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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陶亢德籌而未辦的《文風》雜志

    來源:澎湃新聞 | 祝淳翔  2020年02月26日08:09

    去年拙編《陶亢德文存》出版之后,筆者并未就此停止對陶氏其人的研究,對有關材料仍然時時關注、有聞必錄,希望繼續加深了解,以體會其為人處世之艱辛。

    過去在關注近代報刊時,發現編者的創刊詞、編前語、編后記之類的編余零墨,實為重要的研究材料。因為其中除了提供本刊物的動態之外,還會提及作家近況,并明示暗示筆名背后的真實情況,有時也預告文訊書訊甚至文壇未來動向,有不少值得探究之處。例如范泉的編輯手記,就被鄭重其事地編訂成冊,算是格外重視了。后來涉獵小報時,又發現小報上常有補白性質的文壇逸聞,也相當可貴,值得細細爬梳。若將此兩方面材料結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945年2月7日,時值《風雨談》出至十六期“小說狂大號”(1944年12月、1945年1月合刊)后不久,有位署名“派克”的作者在小報《力報》報道《風雨談宣告??贰⒁浴讹L雨談》編者柳雨生《雪庵日記》,1945年1月13日曾記道:“紙價近又大漲,為《風雨談》再四思維,今日電話中國科學公司停止排印矣,心為悵然。念此刊創刊于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嘔耗心血,友朋扶持,都成泡影?!保ㄒ姟段氖贰返诙冢┊敃r,適值太平洋戰爭進入最后一年,作為軍用物資的紙張價格正處于歷史高位。延至同年4月,《風雨談》方復刊發行十七期,雜志開本由二十四開改為十六開,頁數則從之前的一百七十六頁,驟減為三十二頁。

    前述派克的報道篇末有言:“現在風雨談社積存的幾十篇佳稿,已經分別先由中華副刊及文風月刊等編者拿去發表了。”這是目前所見各報刊第一次出現《文風》月刊的名字,但編者是誰、背景如何,尚不明朗。

    不久,《風雨談》第十七期登載署名“諸家”的《文壇·文化消息》:“陶亢德主編《文風》,楊之華主編《文帖》,俱將出版,系散文性質,內容甚佳?!睏钪A(楊樺)即《中華日報》副刊編輯,與此前的報道正相呼應。此事看來必有內情。

    1945年4月,楊樺主持的散文月刊《文帖》如期創刊,在發刊詞里大力標榜“純文學”??锍霭婧螅创笫茏x者熱捧。這不僅是因該刊內容清新、令人回味,也因其定價兩百五十元讓讀者感到實惠,畢竟當時的一張小報也要賣到一百元。

    《文帖》創刊號

    以后《文帖》每月按時出刊,一直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曲終人散。最末一期編后記顯示:“本社除每月出版定期刊物《文帖》一種外,最近亦有《文學叢刊》的編印。……現在已出版的,計有張資平的小說集《新紅A字》,楊樺的散文集《浮浪繪》二種,即將出版的,又有路易士的散文集《檸檬黃的月》,南星的詩集《山峨集》,周越然的考證集《版本與書籍》,予且的小說集《心底曲》等,陸續印行的還有四五種,都是留平作家的著作,書目容后公告。”其中,除了《版本與書籍》如期面世,《心底曲》1947年交由中央書店出版外,其余兩種概因時局不利,終未能梓行。

    有意思的是,4月10日創刊于北平的《逸文》雜志上,編者蕘公(謝興堯)撰《關于辦理雜志的話》,其中有一段專門提及陶亢德向其約稿,行文以京劇術語為喻,頗為幽默:

    最近陶亢德兄又在上海創辦《文風》月刊,發下慢行快令,征稿于余,使小老兒灶王爺邁短墻——黑(駭)一大跳。這才真正是什么年頭兒,還出來辦雜志!雖然陶公是“經勵科”老手,在此晨光出來組班,挑簾紅固然不成問題,而策畫的功夫,與“林板論語”“梅派宇宙風”的時代相較,可以說不成比例。彼一時此一時,大哉時也,好勵害的時也!乖乖!

    《逸文》創刊號,藏于北京雜書館

    蕘公《關于辦理雜志的話》

    1945年5月8日《力報》也有一篇署名“懷柔”的《超翁得怔忡之疾!》:

    ……超翁近來正在患病。……因為平常事情太繁,身體的營衛不免馬虎一點,不料近日竟然怔忡難安的患起心疾來,……聞超然先生為了遵守醫師的吩咐,向來寫稿的地方及新出戴亢德的《文風》,周楞伽的《萬歲》,沈鳳威的《藝林》……等“待產”中的雜志,俱已去函謝卻寫作,本月里只有《雜志》上的一篇《欲海升沉錄》算是最新的作品,其余都沒有法子著筆。

    題目里的超翁(超然)即柳雨生(可參見拙文《上海淪陷后期,柳雨生“超然”小報行》)。此文作者“懷柔”,如從語氣上研判,不像是主編金小春(金剛),也不像是當時正患腦貧血的該報特約編輯黃也白(見黃也白《病中吟》,《力報》1945年5月3日),而很可能是力報社的社長胡力更。文中“戴亢德”顯為陶亢德之誤,表明當時柳雨生也收到了約稿信,卻以身體原因婉拒。至于周、沈兩位欲辦的刊物,日后均無下文。

    那么《文風》雜志最終命運如何呢?查1945年6月12日《力報》,有篇報道《新刊物陸續出版》:“聽說最近還有幾種東西要出版,黃嘉謨也在籌備出一新刊物,已在集稿中,陶亢德本來也編一個雜志,后來因有問題而中止。”

    事實則要再過兩個月才得以確認。即超然(柳雨生)在《八個大字》一文中說:

    在友人的書桌上,看見一塊很大的鋅版印出來的封面樣子。那是前幾個月說是要出版而終于不動的《文風》。鋅版用的是陶淵明雜文里《感士不遇賦》的一葉,中有警句云:“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這八個大字,充滿了悲懣和辛酸的味道。(《力報》1945年8月25日)

    超然《八個大字》

    原來如此。看來《文風》雜志經歷了籌備階段,先是收納別處的積稿,繼而四處約稿,終于未獲成功,只印出一張封面設計圖,便草草落下帷幕。柳雨生此文字里行間透露的憤懣與哀傷,值得細加玩味。

    問題出在哪里呢?第一反應,總會歸咎于高漲的紙價及印刷費。

    創辦于1944年12月的《語林》,出至次年1月25日第二期,主編錢公俠在《編后語》里嘆起苦經:“出版物在物價上漲的高潮中,不能不跟著上漲,這是我們引為痛心的;然而即使上漲了,還是難以維持。本刊在左支右絀之中,只有勉強掙扎的分兒。”直到4月1日好不容易出版第三期,《編后語》里還連呼僥幸:“《語林》脫期一月之久,似乎有點荒唐,倘非新的印刷局特別幫忙,恐怕至今還不能出版?!?/p>

    1945年上海創刊的文藝雜志還有《六藝》,2月5日出版,主編康丹,是一本譯作與創作并重,內容偏通俗的綜合性刊物?!秳摽笥洝贩Q:“辦刊物,在目前是被認為最笨拙的一種工作了。印費及紙價不但趕超了飽和點而達到不勝負擔的程度;而一切的一切,更是吃力而不討好?!读嚒菲谶@個時期由孕育而誕生,自然我們將被人目為傻瓜。”刊物出至4月第三期曾一度???,后于7月復刊。

    7月26日,《光化日報》還刊有如此補白文字:“紙老虎說:白報紙賣八十萬一令,買去印本票,包險賺得翻倒,買去印小報,算你倒霉,你說為文化服務,勸也勸不醒,有何辦法?”時局如此,夫復何言?

    而《文貼》月刊由于背后有偽府宣傳部的支持,從4月辦到8月,辦得還算順利。極目所見,類似背景的純文藝刊物,尚有《光化》《光化日報》,均背靠李時雨,出資人則為開銀行的孫曜東。其他的,還有??嘣掠只毓夥嫡盏亩嗥凇讹L雨談》及《文史》第三期,后者由袁殊牽頭,掛靠偽上海市府秘書長羅君強。而袁殊任社長自辦的《小報》創刊于1945年3月25日,創刊號上也有羅君強的題詞。同為這一時期的小報,其共同特點是,紙張質量差,為灰報紙。報紙開本小,只有八開的一張,是普通小報的二分之一。

    《小報》創刊號上羅君強的題詞

    別人能出,陶亢德卻偏偏出不了,或許還與汪偽政府新聞紙分配方針脫不開干系。羅君強在《偽廷幽影錄》中說:

    汪偽時期的印報紙張,是由一個所謂報業經理處來統籌配售的,各報用紙量要由宣傳部批準,并經日本報導部同意才能領得。林柏生就從這一點上來限制周佛海系報紙的用紙數量。我請周佛海設法沖破這一難關。周通過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的中國課長永井大佐,下一公文給日本陸軍報導部,規定周佛海方面各日報每月用紙量(按實際需要量略多一些),囑其照發?!庠趲r井英一支持下所辦的《新中國報》,在李士群死后,袁亦援例請周佛海為該報董事長,我為常務董事。1945年該報經濟發生困難,我替他設法向上海復興銀行押借1億元。

    上海復興銀行行長即孫曜東,是周佛海的機要秘書,也負責經營他的私人財產,說白了,相當于周的錢袋子。

    1945年4月,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章克,在日本軍方默許下,在南京辦過一張呼吁和平,抨擊時政的《大公》周刊。以后他在《在日偽淪陷區創辦〈大公〉周刊的經過》里憶及辦刊始末時,對如何獲取新聞紙作做了說明:“首先要從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報導部領到一張發行許可證,并且還要得到日本駐汪偽大使館情報部的同意。因為當時淪陷區的新聞紙都控制在日本駐南京大使館的手里。在南京、上海的黑市上雖可買到一點新聞紙,但價格貴得很,而且數量也有限?!本唧w來說,“黑市上雖也可以買到一點新聞紙,但價格要比官價高一倍,灰新聞紙的價格也要比官價白新聞紙高50%左右”。

    陶亢德時任太平書局經理,與書局的幕后老板名取洋之助關系密切。名取洋之助(1910-1962),日本著名攝影家。1937年9月,受中支派遣軍報道部的邀請到達上海,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報道部接收英商別發印刷所,委托給名取,遂于翌年春改名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1943年夏,該公司借搬遷之機新開了一家出版社,取名為太平書局,請時任汪偽政府宣傳部顧問的草野心平為書局顧問。為了“促進中日友好”,名取還長期邀請日本文化人來滬實地考察,其間如小林秀雄、河上徹太郎為首的許多日本知名學者都曾訪華,為中日“和平事業”獻計獻策。據名取多年以后的自述,他后來逐漸走上反戰道路,主張日本軍隊撤出中國。只是,這在本質上無法改變其扈從日寇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事實。

    1943年8月中旬,陶亢德與中國文學者代表周越然、章克標、魯風、陳寥士、柳雨生、關露,以及草野心平等一行十人,東渡日本東京,參加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其間,曾與柳雨生、關露赴名取家共進午餐,并“參觀書室”,獲睹其“琳瑯滿目”的藏書。

    1944年2月底,在完成了長達半年之久的赴日文化考察、交流之后,陶亢德從東京搭機返滬。6月15日,太平書局正式開幕。陶氏這時才正式成為書店經理。當天,《申報》還在第一張第二版刊出廣告,其中列有陶亢德《甲申集》一書,稱“在排印中”,只是這書最終亦未能出版。

    《申報》所刊太平書局廣告

    1944年第十四卷第二期(11月號)《雜志》“文化報道”預告稱:“陶亢德有志寫一二十萬言之長篇《亂世男女》,以上海香港等地為背景,將有不少作家在該書中露臉?!庇?,1945年6月1日,文載道(金性堯)在《社會日報》發表的《凡齋小文·現代傳記叢刊》里披露,“在某天和亢德先生閑話,他就有意思要出一部現代傳記匯輯,將已刊行的一些自傳,評傳編收在內,給他主持的太平書局出版”。然而上述長篇小說與傳記叢刊都只是一個意向,最終均未能付諸實施,只得不了了之。

    時兮時兮,時不利兮奈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