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傳染病是科幻作品中的常見題材。追究這種題材的歷史，即便在中國也淵源悠長。

顧均正的《倫敦奇疫》（1940）應該算早期一個特別重要的嘗試。小說寫的是一種惡性傳染病，致病因素會使皮膚燒灼、面色發黃，身體泛出酸味，接下來是眼睛失明，重度患者會走向死亡。有趣的是，小說中的這種疫病不只人能得，建筑感染后也會“生病”，發生損毀和坍塌。主人公后來發現，問題出在空氣之中。原來，故事背景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派來的間諜在倫敦建造起一個工廠，專門向天空中散播催化劑，這種催化劑能造成空氣中的氧氣跟氮氣結合形成一氧化氮，倫敦又是有名的霧都，空氣中水蒸氣含量巨大。一氧化氮跟水發生反應，形成硝酸，硝酸導致人類的患病和建筑的損毀，一場人造的傳染病變成了戰爭的組成部分。故事神秘而神奇，跟我們日常想象的生物感染造成的傳染病非常不同。顧均正的小說參考了英美科幻作品，但對科學細節做了很多補充，甚至把化學方程式納入文學，也算是一種超越常規的努力了。

有關病毒跟戰爭之間的關系，發生在許多科幻小說之中。宋宜昌的科幻小說《禍匣打開之后》（1982），可能是這些故事中寫得最真實的。在《三體》之前那么多年，科幻小說家已經關注到全球化狀態下的生物安全，實在是非常難得。

與《倫敦奇疫》和《禍匣打開之后》中的戰爭設定不同，葉永烈《演出沒有推遲》（1978）完全發生在和平的時代。中國的一個歌舞團即將出征日本，給他們帶去富有特色的文化大餐，但鄰邦恰巧發生了流感。前去打前站的歌舞團負責人在交往過程中不慎沾染病毒，出現了感冒癥狀。這位領導回來之后馬上被隔離就醫，并被進行了深度醫學觀察。圍繞中國代表團是否仍然要奔赴日本，整個社會展開了爭論。為了維護兩國關系，也因為中國已經建立了很好的疫病科研和防控體系，通過隔離、抗體分離、疫苗生成等過程，成功地抵抗了流感在國內的蔓延。中國又本著國際主義精神向日本輸出疫苗，協助鄰邦完成了傳染病治理，最終，演出照常進行。

我自己的作品《針水大侵襲》（1991）也是關于傳染病的。未來的某一天，整個世界被一種奇怪的、通過水系蔓延的微生物感染。感染者皮膚刺痛，嚴重者進入深度昏迷，但無一死亡。醫學科學家通過各種方式探查微生物的感染源，進而發現，這是一種人類從未見過的具有群體智慧的微生物，而且他們從遙遠的太陽上經過變異落向地球。這些外來生物想要侵占地球嗎？還是另有圖謀？小說的結尾，人類通過電子設備成功跟這種生物建立起聯系。在對話中人們發現，由于感受到太陽正在逐漸走向中年，這種生物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環境，而整個太陽系中，只有人類具有宇宙飛行的能力。因此，他們到達地球只是想跟地球人商議，怎樣協助他們奔向更遠的星空，在那里的恒星上找到自己的新家。

王晉康是有關傳染病題材撰寫最多的作家，小說《十字》（2009）、《四級恐慌》（2015）等都是有關傳染病的題材。王晉康擅長把中國傳統醫學和認知問題的方式、價值觀等引入科幻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他結合病毒防疫的最基本的科學方法，提出了一種所謂“低烈度縱火”方式，就是讓低毒性的病毒先感染一些目標人群，在他們身上建立起免疫力，并將這種免疫力轉移給更多的人，這是一種危險的、可能導致傷害的方法，但目標是拯救更多的人。也是因此，王晉康的作品常常把讀者放入一種道德的困境當中。

科幻作家關注傳染病，不是簡單的關注某種惡性傳染病，更多的是關注這種傳染病帶來的種種社會變化。燕壘生的《瘟疫》（2012）講述的是一種古老病毒在今天的復蘇，這種病毒能導致人的身體從炭基變成硅基狀態，但生命沒有終止，只是轉化為石頭狀態。小說神秘怪異，討論的問題也相當神奇，例如是否應該把這些不像我們的、卻沒有死亡的生物送去焚化？閱讀這樣的作品，對照當前疫情發生之后的種種，會使我們生出許多唏噓感嘆，科幻難道不是曲折反映的現實？

在所有這些作品中，以畢淑敏的《花冠病毒》最為特別。作為醫生的畢淑敏，見過許多人間的生離死別。在非典疫情期間，她還專門去小湯山醫院采訪，這使她的作品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色彩。但這些都是不夠的。我至今仍然記得，為了寫作這本小說，她專門找我借去許多科幻小說作為參考。一個專業作家、專業醫生，有那么多第一手素材，仍然對創作采取這么認真的態度，令我感到非常敬佩。小說的故事核心也跟通常的科幻非常不同。

另一個去過小湯山醫院采訪的作家是韓松。他也寫作了一系列與傳染病相關的作品。《非典幸存者聯誼會》《艾滋病：一種通過空氣傳播的疾病》《青島之旅》《醫院》等，都跟這個題材相關。如果說畢淑敏更多是從人道主義和醫生的悲憫出發撰寫傳染病故事，韓松就是從后現代、后工業、后殖民甚至后人類主義的角度觀察這個問題。但是，兩位作家的作品都給讀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科幻作家為什么對傳染病題材具有獨特的感受和觀照，他們的切入點又跟其他作家有什么不同？我個人認為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從物種心理學方面的關心。人類作為一種獨特的高度智慧的生物，一直存在著“滅種”的擔憂。事實上，傳染病的滅種只是科幻作家常見的災難科幻中的一種，其他災難還包括行星相撞、生態災難、世界末日等。其次，科幻作家擔心群體的崩潰。人類是群集的生命形式，集體性的建立給他們制造了更多機會，能更好地處理跟自然的關系，但也給他們帶來麻煩。無論如何，大規模的群體崩潰是人類所不想看到的。科幻小說會常常把傳染病出現后的大規模群體崩壞當成撰寫的對象，以此探測人類的生存極限。第三，傳染病作品的產生也出于作家對科學能力的擔憂。從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到科技革命，人類發展到今天已經徹底將自己的存在掛靠在科學發展的航船之上。但這個航船是否真的安全？是否會觸礁？是否有無法穿越的災難海區？所有這些都是作家創作的動力之一。在許多作品中，傳染病的發生發展跟科學的柔弱或者過分強悍有關，怎樣控制科學發展的步伐和方向，事實上決定了人類的未來。

不僅中國科幻小說對傳染病題材具有廣泛的嘗試，一些外國科幻作家簡直是熱衷這種題材。《侏羅紀公園》的作者邁克爾·克萊頓就寫過《安德洛美達菌株》（中譯本《死城》），后來被改編成電影。故事講述美國發射的衛星從外太空帶回病毒，感染城市。科學家在沙漠中建立實驗室，實驗室被安置了一顆原子彈，以防一旦病毒穿透外壁時，通過爆炸的高溫殺滅環境中的所有生物，以保全整個人類的安全。最后，病毒確實破壁，但因為不斷變異，對人類沒有了危害，但原子彈已經引爆。

在我看來，科幻中的傳染病是一條長長影子，但卻不是主流題材。這種題材更多給人的不是恐怖，而是提出問題，是反思自然、科學、社會與自我，是質疑價值觀中不合理的部分，并通過討論去創新我們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