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r id="gucoo"></abbr>
<li id="gucoo"></li>
  • 
    
  • <abbr id="gucoo"></abbr>
    <li id="gucoo"><source id="gucoo"></source></li>
    <rt id="gucoo"></rt>
  • 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疫情之下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以電影《傳染病》為例

    來源:文藝報 | 張琦  2020年03月27日07:27

    因為疫情的緣故,9年前上映的美國災難題材科幻電影《傳染病》近期受到關注。影片講述了一個虛擬病毒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并且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故事。重溫電影,可以發現影片的有些情節帶有明顯的“隱喻”色彩,人類所經歷的每一次災難都是一面“照妖鏡”,我們既能看到人性中極致的善,同時也能將人性中的惡無限放大,善與惡的兩面體現了人類靈魂中的個人自我與集體自我的矛盾性。

    假面英雄與個人主義的膨脹

    比疫情傳播更為迅速的是恐慌情緒,與恐慌伴隨傳播的是謠言。在電影《傳染病》中,裘·德洛飾演了一位從疫情初期就一直進行線索跟蹤,并指責政府隱瞞真相的網絡評論人。隨著事態的發展,他在網上扮演起了“意見領袖”的角色,網羅了一大批追隨者,并事事以“真相”自居,控訴大藥廠與政府勾結散播病毒。在一次偶感風寒之后,他以為自己已經感染了病毒,并開始網絡直播。他在直播中試藥,聲稱連翹對于病情有功效,于是掀起了民眾瘋搶連翹的狂潮。他利用大眾的信任,在疫情中獲得藥廠給予的豐厚回報。

    這個情節中蘊含著一個典型的個人主義的價值邏輯:無論在何種條件下必須要滿足自我利益,個人的價值排序優先于一切,即無論在如何的關系情境中,“我”個人的利益都要被優先獲得。在當下的網絡時代,經典傳播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再適用,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傳播者與受眾,大眾獲取信息的途徑也不再單一,這種傳播模式對于國家機器而言有了一個很好的監督效用。然而在特殊的疫情時期,謠言伴隨恐慌產生,當這種傳播模式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時,就有可能會變成誤導普通大眾、妨礙政策執行的“溫床”。這些在網絡空間呼風喚雨,而實質上只想借著疫情之便為自己牟利的人,實為敗類。

    集體自我與人性溫情的閃耀

    《傳染病》這部電影給觀眾留下印象最深的角色便是凱特·溫斯萊特飾演的美國疾控中心被派往疫區的工作人員米爾斯。她作風果敢、敬業內斂,對疫情做出了快速且準確的判斷。當疫區封城后,米爾斯只得留守疫區。深夜,她因發熱咳嗽驚醒,出于專業她判斷自己已經染病。在給上司打電話告知自己病情時,米爾斯就已經預見到了自己的結局。但就算在那個時候,她仍然一絲不茍地隔離自己,挨個給與自己密切接觸的人打電話。此時鏡頭一轉,畫面上出現她躺在醫院中奄奄一息的情景。米爾斯試圖將自己身上的羽絨服遞給旁邊喊冷的病患,醫者仁心,只可惜手只遞出了一半,畫面便定格在了她在裹尸袋中的那張臉。由此,我們可以意識到,當災難和疫情將臨的時候,每個人都如此渺小而無助。

    醫生是對抗疫情的主力,在電影《傳染病》中,出現的醫生不止米爾斯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女醫生艾莉。她雖然不在第一線,但也在疫情發生的第一時間在實驗室投入研究,分析病毒的結構與致病原因,竭力加速疫苗的研發。為縮短疫苗研發的周期,艾莉毅然將新疫苗給自己注射,甘愿做第一個人體試驗品。好在試驗最終是成功的,否則她將付出的就是自己的性命。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有一群最可愛的人,電影里的米爾斯和艾莉就代表了那一批批逆行的醫護人員。在這個“他人即地獄”的特殊時期,這些白衣天使無懼疫情、無謂犧牲地奔赴前線。在災難與疫情面前,沒有能上天入地、救人于危難的超級英雄,也沒有能在最后一刻力挽狂瀾的“神反轉”,有的只是普通人對于肉眼不可見的病毒的極端恐懼與人人自危情境下的種種無奈。但仍然有這樣一群人克服恐懼、奮不顧身,以智慧、勇敢、善良與犧牲精神,來化解人類危機,引領人類奔向光明。這種奉獻來自于職業操守,更來自于全社會對于醫護人員的期待。在這種社會期望中,個體選擇必然面臨個體基于社會期望與自我預期之間的沖突和矛盾,自此引發人性光輝的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