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商務印書館解放后退還給陸小曼的《志摩文集》紙型。現存徐州市徐志摩研究者徐志東先生處

香港商務版《徐志摩全集補編》

《徐志摩全集》，韓石山編，商務印書館2019年10月出版，1080.00元

2019年10月8日，身在徐州的徐志摩研究專家徐志東先生，給我發來一則微信，告知一個消息。全文如下：

新近一與人為善的朋友，基于弟子對志摩多年來單純而熱烈的摯愛，轉讓了弟子一套《徐志摩全集》“丁集”的紙型。此物原為小曼女士與趙家璧先生編訂后所遺留的故物，在小曼生前托陳從周先生轉交志摩的堂弟媳馮婉珍老人，“文革”期間被查抄走，歸還后又轉贈國家圖書館，1982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將其借出，得以發行遲來數十年的全集，這便是1983年商務版的《徐志摩全集》，不知何故得以流出，經友人之手，又轉贈到了敝書齋。

同時附一圖，是錯開成扇面排列的紙型照片。第一頁上有毛筆寫的書名《志摩文集·丁集》。此外還有序頁、正文頁版面的墨字標識，多用阿拉伯數字，夾雜著舊時記數用的蘇州碼子。比如“目次丄3”（豎排），什么意思呢，知道蘇州碼子的，就知道那個“丄”是六，連在一起極有可能是裁切時，上面空六字下面空三字，或左邊空六字右邊空三字。這是我的推測，對不對另說，版面標識，則是敢肯定的。

我給志東的回復是，非常珍貴，好生收藏。

陸小曼編《志摩全集》

以上只能叫引子。要說《徐志摩全集》前世，不能不說到志東提及的趙家璧先生（1908—1997）。此人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是個值得銘記的人物，后世備受推崇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0卷），就是他一手策劃、編輯并出版的。他是徐志摩的學生，徐初到光華大學教書的時候，他是光華中學的學生，已引起志摩的關注。上了大學，志摩也教過他，對志摩很有感情。從學校出來，趙家璧進了上海的良友圖書出版公司。剛入職，編輯“一角叢書”，將志摩的一篇演講稿收入，書名叫《秋》。志摩去世的第二年，他就想著給老師出一套全集，且給陸小曼說了。小曼心境欠佳，身體也不好，無力操持，就擱下了。到了1935年，《中國新文學大系》的事了結，趙家璧騰出手，又提起給志摩出全集的事，小曼心境好轉，已振作起來，兩人協同，沒用多長時間就編起了。共八卷，分別為詩集、小說集、散文甲乙丙丁四集、戲劇集、書信集。

書名呢，不叫《徐志摩全集》，叫《志摩全集》。推測原委，一來是以小曼的名義編的，叫成這個，顯得親切些。再就是，當時市面上，作家出全集的不多，名作家里，也就兩部，一是《達夫全集》，一是《冰心全集》，都不帶姓，也算是從了俗。

此時已是1936年初秋。全集編起，誰來寫個序呢，家璧和小曼，不謀而合，一想就想到了志摩的胡大哥——胡適先生。正好這年10月，胡適有事來到上海，便由小曼出面，家璧作東，在上海一家酒店宴請胡適。席間說起作序的事，胡適哼哼哈哈搪塞過去，家璧還奇怪，志摩跟你這么好，怎么連這么個面子都不給。四天后，小曼來了電話，才揭開此中蹊蹺。小曼說，事后胡適給她來電話，說良友是小社，不適宜做此事，志摩的全集，還是應當由商務印書館出，他已與商務總經理王云五談妥，只要小曼把編起的稿子送過去，馬上就可以預支一大筆稿酬。說過情由，小曼要家璧將編起的稿本送過來。生氣歸生氣，家璧還是遵從了。小曼沒進項，生計困窘，良友是小社，就是出了書，也給不了多少錢。

胡適和王云五是老朋友，有總經理調度，八卷本的全集，一半年內出版，不是難事。世事難料，轉年抗戰爆發，八·一三戰事隨之而起，涵芬樓被炸，商務印書館先遷香港，再遷重慶。抗戰勝利，重慶館遷回上海，出版仍遙遙無期。連稿子存放在哪里，一時間也弄不清楚。到了1946年，王云五從政，離開商務，朱經農接任總經理。經農是志摩的好朋友，與小曼也相熟。小曼親自去找經農，要求尋找文稿下落并盡快安排出版。經農很在心，查出文稿在香港舊館，很快調到上海并安排出版事宜。1948年11月，朱經農去美國出席國際會議，赴美后沒有回來。轉年5月，上海解放。從現有資料看，解放后《志摩全集》的編輯事項，沒有停下來，進度嘛，自然慢了許多。到1954年商務印書館遷往北京前，《志摩全集》已校對完畢，打出紙型，只等開機印制。商務遷京前，許多事該了斷的必須了斷，便將清樣一份、紙型一套，全部退還給了陸小曼。

回到前面徐志東的微信。他說此物原為小曼女士與趙家璧先生編訂后所遺留的故物，籠統地說，不能說不對，但這個說法有歧義，就是讓人以為此紙型是趙家璧的良友出版公司留下的。確切地說，應當是解放后的商務印書館，由滬遷京前，退給陸小曼的。志東又說，在小曼生前托陳從周先生轉交志摩堂弟媳馮婉珍老人，“文革”期間被查抄走，歸還后又轉贈國家圖書館，也不確切。還是看陳從周的說法吧。

陳有《記徐志摩》一文，說到這件事。說是1965年春，小曼彌留之際，囑咐她的侄女陸宗麟，說離世后將志摩的一些遺物交陳從周保存，其中有她編的《志摩全集》的排印樣本及紙版（紙型），梁啟超的集宋詞長聯，以及她與志摩的手稿，還有小曼自己畫的張幅山水長卷，志摩墜機時未毀的紀念品。到第二年春天，顧慮到這些東西的安危，陳從周做了一個果斷的決定。先將《志摩全集》排印樣本，校閱了一遍，寫下一段小跋，交給了北京圖書館。同時交去的，還有《西湖記》《眉軒瑣記》及小曼手稿，梁聯及陸卷歸浙江圖書館收藏。難辦的是《志摩全集》的紙版。“紙版本來何其芳與俞平伯要想由文學研究所保存，因為東西已在志摩堂侄徐炎炎處，他因循未寄，如今十包中已缺去一包”。九包就九包，就近交給了上海圖書館。

現在的難處是，《志摩全集》的紙型，是陳從周先拿到手，要交給國家時，托徐炎炎去辦郵寄，徐炎炎“因循未寄”且丟了一包。還是說，這套紙版，一直就在徐炎炎家放著，待陳從周要處理此事時去取，卻少了一包。我想，商務退回的清樣和紙版，應當在一起放著。小曼讓侄女轉交時，當一并轉交給了陳從周。郵寄這么多東西，陳托付給徐炎炎去辦，徐將清樣等物，如數寄給了北京圖書館。紙版是要交給北京的文學研究所的，存在著聯系地址、經手人等事，就拖了下來。到了1966年春天，北京那邊又沒有消息，只好就近交給上海圖書館。此時再到徐炎炎家去取，或是讓徐炎炎送去，已少了一包。

志東說的馮婉珍老人是志摩堂弟媳，怕是堂侄徐炎炎的妻子，該說堂侄媳才對。如何流出，也就不難推測了。

臺灣版《徐志摩全集》

且放下上海商務的《志摩全集》，說說后來出版的幾種《徐志摩全集》。

最早出來的，是臺灣版的《徐志摩全集》。大陸這邊，對志摩全集，操心最多的陸小曼。海外還有一個對志摩全集上心的，是志摩的前妻張幼儀女士。其上心，一點也不亞于小曼，只能說小曼的努力中道遇阻，幼儀的努力功德完滿。臺版全集前面，有志摩兒子積鍇先生寫的《前言》，說了成書的經過。說是1976年初，家母游臺，遇蔣復璁及梁實秋兩位老伯，談起坊間先父遺作，因翻印關系，錯誤百出，家母商得兩位老伯同意，為先父編輯全集，由鍇在美向各大學圖書館，搜集先父著作，務必以上海出版者，始可采用。費時一年半，陸續向各大學借到各種書籍，影印寄臺。

這套全集的主編是蔣復璁和梁實秋。傳記文學出版社于1969年印行。全書六輯。第一輯為圖片、函札墨跡、未刊稿手跡、紀念文、挽聯挽詩祭文、年譜。第二輯至第五輯，系影印徐志摩過去出版的單本著作，每種后面附有《勘誤表》。第六輯為新編詩集、新編文集、新編翻譯集。

這部全集最大的好處是，買下這么一部全集，等于買下了志摩全部著作的單行本。從保存志摩已出版著作的完整上說，此全集的功勞最大。缺點也很明顯，就是當時在臺灣收集志摩遺文，甚為不易，也就難以齊全。比如《新月月刊》，起初只找到十余冊，后來還是駐日大使陳之邁鼎力協助，在日本訪得三十余冊攝影寄來。

香港商務版《徐志摩全集》

1983年，香港商務印書館，根據上海圖書館保存的紙型，參考北京圖書館保存的清樣，舍棄原來《志摩全集》的名字，仍保留詩歌、小說各一卷，將散文甲乙兩卷合為一卷，丙丁兩卷合為一卷，戲劇集和書信集合為一卷，出版了五卷本的《徐志摩文集》。

隨即組織人力，著手編輯《徐志摩文集補編》。由武漢大學陸耀東、吳宏聰、胡從經三教授任主編，并請陳從周、趙家璧、徐承烈諸先生協助校審。歷時八載，1992年始竣其功，出版了四卷本的《徐志摩文集補編》。

香港出了，大陸及時跟進。上海書店出版社，將五卷本的《徐志摩文集》與四卷本的《徐志摩全集補編》，合在一起出版了九卷本的《徐志摩全集》。為了讓兩種本子，在名字上協調起來，在“徐志摩全集補編”的“集”字與“補”字之間，加了個隔離號。

這是一部以作品體裁分類的全集。應當說，是當年最好的一個版本，無論編校質量，還是印刷質量，都相當高，出版后很長一個時期，是研究者使用最多的一個版本。缺點是，陸小曼編的五卷本100萬字，后來編的四卷補編本80萬字，幾乎是將徐志摩的幾類作品，全部分作了兩部分，查找不便。再就是，由幾個老學者擔負其事，遺漏作品太多。

順便說一下，對徐志摩作品的收集整理，早期居功甚偉的，當數邵華強先生。改革開放之后，據說是國家相關部門出面操持，組織人力，協調好幾家出版社，編輯出版《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甲乙丙三種叢書，乙種中列有《徐志摩研究資料》。全書多達788頁，在當時出版的幾個非革命作家中，算是最厚的。我寫《徐志摩傳》時，此書市面上已買不到，是托陜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從責編處索來的。沒有此書，我的《徐志摩傳》寫不了那么好，再后來編《徐志摩全集》，也編不了那么全。

再一個對徐志摩作品收集整理有大功的人，是海寧的顧永棣先生，最早的《徐志摩詩全編》，是他獨自完成的，后來又編了《徐志摩散文全編》。再后來，在這兩個全編的基礎上，出了浙江文藝出版社版的《徐志摩全集》六卷本，這已是2015年1月的事了。我見過顧先生。上世紀90年代，為寫《徐志摩傳》，赴海寧收集資料時見的，高高大大的，很是精神，聽說已過世了。

還有一種全集，也該說一下，就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五卷本，編者署名三人，趙遐秋、曾慶瑞、潘百生。排名第一的趙遐秋女士，可說是徐志摩研究的先行者，早在1989年就寫出《徐志摩傳》，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三人同編，想來主要還是趙遐秋在操持。其編法，也是將志摩作品分作幾類，單行本后面附上佚文。此書初版，編校質量，不敢恭維，魯魚亥豕，顛倒錯亂，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后來見出了新版本，有前面的惡感，連動一下的念頭都不敢生。

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

說起我編的這套全集，不免有點小小的激動。

志摩在教誨趙家璧讀書時，說他自己念書，從沒有一定的步驟，找到了一本好書，這本書就會告訴你許多別的好書。讀書如此，做事也是如此。一件事做好了，接下來的好事會尋到你頭上。我進入徐志摩研究領域，寫了《徐志摩傳》，進而編了《徐志摩全集》，恰似這樣一個情形。

上世紀90年代初，覺得自己在寫小說上不會有大出息，便自覺地轉入現代文學研究，又割舍不了寫作，便選定李健吾作為研究的對象，先編《李健吾年譜》，接著寫了《李健吾傳》。此傳剛出版，北京文藝出版社就邀我寫一部傳記。他們出的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叢書，到了收尾階段，還有三個擬定的人物沒有著落。責編之一的丁寧女士，通過他的哥哥丁東先生，問我可愿意選一個寫寫。三個人是馮雪峰、何其芳、徐志摩。幾乎沒有多想，就選了徐志摩。我的辦法，跟寫《李健吾傳》時一樣，先編年譜再寫傳記。年譜編完了，正要寫傳，1998年春天吧，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成其圣先生，讓編輯藏策先生跟我聯系，問我愿不愿意給他們社編一套《徐志摩全集》。后來才知道，成先生曾找過他的一個同學做，這個同學在大學教書，找全了志摩的書，復印下來交上去，但未能通過。聽說我在寫傳，這才找的我。

還用說嗎，當然愿意！

我心里清楚，這是名山事業，值得全力以赴去做。

于是放下正要開筆寫的傳記，先做這個。一邊收集原文，一邊考慮編法。

其時人們給作家編全集，多用《魯迅全集》的編法。即將作家過去的書，一本一本編起，再編一本補遺就成了。趙遐秋等人編的全集，就是這個編法。這個編法對那些名氣大、死得早的作家，是合適的。因為名氣大，生前著作大都成書，一本一本編起來，再弄個補遺，確實是個好辦法。志摩活的歲數不大，名氣也大，死得也早，用這種編法本沒有錯。問題在于，徐的作品，未入集的太多，用了這個辦法，勢必將他的全部割裂開來。

思之再三，覺得還是用“分類編年體”來編，才是正途。在這上頭，魯迅有獨到的見識，曾說過：“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若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魯迅《且介亭雜文·序》）分類而又編年，可說是兩全其美。

寫傳時，已買了大量的書，臺灣版的《徐志摩全集》，就是那時買下的。要編新的全集，就不夠了。寫傳，有文章就行，不會考慮版本。編全集，非重視版本不可。我給自己定的宗旨是，凡是志摩的文章，一定要找到最初發表的報刊，復印下來，細細校對。實在不行的，也要依據最好的選本。那一段是忙，但也真是興奮。記得在北京圖書館的縮微膠片室里，搖著投影機的手柄，眼睛貼在窺視孔上，一頁一頁察看《時事新報》《學燈》副刊，尋找那篇《雨后虹》時，心里有一種神圣而又親切的感覺，覺得自己都高大了。

復印下來的，常是一整版，連帶著其他的文字，回到太原家中，再仔細剪裁，為了整齊好看，全都貼在山西作家協會的稿紙上。用起電腦后，這種稿紙沒用處了，家里存下許多，正好派了用場。這是單篇，分開放著，只能說是分了類。待到要編年了，那場面可就大了。不能說全家動員，真正動員了的是老伴與女兒。那些日子，不能算小的家里，成了真正的作坊。貼在稿紙上的復印件，稍稍錯開一點排開，一個分類，就是一大片，床上有，地板上也有。為了標清序號，還買了橡皮刻的數碼圖章，一頁一頁地蓋上。待這些全弄好了，怕寄出后有閃失，又去復印社，全部復印了備份。

2005年5月，天津版的《徐志摩全集》出版。

北京商務版《徐志摩全集》

約摸在2016年春天，北京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文化公司，跟我商量，可不可以重新出版我編的《徐志摩全集》，問我與別家的出版合同是不是到期了。我說已過了合同期限，只是需要增訂，我現在騰不出手來。他們說，好辦，這個事他們來做，又說要我推薦一個特邀編輯，參加增訂與編校。想來想去，只有我的老朋友，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室的岳洪治先生最為合適。我知道他前兩年已退休，能不能請得動，則不敢肯定。托人問了，聽說是這個事，痛快地答應了。后來在校對書信卷的時候，又請了另一個老朋友龔明德先生做特邀編輯。

新版全集，采集佚文最多的，是陳建軍、徐志東兩位編的那本《遠山——徐志摩佚作集》。最難辦的英文，天津人民版的譯注，當時就請了復旦大學英文教授談崢先生，筆名談瀛洲，也是我的老朋友。出書后談先生通讀一遍，又搞了個《全集英文錯誤》交我保存，這次正好用上。幾經考量，最后定下，出成十卷本。

這幾年，我在北京城南賃居，出版社在王府井那邊，岳洪治先生在城北，見面不易，我倆，還有涵芬樓文化負責人及責編，四個人組成個微信小群，有了事，群里通報一下就辦了。我老了，有口音，不愿用語音轉換，手機上寫字，錯了改，改了錯，太麻煩，多是用一種日式信箋，寫了信拍照發過去。幾年下來，竟厚厚的一大疊。

我知道，這是我一生的名山事業，非常的重視。編校過程中，任何一個小小環節，都慎重對待，不敢等閑視之。且舉個例子。編校中，責編轉述一位學者的話，說徐志摩1924年2月21日致英國作家魏雷的英文信中，夾了一段中文話語，很有可能是初版編輯過程中竄入的，讓我核實一下。此信題解中說，初收梁錫華1979年臺灣聯經版《徐志摩英文書信集》，又載1982年《新文學史料》第三期。我寓居北京，所有藏書都在太原，要查只能去國圖或首圖借這兩種書刊看看。后來想，就是真的看到，仍是這樣，也還是化解不了這位學者的疑惑。只能靠判斷了。

想起寫《徐志摩傳》時，為了翻譯《胡適日記》上抄錄的一段徐志摩的日記，曾找過山西大學外語系一位老教授郭先生，郭先生看了原文，搖搖頭，說徐的英文實在不高明。再看這封信，不算短，前面三分之二是英文，后面是中文，談的是唐代詩人溫飛卿（庭筠）的某些詞，說作者傳上謂之“側辭艷曲”，可能是指他的“金箋詞”。想想，魏雷讓他搜集《溫飛卿詩集》跟元人的短篇小說集子，當是懂得漢語的，對于懂漢語的外國人來說，與其翻譯不好，還不如用漢語表述，意思上不會出差錯，于是便來了這么一段漢語。定然如此，不必再核實了。于是對責編說，請查一下上海書店版的《徐志摩全集》，看是不是這樣，若是，就不必疑惑，照原文校對就是了。

到了2019年7月，全集的校印，一下子提速了。原來8月下旬，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于殿利先生要率團去英國，與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商談，辦一個商務印書館海外編輯部，還要去徐志摩就學的國王學院圖書館拜訪。去的時候，想帶上幾套《徐志摩全集》，分贈這兩家圖書館。這是大事，各方面加緊進行。終于在總經理行前，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趕印出幾套全集帶上出國。

與此同時，全集的印制，也全面鋪開。為了利于宣傳，還讓我去了一次發行部，在一個小會議室做了一個58秒鐘的小視頻，面前是新版的全集，我坐在后面說了這么幾句：

這一套《徐志摩全集》，可以說是當今編得最全、最完美的一套全集。能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可以說是了了徐志摩家人和徐志摩朋友的多年的心愿。徐志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最重要的一位詩人，一位作家，對他的認識現在還遠遠不夠。我相信，隨著這部全集的出版，人們對徐志摩會有一個新的認識；同時，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會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

回到家里，老伴和孩子看了視頻，笑話我的晉南普通話，徐與許不分，志與自不分。不管這些，我高興的是，一部收文最全，印制精美的《徐志摩全集》，經過這么多的波折，總算是出版了。真應了胡適的早年說的那句話，志摩的全集還是應當在商務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