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傳統文化如何賦能今天的國產影視創作？今年下半年大熱的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和電視劇《陳情令》可以作為很好的案例。尤其是考慮到年輕一代是這兩部作品的主要觀看人群，我們也希望通過對這兩部作品的分析，探討傳統文化在青年人群中的接受與想象。

——編者

◆《哪吒之魔童降世》沒有沿用元素疊加的改編套路，而是嘗試進行徹頭徹尾的神話重述，從而使一個“老故事”煥發出反映當代文化追求的“新面貌”

◆《哪吒》真正的價值在于從人物設定和故事架構兩方面入手，對傳統文化題材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可貴嘗試

《哪吒之魔童降世》成為今年電影市場爆款，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這里既有大眾一直以來對于國產動畫電影的低預期，也有傳統IP以往的改編失敗。那么，作為一部國產改編版動漫電影，新款哪吒究竟是滿足了怎樣的期許，才實現了口碑的反轉，演繹了一場頗含決絕意味的“逆天改命”？

正如很多人所說，《哪吒之魔童降世》依然是從傳統文化中找靈感、找素材，并與已取得一定成功的《大圣歸來》《白蛇：緣起》等一脈相承，嘗試開發中國神話、民間傳說的系列IP。這一方面得益于民間傳說自身的超高完成度，人物形象豐沛、故事起承轉合圓融通透，兼具經由口口流傳、歷次改編的流傳廣度，民間傳說題材具有較好的改編基礎。另一方面，民間傳說題材往往大開大合、大悲大喜，既能兼容不同時空、多重相互矛盾的情感元素，又能經由改編承載、反映不同時代的價值訴求與心理期待，更適合進行顛覆性的改造與演繹。因此，打造這類神話與傳說IP，關鍵在于怎樣對大家耳熟能詳的傳統文化故事進行符合現代人口味的改造，以一個邏輯自恰的“老故事”，煥發出反映當代人價值取向、文化追求、審美趣味的“新面貌”。

其實這些年的銀幕上，對傳統文化題材的現代性改編，屢見不鮮，但成功者鳳毛麟角。大部分作品僅停留于元素疊加的層面，似乎將傳統故事疊加上現代性符號就可以搖身一變完成轉化。而最具現代意識的符號非“戀愛”莫屬，于是太多改編陷入了“傳統故事+戀愛=現代性故事”的可疑模式，霎時間縱橫時空、三界五行都泛起了戀愛的粉紅色泡泡，妖怪談、妖怪談完捉妖師談，唐僧談、唐僧談完孫悟空談。觀眾看得感動，但也在猶疑：莫不是看了場披著傳統文化外衣的戀愛肥皂劇，這戀愛與原初的傳統故事間又有幾分必要、幾許關系？

反觀《哪吒之魔童降世》，則完全放棄了元素疊加的套路，嘗試進行徹頭徹尾的神話重述。傳統的哪吒故事退居為一個載體，里面全然承載著屬于當代人的價值觀與精神屬性，以及切入當下現實生活的角度與方式。

從人物設定來看，經典動畫片《哪吒鬧海》中的人物放置于今天有著扁平、呆板、臉譜化的缺陷，若想人物立得住，先得對人物形象進行符合現代人情感訴求的升級與改造。哪吒母親殷夫人的形象賢惠、柔弱，但存在感較低，經此番改寫，變身成了武藝高強、斬妖除魔的職場女性形象，工作繁忙卻也為如何陪伴哪吒成長耗盡了心力；父親陳塘關總兵李靖，在以往的設定中太不討喜，刻板冷酷到成為了幾代小朋友的心理陰影，作為父親，不愛哪吒、不信哪吒、不護哪吒，還每每總是第一個跳出來要懲罰哪吒，這樣的形象顯然無法滿足當下觀眾的心理期許。而在此番改造中，李靖的形象變得柔軟，變得讓人熟悉，他不善言辭，總是把愛深藏心底，對兒子有著很高的期待，卻最可能暗暗地為兒子而犧牲自己。這一版殷夫人與李靖的形象里暗藏著太多現代父母的影子，他們的努力與無力，都折射出現代親子關系中的諸種境遇，讓觀眾無形中覺得可親、可近，產生自我代入、自我投射，又隨著片中人物的命運無盡唏噓。

從故事架構來看，哪吒的故事本質是一個英雄成長的故事。英雄在世間歷經種種遭際，由懵懂無知到喚醒英雄意識，再到成為英雄。具體到哪吒，“反抗”是其成長蛻變的核心元素，在傳統的《哪吒鬧海》中，哪吒反抗的是封建壓迫，無論是與李靖為代表的封建父子關系，還是以龍王為代表的封建制度，哪吒在打死龍宮敖丙，闖下大禍之后，選擇“剖腹、剜腸、剔骨肉”的決絕方式，還于父母，不累雙親。但這種“成長”，過于慘烈，雖造成了沖擊性的故事效果，對于今天更為親密的家庭倫理結構與家庭關系來說，卻顯得不合時宜。同時，這種英雄成長的路徑，也因被賦予了太多的外在性元素而略顯老舊，此時英雄的成長是“被迫”的，外在苦難的刺激，外在的對抗性壓力，成為了英雄覺醒的觸發點，“命令”著英雄展現英雄特質拯救蒼生。

但到《哪吒之魔童降世》這里，卻在嘗試英雄故事的另一種演繹模式。英雄成長是一個自我發現、自我救贖的過程，新版哪吒的成長不再是“被迫”的，而是具有內向性驅動的主動選擇，是一場笑淚參半的自我延展、自我實現。此時的哪吒不用再去反封建，而是作為一個“人”去主動進行選擇，他選擇抵抗自己的“原罪”，為防自己成魔傷人，自行套上乾坤圈進行自我約束，他選擇與同樣被命運禁錮的敖丙一道拒絕聽天由命，選擇保護父母，選擇保護對自己并不太友善的陳塘關百姓，在鼓勵奮斗、普遍認同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并不相悖的當下，這種頗顯孤獨與執拗的“選擇”才會讓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直抵人心，引發觀眾的強烈共鳴。

霍布斯鮑姆在《傳統的發明》中曾指出，當舊有的社會模式逐漸消解，古老傳統被摧毀，或已不再能適應的新的社會組織結構時，人們便會選用舊社會模式中舊材料來組織、建構起一種新形式的文化傳統以滿足新社會模式的需要。《哪吒之魔童降世》雖然存在有些地方過于流俗、部分網絡玩笑梗略顯生硬等問題，但其真正的價值在于對傳統文化題材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可貴嘗試。

傳統文化題材是幻想類敘事文本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寶庫，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廣受好評的國產動畫作品，從《大鬧天宮》到《九色鹿》，從《阿凡提的故事》到《寶蓮燈》，多在不同程度上嫻熟運用著傳統文化要素、融入中國的歷史故事，卻反映出直指當下的時代精神與社會價值訴求。《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火爆，讓人開始對一個設定宏大、架構完整、邏輯自恰的“封神宇宙”心懷期待，對打造高水準的中國神話傳說系列IP心向往之，但這種系列作品的完備與成熟還需要后續作品的品質與口碑來維系，對國產動漫來說仍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不短的路要走，也許正如“人工智能之父”圖靈在《計算機器與智能》中那句著名的結尾：“我們的目光所及，只是不遠的前方，但是可以看到，那里有許多工作要做。”

（作者為文學博士、文藝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