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所謂“私人日記”是指歷史上存在的私人書寫的生活記錄，區別于以“日記”命名的虛構的純文學創作；“近現代私人日記”指的是晚晴民國時期中國所存在的私人書寫的日記著作，此時正值中國社會歷史天翻地覆的“千年巨變”，私人生活記錄（日記）反映的就是這一歷史巨變的個人細節，它們的存在形態與此前此后有明顯差異，亟待我們加以深入考察，也有望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西方寫作史表明，作為私人的日記與文學的日記原本有著一定的差異。今天，我們常常提及的私人日記如英國17世紀的塞繆爾·佩皮斯的日記、19世紀的列夫·托爾斯泰的日記原來都是秘不示人的。據說塞繆爾·佩皮斯生前把自己的日記當作絕密文件收藏，而且使用別人難以辨認的文字書寫，列夫·托爾斯泰多次拒絕自己的妻子查看日記，為此不惜離家出走。與這些非虛構的“私人日記”不同，傳統文學意義上的“日記”首先都是“虛構”的文字，在歐洲，嚴格分類，能夠流行于公共領域的文學“日記”屬于小說，18世紀與19—20世紀之交是歐洲“日記體小說”(Diarynovel)——或稱“虛構的日記”(Fictive diary)——的興盛期，在這里，“日記”是虛構文學的一種形式。正如日記小說理論家特萊沃·費爾德在《日記體小說的形式與功能》中指出的那樣，所謂日記體小說，日記在這里不過是一個修飾詞，并非不可替代。中國近現代文學是在大量引進外國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樣，這種虛構的文學樣式自然也為中國現代作家所接受，中國現代文學首先出現的“日記”都具有不可懷疑的文獻性，是虛構文學的一部分，例如魯迅的《狂人日記》，茅盾的《腐蝕》，沈從文的《不死日記》《呆官日記》，廬隱的《麗石的日記》，石評梅的《林楠的日記》，冰心的《瘋人筆記》，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張天翼的《鬼土日記》等等都屬此列。也基于這樣的創作現實，現代翻譯家、文學理論家孫俍工在《小說做法講義》中將“日記”置于小說四大體式之首，謂之“是一種主觀的抒情的小說”。

但是，這卻只是“日記”傳統的一方面。與上述西方來源有所差異的是，私人性非虛構文字（日記）又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另外一種“傳統”，它也繼續流傳于現代。與西方文學史的清晰二分不同，私人的日記也一直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所重視。早在1920年代，新文學的作家如郁達夫、周作人、阿英等就開始注意到發現私人日記的意義，他們的探討可以說為中國近現代的日記研究奠定了基礎。郁達夫是最早發表日記研究專論的作家，他提出了“日記體”的概念，他將日記與日記體文學區別開來。1925年，周作人在《日記與尺牘》一文中，概括了日記兼有“作者的個性”與“考證的資料”等多重屬性。阿英的《語體日記文作法》是較早的一部完整系統的日記理論專著，此后，出現了短暫的研究日記的熱潮，如賀玉波《日記文作法》、盧冠六《日記作法》、吳坤芥的《日記作法》、施蟄存的《域外文人日記鈔》等等，這些論述也表明，在許多中國學人的心目中，文學日記與私人日記也有界限模糊的一面，私人日記可以傳達一些公共性的信息與態度，就像文學日記可以描繪社會歷史一樣。1930—194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批私人日記選集，如趙景深選編的《現代日記選》《青年日記選》和《日記特輯》（上海北新書局1934年、1937年先后出版），施蟄存編選的《域外文人日記鈔》（上海天馬書店1934年），陳子展編選的《注釋中外名人日記選》（中華書局1935年）等，周立波、沙汀、豐子愷、葉圣陶等作家的私人日記也在抗戰期間出版。

從1940年代后期開始到1960年代中期，陳左高先生先生致力于中國日記研究，被稱作是中國日記史研究第一人，他先后發表了30多篇關于日記的論文，最早全面地介紹了古代日記的概況，給學界提供了很多珍貴的文獻史料。新時期以后，私人日記研究開始恢復，出現一批有代表性的論文，如樂秀良的《日記悲歡》《民主、法制與保護日記——三談日記何罪》；寇廣生的《日記之研究》《日記三題》；陳左高的《日記是寶貴史料》《日記中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日記中的中國書畫史料》《清代日記中的中歐交往史料》等，陳左高先生的《中國日記史略》《晚清二十五家日記輯錄》《歷代日記叢談》；古農編《日記品讀》《日記漫談》《日記序跋》《日記閑話》等相繼出版，1980年代至今的重要論文則有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文教資料》雜志推出三個《日記學研究專輯》以及程韶榮的《中國日記研究百年》、趙憲章的《日記的私語言說與解構》、錢念孫的《論日記和日記體文學》、樂齊的《現代日記文學述略》、劉增杰《論現代作家日記的文學史價值——兼析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鄒振環《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陳子善《略談日記和日記研究》、李凱平、朱勝超《論日記的文類特點》、祝曉風《作為歷史文化景觀的日記及其出版》、張克《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日記體小說》、陳曉蘭《歐洲日記體小說發展概觀》等。

最近十數年，隨著近代史研究、民國史研究的升溫，如何從近代中國人物的日記中發掘新的社會歷史信息也日益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包括近代史學界和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界都是這樣。史學界如孔祥吉對清人日記的研究，楊天石對《蔣介石日記》的研究，余英時對《顧頡剛日記》的研究，江勇振對胡適早期日記的研究，張鳴通過《吳宓日記》與《胡景翼日記》來考察“五四”歷史的復雜性，等等。

1990年代至今，除了日記研究不斷發展，日記的出版也大量增加。出現了不少以叢書的形式，對文人作家日記的歸類整理，如1998年由陳漱渝、李文儒主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作家日記叢書”、1987—201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1990—1993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名人日記叢書”、2004—2009年的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大象人物日記文叢”、2011—2018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珍稀日記手札文獻資料叢刊”等等。除此之外，也問世了多部日記編選著作，如虞坤林的《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本書系統收錄了作者搜集到的1900年以來的日記，包括國內的1100余種，國外部分30多種。在諸多文人日記相繼問世的基礎上，除了對日記總體的研究，學界還出現了對作家的日記個案的研究，如，對魯迅、吳宓、朱自清、徐志摩、巴金、蕭軍等日記的研究。文學界自1980年包子衍的《〈魯迅日記〉札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之后，隨著黃侃、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顧頡剛、吳宓、蘇雪林、楊樹達、宋云彬、蕭軍、夏承燾、夏濟安、郭小川、顧準、王元化等近現代作家和學者的未刊日記在海峽兩岸陸續披露，作家“日記研究”也越來越多，并開始成為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的對象，如張高杰博士論文《中國現代作家日記研究》（蘭州大學2008）、鄧渝平碩士論文《五四文學家日記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09）等。

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中國近現代的日記研究依然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有待學界的進一步深入拓展。

其一是近現代日記的總體面貌依然模糊不清，有待全面的清查和整理。目前的研究其實大都還是來自對歷史或文學人物相關問題的興趣，是為了解決這些或歷史或文學的問題才開始從“日記”中尋覓材料，對日記本身的系統研究比較缺乏，加之許多日記還處于未刊手稿狀態，已經出版的也是卷帙浩繁，有價值的信息往往淹沒在眾多瑣碎的記錄中，不易顯現，這都大大降低了日記的被關注度，也影響了學界對日記的有效利用。

其二是“日記”還是被當作社會歷史文獻的補充，就其本身的文體特點、存在形態還缺乏足夠的分析和研究，這樣一來，其實與文體和表達形態融會貫通的思想藝術特點也缺乏獨立的價值，不能進入研究者的“法眼”，從而影響了日記研究的深度。

在我看來，現在已經到了系統整理和研究這些私人日記的時機。所謂的系統研究包括總結近現代中國日記的規模和數量，盡力搜集尚存民間的日記手稿；對已經掌握的（業已出版的）日記考訂、注釋；對這些日記的基本內容加以概括、索引，是為“敘錄”；同時，以這些文獻為基礎，做出歷史學的和文學的新的研究。這些研究不是重復已有的學術路徑，而是力圖另辟蹊徑，強化歷史研究對“個人經驗”的重視，也開啟在“人與歷史相互聯系”的背景上重建“文學性”的方式。前者就是正在發展中的“新史學”（或稱“新文化史”）的方法，后者屬于筆者倡導多年的“大文學”學術觀。

僅僅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而言，我們也有必要通過系統的研究為學界貢獻一份完備可靠的“近代中國日記的主題檔案”，將其中的重要信息予以歸納建檔，便于檢索，這是未來日記研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探討重新解讀、分析這些日記、確立其基本價值的方法，包括歷史學層面的方法和文學層面的方法，對日記文體的獨立性做比較深入的討論。具體而言，起碼有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值得展開：

首先是近現代中國日記搜集整理與數字化工程。近代中國（包括中國文學史所指稱的“五四”至新中國成立的“現代”）積累了大量私人日記，長期以來，由于學術觀念和學術體制的限制，這些意義特殊的文獻卻始終處于研究的邊緣地帶，既不被視作“文學創作”，又不被當作歷史研究可靠的文獻。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缺乏足夠的關注，以致相當多的日記文獻都處于被冷落、被遺忘甚至被遺棄的狀態，幾乎沒有獲得系統有效的搜集、整理。今天的基礎文獻整理工作已經刻不容緩。稍可安慰的是，經過多年的摸索、探求，目前學界已經大體掌握了近代中國日記文獻的幾大源頭。未來的工作是進一步發現儲存線索，予以搜藏，對于海內外已經出版的，則予以分類整理。數字化工程是對以上整理工作的落實。

其次，為了盡快讓廣大使用者厘清這些日記文獻的基本形態，我們需要對這些近現代中國日記進行必要的概述，這就是基本內容的“敘錄”工作。近代中國是歷史轉折的大時代，包含了社會演變的重大信息，也激發了歷史當事人的豐富而復雜的思想情感，如何透過1940以來的私人日記揭示這些秘密，已經成為學術研究的重大課題。在目前可以搜集、整理的約1100余種各類日記中，絕大部分都是學界十分陌生的，因為這些“日記”卷帙浩繁，形態復雜，難以在短時間內把捉其內在的信息。如何以簡潔明白的方式加以呈現，為人們進一步的研究提供線索的指導，這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也是學術文獻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我們的“敘錄”就是簡明而準確地概括相關“日記”的基本內容，對其中涉及重要歷史事件、人物和反映作者重要思想和情感態度的加以必要的信息標注，為學界的深入研究、細讀闡釋創造方便。

這些“敘錄”形式至少應該包括：總體情況概括（整本日記的寫作、收藏情況）；年度內容梗概（提示本年度進入“日記”的社會大事與主要人物）；重要歷史事件、人物活動與精神變化信息索引。

其三，對這些日記的辨析、考訂與注釋。近代中國日記誕生在混沌復雜的晚清民國，可謂“遭逢亂世”，內外戰亂、政治高壓、社會動蕩都讓書寫者處于生存的艱難和尷尬當中，寫作、出版、傳播條件有限，書寫的自由度有限，種種的禁錮和不便讓這些流傳的文字時有錯漏、歧義或者隱晦之處，需要整理者加以認真的辨析，結合其他歷史文獻進行比對，或者去偽存真，或者提醒讀者（研究者）可能存在的疑問，或者提供進一步思考、探究的線索，總之，努力為日記的使用創造理性的知識基礎，提出有益的閱讀建議。

其四是對日記的“新史學”研究。近現代中國在今天進入我們的學術視野本身意味著我們可以采取一種全新的態度和方法，去發現其中所包含的新的價值。作為新的歷史研究方法，“新史學”正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新史學在本體論上把歷史學視為一門關于人的科學、關于人類過去的科學，它反對湯因比式的宏觀史學，而主張從第一手材料出發的扎實研究。正如勞倫斯·斯通所說，這一種研究讓“歷史學的主體從人周圍的環境轉向環境中的人；歷史研究的問題從經濟和人口轉向文化和感情；對歷史學發生影響的學科從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轉向人類學和心理學；歷史研究的對象從群體轉向個體；解釋歷史變化的方式從直線式的單因素因果關系轉向互為聯系的多重因果關系；方法上是從群體計量化轉向個體抽樣；史料的組織上是從分析轉向描述；而歷史學的性質和功能則從科學性轉向了文學性”。

“新史學”研究將讓我們拋開日記使用中的重重疑慮，從中體察歷史中個體生存的各種信息，從而填補“宏觀史學”的抽象與空疏，尋找從私人日記入手洞察社會歷史的諸多細節。

其五是近代中國日記的“大文學”研究。“大文學”視野跳出了將“文學”僅僅視作語言形式建構的窠臼，在歷史文化的廣闊視域中剖析文學所承載的社會歷史意識，以及人對于特定社會歷史的心理反應和精神狀態。如果說“新史學”是從個人體驗中觀察歷史的細節，那么“大文學”則是從歷史運動的個人反應中探測人的精神細節，兩者互補、對視，揭示了傳統學術（歷史學與文學）都相對忽略的部分。對近代中國日記做“大文學”意義的研究，能夠有效地揭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與心靈奧秘，并有助于我們比照分析他們各自的其他文學創作，發現一般研究所未能涉及的深層底蘊。就是在這個層面上，近現代私人日記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的特殊價值可以得到極大的彰顯。

這就是今天我們重新研究私人日記的基本設想。不難看出，這五個方面的研究由文獻搜集開始，至思想情感的深入剖析止，體現了學術研究“從事實出發、從第一手材料出發”，最終建構具有堅實的社會歷史基礎的闡釋理論的過程，這是一個在過去很長時間里被我們忽略、淡化的過程，我認為，也恰恰是未來中國學術自我更新的必由之路：文獻的搜集整理是我們研究的基礎，只有最充分地發掘、掌握原始文獻我們才有了研究的基礎，目前“日記”文獻并不系統，散失很多，需要我們下大力氣搜集完善，離開了這一工作，一切所謂的研究都是紙上談兵。當然，文獻搜集的意義不是單純地保存，如何真正完整地把握它的內容才是研究的開始，這就是我們所設計的“敘錄”工作。對于我們而言，“敘錄”是進一步熟悉文獻、閱讀文獻的過程，對于整個學術界而言，通過我們的“敘錄”來了解近代日記的概貌，進而選擇自己深入考察的對象則是一種重要的便捷方式。“敘錄”以文獻的搜集為基礎，又是在搜集基礎上的進一步整理和總結。“敘錄”是對日記文獻內容的基本概括，而“辨析、考訂和注釋”則是對文獻更為深入的認知。“敘錄”只需要再現這些日記記錄的內容本身，無須對其所反映歷史的真實性加以辨析，也可以暫時忽略其中可能存在的疏漏、錯誤，當然更不用透過這些記載去追究背后可能存在的某些隱晦的社會歷史事實，“辨析、考訂和注釋”就是針對“敘錄”的“不為”而為，它的工作可以將我們帶入對于日記文獻的理性思考之中。“辨析、考訂和注釋”是學術研究步入深處的開始，但還不是關乎歷史和文學的具體問題的解答，接下去我們展開的兩個方面的研究就是對提出問題、回答問題的具體落實。

就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新史學”向度的考察是在日記如何揭示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的探索，當然與過去的宏觀史學不同，它是立足于個人生存經驗的觀察來洞察社會與歷史；“大文學”向度則是追問日記如何在包孕社會歷史關懷的前提下呈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其中所體現的語言的文體的風格。從史學的生存考察到文學的情感追問，我們的研究無疑進一步走向了一個幽微的更加深邃的世界，這是學術研究的必須，也是文獻研究的最高價值。

總之，從文獻搜集入手，通過對內容的敘錄、對表達的考訂，最終在史學和文學兩個方面完成新的闡釋和解讀，我們基本上構建起了中國近現代日記的框架和體系，為這一曾經的跨越文史的邊緣現象尋找到了進入主流學術話語的路徑和方法。

三

中國近現代日記本身就是歷史信息的豐富的“原生態”存在，對它的整理和研究首先就應該盡量避免先驗的理論預設，盡可能返回現代中國歷史的現場，在充分爬梳、整理和分析原始文獻與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對歷史人物的個體生存經驗與微妙的思想情感表達加以領悟和呈現，這樣的工作必須具有鮮明的理性精神，對研究對象提出科學、客觀的歸納和概括。以上的觀念概括言之就是：文獻整理和研究應該是我們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而“大文學史觀”與“新史學”態度是我們進入和評價這些日記文本的基本方式。

在這里，我們還需要注意“大文學史觀”與“新史學”觀念之于日記文獻研究的特殊意義。

所謂“大文學”就是突破對“純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的迷信，將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定位在廣泛的社會歷史的聯系當中，將文學的、趣味的精神魅力與之承擔的社會責任、歷史使命有機結合。顯然，在諸多社會問題亟待解決的現代中國，文學毫無疑問地承擔了這樣的義務，并且也在事實上以這樣的塑造體現自己的歷史形象，日記的研究也是如此。考察這樣的書寫現象，我們理應自覺地秉持“大文學”視野，以此為標準衡量文學的價值。秉持“大文學史觀”，也就意味著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該把對“文學”的關注融入對社會歷史的總體發展格局之中，將文學的闡釋之旅融通于尋找歷史真相之旅，這里有現代中國政治理想的真相，經濟生態的真相，也有社會文化整體發展的深刻烙印，與歷史對話，將賦予文學以深度，與政治對話，將賦予文學以熱度，與經濟對話，將賦予文學以堅韌的現實生存品格。在這方面，“大文學史”觀也可以形成與“新史學”觀的互補對視與有機對話，前者在歷史關懷中突出新的廣闊的文學追求，后者在個人經驗的提煉中深度觀察社會歷史的細節，這都賦予日記文本極大的闡釋空間，最終推動學術方法的更新。

當然，無論秉持“大文學史觀”還是“新史學”觀念，我們最終的落腳點還是日記所記錄的細節，而這些記錄歸根到底還是書寫的語言作品。也就是說，所有文學與社會歷史的對話并不意味著我們要離棄寫作本身，直接討論宏大的中國歷史、政治與經濟。換句話說，對這些社會歷史現象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建立我們的政治學與經濟學，而是深化和完善關于中國近現代日記的“闡釋學”。

那么，這一研究的重點和難點何在呢？關于中國近現代日記的研究在若干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目前整體的文獻面貌還不清晰，我們首先需要展開全面的搜集整理，完成近現代日記譜系的勘察，這一工作從來還沒有人做過，我們必須重點完成，同時，相關的辨析、考訂和注釋也必不可少，工作量較大，至于在此基礎上展開“新史學”與“大文學”的闡釋，則是一項富有深度的考驗著我們學術眼光的課題。歸納起來，我們可以這樣簡略地表述：在日記文獻的搜集中，如何打撈那些尚未結集的散見于各種報紙雜志的日記是一個重點，同時加強對散失于民間的重要歷史人物日記的搜集；在日記文獻的整理中，如何結合已知的歷史事實加以考訂、辨析是一個重點，因為只有經過這樣的理性整理，我們才有機會留存下一些更具有歷史“真相”的文本，為未來的學術研究奠定基礎；在對日記文獻展開“新史學”與“大文學”的闡釋的過程中，如何發掘歷史進程中個人的精神與心理狀態是我們的重點，同時，初步總結作為“大文學”文本的日記的獨特的文體形態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在我看來，這一研究難點主要有三個方面：

首先，作為“日記”，其部分歷史文獻長期缺乏搜集整理，已經損毀湮滅，為進一步的研究帶來了困難。

其次，辨明日記寫作中的隱晦書寫對社會歷史、人際關系的復雜呈現具有相當的難度。因為，不同的語言表述完全可能有多重的歷史原因，如何去偽存真，發現有說服力的解釋，可能需要異常豐富的信息，這并非一件容易的工作。

再次，如何借助“新史學”與“大文學”新方法，實施對日記文獻的有效闡釋，依然需要認真摸索。雖然新的研究方法強調的是以歷史文獻為基礎，但是多年來“理論先行”已經成為我們學術思維的習慣，如何在具體的實踐中加以克服，還有許多的工作要做。需要我們運用“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在強調返回現代中國歷史現場的基礎上，盡量通過歷史材料的廣泛搜集和呈現，達到最廣泛地揭示歷史豐富性和復雜性的目的，排除“概念先行”“以論代史”的弊端。

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研究難題，不過，我相信，隨著研究的開展和完成，一系列學術突破是完全可以預見的——

“中國近現代日記”研究的相對完整文獻資料庫將得以建立。

新的文獻史料的發現和整理辨析，將極大地豐富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內容。

大量歷史人物與作家個人的生存經驗的細節得到展示和剖析，與之相關的其他文學作品也可能獲得新的解釋和研究，新的近現代文學創造的內在邏輯有可能被發現。

以“新史學”及“大文學”為代表，新的方法論的價值得以顯現。

新時期以來，外來文學批評方法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固有的封閉狀態，帶給我們一個全新的文學景觀，但是時至今日，我們也發現，大量西方術語和概念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們對自身問題的深入發現，而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主體性更是無法建立。本課題研究既然強調返回現代中國的歷史情境，努力梳理中國作家個體生存的經驗及私人化的語言表述，那么，就有可能嘗試一種突破，既從對外來批評研究方法的簡單移用轉為逐步探索我們自己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論表述形式。在研究中，我們首先將更多從個人生存經驗入手（而不是從成熟的“理論”入手）發掘原始文獻，在最大的程度上呈現中國現代文學現象自身的存在方式及自我的話語表達方式，這樣就有可能突破生搬硬套外來批評模式的研究習見模式，通過強調回到現代中國歷史情境，探索屬于中國歷史自己的解釋方法和敘述方法。

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基礎是近年來學界十分關注的對象，除了一般的目錄、版本、校勘等工作外，開辟文獻的新領域也是必不可少的，將“私人日記”納入文獻的考察對象，不僅將大大拓展我們的學術視野，更促進文學與史學的深入對話，從而帶來更為重要的方法論上的革新與革命，恐怕正是在私人日記的研究領域中，史學的研究與文學的研究可以構成真正的切實的對話，當然也有完全可以想見的碰撞，那就是對學術思維的難得的“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