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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葉后，坊肆刻書發展興盛，圖文相配的域外圖志類書籍大量刊行，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蠃蟲錄》。該書介紹“四方化外之夷”人物形象和風俗道里，現存單行本有東京尊經閣文庫藏萬歷二十一年（1593）胡文煥刻《蠃蟲錄》四卷、東京御茶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嘉靖二十九年（1550）靜德書堂刊《新編京本蠃蟲錄》上下二冊。晚明建陽地區刊刻的通俗日用類書中，也有一門類名為《諸夷門》，其開篇為《蠃蟲錄序》。上欄題為《山海異物》，收錄《山海經》各類異禽神獸；下欄題為《京本蠃蟲錄》《新刻蠃蟲錄》，其篇目因版本不同而不同，收錄有圖的少則130國、多則161國，另附有目無文的31國。

日本學者三浦國雄和美籍學者何予明曾以《諸夷門》為重點，專文分析了明人的域外觀。然而《蠃蟲錄》作者系何人，史源何處，流傳怎樣，學界長期語焉不詳。考察其圖文內容，辨析與其他書的聯系，對探討明代域外圖志類書籍的編纂不無裨益。

元末明初周致中所著

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浙江范懋柱天一閣本《異域志》一卷，篇首有胡惟庸序，云《蠃蟲錄》為元樞密院知院周致中所編。南京圖書館藏正德二年（1507）梅純編《藝海匯函》，亦收有白棉紙抄本《異域志》一卷，有胡惟庸序引周致中曰：“昔在元歷仕十九載，使外番者六，其四夷人物風俗靡所不知，乃作《蠃蟲錄》。”乾隆間《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記，《異域志》原名《蠃蟲錄》，其作因“致中使外番者六，熟知四夷人物風俗”。

《四庫提要》考周致中于吳三年（1366）呈交胡惟庸，認為此書為“國初之故物”。南京圖書館藏《異域志》抄本由靜明子（朱楹）于壬午年（1402）作序，言《蠃蟲錄》原出自青宮（太子東宮），后由其兄再編并更名。嘉靖間《古今書刻》、萬歷間《藩獻記》《國朝獻征錄》、崇禎間《續書史會要》等皆載，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獻王朱權著有《異域志》。由此可判斷，《蠃蟲錄》成書于元明之交，最初由周致中所著，后經重編作《異域志》。

前代地理外紀史籍雜糅

關于《蠃蟲錄》的史源，據《異域志》《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記載，因周致中曾六次出使外番，對四夷人物和風俗頗為熟悉，遂作此書“以壯其為使之意”。史書并無記載周致中曾奉使何處，因而無法將其經歷與《蠃蟲錄》內容進行考辨。但細讀該書可知，其主要來源是唐宋以前地理類和外紀類文獻的撮述。其一是歷代官修史書。如“高麗國”條，其中“武王封箕子于其國”“刑無殘酷”“王居開州，號開成府”等直接取材于《宋史·高麗傳》；“喜飲酒歌舞……淫盜”出自《后漢書·東夷傳》。“日本國”條，其題取自《新唐書》，但敘文多照搬自《舊唐書·日本傳》，特別是沿用唐時稱呼“高麗”，述其位于“新羅國東南大海中”。又如“滑國”和“扶桑國”，其介紹分別出自《梁書》和《南史》。

其二是別史志書和志怪筆記。如《山海經·海外南經》“貫匈國”：“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蠃蟲錄》引作“穿胸國”，并補充道：“其人胸有竅，尊者欲行，以棍穿胸竅，令卑者扛之。” 他如“小人國”“聶耳國”“交脛國”“長臂國”“長腳國”“羽民國”“不死國”“一臂國”等，亦直接取材于《山海經》。此外，“蝦夷國”出自《唐會要》，“大漢國”“訶陵國”“吐火羅”出自《通典》；“天竺國”“昆侖層期國”“沙華公國”“大秦國”則見于趙汝適《諸藩志》、周去非《嶺外代答》。

除了摭拾前代某書，《蠃蟲錄》也對史料加以編改。如“匈奴韃靼”條，敘文以《酉陽雜俎》為基礎，重新編排原文并分類，將匈奴分為“五種”。同時，將原文的文言表述加以通俗化處理，如將“胤”改為“遺種”，“發黃”改為“黃毛”，“髭髯俱黑”改為“黑發”。又如“長人國”條，載明州二人泛海，因濃霧大風而誤入長人國，幾乎被抓，逃走時“長人入海追之逐前執，知舟人用弩射之而退得脫”。實際上，此條系依洪邁《夷堅志》，其文謂“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船中，乃舍去”。

明代時事和域外知識補入

李鴻章在傅云龍《游歷日本圖經》序中批判異域見聞類書作皆有一弊，即“勇于考古，而怯于征今”。該看法頗有見地，但若以此評價《蠃蟲錄》則略顯偏頗。事實上，隨著該書不斷翻刻再版，其在對前代記敘撰述和重編的同時，也加入了諸多明代時事，并隨其再刊而補充新獲域外知識。如“匈奴韃靼”，該條目名稱將漢時匈奴和明時韃靼相連，其文在介紹匈奴后又接而轉摘《元朝秘史》，以鐵木真和忽必烈為匈奴之后，并稱他們“僭號皇帝”“僭居中國稱帝”。《元朝秘史》成書于13—14世紀初，本為畏兀兒體蒙古文所作，藏于元朝宮廷密室；至明洪武時，方以漢字“紐切其字，諧其聲音”，存于《永樂大典》中。又如“大琉球國”條，言“國朝進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明史·三佛齊傳》載，大琉球自洪武初年起入貢，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首次遣子弟入太學。

此外，一些圖繪也明顯帶有明中后期特征。如“日本國”，其文多引自《舊唐書》，但文末“沿海為寇生活，中國呼為倭寇”顯然出自后世。“倭寇”初見于404年高句麗廣開土王碑文，其自14世紀始屢犯中國沿海，至嘉靖時最盛，之后逐漸減少。同為周致中所作《異域志》中“日本國”載，該國人“髡發為桑門，穿唐僧衣”。現存各版《蠃蟲錄》中，尊經閣文庫藏《蠃蟲錄》和成簣堂文庫藏《新編京本蠃蟲錄》“日本國”配圖確為溫文儒雅的學僧形象，而萬歷間《萬用正宗不求人》《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等日用類書中，圖中人物則為裸身扛刀的武士樣貌，似在呼應“沿海為寇”之語。可見，嘉靖年間倭患盛行改變了對日本人的原有認識，也影響了對其形象的塑造。

訛誤諸多但流傳甚廣

《蠃蟲錄》史料多源，除部分為據前代某書征引外，更有著者自行整編，并在后世流傳中不斷添加新內容。細讀圖文可見，其中魯魚錯訛之處也頗多。如尊經閣文庫藏《蠃蟲錄》和成簣堂文庫藏《新編京本蠃蟲錄》中，“扶桑國”圖中皆有人取鹿奶的畫面，母鹿旁臥有一小鹿。但在后世《蠃蟲錄》中，母鹿變成了有角的公鹿，旁邊也沒有小鹿。另有“三首國”載“在鑿齒國東，其一人三身”，而“三身國”載“在夏后啟北，其人一身而三首”。考其史源，此二條分別出自《山海經·海外南經》“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人一身三首”和《山海經·海外西經》“三身國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身”。《蠃蟲錄》不加斟酌地將它們互換，足見其率爾操觚。此外，錯字、脫字等誤植亦屢見其篇。如“三伏馱國”據《嶺外代答》抄撮，但其原作“交阯之南，有山曰播流”，《蠃蟲錄》訛作“插流”。《太平寰宇記》載“婆登國”有“金釧”，而《蠃蟲錄》則訛為“金鉛”。

明代諸多書籍前后抄襲，或采錄舊書而成，特別是域外圖志類書籍，更為明顯。《蠃蟲錄》雖訛誤頗多，但并不影響它成為明代流傳最廣的域外圖志類書篇之一。除明初朱權據《蠃蟲錄》編《異域志》外，更有《異域圖志》一書傳世，現存孤本藏于劍橋大學圖書館。此書收錄圖文并存171國，其中158國見于《蠃蟲錄》，敘文和配圖也基本相同，很可能是同實異名。萬歷間《三才圖會·人物篇》中異域人物圖志部分與《蠃蟲錄》幾近相似，二者聯系也頗為緊密。入清后，《蠃蟲錄》之名漸漸式微，但清代日用類書中多有“外夷土產人民圖”一篇，其名雖異，但內容實則還是《蠃蟲錄》的延續。而憑借《三才圖會》，《蠃蟲錄》在域外持續產生影響。嘉慶年間，朝鮮人韓致奫編《海東繹史》，稱箕子封于朝鮮，“教以詩書，使知中國禮樂之制，衙門官制衣服，悉隨中國”，其源無疑是《蠃蟲錄》“高麗國”條：“中國之禮樂、詩書、醫藥、卜筮皆流于此，衙門官制悉體乎國，人[衣]冠隨中國各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