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江曉原：《群星》這部小說，表面上是一部以科幻為包裝的驚悚探案小說，但小說所采用的背景架構，還是比較宏大的，這正是我欣賞這部小說的主要原因。為了理解這個架構及其意義，我們不得不先從遠一點的時代和假說開始。

這事還得從70年前著名物理學家費米（Enrica Fermi）的一句隨口之言說起，1950年夏天某日早餐后的閑談中，費米的幾位同事試圖說服他相信外星生命的存在，最后費米隨口說道：“如果外星文明存在的話，它們早就應該出現了。”由于費米的巨大聲望（此時他獲諾獎已經十多年了），此話流傳開去，被一些人稱為“費米佯謬”（Fermi Paradox），竟成為關于外星文明探討中的綱領性論題。

有了佯謬就會有人來提出各種解釋，據斯蒂芬·韋伯（Stephen Webb）的統計，迄今為止已有75種解釋。其中相當有影響的一種是約翰·鮑爾（John Ball）1973年提出的“動物園假想（The Zoo Scenario）”。鮑爾認為，宇宙中科學技術持續發展的文明終將取得整個宇宙的掌控權，隨后逐漸將落后文明摧毀、制服或同化。他進而假想，地球是一個被先進的地外文明專門留置出來的宇宙動物園。為了確保人類在其中不受干擾地自主發展，先進文明盡量避免和人類接觸（他們擁有的技術能力完全能確保這一點），只是在宇宙中默默地注視著人類。所以人類始終未能接觸到別的文明——很可能永遠接觸不到。

小說《群星》采納了類似“動物園假想”的背景架構，以中國西部名城成都為故事發生地，圍繞著“覺醒的人類要不要走出動物園”，人類分成了兩派勢力，展開你死我活的激烈斗爭。不過，小說采取了循序漸進的敘事策略，對費米佯繆和“動物園假想”一無所知的讀者仍可興味盎然地讀完至少全書前四分之三的故事。

《群星》，七月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45.00元

劉兵：近幾年，我們對談中科幻小說所占的比例似乎明顯有所增加。這次我們談的《群星》一書，剛出版不久就在科幻圈的一些人中得到了不錯的評價。我在閱讀此書時，一開始確實也很有些如同你說的那種像“驚悚探案小說”的感覺，盡管是以科幻來包裝，或者說是將小說的背景置于科幻的大框架之下。而且，在我們最開始商量選擇此書來談時，你還曾提到，說此書還是很有“閱讀快感”的。對此我基本認同，盡管這樣的閱讀快感與閱讀那些更為徹底的驚悚探案小說的快感相比，還略為弱了一些。

此書的主題也是外星文明，外星文明也一直是科幻小說的典型主題。雖然大部分讀者并不一定都會很詳細地了解費米悖論，不過類似在“動物園假想”的框架中構想外星文明的科幻作品也還是有一些。以你比較專業的研究背景來看，這部《群星》的獨特性又在哪里呢？另外，我還有些好奇的是，你說“對費米佯繆和‘動物園假想’一無所知的讀者仍可興味盎然地讀完至少全書前四分之三的故事”，這話是算褒還是算貶呢？那剩下的后面四分之一，對于更多的讀者來說閱讀快感會有所缺失嗎？

江曉原：事實上，進入最后四分之一（只是大致上的，我當然沒有統計字數）時，不了解費米佯謬和“動物園假說”的讀者，如果他或她一直被探案情節牽著鼻子走的話，確實會感到困擾。例如在鋪墊了那么多探案情節之后，讀者自然會期待一個謎底的揭曉：到底是什么事情讓一個科學家和他的一些學生及助手變成了恐怖分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然而，謎底的揭曉，直接依賴于關于費米佯謬和“動物園假說”的知識背景。讓我用大白話直接說出來——我所有的書評和影評對于“劇透”從來都毫不介意——是這樣的：當人類已經意識到自己是在宇宙高級文明設置的“動物園”中時，一派高喊“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主張利用自己的力量走出動物園，而另一派主張先臥薪嘗膽，免得高級文明又弄出新的“實驗”——其實就是鎮壓。接受后一派主張的科學家因為得不到人類政府的支持而走上了反政府的恐怖主義道路。

要在上述兩派之間站隊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這樣的口號確實非常提氣，非常鼓舞人心，但是事關全人類的前途，理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人類真的是在宇宙高級文明設置的動物園中，那沒有足夠的把握，是不是應該先別讓高級文明知道“我們已經知道自己在動物園中”呢？先別提“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這樣的口號，只是悄悄地將它作為我們的信念、我們奮斗的目標，是不是更妥呢？

劉兵：類似的抉擇問題，在《三體》等科幻小說中也都涉及，在《三體》的“黑暗森林”概念中，主動地向外星文明呼喚，幾乎等于找死。但似乎有不少科幻作品都是抱著極其熱切地要尋找和發現外星文明而不顧其他的心態，甚至許多科學家也是如此。我記得好像你也寫過一些文章，談論一旦真的發現和接觸到外星文明可能會帶來的風險。

其實在這部小說中，似乎還沒有更進一步展開如果真的讓更高級的外星文明知道“我們已經知道自己在動物園中”之后可能會給地球人類帶來的一系列更為復雜的后果，而只是局限在故事里有限人物對此的不同態度和選擇。就像眾多科幻總在關心人類向外太空移民，但對地球自身的關心卻遠遠不夠，更少考慮在現實中能夠移民的人數與地球上更多人類不可能移民的平等和公正問題。這也涉及我們以往所謂的談論科學的目標和相應地認識“真理”“真相”的立場和態度。就像在另一些場合人們爭論的科學研究是否應有禁區一樣。

在這部小說中有這樣一段人物對話：“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這個系統里是沒人有辦法把它叫停的。這就是構造體的可怕之處，就像毒品一樣，不管你是否明白它會毀了你，你自己都是不可能戒掉的。”“這東西就是為我們設計的毒品。人類最大的優點在它面前也就是最大的漏洞。”延伸一下，在那種為了探索所謂“真相”可以不顧人類命運的立場背后，是否也可以理解為是某種這樣的“毒癮”呢？

江曉原：我覺得完全可以這樣理解。這又回到“要不要主動尋求與外星文明的接觸”這個老問題了，在歐美，至少到20世紀下半葉，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相當熱烈，兩派的立場明顯對立，各自陳述過不少理由。

反對主動接觸外星文明的一個重要論據是：外星文明會對地球上的人類呈現惡意，會對我們進行掠奪和征服。史蒂芬·霍金在前幾年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站隊表態時，也明確表示人類不應該主動尋求與外星文明的接觸。《三體》中的“黑暗森林”概念也是同樣的意思。

那些不顧一切要主動與外星文明接觸的人則認為：憑什么斷定外星文明一定會對地球人類表現出惡意？說不定他們很友好呢？說不定他們還會愿意和我們分享自己的科學技術知識呢？哪怕只分享給我們一點點，說不定人類文明就會有突飛猛進的進步呢？

但是，已有的證據明顯有利于霍金和《三體》的主張。證據很簡單：外星文明對地球人類表現出善意的例證，迄今為止是零。雖然由于人類迄今為止還未曾和外星文明接觸過，所以外星文明對地球人類呈現惡意的例證也是零，但我們畢竟已經有可以參照的同類例證：當年歐洲殖民者是如何對待瑪雅文明的？美國人又是如何對待印第安人的？瑪雅文明和印第安人不就是落后文明遭遇先進文明時的命運嗎？所以現代的西方學者只要回憶一下自己祖先對落后文明的所作所為，就不難推斷出，先進的外星文明如果在“黑暗森林”中發現了比他們弱小落后的地球文明，會干出什么事來。

回到《群星》中的“動物園假說”中來，能夠設置“地球動物園”的文明，肯定是一個遠比地球人類發達的外星文明，作為動物園的“管理當局”，這個外星文明對地球人類會展現出惡意還是善意呢？小說里沒有給出答案。

讓我們再次用唯一的樣本——我們人類自己——來推測一下吧：我們平時當然會保護珍稀動物，甚至鼓吹動物保護主義，但是，如果，我們動物園中的動物們“覺醒”了，它們大義凜然地喊出了“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作為征途的第一步，比如說，它們要接管動物園所在的城市，那等待著它們的會是什么？當然只能是無情的鎮壓。

劉兵：我們已經從《群星》的具體情節延伸到其背后的費米佯謬、“動物園假說”以及更深層次的一些東西了。如果我們真是生活在一個被外星文明設置的“動物園”中（這倒也與《黑客帝國》有異曲同工之處），那參照人類自身不同等級文明相遇的歷史（當然這還是以地球人來類比外星人），地球文明面臨的威脅是不可忽視的。

但仍然有人熱衷于尋找外星文明，在這背后似乎有一種思維方式和立場在起作用。就在我們對談《群星》的這幾天，中國大地上正面臨著新型肺炎的疫情危機，對此，至少人們的一個共識是，不要去招惹野生動物，我們自己守著自己的領地好好生活就是了。但在類比中，那些積極要探索外星文明的人，在思維方式上，不是與積極探索、征服（吃掉）野生動物的做法也頗有相似之處嗎？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會說“好奇害死貓”，在對外星文明的探索中也許就會變成“好奇害死地球人”。而更關鍵的問題在于，這樣的看似非常保守的觀點，又會與積極探索未知的“科學精神”相矛盾啊！

江曉原：你的聯想確實不無道理。比如，在小說近結尾處，汪海成和白泓羽的對話中，汪主張先臥薪嘗膽，繼續發展地球文明，可以說很有人文主義色彩；白主張勇敢地走出去，奔向星辰大海，思路明顯是科學主義的。科學主義喜歡在“尋求真相”“追求真理”“奔向星辰大海”之類看似大義凜然的口號下，不顧一切地追求某種技術性的短期目標，卻將人類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置之腦后，這實際上是忘記了搞科學研究的初心——搞科學研究的初心應該是增進人類的福祉，而不是為了“發展科學”而發展科學。

其實我不反對“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這樣的口號，事實上我非常喜歡這個口號，我堅信終有一天我們會奔向星辰大海。但在這個征途中，我們一刻也不能離開理性思考。

劉兵：那我就唱一句反調吧：當心中存著“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信念時，就很難做到在征途中“一刻也不能離開理性思考”。當我們總是講科學與人文要結合時，其實總是很難在現實中將兩者真正同時兼顧。而且，在科學愈發強大的現實面前，更多的人總會將科學置于更優先的考慮。但我們畢竟是人類，在這個意義上，我寧愿更強調人文優先！

（江曉原為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劉兵為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本文為中華讀書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策劃的“南腔北調”對談系列第1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