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小編說：

12月10日至12日，由中國作協主辦、中國作協創研部承辦、海南省作協協辦的第四屆中國文學博鰲論壇在海南瓊海舉行。

為期3天的論壇，與會者圍繞“新人、新主題與現實題材創作”“從小說到影視：文學如何介入大眾視野”“歷史視野下的脫貧攻堅與新農村書寫”3個議題展開研討、對話和交流。

中國作家網在眾多發言中梳理焦點、精選重點、呈現觀點，三篇側記帶你一探會場究竟！

 

文學書寫中，我們真的發現并塑造“新人”了嗎？

馬媛慧

什么是新人？作家如何在作品中塑造新人？新人和現實生活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第四屆中國文學博鰲論壇第一組分組討論的學者圍繞這些問題，從文學史出發，依托文學作品，分享了各自的觀點和看法。

文學史中的新人形象一直是學界關注和熱議的話題，評論家張檸認為，文學創作中存在兩種新人：廣義的新人和狹義的新人。廣義的新人是作家充分發揮藝術想象力創作出的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的人物形象，如魯迅筆下的阿Q、托爾斯泰筆下的娜塔莎等，統稱為“典型人物”。張檸重點闡述的是狹義的新人，其源于典型人物而超出典型人物，最突出的特征是“預測性”，他們同樣是“根據歷史規律和虛像的發展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同時“與現實和時代之間有著重大的關聯，是歷史和現實的產物”。更重要的是，高覺慧、小二黑等新人形象高度結合了作家的審美理想和社會理想，作家對這些新人的塑造不再是“思想很新情感很舊”，而是賦予他們“預感和預測社會發展趨向”的屬性，從而使這類新人擁有超出典型人物的更高層次上的意義。

新人形象濃縮了時代的全部信息，新人塑造因此也成為當下文學創作的一大難題。北京師范大學張莉梳理了自“五四”以來的新人形象流變，特別指出三十年代的農民形象與四十年代解放區農民形象的差異。從魯迅筆下“受屈辱、受壓迫、需要啟蒙”的對象到孫犁、趙樹理筆下“有力量”的先行者的轉變，張莉以作家孫犁的創作實踐為例說明，轉變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理解農民，我們如何理解農民的生存。”當代文壇對于農民農村的書寫有兩種傾向，一是田園牧歌式想象和牧歌失落的鄉愁哀歌，另一種是寫農村的現實變化。今昔對比，張莉認為這兩種現實關涉的是作家對農民生活、農村生活的理解力，“農民的生存、農民的幸福，是不是和我們是同樣的生存、同樣的幸福？”她認為新人不僅要折射、呈現時代，還“永遠要高于他的時代”。同樣，“一位優秀的作家他必須是新的現實和新的時代的歷練者，因此一位作家不可能只對著現實寫作，他還要寫出預言性，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

“如何以新的世界視野和中國視野重新認識鄉村的現在和未來，也是大問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同樣憂慮當下鄉村題材寫作正面臨的困難處境。他將鄉村放入中國的整體環境中考察，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在整個中國的結構性關系中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變化既是歷史規模的，同時又是深入到非常具體的個人經驗中的、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中國農村不再是一個地理空間和農業空間，處于其中的農民同樣具有多重身份的交疊。他們的“身份意識”、“價值理念”、“情感構成”都是嶄新而變動不居的。面對復雜的社會變動，李敬澤反問到“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判斷、足夠的能力學習，或者說我們是否愿意去克服困難”完成“新主題和新時代的現實題材書寫？”他犀利地指出作家對鄉村變動中出現的新人缺乏辨認和理解，對新時代鄉村缺少整體性目光的審度，“除了抒情傳統，我們對現在的鄉村還知道什么呢？”毫無疑問，這正是鄉村現實題材創作亟需突破的障礙。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黃平從近年來興盛的科幻文學和“新東北作家群”的創作實踐成果中看到了新人形象創作的“破壁式”突破。以劉慈欣的《三體》為例，科幻文學“以人類的整體形象取代個人形象”，破除了當代文學寫作流于自戀、自憐的弊病，重建個體與自然、個體與世界的關系，恢復了被棄絕的宏大敘事，“使得當代文學從過于純粹的藝術維度中走出來，有能力直面現實世界的公共議題”。但科幻題材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對現實藝術真實的深入挖掘上不如“新東北作家群”寫作所具有的啟示意義深遠。“新東北作家群”以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人為代表，作品常以“子一代視角”講述“父一代”的當代處境和對傳統價值、尊嚴的體認。通過分析雙雪濤《大師》中的父親形象，黃平認為這群作家的小說“在重新理解父輩這批失敗者的同時，隱含著對于單向度的新自由主義現代性的批判”。他們的作品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東北地方性文學寫作，而是對歷史發展中斷裂的、遺失的、拋棄的文化價值的召喚和嫁接，是對“隱藏在地方性懷舊中的工人階級的鄉愁”的抒發和批判性深省。在此意義上，“‘新東北作家群’”的崛起，將不僅僅是‘東北文學’的變化，而是從東北開始的文學的變化。”

 

從小說到影視：文學如何介入大眾視野

虞婧

 

影視的藝術性可以離開文學土壤的滋養嗎？小說的文體又有何獨特性？文學和影視的聯合將創造出怎樣的新世界？寫作者在文學和影視的切換之間又該如何調整自身？博鰲論壇第二組分組會議的學者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和交流。

影視研究學者曲春景談到，當代中國文學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和大批人才，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影視作品提高質量的一個依托，影視創作期待文學對影視深度有效的介入。同時，文學的影視改編也需要一定的影視創作技巧，文學和影視的聯手探索，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認識途徑和打開方式。

“在人類的精神版圖上開疆拓土的，我認為，小說是最敏感、最犀利、最靈活的，它有開闊的視野，也有最強悍的碰撞的力量。”在作家須一瓜看來，小說一直有著自己的追求，這是小說的高貴和尊嚴。而電影更具有物質性的光華，“小說是素的，電影是葷的”。小說致力于扒下人物精神的外衣，電影很容易地褪下人物肉體的內衣。好電影就像一座一座的強磁場，它帶來龍卷風一樣的吸引力，也給小說注入了新的閱讀生機。電影和小說交叉的時候，也許并不一定要爭執哪一方的勝利，而是彼此都要有妥協和犧牲，尋找抵達人心的通道，共同促進大眾視野的聚焦，呈現一片陽光燦爛的天地。

海飛既是小說家，也是編劇。他認為自己在小說創作中還是一名在謀求成長的學生，在劇本創作中也僅是摸索前行。在他看來，當下的文學與影視之間的現狀，就如河流一般，需要迎著時代順勢而為。網絡小說、傳統文學和影視劇本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文體，影視和小說要想相互成就，小說家可能需要更多地了解文化產品的形態。“我們可以不對文學作品做過多的商業化，但至少我們可以對小說進行推廣和一些利益上的自我保護。”

科幻近期熱度再漲，向影視進軍的腳步力度不減。陳楸帆認為，科幻作為一個蓬勃的文化產業，是全球娛樂業版圖上的一顆耀眼明珠。好萊塢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經歷了近百年全產業鏈的漫長生長和探索。而其中，文學就是一個根基，作者作為創作的源泉，并不是缺席的位置，而是一直深入地在跟各領域的從業者互動。這對當下中國科幻文學走向大眾是一個重要的啟示。此外，中國的寫作者更需要腳踏實地地提升科幻文學創作水平，夯實塔基，擴大作者隊伍，開拓題材與風格的多樣性，尋找與中國情感、中國文化、中國精神相連接的中國科幻故事，這就需要在提升作品的科學維度、創新作品的美學維度、深挖作品的人文維度三個方面多做努力。

電影界是需要文學的，文學和影視之間的轉換，同時也是思維的轉換，文化的轉換，話語方式的轉換。正如評論家劉瓊所說，影視受到資本的影響，但文學有自身的瑰麗性，有自己獨立的姿態。關于敘述這個世界的意義，小說也好，電影也好，都是一種敘述方式，溫柔地講述，大聲地講述，都可以。如何講述才能被聽見，這才是最重要的。

 

面對鄉村，文學需要怎樣發聲？

魏英婕

 

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勝之年。作家肩負著書寫時代的重任，博鰲論壇上，第三組就“歷史視野下的脫貧攻堅與新農村書寫”展開討論。

中國電力作協副主席任林舉是東北人，在談到如何書寫脫貧問題時，他說，“跳出個人經驗，跳出這個時代，觀照歷史，觀照整個人類。”幾千年來，農村、農民一直是國家建設的重要支撐，投入脫貧攻堅戰，就是對農村、農民的一種反哺，從這個角度上考慮，扶貧的意義就更加重大了。“扶貧不僅僅關于物質層面，更大意義是精神上的。”在任林舉看來，在扶貧的過程中克服人性弱點，改變貧困人口邏輯，堅定脫貧的信心和信念，才能真正走出貧困。

對于這一現象，作家陳毅達也頗有感觸。福建作為新時期創新農村工作機制的始發地受到關注，很多鄉村完成了城鎮化，政府各部門下大力氣推動扶貧工作，但部分農民會出現因地因災返貧。這些變化需要作家重新認識、重新思考。

那么，如何重新認識、重新理解當下的鄉村現實？同濟大學教授王鴻生認為，一是要讀懂鄉村文明，深入到農村內部，觀察農民當下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二是開拓城鎮化的多種可能，走出一條特色的現代化道路。那么，走現代化道路就一定要夷平貧困地區的傳統文化、風俗、禮儀嗎？王鴻生對此持有更謹慎的態度。他認為，寫作者必須要理解自己與書寫對象的關系，進一步反思人類真正的需要，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智能化、現代化。

面對當下農村題材的書寫困境，很多作家都說到要尋找一種新的書寫方式。“我的寫作是一種陌生化寫作。”作家徐劍一直從事報告文學的創作，“始終以‘第三只眼’觀察中國的農村、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社會”，這給他帶來許多思考。徐劍在用“第三只眼”觀察時，更多的關注社會制度如何觀照歷史和道德，如何觀照老人和小孩，同時他還關注“如何細致定位”的問題。在徐劍看來，“一定要從牧歌式的文人的角度中走出來，題寫新人，題寫新時代，這種未必是頌歌，但一定是新歌。”

討論會上，海南大學副教授李音談起自己的教學經驗，“像《創業史》這樣的作品，在我們的大學課堂中散發出奇妙的光芒”。《創業史》用賬單的形式展現了這代人沒有經歷過的生活，“為了節省兩毛錢買稻種寧愿苦自己”的時代。它為學生呈現了更廣闊的天地，讓他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而在我們當下的寫作中，鄉村經常作為批判都市生活的參照。李音反思，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對新時代農村生活的無知，二是固化表達限制了我們對鄉村的期望。面對今日中國的巨變，尋找一種新的書寫方式，將成為作家的挑戰和使命。

《創業史》的成功，不僅在于其表現了革命現實，更在于其站在一定高度厘清農民生存邏輯。“今天的作家能不能解出這樣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背后的歷史意義，是非常有價值的問題。”論家叢治辰認為，如果關注到這個層面，扶貧工作就不僅僅是鄉村的事情。叢治辰還提到，教育、醫藥等百姓關心的當下社會問題，都需要作家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