有反叛，沒有激烈的聲音？甚至根本就沒有表現出任何態度？為什么少有人去冒險，無論經驗還是形式，都四平八穩，像個“小大人”？為什么繼“80后”褪去青春寫作的噱頭之后，真正向純文學靠攏的青年創作，顯得越來越面目模糊？似乎他們的總體姿態，始終在退卻。

一個典型的現象就是，當所有人都巴望看到青年創作如何創新，他們卻開始懷舊了。充斥在青年作家筆下的是回不去的鄉村、縣城、小鎮，是老城區的一角，以及那些一起走過若干歲月的老街坊們。表現出這一傾向的作家作品不在少數，且已經涌現出了一些風格較為鮮明的代表：班宇的“鐵西區”，王占黑的江南市井“街道江湖”，陳再見的縣城系列，鄭在歡的“駐馬店”，還有擅長此類書寫的馬金蓮、包倬、林森、小托夫、林培源等等。這些作品或直接脫胎于作家們的童年和少年經驗，或作為一個記憶的倒影，在國際化大都市加速發展的今天，仍然揮之不去。

看起來，當下青年作家對現實生活的熱情，遠超過先鋒實驗。這也是正常現象，有歷史的脈絡可尋。從歷代作家的個人創作軌跡來說，其實都經歷了一個現實轉向，“60后”“70后”從先鋒文學、文體探索到殘酷的現實，“80后”從青春文學到反思的現實，他們都在嘗試介入，對現實的理解，似乎是作家成熟過程中的一個必然。如今“90后”上手就表現出了對現實的關注，雖早熟得有點可疑，也難說多么自覺，但現實意識的增強，總還是讓他們站在了一個高起點上。然而，有了現實關注，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能“書寫現實”。從歷時的線索來說，“70后”以降的文學，都帶有一些個人化的傾向，“70后”寫自我的處境，“80后”寫自我的情緒，“90后”寫自我的認知。何況青年創作越不成熟，“書寫自我”的傾向就越明顯。當下青年對現實的書寫，之所以天然地帶有懷舊氣息，是因為他們目前能夠把握的，主要還是自我經歷過的、體味到的、自我認知中的現實。這就與記憶緊密相關。

很大的問題出現在這里：他們被動地接受現實生活，轉化成經驗，而不去主動建構。那么他們的寫作，就非常受限制，而且容易自我重復。更關鍵的是，當我們把這部分寫作放到整個文學史中去審視，以成熟文學的標準來衡量它們的時候，就會發現，它們絕大部分是失效的，因為從寫作方式到作品最終的呈現，都沒有提供新的東西。他們仍在前輩的老路上悶頭趕路，那么，又憑什么后來居上？畢竟對于文學創作，生活的積累、見識的沉淀，是必不可少的功課。而青年作家，尚且還在與“自我”搏斗的階段，就像化繭成蝶的過程，要通過擺脫過強的自我意識才能成就自我，最終融入外部世界，而不滿足于總是縮在殼子里打量周遭。

當然，青年作家也有相當的思考能力，也有獨立的現實考量，但結果并不盡如人意。首先是鄉村書寫的問題：青年作家所經歷的鄉村，被城市化潮流裹挾，無疑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它不再純粹是農耕文明的產物，而是一個綜合體，其中所承載的矛盾，應該說絲毫也不亞于我們的城市。鄉村在整個中國社會與文化格局中所處的位置、扮演的角色一直在變化。在此基礎上，青年作家的鄉村生活，他們的體驗和思考，當然與前輩有差異，然而一旦他們用童年經驗的方式來書寫，回望的姿態和記憶的溫度，就會天然地抹殺許多疑問。這種錯位，讓他們總是難以抵達真正的力度。其次，寫小城鎮也有問題：縣城和小鎮的社會生活本身，相比城市和鄉村這兩級，倒是比較穩固的，它不像鄉村那樣亟待發展，也不像城市那樣充滿可能性，整體上把握難度不大。但也正是因此，小鎮文學的重復性和模式化已經比較明顯，可發揮的余地不大。青年作家如果找不到突破口，再盯著類似的生活不放，恐怕也是事倍功半。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類題材了：老城區。這是我認為有新意的寫作。因為它是城市對城市的“鄉愁”，是對城市來路的回望。在此之前，當代文學少有人把城市當作“故鄉”。當我們習慣性地默認鄉愁的落腳點就是鄉村，站在城市回望鄉村，城市對我們來說，也就僅僅作為鄉村的對立面。我們對城市的認識、想象以及書寫都是不自足的。而現在，城市有了自身的源流。青年作家用感官記錄下那些可看可聽可觸可品的細節，一點一滴都是城市留給我們的印記。城市不再一被提起就是紙醉金迷、冷漠隔絕的模樣——這是頭一撥被城市奇觀驚醒的人做出的應激反應。它當然有意義，但如果直到今天作家還是只能去寫震驚、扭曲、異常的城市，那無疑也是失真的，至少是片面的。城市形象應該變得豐沛、立體、富有變化起來。對于青年作家，這似乎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了。他們未必有多么明確的目標，但如果就像青年評論家已經率先感到的那樣，“城市小說要寫的，是作者生活中那個每日寒暄致意的城市”，他們致力于要寫出來的，“不應該是‘這個’城市，而是‘我’的城市”[1]，那么客觀上，當下一代青年作家，就是當代中國第一批具有這個條件和能力的創作者。他們是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城市居民。他們與城市一同成長起來，他們的經驗，很大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而這也就是為什么近幾年來，王占黑、班宇的寫作能夠迅速為廣大讀者接受，尤其在青年人中呼聲很高，因為新的集體記憶已經產生了，而這部分書寫在他們之前幾乎是缺失的。

我就以這兩位的創作為例。王占黑和班宇作為城市懷舊的代表，他們的寫作有一些相似的特征：題材上，他們都著眼于下崗工人、漸趨沒落的老公房，書寫社區和街道。人物之間既非血緣關系，也非完全的利益關系，而是一種若即若離的共同體，維系著老街坊式的親近感。敘述上，絕大部分以第一人稱展開，且多為童年視角。“我”既是觀察者、參與者、回憶者，也是講述者，“我”的感情色彩奠定了小說的基調。主人公在“我”的眼里，既是可理解的，其實也有著更多的不理解，童年視角為這些不理解留白，留下了更復雜的余味。語言上，借鑒方言，帶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和群體意識。風格上，娓娓道來，同時，作者也擅于在最扎實的現實主義基礎上，增加抒情、浪漫、傳奇、象征等異質元素，用敘事之“輕”消解題材之“重”。他們所采用的，是傳統的詠嘆故鄉的寫法，但對象是城市，而且是處于沒落之中的那部分較為殘酷的城市。

相比起來，王占黑的寫作方式更直接或者說原始一些。她以人物為本位，建構了一系列人物小傳似的中短篇，再集合起來，由此形成她自己的城市形象系統。這種方式，很像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包括奈保爾的《米格爾街》、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等等，是城市文學的一種典型且特有的方式。因為只有城市才張揚人的個性、調動人的感官，城市人的行動才具有不確定性和復雜性，這些都是小說情節和細節所需要的，而鄉村那種重復、自足的生活無法具備。無論是剃頭匠（《小花旦的故事》）、看門人（《小官的故事》）、開五金鋪的（《阿金的故事》）、送奶工（《光明的故事》）、賣炮竹的（《空響炮》）、跳廣場舞協管小區雜務的（《美芬的故事》），每個小人物一旦被置于聚光燈下，便從人群中脫胎出來。這不是“底層寫作”，他們也不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而是一群真正的市民，他們有自己的盤算，在任何的歷史社會條件下都要把生活做得像個樣。

如果說王占黑是用一個個打撈出來的人去組成一個時代，那么班宇則是將人放歸到他們的時代中去。班宇的寫作，更關注人物與他的處境的呼應，在歷史感上更進一步。實際上，他寫下崗潮，寫重工業的衰落，寫工廠改制帶來的生活危機和社會風暴，寫工人村中如何尋求出路等等，都指向一個城市性的核心問題：不確定性。本來城市中的人際關系就是不確定的，比如相親（與鄉村的“相親”本質不同）認識的隋菲和“我”（《冬泳》）、拉腳看球認識的肖樹斌和“我”爸（《肅殺》）。而社會現實又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所謂的“鐵飯碗”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隨時都有可能降臨的危機，危機的可能性，比危機本身更強有力地主導著人們的生活。對于城市來說，“穩定”是一種假象，城市化越發展，它就越不可能長久地維持下去。在班宇的小說中，人們還試圖以確定無疑的方式去處理人際關系，因此到處碰壁，就像為情殺人的“我”（《冬泳》），還有被欺騙折磨的“我爸”（《肅殺》），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城市的規則已經改變了。一旦人為的穩定被打破，城市人“進”則無處可去，“退”也沒有土地，那么他們如何行動，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人們一方面團結起來共克時艱，頗具人情味，而另一方面，也不可抗拒地在分崩離析。這是我國城市性發展中的一個節點，甚至可以說，是某種意義上的起點。人們的生存處境、行動方式和精神狀態，都徹底地改變了。

直到今天，關于老城區，王占黑說：“它的容量是龐大的，存在感卻不相符地異常低下。我希望給予它一種真實、細致且平視的呈現，大約就是沈從文所說的‘貼著寫’。”[2]在以王占黑、班宇為代表的一部分青年作家那里，我們看到了相似的創作追求。他們將城市還原為身體實感，還原為日常細節。在正常中窺見異端，書寫日常，就是現代小說的任務。

但我仍感到有一點遺憾。這些創作之所以能夠誕生，可以說是社會歷史的饋贈，而青年作家們并不自覺。他們僅僅是把過去的人、事、物描摹下來，因新意和稀罕而有效，但經驗層面的新意，是最容易過時的。一些青年作家確實已經開始為自我重復感到苦惱了。實際上，跳出近年來狹義的“城市文學”概念，我們就會記起，把城市寫得活色生香的作家作品，一直就存在于文學史中：老舍、葉廣芩、王朔的北京，張愛玲、王安憶的上海，葉兆言的南京……城市確實是他們的故鄉，那時城市發展還比較緩慢，生活還比較穩定，所以我們常常不把這些作為典型的“城市文學”來看。但他們對城市的情感，以及講述方式；與我們這里說的青年創作非常相似。這就是問題所在，有評價說王占黑的寫作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的《城南舊事》，從寫作技術上看，這是褒獎；但如果僅僅是“像”，僅僅是時代背景不同、吃穿用度的差別，那我們的文學豈不是在倒退嗎？青年作家又如何進行超越？

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王占黑和班宇的創作表露出了一個苗頭，只是遺憾沒有深入下去。那就是增加現代性的維度。對于青年作家，這里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現代城市的產物，是現代性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他們站在時代生活的最前沿，體驗著時代最新的發展動向，他們的視角，就是現代性的視角。青年作家要有意識地用他們自身去打開敘事，用更新的城市思維去介入，而不僅僅是復述一個老故事。也就是說，要將“懷舊”的重心，從“舊”變成“懷”。如何去“懷”，以什么樣的立場，什么樣的態度，如何甄別經驗，如何處理情感，這些是創作要考慮的問題，更是青年作家如何回應現實的問題。如此，他們的創作會更加豐厚起來。而這是前輩作家都無法做到的。當然，這并不容易，僅僅占有資源還不夠，青年作家必須不斷提升見識和思維水準，訓練自身穿透歷史現實的精神力度。我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員，即使困難無法回避，我還是對這個群體保有信心。我們見證了前幾代作家的轉型與成熟，也有理由期待，如今的青年創作會在不久的將來，從一種現實轉向新的現實。這將是質的飛躍。

 

參考文獻：

[1]張定浩：《關于“城市小說”的札記》，《上海文化》2014年第11期。

[2]王占黑：《社區、非虛構及電影感》，《文藝報》2017年9月25日。

（作者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