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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晚清上海片影》

    來源:中國作家網 | 夏曉虹  2019年11月06日09:29

    一、基本資料

    書名:晚清上海片影

    書號:978-7-301-30839-4

    CIP分類:K295. 1

    定價:59.00元

    出版日期:2019/11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開本:32

    頁碼:252

    讀者對象:大眾讀者 大學生及研究生

    二、內容簡介

    自1842年開埠以后,有“十里洋場”之稱的上海租界,在以其殖民地形態成為中國恥辱的標記的同時,也因快速崛起的繁榮為世人矚目,從而理所當然地具有了中國早期現代化橋頭堡的歷史地位。無論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的西方文化,正是經由上海一隅,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為一般社會所認知和接受。本書圖文并茂,擷取上海最早的旅游指南讀物、晚清上海賽馬活動、車利尼馬戲班來滬演出、飛龍島自行車開張等話題,以出入今昔的漫話方式,為您鉤稽與呈現晚清上海的片段影像。

    三、作者簡介

    夏曉虹,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為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特聘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國、德國、捷克、韓國、英國、馬來西亞、以色列、新加坡、法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事研究與參加學術會議,并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1998)、日本東京大學(1999—2001)、香港嶺南大學(2009、2014)客座講學。主要關注近代中國的文學思潮、女性生活及社會文化。

    四、目錄

    序......001

    上海旅游指南溯源......001

    晚清上海賽馬軼話......027

    車利尼馬戲班滬上尋蹤......046

    飛龍島自行車瑣談......069

    洋場水龍會變遷述略......087

    上海道臺跳舞會記......112

    誕生張園的文明結婚新禮式......137

    晚清上海報刊中的秋瑾祖父遺聞......164

    黃遵憲與早期《申報》追蹤......177

    彭寄云女史小考......198

    吳趼人與梁啟超關系鉤沉......220

    五、精彩書摘

    序言

    晚清上海成為我關注的對象,既屬偶然,也為必然。多年從事近代文學與文化研究,重點雖然不斷轉移,從梁啟超到晚清文學改良,再到晚清女性的生活與思想,進而推及晚清社會的變遷,但無論進入哪個課題,上海都是很難繞開的點。

    自1842年開埠以后,有“十里洋場”之稱的上海租界,在以其殖民地形態成為中國恥辱的標記的同時,也因快速崛起的畸形繁榮為世人矚目,從而理所當然地具有了中國早期現代化橋頭堡的歷史地位。無論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的西方文化,正是經由上海一隅,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為一般社會所認知與接受。就此而言,晚清上海對于近代史研究的意義,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

    不過,我之進入上海研究,仍然需要一種特別的契機。長期生活在北京,現實中的上海對于我不免陌生。說來有些不可思議,除卻1983 年暑假,我曾經利用研究生實習考察的機會到過滬上,再度重來已是將近二十年后。并且,第一次的造訪因盛暑難耐(那時既無空調,電扇亦很少),也只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招待所留宿一夜,即倉皇出逃紹興,上海留在我印象中的,因此僅有城隍廟與豫園。

    可想而知,當2000 年春,我和陳平原接受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約稿,答應為他們編一本以《點石齋畫報》為中心、配有相關資料的圖文書《圖像晚清》時,我對上海的所有認知基本都停留在紙面。當時我在東京大學文學部授課, 平原先在北京、后在海德堡講學,我們之間的合作與分工是:先一起選圖,然后,我負責配文,平原則撰寫《導論》。

    《點石齋畫報》與《申報》之間關系密切,不僅因為二者原初同屬一個報系,而且,《點石齋畫報》的繪圖也常常取材于《申報》的新聞稿。為查找與圖像匹配的史料, 那段時間,我經常坐在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圖書館閱覽室,把大冊影印本《申報》抱出送進。這里豐富的藏書與入庫的便利,使我的工作效率大為提高。而且,從住處走到此間,只需二十分鐘,距離之近也為我在北京不可企及。后來回想,假如沒有東大教學這段經歷,也就不會有《圖像晚清》這一本書。當然,由大量閱讀所獲得的對于晚清上海的知識,也拓展了我的研究領域,因而最大的受益者仍是我本人。

    報紙記者關注細節、鍥而不舍的追蹤報道,使晚清上海穿過歷史的塵埃,生氣蓬勃地向我走來。我借機在東大開了一門“《點石齋畫報》研究”課,帶領日本學生透過圖像與題圖文字,解讀與體貼晚清社會。而在編書與講課互動的過程中,一些題目也浮現出來,誘我動筆。我在引導學生們觀看《點石齋畫報》第二號登載的《賽馬志盛》一圖時,要他們試猜《申報》的第一條新聞是什么內容,然后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宣布——“是賽馬”,學生和我都大樂。講解《裙釵大會》時,先前為《圖像晚清》配文而重新讀過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突然靈光一閃,與畫面中特別提及的“京都同德堂孫敬和之私婦彭氏寄云女史”接通,這位熱心參與籌辦上海中國女學堂的彭女士不為人知的個人生活史,竟也借助小說文本透露了若干消息。

    大概還是因為不滿足于僅僅為他人提供史料,何況確有大量限于篇幅無法納入《圖像晚清》的有趣文字,我于是開始以《點石齋畫報》中的一幅繪圖為中心,希望從各個角度展示與演義我所理解的晚清上海。竊以為,諸如賽馬、馬戲之類娛樂話題,以及“譴責小說”的戲謔筆調, 都不適合使用莊重的學術論文語言來表達,故而行文的輕松散漫,既受題材誘導,也實為本人一種自覺的選擇。由此帶來的預料之外的驚喜是,寫作的順暢空前未有。除去因即將歸國而多次外出參加聚會、觀看演出、到東京各文庫復印資料,僅從2001 年的2 月13 日到3 月6 日間,我便寫成了三篇短則六千余、長則九千字的文章。此即收入書中的《晚清上海賽馬軼話》《飛龍島自行車瑣談》與《彭寄云女史小考》。

    而先前不足兩日的游歷,無論如何也不夠支撐我的上海想象。于是,日本北海道大學野澤俊敬教授贈送的《上海歷史導游地圖》(木之內誠編著,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年版)適時地發揮了效用。這本包含從地名到史跡的檢索、以不同顏色與欄框標記新舊地名的歷史地圖,足以讓我在尺幅之間,辨識《點石齋畫報》圖文所描繪的地理方位。遠在日本的我從這里找到的晚清上海的街景,由于直接與畫面對應,倒顯得如在眼前。

    因此不如說,我是先熟悉晚清上海,然后才真正接觸現在的上海。或者更準確地說,從2002 年再次實地進入上海到現在,盡管每年總有一兩次造訪的機會,但都是匆匆往返。身為“過客”,我看到的上海便多半是車窗里的“風景”,那里的街巷對于我仍然陌生。我的感覺是,憑借歷史地圖,我好像很容易回到晚清上海的現場;而近在身邊的現實存在,反而離我遠去。

    回國后的一段時間,編輯《圖像晚清》的印象還很新鮮,寫作的亢奮也尚未消退,2001年年底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立翔君,我才會輕率地答應,一兩年內交出一部關于晚清上海的隨筆類書稿。可實際上,當時我手中也只多出了一篇8月在倫敦期間寫作的《車利尼馬戲班滬上尋蹤》。2002年秋,借開新課之機,我專門增設了一門研究生選修課“晚清上海的文化空間”,私下的如意算盤是公私兼顧,可以迫使自己加快寫作的進度。而要讓課程有一個像樣的概述性的開頭,我又趕寫出《上海旅游指南溯源》。只是,一學期過去,卻僅成文三篇,距離最初的期望實在太過遙遠。

    寫作放慢的原因,其實是發現需要補查的資料太多,而此時我已不具備舉步即至圖書館的便易。而且,2004年7月開筆的《黃遵憲與早期〈申報〉追蹤》,僅為探究其中“誰如劉孔結新知”一句詩的出典,草成的文稿即擱置了兩年半,寫作的興趣就此完全打斷。我當然也有很多借口,比如生病、裝修新居、上課、其他書稿的插入,等等,立翔君也一再聽到我拖延交稿的各種解釋。他起初是寬容的安慰,經過四五年的提示無果,也已絕口不談,以免增重我內心的愧疚。

    重新提起這部已經被我放棄的書稿,還是因為陸灝兄的邀約。由他主編、上海書店出版社印制的一套小開本硬皮圖書,字數要求不高,七八萬的篇幅,印出來已很好看。于是想到這本半成品或許適宜,有意轉給新“東家”。但我與立翔君畢竟有過君子協定,必須先征得他的同意。我說出的理由是,此書延宕日久,再提不起續寫的興致, 且比他當初預約的十五萬字少太多。不料,立翔君的回信雖則溫婉,意思卻相當明確:既感謝我一直將約稿之事掛在心上,又表明他之所以不再催促,乃是以尊重作者為前提,相信我的延遲交稿自有隱情;最終還是希望不拘字數,踐履前約。

    這回又輪到我心中不安。重新編排了目錄,發現以現有的文章分輯,《上海道臺跳舞會記》與《誕生張園的文明結婚新禮式》明顯不夠成編,且前面一輯三篇以游樂為主的文字,不免造成對于晚清上海知識場域與精神生活的壓抑。為求平衡,我又緊急補寫了一篇《洋場水龍會變遷述略》,希圖借助原為救火器械的水龍,如何成為娛樂表演的道具,展示近代另一種西學傳播的途徑。直到此篇完稿,屈指算來,這部書稿從動筆至今,已經跨越八個年頭。如此曠日持久的寫作,卻只拿出這樣一冊小書,的確令人汗顏。

    書名也不便再使用先前擬想的“晚清上海的文化空間”,那更像是一部厚重的學術專著的論題。我的時而出入今昔的漫話方式以及各篇分散的話題,也只是鉤稽與呈現出了晚清上海的片斷影像。因此,照目前這樣,改稱《晚清上海片影》,應該更加名副其實。

    當然,我必須強調的是,這些有意放松的文字,在資料的準備上卻并不輕松。特別是最后一輯考索與上海發生關聯的晚清人物四文,大半都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或許學術隨筆與學術論文之間本不存在深溝巨壑,而是我們對于不同文體的想象拉大了其間的距離。

    使我尤為欣喜的是,開課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促進書稿完成的私愿,卻著實讓選課的學生們對近代上海發生了濃厚興趣。最直接的成果是,其中一位學生的碩士論文即由此而來。他作的題目《“新聞紙”與“報章體”——001872—1892 年〈申報〉賽馬報道研究》,是將課堂上的口頭報告擴展開來,討論《申報》創刊二十年間對各個賽季賽馬的報道與新聞文體的演化之間的關系,其問題設置的深度已遠遠超越我那篇《晚清上海賽馬軼話》。所謂“拋磚引玉”,做教師的最大滿足莫過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