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一直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作都是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占據主導，文學處于邊緣位置。這有其歷史合理性，但在今天，非常有必要建構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這與文學的發展要求有關，也是對當下文學生存情況的呼應。文學中心不是狹義的形式主義，而是包含著比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更豐富的思想內涵，以及更具開放性的審美內涵。建構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需要更開放的文學史觀念，建構具有主體性的文學標準，還需要更強的審美意識和歷史意識。文學中心不是封閉、排他，它可以與其他文學史共存，在相互補充完善中形成良好的文學史生態。

關鍵詞：文學中心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 現代性 政治

對于已經具有百年歷史的新文學來說，建構更具科學性和規范性的文學史，無論是從總結文學發展歷史、促進未來文學創作發展，還是從確立文學經典、將之更好地融入民族文化，都是非常必要和急迫的事情。目前的多種文學史建構觀點各有意義，而在我看來，需要以更多元豐富的姿態來進行現當代文學史建設，其中最迫切的，是建構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

一、 “非文學”的文學史歷史

學者朱曉進曾經用“非文學的世紀”①來概括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百年歷史。從上世紀50 年代初開始的半個多世紀的幾乎所有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主導它們寫作的核心都不是文學，而是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

這與現當代文學本身的生存狀況有著深刻而直接的聯系。五四新文學的誕生，就是現代性文化的結果。一些文化先驅希望通過文化革新的方式來改變傳統中國，文學只是這種革新的方式之一—所以，五四新文學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其產生和方向都與之高度一致。作家們的寫作，也大都像魯迅因為“聽將令”而撰寫《吶喊》一樣，承擔的是文化革新的使命。五四之后的現當代文學歷史，雖然有過波折和坎坷，但大的思想觀念和發展方向上都是遵循五四文化的方向，有著現代性文化的濃厚背影。除了文化，政治在現當代文學上打下的烙印也非常深刻。文學具有強烈政治色彩有著一定的時代必然性和合理性，我們作出不同的價值評判，但卻需要給予一定的理解和同情。像何其芳等作家那樣選擇棄文從軍，不應該受到過多的責難。②

文學史的書寫環境與文學的生存環境一致，它也自然遵循著類似的主旨。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史開山之作的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就非常明確地體現了這一特點。其“新文學”的“新”就包含著非常明確的現代性啟蒙思想色彩，在其主導之下，通俗文學、舊體詩詞等不合其標準的內容都被排除在外。在具體的作家作品甄選，以及對文學家的評騭、對文學作品的解讀中，“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標準也是首要原則，意識形態色彩很鮮明。《中國新文學史稿》的這一特點基本上貫穿在此后的現當代文學史書寫中，只是在不同背景和環境下，它或者向著啟蒙，或者向著政治的方向不同程度地傾斜而已。而且，這一思想影響深刻而久遠，幾乎所有文學史書寫都循此慣例，基本上沒有脫離其傳統的例外現象。

在1980 年代以后，學術界曾經進行過多次文學史觀念討論，最有影響的是“重寫文學史”潮流。這些討論對現當代文學的文學史觀有一定的促進和改觀。比如“20 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出現，就部分糾偏了“新文學史”的偏頗，通俗文學、舊體詩詞等開始被納入到一部分文學史著作中。然而，在整體上，由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主導現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局面并沒有真正改變。特別是在文學史寫作的實踐中，革新的理念沒有

得到充分體現。雖然出現了多種以“20 世紀中國文學”命名的文學史著作，但其意圖基本上只在大的概念范疇上得到實現，并沒有落實到更具體的文學史細部。所以，中國古代文學史領域在本世紀初誕生了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其主旨非常明確地脫離了習見的“啟蒙和政治”，代之以“人性與人情”，對主流文學史寫作有顯著的突破。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界卻始終沒有出現類似的突破性創新之作。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非文學”特征的首要體現是在文學史甄選和評價標準。文學史是一種權力的體現，誰能夠進入歷史，以及以何種面目進入歷史，是文學史權力的核心。現有的眾多現當代文學史著作最顯著的甄選原則無疑是政治正確。立足于這一前提，在某些時段，像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周作人等作家都曾經被完全逐出文學史，即使在今天，周作人等一些作家的文學史位置也受到較大影響。而王平陵、謝冰瑩、黃震遐等作家，則一直難以完整地進入到文學史視野中。至于像“魯郭茅巴老曹”“三紅一創，青山保林”這樣的經典排列有著濃郁的時代政治和文化痕跡，則已經是學界公認的事情。

政治標準之外，現代性文化觀念也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最典型的是對張恨水、金庸等通俗文學作家和舊體詩詞的長期排斥。對此問題的關注者甚眾，這里就不多贅言。此外，在對文學思潮和作家作品、以及某個時段文學的評價中，現代性文化的影響同樣很強烈。比如對創作方法就有明顯的高下之分。從現代性文化角度（政治角度也是如此）說，無疑是現實（寫實）主義更符合要求，而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則不太相一致。正如此，在幾乎所有現當代文學史著作中，現實主義作家占據絕對中心位置，得到的推崇和認可度也最高，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則一直處在文學史的邊緣狀態，從沒有享受過主流的榮耀。

文學史甄選標準之外，“非文學”的特點還體現在文學史的書寫內容上。其典型標志是幾乎所有的現當代文學史著作，無論是介紹文學潮流還是具體作家作品，都是以思想（政治）因素為主要內容，審美藝術因素所占的比重要小很多。而且，在審美藝術內容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或政治因素的主導。前述不同創作方法直接影響到其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中的位置，那些思想情感比較消極、藝術風格比較個人化的作家作品，絕對比不上適應政治和現代性文化藝術要求的作家作品受重視。至于那些不以思想現代（正確）見長、只致力于追求藝術審美的作家，如廢名、馮至、穆旦、邵洵美等作家，不只是無例外地被置于思想第一、藝術第二的價值模式中，接受與其他作家一樣的標準評判，對他們的文學史介紹也同樣在此原則下進行，其藝術方面的成就和特色被淹沒在思想和政治視野之中，完全得不到與其藝術特色一致的充分展示。

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標準的文學史長期成為主流，有多重的復雜原因，也有其存在的歷史合理性，這里不作具體的分析和評判，但是，毫無疑問，這不是文學史最合理和正常的狀況，而這樣的文學史建設對文學創作發展無疑是存在一些負面影響的。一個最直觀的現象：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創作和觀念中一直存在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特別容易受現實環境影響乃至主導，雖然因素很多，但與現有的文學史觀念和寫作有著不可割斷的聯系—至少是這種潮流自覺或不自覺的推動者。

長期現代性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對文學史的主導，還產生了一種理論上的負面效果，就是對“文學性”概念的片面認識和理解偏見。因為一直強調文學的思想和政治內涵，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思想標準與藝術標準相對應，似乎思想性與藝術性是完全割裂、互不包容的關系，而“文學性”與思想性無關，只是等同于藝術性。以至于很多人一談到“文學性”，就下意識想到“審美性”，將之與“形式主義”“唯美主義”等概念聯系起來。

但其實，這完全是一種偏見。“文學性”遠非我們所習慣性想到的那樣狹隘和單一，而是更為豐富和多元。它重視審美，但絕不局限于審美，更絕不等同于形式，它同樣包含思想內涵，甚至說思想是文學性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舉例說，著名作家托爾斯泰談過自己所認為的“接近于完美的藝術”的標準，其內涵是：“（一）就內容的意義重大而言是卓越的作品，（二）就形式的優美而言是卓越的作品，（三）就其真誠和真實性而言是卓越的作品。”③其中第一、三點都屬于思想因素。與之相似，美國著名批評家布魯姆的標準也是這樣：“關于想象性文學的偉大這一問題，我只認可三大標準：審美光芒、認知力量、智慧。”④其內涵基本都屬于思想層面。

對于“文學性”內涵的理解和表述當然存在著一定差異，其中包括時代、民族、文化和個體的多種因素。就我個人的理解，文學思想的基本內涵是張揚真善美的精神。它包括深刻的人道主義關懷，以及“愛、榮譽、憐憫、自尊、同情和奉獻”⑤等精神品格，以及對丑惡的揭露和批判。而藝術性則大體包括創新和圓熟兩個方面的內容。任何文學審美，創新是最高的藝術境界，而圓熟是基本、但決非不重要的審美要求。

二、 建構文學中心文學史的必要與可能

如果說在之前的環境中，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文學史有著較充分的存在空間和價值意義，那么在今天，回到文學本身來建構文學歷史，已經顯示了自己更重要的存在價值，呈現出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首先，從文學發展來說，需要借助文學史來進行文學發展的經驗教訓總結。中國現當代文學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正在進入經典化階段。文學經典化的基礎毫無疑問只能是文學而不能是其他，也就是說，需要充分而有效地總結百年中文學的創作規律，闡揚優點，貶抑缺點，辨析文學創作中的得失優劣，去蕪存菁，才能真正建立文學經典的標桿，明確何為真正的文學經典，何為創新，何為價值規范，從而為今天的創作者樹立樣板，為讀者確立準繩。在這當中，文學史的意義至關重要。既然為歷史，總結歷史得失，明辨價值規范，是其不可推卸的重要使命。之前的文學史，因為文學不能起主導作用，因此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夠，也導致今天的現當代文學經典建設存在較大缺陷，很少獲得一致公認的經典作家作品。很多曾經的經典被顛覆，但顛覆的理由并不充分，新的經典也未能有效建構。所以，建構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是文學史真正完成“歷史”使命的必備前提，也是建立起真正科學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的重要基礎，具有急迫的意義和價值。

其次，從時代角度說，非常需要文學張揚自己的獨特價值，也就是對“文學性”的凸顯。當前中國正處于高速信息時代，文學受到商業文化、高科技等多方面的沖擊，讀者喪失嚴重，在社會文化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小。在這一背景下，文學就絕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依附在現代性文化和政治之上生存，而是需要更充分地彰顯自己的獨特價值和魅力，獲得社會和讀者更廣泛的認可。作為文學來說，其最獨特的價值就是自己的獨立思想和藝術性，也就是所謂的“文學性”。在這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學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啟發性。傳統中國文學場域中完全沒有抽象的“文學史”，只有優秀文學作品的選集，在文學教育上，也特別重視文學作品的誦讀，最直觀地面對作品，充分展示文學作品的語言。這樣的文學史和文學教育，自然并不完備，但它卻是不受外在因素的束縛，真正以文學為中心，凸顯出文學自身的特色和價值標準。這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學一直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也客觀上造就了文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對文學自身的特色凸顯很不明顯。簡單地說，就是沒有真正從文學自身來闡釋作家和作品，嚴重限制了其獨立思想和審美屬性的闡揚。比如解讀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將之與現實社會聯系，甚至將之簡單對應于社會文化政治，按照現代性文化或政治文化的要求來解讀和評判，卻很少深入而全面地展示作品的獨特思想和藝術魅力—事實上，崇尚個性化的文學的最大價值就是對現有思想和藝術的“越軌”，就是在思想和藝術上與現有思想文化的突破和超越之處—這樣的解讀方式，既嚴重窄化文學作品的價值意義，也會影響到文學作品的感染力，傷害到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熱愛和興趣。由于現當代文學歷史越來越長，文學作品與其產生時代之間的關系越來越遙遠，關系越來越松散，如果再堅持原有的方式理解和闡釋文學，對文學的傷害會更為突出和明顯。

我曾經以魯迅的《秋夜》為例談論過這一問題。《秋夜》本來是一篇非常個人化、具有優美意境的散文詩，其內涵豐富，具有可深刻闡釋的廣闊空間，但是長期以來，人們都將它解讀為現實階級斗爭的寫實之作，將作品中的“秋夜”意象完全社會化，夜空中所有物象都對應于現實中的政治階層。于是，一篇個人化的、內涵復雜深刻的文學作品就變成了一部簡單的社會教科書，文學的詩意完全喪失，意蘊也被嚴重局限。對于年齡大的讀者來說，由于他們對《秋夜》的創作時代背景有所了解，因此對這樣的解讀多少還能保持一定的興趣。但是在今天，年輕讀者們已經完全不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也缺乏相關的興趣。顯然，維持這樣的社會（政治）化解讀方式，只能讓作品徹底走出讀者的視野。 ⑥《秋夜》只是一個典型個案，事實上，這樣的作品解讀方式非常普遍地存在于現有文學史中。只有改變現狀，讓文學性回歸文學當中，文學才可能憑借自身的價值魅力贏得讀者，在社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從文學史角度說，需要避免在文學評價中“翻烙餅”。以非文學的標準來書寫文學史，當政治和文化風向一旦發生變化，文學史的內容就必然會闡釋很大的變化，甚至發生顛覆性的“翻烙餅”。政治就不多說，像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政治標準影響下，許多優秀的現代文學作品都被作為“毒草”逐出文學史，文學史的面貌與真正的文學歷史完全兩樣。現代性文化也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因為現代性包含多種內涵，各種內涵之間又存在著很大差異。簡單以現代性標準來建構文學史，很容易導致文學史書寫的簡單化和絕對化，嚴重傷害文學史的全面性和客觀性。相比之下，雖然文學性的內涵也不是完全明晰，但其標準是立足于文學自身，因此能具有較強的恒定性。以文學性為中心建構的文學史，自然能夠更為穩定和客觀，避免走向極端化和簡單化、出現“翻烙餅”的文學史現象。

以對“十七年”文學和張愛玲的評價為建構例。“十七年”文學是文學史界爭議最大的部分。一些學者（典型如1980 年代末的“重寫文學史”潮流）以現代性啟蒙文化思想為準繩的價值評判，將它完全貶斥，甚至逐出文學史殿堂⑦。與之同時，另有一些文學史家對“十七年”文學推崇備至（如當前“新左翼文學”潮流中的一些思想）。吊詭的是，后者所持的也是現代性標準。只是他們的現代性內涵是“民族國家”和“人民性”角度，側重其“社會主義文學”和“民族國家建設”等角度⑧。同樣是“現代性”標準，但是對現代性的理解角度不同，對“十七年”文學的理解和評判就有天壤之別。同樣，對張愛玲的評判中也出現這樣的情況。很長一段時期中，文學史界都站在政治和民族國家現代性文化標準的角度，對張愛玲作嚴厲否定，斥其為“漢奸文人”或“墮落文人”。但是，近年來，隨著文化環境的改變，特別是市民文化占據一定地位以后，一些學者從個人現代性角度來認識張愛玲，于是，其文學地位就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被一些學者認為是20 世紀最偉大的作家。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由于“現代性”概念內涵的曖昧和多元，從這一角度，我們很難對像張愛玲和十七年文學這樣比較復雜的作家和時期進行有效的評判。只有回到文學本身，才有可能準確、客觀地認識其得失，更穩定地對它（她）們進行定位，避免造成簡單化的巨大反差。

以十七年文學為例。從文學性角度看，這一時期的缺陷無可置疑，如缺乏思想豐富性，對社會和人性缺乏深刻認識和表現等。但是，如果能夠真正立足于文學中心，結合文學史歷史來看，我們又能夠看到它獨特的貢獻和價值。簡潔地說，在細致還原鄉村生活方面，這時期文學比以往任何時期文學都要做得更好，它所呈現的鄉村世界更全面也更生動客觀；同樣，在與讀者關系的密切性方面，它也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雖然這些現象背后有多重原因，不宜簡單臧否，但顯然，完全否定這個時段文學的價值是過于簡單化的。只有從文學性角度出發我們才能有這樣的認識。

必要性之外，現實環境也賦予了建構文學中心文學史的可能性。中國現代文學時期距離今天已經相當遙遠，成為了純粹的歷史，立足于文學角度來審視這段歷史文學，不會對現實產生任何負面作用，還可以避免受到政治歷史的影響；當代文學也是這樣。在一個發展的共和國文學中，不存在任何超越于文學之上的異己因素，強調文學主體性，可以避免許多人事、關系上的紛爭，能夠充分有助于現實文學和社會文化發展。

當然，可能有人會質疑，“文學中心”是一個比較感性的、個人性強的概念，在不同文學觀念、文學趣味下存在較大差異，不會像以思想性為主導的文學史那么理性。但第一，文學史從來都不是理性的。甚至說，文學史最需要反對的就是千篇一律。簡單統一的文學史觀念，掩蓋文學的個性，掩蓋文學的豐富解讀空間，正是對文學本質的一種消解。第二，如前所述，所謂的思想理性存在著許多內在的悖論，并不適合文學評判。而從文學角度建構文學史，能夠讓多種文學趣味和觀念進行碰撞。豐富的文學思想，不同文學觀念、藝術思想的交流，正是促進文學發展成熟的重要方式—而這也正是文學史建設的初衷和重要使命。

三、 如何建構文學中心的文學史？

明確了以文學為中心的現當代文學史的意義和可能性，那么，究竟應該如何來建構？我以為，以下幾個前提是最重要的。

首先，是真正確立文學中心的開放性文學史觀。如前所述，文學性的文學標準，其內涵是豐富多元的，無論是比較現代性文化還是政治標準，它都更為開放和自由。比如，在思想性上，它更追求個性化和創造性，更崇尚真正的人的自由和獨立。在人的視野下，它不一定遵循以發展為前提的現代性文化標準，更不一定照此來看待歷史和現實中的文化和人物。文學的視野可以超越政治利益，也可以超越文化價值觀。在文學的藝術標準面前，時間不具備任何意義，幾千年前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完全有可能超越于創作在現代的文學作品。

所以，建構文學中心的文學史不是一項孤立的工作，而是需要文學研究界的共同參與和努力。只有在整體上建立了以文學為中心的思想觀念，克服了許多原來的習見和偏見，包括克服了一些思想觀念上的阻力，才可能建立起有生命力的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這其中，當然還應該包括對文學性的內涵的理論思考。畢竟，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文學性是一個長期受到冷落的、相對陌生的概念，學術界對它的思考還遠待完善和深入。

其二，建立真正具有主體性的文學評價標準。在學術界對文學性的理論探討當中，非常迫切、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真正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學評價標準。這里所說的主體性的意思，是立足于現當代文學主體，從其自身特點和發展出發來思考問題。因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從一誕生開始，就是以學習西方文學為主，受西方文學影響很大。這種影響當然是必要，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它最終必須要真正自立，也就是擺脫西方文學的主導性影響，建立起真正獨立的文學思想和形式，也包括自己的文學評價標準。這是現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工作和目標。因為最簡單一點，即使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也需要結合具體的客觀環境，以具體性為主導。中國文學的傳統和現實土壤都與西方不同，不可能完全以西方文學標準來進行衡量評判。如果一切以西方文學為準繩和目標，是永遠不可能做到真正創新和自立的。只有站在與西方文學平等對話的高度上，只有呈現出與西方文學不一樣的思想和形式創新，中國現當代文學才能說走向了真正成熟。

第三，更強烈的文體和審美意識。如前所述，現當代文學已經有百年歷史，許多文學規律需要總結。如各種文體的發展規范，如優秀文學的標準和適合發展方向，都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所以，重視文學文體和審美，從這些角度探究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在科學全面的前提下建立起系統的文體理論，確立基本的特征和方法，都是對現當代文學文學性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漫長的古代文學傳統一直重視思想性，對文學形式等審美因素持比較輕視的態度。對于處在成長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從這一傳統中突圍出來，是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任務。

以散文文體為例。散文是一種很重要的文體，但是，對于它的理論探究卻非常薄弱，或者說是非常混亂。中國古代文學的散文理念，西方文學傳統中的隨筆，現代的非虛構，等等，都雜糅其中，既可以說資源豐富，也可以說雜亂無章。以至于在今天，要辨析到底什么是“散文”，散文有什么美學規范和內涵特征，都讓人莫衷一是，難有準繩。散文成了一個似乎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包，但其實又似乎什么都沒有的概念。散文只是一個典型個案，其他文體理論存在程度上的差別，但都有待于進一步的完善。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多元共生意識。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是現當代文學所必需，但是，這并不是說只有它才是文學史寫作的唯一正確途徑。文學史撰寫應該以自由、豐富、多元為前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是最好的環境。只是因為當前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寫作太過匱乏，我們才特別強調其價值意義。事實上，文學中心的文學史與其他文學史觀之間并不沖突，而是完全可能共融，相互促進。

以當前現當代文學界最有影響的兩種文學史觀為例。現代性文化文學史觀是傳統最為深厚、也是當前最有影響的文學史觀。文學性文學史觀與它之間雖有差別，卻也有很多共同指向，可以共存。人類走向現代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文學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它部分承擔文化的功能，彰顯社會和文明批判意義，張揚人性、公平、正義等現代性文化，能夠幫助社會文化朝著現代性方向發展。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全力邁向現代化的國家來說意義無可置疑。文學性文學史觀并不反對這一基本方向，事實上，文學性思想在基本方向上與現代性文化高度一致，它都是張揚人性的真善美，促進人類精神的美好，促進人性真善美。它與現代性文學史觀不同的只是：文學不以承擔文化任務為己任，而是具有更寬闊的思想，既容許有其他空間存在，也可以更為個人化。“把審美只當做狹隘和獨特的人道領域，那就大錯特錯了。它要廣得多，實質上所有有利于它的或使它厭棄的東西都加入進來。”⑨西方學者的這段話我們完全認同，也能夠促進我們對文學中心文學史觀的理解。

當前文學還有另一種文學史觀比較有影響，就是強調作家的主體地位，認為文學史要融入作家的思想和生活，以生動精彩為文學史的主旨。文學中心的文學史觀，也與之有諸多共同之處。因為作為文學作品的創作者，作家是文學不可缺少的重要構成部分，文學中心的文學史也關注作家的價值。事實上，文學作品與作家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包括作家個體心理和生活世界，都應該是文學史的重要一部分。我們只是擔心：文學史如果徹底以作家為中心，很有可能將文學史寫成作家的逸聞趣事史，文學史真正的核心—文學作品卻被忽略。而且，作家與文學作品之間雖然有密切關系，但是真正優秀的文學必然會超越這種關系。局限于作家角度理解文學史，是對文學作品價值的嚴重矮化。從根本上說，文學最有意義和魅力的是文學作品本身，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

客觀說，任何角度的文學史都有其獨特意義，也有其局限性，沒有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的文學史。但是，無論從什么角度來建構文學史，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都不能忽略文學這個基礎和中心。這是文學史健康發展、也是文學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相信這種觀點會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而建立起以文學中心為主導的多元共生文學史格局，將會有助于良好文學生態的形成。因為文學史樹立評價標準，在文學經典建構中承擔重要的身份角色，既示范于作家創作，也影響到整個文學的發展方向。所以，文學中心的多元文學史建設就意味著文學的真正自立，以及思想觀念的開放和豐富。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才能孕育出真正個性化的文學思想和藝術形式，也才能產生真正偉大的、創造性的作家和作品。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鄉土小說審美變遷研究（1949—2015）”（項目編號：16AZW015）、重大項目“百年鄉土小說與鄉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項目編號：19ZDA27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朱曉進等：《非文學的世紀：20 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關系史論》，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

②何其芳的道路問題曾經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引起較大爭論，被稱作“何其芳現象”。

參見應雄：《二元理論、雙重遺產：何其芳現象》，《文學評論》1988 年第6 期；賀仲明：《喑

啞的夜鶯——何其芳評傳》，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

③ [ 俄] 列夫?托爾斯泰：《談藝術》，《列夫?托爾斯泰文集》（散文隨筆卷），陳琛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1 頁。

④ [ 美] 哈羅德?布魯姆：《史詩》，翁海貞譯，譯林出版社2016 年版，第2 頁。

⑤ [ 美] 威廉?福克納：《人類必勝》，《美國演說名篇》，王建華編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第245 頁。

⑥賀仲明：《回到文學的魯迅——對當前魯迅研究的思考》，《南京師大學報》2010 年第2 期。

⑦代表性文章有陳思和、王曉明：《重寫文學史?主持人的話》，《上海文論》1988 年第4、5、6 期；戴光中：《關于“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上海文論》1988 年第4 期；宋炳輝：《“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長篇小說〈創業史〉》，《上海文論》1988 年第4 期等。

⑧參見李楊：《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蔡翔《革命/ 敘

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

⑨德國小說家托馬斯?曼語，轉引自[ 愛沙尼亞]斯托洛維奇《審美價值的本質》，凌繼堯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132 頁。

[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