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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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者沒有從倉庫里取二向箔的權限，要向長老申請。

“我需要一塊二向箔，清理用。”歌者對長老說。

“給。”長老立刻給了歌者一塊。1

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III·死神永生》里，太陽系的二維化坍縮就緣起于這次漫不經心的日常對話。文明層次遠高于人類社會的外星智慧，用“二向箔”隨手抹去了整個太陽系，幾乎將人類徹底滅絕。相比于《三體》前兩部中呈現出的“面壁計劃”“黑暗森林”“思想鋼印”等構思，歌者與長老對話的關鍵情節顯得過于平淡，但對于包括《三體》三部曲在內的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來說，它卻是個意味深長的癥候。

歌者與長老的對話，涉及科幻敘述如何把握社會形態想象與科技能力想象之間的關系問題。歌者向長老申請了遠超人類和三體人科技水平的武器“二向箔”，它以宇宙客觀規律為攻擊手段，將太陽系壓縮成沒有厚度的平面，充分展示了“二向箔”想象的恢宏氣勢。小說在對“二向箔”的原理、能力和效果做出詳細交代的同時，卻極為簡略地帶過了對話人之間的身份狀態。讀者能知道的，僅是歌者地位的低下和他對長老的無條件服從，這是觀測他們的社會形態時所能確定的信息。通常認為，長老指年長的人或宗教團體中有較高地位的人，《三體》第一部中就將佛門高僧稱為“長老”，寶樹的《關于地球的那些往事》里，比地球文明高出幾個層級的“中央世界”的統治群體也叫“長老會”。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語境中，“長老統治”意味著鄉土社會中“爸爸式”的教化性權力，它“既非民主又異于不民主的專制”，與傳統和經驗關系密切，是“被社會不成問題地加以接受的規范”2。長老在小說中的出場，總是攜帶著不言而喻的權力優勢。當然，小說中“歌者文明”的長老更為強勢，他能進入下級的思想中任意翻找，并壓迫下級自動刪除某種思想。結合其他情節所攜帶的信息，讀者大致能從這些描述和長老攜帶的身份信息中勾勒出“歌者文明”的社會形態輪廓：科技超常發達，成員間等級森嚴，權力不來自選舉，有權者能進入下級的思想并任意改變其狀態，存在的基本活動形態為剿滅其他智慧生命。

強烈的錯位感，在以宇宙規律作為武器原理的“二向箔”與專制色彩濃厚的“長老”式社會形態之間出現了。若把“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放回人類歷史經驗的河床上，就可以還原出一幅部落長老命令奴隸發射巡航導彈式的圖景。當然，這幅圖景及其所包含的社會形態與科技水平的邏輯關系，從未轉變為人類歷史的真實存在。

“歌者文明”的社會形態絕非孤證。或許是想象的特權能給予某些寬容，當代科幻小說對“長老的二向箔”式的社會形態想象總是津津樂道。《三體》里同樣遠超人類文明的“三體文明”，也遵循了這種高等科技與專制社會的配置想象。三體社會的反叛者1379號監聽員，曾對他們的元首如此坦白：“我們的生活和精神中除了為生存而戰就沒有其他東西了……當然沒有錯，生存是其他一切的前提，但，元首，請看看我們的生活：一切都是為了文明的生存。為了整個文明的生存，對個體的尊重幾乎不存在，個人不能工作就得死；三體社會處于極端的專制之中，法律只有兩檔：有罪和無罪，有罪處死，無罪釋放。我最無法忍受的是精神生活的單一和枯竭，一切可能導致脆弱的精神都是邪惡的。我們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沒有對美的追求和享受，甚至連愛情也不能傾訴……元首，這樣的生活有意義嗎？”3 1379號監聽員的控訴為“長老的二向箔”式的社會形態想象補充了許多細節，也使這種想象對社會形態和科技水平之間關系的理解得以更清晰地表達。“三體文明”與“歌者文明”之間，雖然科技水平有一定差距，但社會形態卻大同小異。因保障自身的絕對生存需求而無限地發展以軍力為核心的科技，同時又將這種高科技發展種植在專制色彩濃厚的社會形態土壤里，“三體文明”和“歌者文明”實屬同一種想象邏輯的產物。

認同“長老的二向箔”式社會形態想象的，顯然不止劉慈欣的“三體”系列小說，王晉康的《與吾同在》也是表現標準意義上“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的作品。小說里，地球人眼中的“上帝”就是一位掌握了高科技的恩戈星人，可是“上帝”所屬的社會文明，基本上就是人類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融混拼貼。“恩戈星文明”以王室為統治集團，以星際間的征服為主要生存方式，軍事狀態已經日常化。在“恩戈星文明”看來，議會制民主僅限于特定時期可用，是過于奢侈的裝飾。為與軍事征服行動相匹配，“恩戈星文明”實行軍妓制度，太空戰艦上配備一定比例的軍妓，王妃隨軍時也不能例外，而得到周全照顧的恩戈星官兵，則必須將家人留在后方作為人質4。恩戈星的科技能輕而易舉地降低人類智能并將人類作為家畜馴養，但它的社會形態卻因獨裁、設軍妓、扣人質而散發出濃郁的專制甚至是法西斯氣質。恩戈星的高科技文明就孕育于這種社會形態，并長時間維持其科技的高水平狀態。生存危機的無限擴大、以摧毀其他文明為生存常態、對人類科技擁有壓倒性優勢、以獨裁專制為社會形態的底色，《三體》和《與吾同在》在外星文明的社會形態想象上有太多的相似之處。

王晉康的另一部科幻小說《2127年的母系社會》，似乎有意讓早已消逝的母系社會在未來人類社會中復活。實際上，這部小說意在某種性別政治的戲謔，而非嚴肅探討社會形態與科技水平之間的關系。讓母系社會與高科技文明相配套的，是龍智慧的《后土記》。小說里，用光幕降智打擊的方式滅絕人類的外星文明“MACU”，就極有可能是母系社會：“以‘母’為神或宗教領袖”，“該文明或許雌雄同體”，“可能具有強大的學習能力”，“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或許不強”5。對“MACU”社會形態的描繪因其猜想性質而顯得模糊，但不妨礙作者將母系社會與高科技水平強行縫合，并將有沖突之嫌的細節裸露在外。

“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的普及程度可能超出一般讀者的想象，劉慈欣曾說：“大部分科幻小說中所表現的未來社會，其社會形態并沒有隨著技術的發展而進步，相反卻退回到現代社會之前的落后的形態中。”6 這足以引發追問：以專制為底色的文明可能自主發展出使用“二向箔”這樣的高科技手段嗎？將宇宙規律作為武器使用的文明，是否可能以專制色彩出現？應該怎樣想象未來科技與社會形態的關系？總之，低層級的社會形態能否孕育、發展、維持高層次的科技水平？社會形態及其發展出的科技文明之間，關聯的彈性是否有一定的限度？“長老的二向箔”只是科幻社會形態想象的一種，考慮到郝景芳的《流浪蒼穹》、何夕的《異域》、龍一的《地球省》、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釗的《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寶樹的《黑暗的終結》《關于地球的那些往事》以及韓松的《地鐵》《高鐵》和《火星照耀美國》等文本對社會形態的多種描繪，更應該考慮“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所引發的當代科幻小說社會形態想象的整體性問題：當代科幻敘述還展示了哪些社會形態想象圖景？這些想象圖景的認知機制面臨著怎樣的知識挑戰？當代科幻文學的社會形態想象是否已經陷入隱形的終結？這一想象的未來空間和生機又在何處？應當怎樣想象未來的社會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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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當代科幻文學社會形態想象的一系列追問，已經隱含著對某些前提的默認。這些前提的核心是：無論當代科幻小說展示出怎樣的想象，它都無法逃離人類經驗或隱或現的制約。詹姆遜將這種制約描述為時代的意識形態，科幻小說中的烏托邦欲望也就被揭示為對被制度和習俗所壓抑的美好愿景的重溫。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都是思想史。如果將克羅齊和科林伍德的論斷移入科幻文學研究，那么所有的科幻敘述同樣都是當代史，都是思想史，“所有的未知之地都既是經驗又是想象”7。包含著當下的歷史仍然是決定性的：“最典型的科幻小說并沒有真正地試圖設想我們自己的社會體系的‘真實的’未來。相反，它的多種模擬的未來起到了一種極為不同的作用，即將我們自己的當下變成某種即將到來的東西的決定性的過去。”8 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總是依托于人性的認知與人類的社會歷史經驗。“只有被納入到思維內的事物才是可思維的，你不可能思維那些與思維不相關的事物。”9 無論科幻想象的對象是否已然超出人類的理性認知能力，如果必須敘述，就只能轉入人類經驗的表達渠道，也就是說，只能敘述可被敘述之物。科幻小說對社會形態的想象史同樣證實了這一點。

讀者能從晚清以來的中國科幻小說中看到怎樣的社會形態想象呢？梁啟超于1902年發表的《新中國未來記》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科幻小說，作者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傾注到這部未竟之作中，希望通過改良實現中國的共和制。至于這種政體具有怎樣的社會形態表現，僅有五回的小說已經無意細筆勾勒。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碧荷館主人1908年出版的《新紀元》里。這部小說開篇就宣稱：“原來這時中國久已改用立憲政體，有中央議院，有地方議會，還有政黨及人民私立會社甚多。”10 小說剩下的筆墨幾乎都花在了中國與西方列強的爭戰中，如《封神演義》中的斗法一般不斷請出許多冠以科學發明之名的奇怪武器。這批新式武器誕生于怎樣的社會形態、如何誕生于此種社會形態等問題，沒有進入作者的考慮范圍。老舍的《貓城記》依然延續了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對國家獨立和民族富強的渴望，小說以反諷的方式表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種種病態，“貓城”“迷葉”“外國人至上”“大家夫斯基”等語匯的指向十分清晰。“貓人已無政治經濟可言，可還是免不了紛爭搗亂……有學校而沒教育，有政客而沒政治，有人而沒人格，有臉而沒羞恥。”11 這就是“貓城”的社會形態速寫。有研究認為，從晚清科幻小說萌芽起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以科普為宗旨的科普型科幻是主流12。1949年之后，科幻小說的科普性質依然鮮明，“這種科學文藝的內容、題材都非常狹窄，即被限定在對少年兒童進行科學知識普及的脈絡里”13。不同的是，這一時期的科幻小說中，關于國家未來的想象比晚清民國時明亮了許多。在鄭文光的《飛向人馬座》《鯊魚偵察兵》、童恩正的《珊瑚島上的死光》等小說里，國家情懷和革命斗爭意識還聯系緊密，可在葉永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三部曲中，科技主導下的便捷舒適就成為未來生活的底色。“未來市”里的人壽命較長、有小偷但不多、秉持勞動創造價值的觀念，知識化、城市化乃至趣味化的生活場景替代了社會形態的描摹，嶄新的國家面貌隱約就在眼前。

與國家命運前景緊密相關的想象貫穿于新世紀之前的中國科幻小說中，當然這種梳理也可以有另外的線索。考慮到科幻小說在構建理想社會形態與烏托邦小說的相似性，許多科幻小說往往被視為烏托邦敘述的成員。蘇恩文就認為：“科幻小說一方面比烏托邦更加寬泛，另一面又至少是間接地從烏托邦衍生而來。它即便不是烏托邦的親生女兒，也是烏托邦的一個侄女——侄女通常羞于談論其家世血統，但卻無法回避其家族遺傳之命運。”14 因此，一些研究也將科幻小說納入烏托邦及其演變的討論范疇15。無論是以國家想象還是以烏托邦想象來梳理新世紀之前的中國科幻小說，社會形態在小說文本中扮演的角色，似乎總像高空的氣流之于翱翔的飛禽一般重要卻又隱形。更多的時候，社會形態影影綽綽地潛伏在科幻小說想象的字里行間，似乎理所當然地默默配合著想象開展的需求。可是，這并不意味著怎樣擺弄它都是合適的。

科幻小說的創作者們對社會形態的隨意安置，或許有著自己的理由。劉慈欣就認為，技術和社會形態之間的彈性關系足夠強大。“先進的現代技術與落后的社會形態并非水火不相容，它們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現在那些仍處于封建體制下的中東石油帝國就是證明。”16 人類文明外部或內部的災變都可能導致高科技和落后社會形態的并存，如進入太空環境和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當然，內、外因的共同作用更能提升這種情形發生的概率。劉慈欣對科技水平和社會形態關系的理解，再次呼應了他在《三體》中對“三體文明”和“歌者文明”的描述。不過，劉慈欣的支持是否足以支撐“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賦予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以無羈的自由，仍然需要進一步思考。“在20世紀，科幻小說已經邁進了人類學和宇宙哲學思想領域，成為一種診斷、一種警告、一種對理解和行動的召喚，以及——最重要的是——一種對可能出現的替換事物的描繪。”17 科技想象與社會形態想象的關系，還必須經歷人文知識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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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的水平和社會形態之間，多數情況下并未呈現直接而清晰可見的關系，毋寧說，兩者之間的關系牢固而復雜。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研究認為，“一定的生產關系是構成一定社會形態的骨骼”，“社會形態除骨骼外，還包括使骨骼有血有肉的上層建筑以及其他一切社會現象”，這“其他一切社會現象”中就包括自然科學在內18。雖然機器大工業創造的體系“使得科學在直接生產應用上的本身就成為科學具有決定性和推動作用的著眼點”19，可從科學技術發展的動態過程來看，社會形態的作用力極為巨大。“技術從來不是獨立和自主的存在。從技術研發到應用，是一個政治的過程，即社會權力參與其中為實現自身的意圖展開斗爭的過程”；“技術既非現代化社會問題的‘替罪羊’，亦非解決問題的‘萬靈藥’。真正原因是應用技術背后具體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在任何時空中，組成科學的要素必定反映了那時那刻特定社會文化中的世界觀和政治結構”20。問題的關鍵是，科幻小說中科技發展水平和社會形態之間既然有必然的關聯，那么這種關聯是否也有特定的限度？

到了必須以《三體》為例回應“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合法性的時候：《三體》既是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經典之作，也標示著當代科幻小說想象社會形態的水準。“宇宙社會學”等構想占據了《三體》思想體系的核心地位，“長老的二向箔”既能概括《三體》的社會形態想象，也能代表《與吾同在》《后土記》等一批同樣描繪未來社會形態的小說的想象方式。如果能診察“長老的二向箔”癥候，那么相關思考對其他科幻作品中的社會形態想象也同樣適用。

“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實際上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獨裁專制色彩極為濃厚、約處于人類奴隸制社會形態中的“歌者文明”是否可能出現？人類的歷史經驗表明，雖然“處在同一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地區的國家和民族，社會制度可以迥然不同，而同一社會形態也可以經歷不同發展水平的生產力”21，但這并不能推導出人類歷史上的奴隸能使用核武器的結論，社會形態歸結到底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包括科技水平在內的生產力與社會形態之間的關聯并非隨意匹配。現代科學技術的大規模、可持續發展，需要相對寬松的社會條件所提供的自由思考、交流便利與經濟回報。這不是連藝術、文學和愛都已經絕跡，對內動不動就要大規模連坐屠殺、對外將所有他者文明視為寇仇的“歌者文明”和“三體文明”所能具備的。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經驗，已經無聲而堅定地駁斥了關于“歌者文明”和“三體文明”的科幻想象。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開放、交流、包容是公認的優選。

或許部分讀者還記得，劉慈欣曾以“中東石油帝國”的現實例子支持“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然而，“中東石油帝國”能說明一般意義上科技水平與社會形態之間的彈性關系，但它支撐不了極端性的“長老的二向箔”。“中東石油帝國”的軍事科技水平，絕不像“二向箔”和“水滴”那樣具備壓倒性的技術優勢，也不能像“三體文明”和“歌者文明”那樣持續地向外武力擴張。相反，中東石油帝國的例子恰好在暗示著“長老的二向箔”的虛幻。“中東石油帝國”無法自主掌握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軍事技術，而“三體文明”和“歌者文明”所擁有的高水平軍事科技，卻是依靠自身研發的結果——根據《三體》以“黑暗森林”為核心的宇宙社會學，外來的侵略者不會同時留下先進的科技水平和被征服者的性命。《三體》中，“三體文明”征服地球卻毫無保留地將先進科學知識傳授給地球的行為，就是一個深謀遠慮的幌子。因此，“三體文明”和“歌者文明”是怎么實現高科技文明所需要的科技積累和突破的，在小說中有意無意地消失了。“中東石油帝國”的社會形態難以孕育出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軍事科技，而可能研發出高精尖武器并同時進行大規模擴張的社會又無法維持至少數百年以上的獨裁專制，那么，極端性的“二向箔”只能停留在想象的幻境之中，而無法從長老的手中擲出。同樣是在必須兼具技術文明的長期積累和自主研發的前提下，劉慈欣所說的由災變而導致的高科技和落后社會形態的匹配，也絕非一種文明的常態。無論如何，社會形態總是與一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匹配，奴隸制或法西斯體制從來沒有孕育出穩定而長久的高科技文明形態，這或許是科幻小說區別于奇幻小說的社會學鐵律之一。

“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甚至在《三體》的敘事中也無法自洽。令人好奇的是，在殘暴嚴苛的專制統治下，1379號監聽員關于“美”和“愛”的種種向往是如何產生的？如果“美”和“愛”是三體人的本性，那“三體文明”如何能長時間壓抑這種本性并在壓抑之中發展高科技？考慮到一個在三體社會中幾乎處于最底層的1379號監聽員，就引發元首以“連坐”的方式處死包括負責監聽系統的執政官在內的六千人，“三體文明”漫長的法西斯式統治是如何得以維持的？更不要忘記，科學執政官曾告訴元首，“三體世界中像1379號監聽員這樣的人其實是很多的”22。在“三體”的第二部《黑暗森林》中，羅輯承認“人性的解放必然帶來科學和技術的進步”23，動搖了“三體文明”的發展邏輯。到第三部《死神永生》，三體世界又突然以改變極權體制的方式，實現技術爆炸。“為了應對亂紀元的災難而產生的極權體制對科學的阻礙，思想自由得到鼓勵，個體的價值得到尊重”，從而引發“類似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蒙運動，進而產生科技的飛躍”，“但其具體的過程卻不得而知”24。自由體制與計劃體制對科技發展的影響，是科技思想史上的大命題，深入討論會涉及諸多變量，至少要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特定社會形態甚至是民族文化等因素。它會像一個旋渦，將許多可能并不直接相關的問題最終卷入，但如果僅是在與奴隸制和法西斯式社會形態相比較的意義上理解自由的概念，思想自由的確是科技發展的增量。然而，《三體》對科技發展的社會形態依托，又始終在自由與專制之間搖擺不定。“三體文明”在與地球文明接觸前，始終以極權體制應對其客觀環境，擁有了遠超于人類文明的科學技術。遭遇地球文明之后，“三體文明”迅速向現代民主社會形態轉軌，盡管這種轉型“具體的過程卻不得而知”，但敘述似乎有意放棄了落后社會形態與高級科技水平的配置。然而，“歌者文明”的出場又迅速翻轉了這一切，“二向箔”在此是終結文明的高級武器，也是想象邏輯混亂的癥狀。或許，從曲率驅動、宏原子核聚變、概率云、弦論、量子力學，到思想鋼印、猜疑鏈、黑暗森林和宇宙社會學，《三體》的科技想象已經足夠繽紛多彩，對社會形態想象合理性的照顧不周也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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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的二向箔”式的社會想象雖然典型，但不可能覆蓋所有新世紀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社會想象。郝景芳的《流浪蒼穹》、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釗的《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以及韓松的《地鐵》，都有自己的社會形態想象的側重點。

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已經深深嵌入當今生活的現代科技，其未來發展在《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對社會形態的想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江波的《洪荒世界》虛構了一個由量子計算機自動執行民意的社會形態，民主制度具體實行中可能遭遇的一切疑難被盡數交給量子計算機，不再考慮民主不僅僅是票數的問題。宋釗的《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對數字虛擬技術更加倚重，世界交由算法統治，世界就是算法本身，所有的社會形態和人際關系都是算法運行的不同結果——算法就是社會形態。與《三體》《與吾同在》相比，《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對社會形態的想象與描述更為簡略，科技甚至完全主導了社會形態的結構。科技活動對社會形態的影響越來越大，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就科技活動與社會形態中至關重要的經濟因素的關系而言，18世紀的工業革命是個分水嶺。此前的科學活動基本上是跟隨而不是引領經濟活動，而工業革命之后，隨著機器大工業需求的不斷增加和發展，19世紀下半葉后的科學技術終于由配角晉升為主角，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主動因和第一生產力25。時至今日，還有什么比科技更能改變現實？尤瓦爾·赫拉利認為，依靠可稱為“奇跡中的奇跡”的網絡技術等工具，能與諸神相媲美的超人類很快就將誕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大數據或基因遺傳學等科學技術的不斷突破甚至拆除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剎車裝置，“我們正以如此高速沖向未知……沒有人能夠阻止”26。憂慮和猶疑自然滋生：應該徹底擁抱這科技驅動下高速發展的未來社會，還是要調整這種發展的趨勢？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回答隱含了科幻想象立場的不同。基于社會形態發展的視角，達拉斯·斯邁思認為，“‘技術’被當作資本主義一切弊病的藥方……只有在抱持不同世界觀的社會主義中，技術才能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建設性的價值”27。《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里的喟嘆是：“自由解放的時代來臨了……人類被困在自由的陷阱里無法自拔。這就是我們的現狀。”28 虛擬計算技術隱藏在社會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之中，從室內的布置到街區的分類，算法成為這部小說社會形態的深層結構和內在主宰。這樣沉默而又無處不在的技術控制令人恐懼，社會形態的運行和表現全部被替代接管，這似乎正是那個未來社會的“完美缺陷”。

在郝景芳的《流浪蒼穹》中，未來社會形態的缺陷被分置于地球和火星之上——這暗示著某種價值選擇的猶疑。大體而言，火星的人類社會是周密計劃與部署的產物，地球的社會形態則顯得寬松而雜亂。用小說里的計算機技術的比喻來說，“火星和地球的差異就是中央服務器與個人電腦，是數據庫與網絡”之間的差異。小說將火星的人類社會設定為一個全封閉的玻璃城市，“土地公有，高度智能控制，沒有地產買賣，沒有走私，沒有期貨，沒有私人銀行”，按年齡發放固定收入，所有勞動成果都免費相互分享。在地球人類社會的眼里，火星社會是“邪惡軍人和瘋狂科學家控制的孤島”，“全面高壓政治和機器操縱人類的典范”，“偉大的自由商品經濟的對立面”，“將地球上未曾實現的暴力烏托邦發揮到極致”。然而，火星社會形態的高度計劃性又與內部的思想自由不相矛盾，它意圖建立的“運行于數據庫之上的城市”力圖“保護所有人思想的自由”，“徹底將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分開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29。不過，看似決然對立的火星社會與地球社會，卻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創建火星社會，就是為了拋棄地球舊有的社會形態，但這種舍棄始終不徹底。火星總督默許對火星社會形態的某些批評但在行為上卻必須恪守職責，兩個星球上的少男少女在成功互換生存環境之后，卻又始終惦記著原先的社會形態。對抗與認可交織，疏離與接近同步，兩個星球間的社會形態對峙與少男少女的情感相互映襯。《流浪蒼穹》留給讀者的啟示是，與其在地球和火星兩種社會形態中擇一而從，不如思考如何融合兩者優長而形成新的社會形態，或至少應該避免出現兩者負面因素的對接。

這種最壞的可能似乎出現在韓松的筆下。自由總是被濫用而充滿癲狂的氣息，計劃總是殘缺且陰暗詭譎，韓松在地鐵或高鐵中建構出的社會形態，有著獨特的詭異氣氛。一列地鐵在運行中不再停車、不斷膨脹、不斷變異：“毫無疑問，列車此刻正在發生某種新的變化。或者，不是列車的變化，而是車廂中的人類社會在變化，也是整個物質世界和環境在加速變化。但誰也不知道這里面的究竟。”30無法阻止的惡行和丑態在各個車廂上演，“還有的車廂里，誕生了新型的社會組織結構”31，奔馳許多光年之后，終于下車的已經不是人類，而是蟻、蟲、魚、樹、草。然而，小說敘述坦承，這一切可能也只是幻覺。韓松刻意營造這種似是而非以刺激閱讀過程中的不適感，目的或許是顯影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身心壓迫，在現代科技高速沖向未知之時，對人類文明走向和未來社會形態保留某種必要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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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會發現眾多想象之間的差異，也必然感受到對社會形態進行科幻想象的難度和限度。

社會形態想象相對于科技想象，其難度要高出不止一個層級。具體的科技想象要以詳細的自然科學知識為基礎，但在文學敘述的領域內，科技想象只是為了滿足特定敘述目標的功能性需求。小說中的超級武器、光速旅行、空間折疊，其背后都必然有某種功能性想象在發揮作用。“二向箔”的原理再復雜，它還只是意味著無法抗拒的終極毀滅，而社會形態想象則復雜得多。“馬克思認為社會形態不是由哪一種或幾種要素構成，而是由多種要素構成……構成社會形態各個不同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每一種要素都不能脫離社會形態而單獨存在。每一個社會形態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都是如此。因此，對于社會形態的結構，必須全面系統整體予以把握。”32 成功的社會形態想象意味著對整體結構、內在元素及其關系的恰當理解和處置，若在此之上還要進行想象的科幻創新，其難度無疑遠超具體的、功能性的科技想象。

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想象社會形態的難度大致有兩種表現。一是如“長老的二向箔”式想象，雖大體較為詳細地呈現了未來社會形態的面目，但如前所述，這種未來社會形態難以承受細致的追問。另外，《三體》所提出的“宇宙社會學”等囊括而不止于社會形態想象的概念，同樣無法避免來自不同方面的質疑。有學者指出，“《三體》的三觀，機械自然觀、樸素實在論的科學觀、單向的社會進化觀，都是陳腐的、沒落的，有害的”33；“威權主義賴以存在的理論構成了小說的核心推動力，而這個理論又完全無法實現在文本內部的自洽”34。也有學者在價值中立的立場上認為《三體》體現了法西斯世界觀，其小說的想象方式存在嚴重問題 35。《三體》想象未來社會形態時所出現的種種癥候，其意義絕非僅指向小說自身。

想象社會形態的難度，還直接表現在敘述社會形態想象的篇幅上——較為詳細地呈現對于未來社會形態的想象本身就已非易事。許多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需要批評者的概括和提煉，差別只在于提煉的程度不同。如《三體》《與吾同在》所含有的社會形態信息量，就比《黑暗的終結》《洪荒世界》和《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要豐富很多。大多數科幻小說就算有直接涉及社會形態的想象話語，也常常語焉不詳。《后土記》里的“技術史觀研究小組”認為，在技術爆發式發展的未來，“人類無論是在生理層面還是倫理層面上都將成為一個全新物種，實現完整全面的三性一體。屆時，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基于動物性的社會功能都將分崩離析，而被全新的社會形態所取代”36，但小說并沒有進一步描繪這種“全新的社會形態”。《異域》中，西麥農場的時間進度是正常世界的四萬倍，農場中“妖獸”的智能已經進化到與人類相當的地步，并形成了與人類社會沒有質的差距的社會系統，可“妖獸”所置身的社會形態并沒有清晰的呈現。如果把檢視范圍放寬一些，讀者也會在《小靈通再游未來》結尾的“歷史的畫廊”中，看到機器人為人類服務的時代開始之后，畫廊呈現的是一片空白。有評論由此指出，《小靈通漫游未來》“以某種看似‘超越’的方式實際上完成的卻只是對問題的暫時‘擱置’。它只負責提供萬花筒般的‘未來’拼圖，卻無力結構出一個具有總體性的全新的未來”37。所謂的“總體性的全新的未來”，也指向社會形態想象所要求的整體性。

科幻小說想象社會形態的難處，最終都指向想象的無力與終結。類似于宗教總是人間苦難的鏡像和安慰，科幻想象中的社會形態也無法擺脫既有的人類經驗和理念的隱性掌控。《與吾同在》里的新世界大致是弱化邊界，平均人口密度，收取統一的天稅，建立統一的天軍、貨幣、語言以及偶像38；《黑暗的終結》里的未來世界不過是“全銀河的八百萬個種族達成了一致，建立了聯邦政府，甚至我們的形體也經過改造后，變得彼此一致了”39。包括今天在內的所有歷史，已經成為決定未來的過去。詹姆遜指出：“我們現在必須回到科幻小說和未來歷史的關系上，并將對這種體裁的陳舊描述顛倒過來：關于它的正確描述實際上應該是，作為一種敘事的方式和知識的形式，它并不能使未來具有生命力，哪怕是在想象中。相反，它最深層的功能是一再地證明和渲染，盡管我們具有表面上看起來很充分的表現，但實際上對于想象和象征化地描述未來我們還是無能為力。因為這些似乎很充分的表現形式經過仔細的審查之后，被發現在結構上和本質上都是極為虛弱的，是一種在我們的時代中馬爾庫塞稱之為烏托邦想象的枯萎，是對他性和極端的差異性的想象的枯萎；同時，這種體裁的深層功能還包括敗中求勝，作為一種不知情甚至是不情愿的中介載體，它指向一種未知的東西，并發現自己無可救藥地陷入過于熟悉的東西的泥潭，從而出人意料地變成了對于我們自己的絕對極限的思考。”40 在詹姆遜的論述中，飽含著對科幻想象無力開拓出他性和差異性的不甘，潛伏著對跳出泥潭、沖破極限的渴望。《未來考古學》“反復強調烏托邦之重要不在于它可以正面想象和建議的東西，而在于它無法想象和難以想象的東西。我認為，烏托邦不是一種表征，而是一種作用，旨在揭示我們對未來想象的局限。超越這種局限，我們似乎再不能想象我們自己的社會和世界的變化。那么這是想象的無能，還是對變化的可能性的根本懷疑——不論我們對理想的變化的想象多么誘人”41。無論如何體恤科幻小說想象未來社會形態的難度，都必須意識到這種想象的風險：如果科幻小說的想象不能提供更多合理的未來社會形態的可能，那么想象的終結就已經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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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終結意味著科幻小說沒有能力從現今的政治、經濟體系中推演出未來的圖景，所有的想象都是歷史中社會形態的改裝。然而，我們面對的現實是歷史并未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科幻小說如何才能走出想象的困境呢？

啟示近在咫尺。《共產黨宣言》開篇即宣告：“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42 在現實的歷史進程中，“共產主義的幽靈”始終未曾遠離；在科幻小說的世界里，馬克思主義的“幽靈”無處不在。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對社會形態的想象以及對這種想象的鑒賞、理解、批評，都期待著馬克思主義的介入。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及發展規律，是人們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認識工具和思想武器。海爾布隆納感嘆，“我們求助于馬克思”，“是因為我們無法回避他”，“對于那些想要探索社會發展歷程的內在動力的人來說，馬克思是權威性的人物，因為他首創了批判性研究方法”43。迄今為止，馬克思所闡明的社會發展規律依然有效。對熱衷討論未來人類社會發展前景的科幻小說而言，離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形態想象可能無所適從；要科學地呈現未來的社會形態，就無法忽視馬克思主義理論。想象的錯位、無力與終結等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中社會形態想象所出現的種種癥候，都出于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診斷。

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否能直接將科幻小說的社會形態想象引出苦海？按照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一般理解，共產主義出現在資本主義之后，資本主義孕育著新社會形態的因素。然而，共產主義理論沒有提供未來社會形態建構的清晰指南，小說家要做的遠不止于空洞地復述理論概念，或簡單地描繪某個科技發明的細節。當今時代發展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當年的想象，馬克思所希望的是其后繼者接力向前，而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內尋章摘句。馬克思早已指出：“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態和有效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共產主義并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并不是人類社會的形態。”44未來的社會形態沒有毫發畢現的理論面貌，清晰甚至意味著風險，小說家進行小說創作不等同于有能力完成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敘事。恩格斯也反對詳細、具體地對未來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做出預言：“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45要想敘述一種并非具體形態或周密計劃的未來社會，馬克思的啟示是保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批判的思想氣質。有時候，不滿和批判就孕育著新質。“共產主義并不是在未來才實現的東西，不是應然層面的‘理想’，共產主義就在當下，就是現實的運動……這種批判、否定、改變資本主義現存狀況的現實運動，不斷指向未來更加美好的狀況，運動永遠在持續進行，沒有終結。”46 科學的技術形態日新月異，但若馬克思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依然是不刊之論，那么科幻敘事就應該保持思想的緊張和批判的銳氣，保持科技細節建構之上的對未來社會形態的好奇。

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路徑上，尋找科幻小說想象未來社會形態的可能，是未來的科幻文學所應承擔的責任。科學技術發展已經如此深刻地沁入當今社會的肌體，馬斯克在2019年7月16日宣布“腦機接口”研究已在靈長類動物上取得成功，人腦和人工智能的融合指日可待。這就是文學尤其是科幻小說即將面對的現實，如同馬克思當年面對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一般。如果說文學話語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從而“表現帶普遍性的事”47，那么，理解并表述這個屬于科技的時代，文學就必須思考包括社會形態在內的重大主題。馬克思主義其實一直在提醒科幻文學：虛擬數字技術、生物基因技術、空間應用技術正在全面改造日常生活，未來社會形態的想象還有多大的空間和能量？還能在多大程度上撬動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結構，撕開一個想象的突圍缺口，提供某種元氣淋漓的批判激情？

 

注 釋

[1][24] 劉慈欣：《三體III》，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頁，第148頁。

[2]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8頁。

[3][22] 劉慈欣：《三體》，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頁，第282頁。

[4][38] 王晉康：《與吾同在》，重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頁，第238—239頁。

[5][36] 龍智慧：《后土記》，萬卷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341頁，第276頁。

[6][16] 劉慈欣：《序言》，龍一《地球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第4頁。

[7] 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張衛東、張生、趙順宏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頁。

[8][40]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吳靜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79頁，第380頁。

[9] 孟強：《告別康德是如何可能的？——梅亞蘇論相關主義》，載《世界哲學》2014年第2期。

[10] 碧荷館主人：《新紀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11] 老舍：《貓城記》，《老舍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頁。

[12] 董仁威編著《中國百年科幻史話》，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頁。

[13] 武田雅哉、林久之：《中國科學幻想文學史》下，李重民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頁。

[14][17] 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變形記：科幻小說的詩學和文學類型史》，丁素萍等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頁，第13頁。

[15] 此方面研究成果很多，如宋明煒和王振的《科幻新浪潮與烏托邦變奏》（載《南方文壇》2017年第3期）、王瑤的《從“小太陽”到“中國太陽”——當代中國科幻中的烏托邦時空體》（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4期）等，此不贅述。

[18] 趙家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簡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頁。

[19][21][32] 戚嵩：《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研究》，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頁，第92頁，第58頁。

[20][27] 達拉斯·斯邁思：《自行車之后是什么？——技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屬性》，王洪喆譯，載《開放時代》2014年第4期。

[23] 劉慈欣：《三體II》，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頁。

[25] 劉則淵：《“李約瑟悖論”的理論內涵與經濟背景》，載《科學文化評論》2017年第4期。

[26] 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林俊宏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5頁。

[28] 宋釗：《世界的誤算：完美缺陷》，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3頁。

[29] 郝景芳：《流浪蒼穹》，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63、23、34、209、210頁。

[30] 韓松：《地鐵》，《地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頁。

[31] 韓松：《驚變》，《地鐵》，第87頁。

[33] 田松：《科幻的境界與原創力：文明實驗》，載《科學與社會》2018年第2期。

[34] 劉竹溪：《〈三體〉：威權主義傾向的遺憾》，李廣益、陳頎編《〈三體〉的X種讀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192頁。

[35] 龍馬：《身邊的法西斯——解析〈三體〉的世界觀》，https://mp.weixin.qq.com/s/-WKOxypE0cRvyZ4kszJtww。

[37] 李靜：《制造“未來”：論歷史轉折中的〈小靈通漫游未來〉》，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6期。

[39] 寶樹：《黑暗的終結》，《時間外史》，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頁。

[41] 羅伯特·斯科爾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阿瑟·B. 艾文斯等：《科幻文學的批評與建構》，王逢振、蘇湛、李廣益等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頁。

[42] 卡·馬克思、弗·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頁。

[43] 羅伯特·L. 海爾布隆納：《馬克思主義：贊成與反對》，馬林梅譯，東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頁。

[44] 卡·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7頁。

[45] 弗·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8—529頁。

[46] 任潔：《共產主義“妖魔化”與回歸馬克思》，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年第6期。

[47] 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