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9月26日上午，第四屆國際兒童讀物聯盟亞洲大洋洲地區會議在西安開幕，來自中國、蒙古、印度、斯里蘭卡、柬埔寨、伊朗、尼泊爾、日本、阿富汗、俄羅斯等24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和少兒出版界人士，以及國際兒童讀物聯盟執委會委員近200人匯聚一堂，共議“兒童與未來”主題。

在“兒童文學創作中的童年體驗”分論壇上，金波、曹文軒、秦文君、白冰、徐魯、董宏猷、王宜振、湯素蘭、薛濤、陳暉、吳夢川、橫田純子、穆爾特·布楠塔、安娜斯塔西亞·阿卡普瓦、桑麗莎等中外兒童文學作家、插畫家、評論家、出版人在論壇上發言。國際兒童讀物聯盟主席張明舟、國際兒童讀物聯盟秘書長伊麗莎白·弗朗西斯·佩吉等IBBY執委出席，IBBY中國分會主席、中少總社社長孫柱，陜西省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專職副主席齊雅麗在活動中致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高洪波擔任本次論壇主持，并在總結中充分肯定了論壇的學術水準，衷心期待“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讓孩子變得更快樂，讓作家畫家們的作品更接地氣、更有魅力、更有沖擊力，讓全世界的兒童文學作家為全世界的孩子們搭一座美好的、輝煌的文學大廈。”

爬格子的意義

秦文君

我投身兒童文學事業時間不算長，四十年左右。比起前輩差很多。

為何能四十年堅持，是因為兒童文學是孩子尋找美，尋找幸福的百科全書——世上超越物質和功利的是信念和創造，兒童文學給人這樣的光輝 。

更何況，兒童文學作家這個職業，大有樂趣，忠于獨創，寫出東方情懷，寫出有意思的文本，看著出版社將它們變成活潑的書。但是更有一種無形的責任，需要不斷地折騰，在藝術上超越自我， 往往會一個人關在封閉的小屋子里，面對一面墻，孜孜不倦地寫作。有了這一份對文學的癡迷和熱愛，不然如何抵抗寂寞和惰性，抵抗無數誘惑的定力？

努力在兒童文學藝術創造領域跋山涉水的，向往寫出精品力作的作家，無疑都是老老實實,扎扎實實爬格子的人，而不是跳格子。

從1982起，我出版了70多本書，獲各種獎也是有80次，雖然現在用電腦了,在我心里，還是把寫作叫“爬格子”。

當年開始寫作的時候，普通的稿紙是方格的，每一個字寫在格子里，一筆一劃地勤懇耕耘，一格一格地爬格子。我最向往的生活是爬一輩子格子，所擁有的是筆，深度的眼鏡，清貧的生活,一屋子書，但從不會松懈過，沒有失去愛和勇氣。

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市場好，作品多的作家脫貧了，有的成為納稅大戶，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但是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社會風氣功利化，作家自身的堅守很重要，能呵護美好的姿態，維護獨有的價值，在多元文化時代的選擇中，保持高雅的追求，沉下心，保持內心強大的寧靜。

關于兒童文學是兒童重要，還是文學重要，這個爭論從沒有結束過，我想 其實都舉足輕重。一個作家的造化，不是單一的，取決于作家對藝術的態度，取決于心靈家園是否豐富，藝術的造詣能否上去。而作為兒童文學作家，除了種種文學的創造能力，敘事能力，對人的描摹，情景描寫，價值判斷，美感，語言魅力，還要有對兒童敘說的舉重若輕的能力，要有一個大有難度的綜合能力。

我希望因為內心強烈的創作沖動而去爬格子，我2019年出版的《云三彩》就是一部慢慢積累而成的作品。

二十多年前我就已對這一題材產生濃厚的興趣，那就是外來的女孩。我想要表達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城鎮化對于女性的解放，因此，《云三彩》的故事著重展現小女孩李三彩的個人解放和心靈開放。

城鎮化的過程必然涉及到人的遷徙，從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遷徙到充滿隔膜和距離感的都市空間，鄉村社會結構和生活環境，比如多數農村的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對于女性的身體和心靈，觀念都有著一定的束縛，而城鎮化的遷徙過程對于女性來說，就像是從“潘多拉魔盒”里面被釋放出來一樣。

書寫兒童，要根植于兒童的心靈世界，視角，審美，更要根植于社會，人性，探討無限的可能性。

初到上海之時，三彩在學校里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朋友，而在家庭中，她的父母將一腔熱忱都傾注于弟弟身上，她因而缺失了父母之愛、手足之愛和朋友之愛。在上海這個形形色色、你來我往的都市空間中，三彩與爸爸、媽媽和弟弟之間的隔膜，與同學、老師和社會人際的隔膜，促使她的內心世界產生了質的變化。

在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農村社會空間中，三彩帶有“女俠”的個性和特質，有著對于自我身份的明晰認定，但她作為外來者，面對社會的轉型，城市中的現代生活，現代服務業的興起，必須要融入城市、理解城市，因此三彩進入城市空間以后需要做出許多改變。

上海到底是什么呢？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花費了較多的功夫，我曾經在面對每一個采訪對象時拋出這樣一個問題：“第一次從家鄉來到上海，什么感受讓你覺得最為深刻？”因為我想去了解外地遷徙而來的，特別是農村來的孩子，他們對于上海這座城市的印象，這可能是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無法體會到的。

我記得有很多人不約而同地談到了飲食，有人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傳說中的豆漿、油條，有人說第一次到上海吃的是進口的橡皮糖，也有人說在上海第一次吃蛋黃不燒熟、可以用吸管吸食的煎蛋，感覺自己很有成就感，就像一腳已經踏進上海來了一樣，生活方式突然間變得洋氣了。

我收到過一個讀者的來信，這個外地的男孩子來到上海上大學的時候，覺得自己對于上海很熟悉，原因是他當年看到過我寫的“賈里”系列里面的一本書《小鬼魯智勝》，這本書雖然沒有刻意去描述上海的風土人情，卻讓他從中感受到了上海的風情和三教九流。

我還曾經到在上海生活了十幾年的女性家中去采訪，從外表上看，這已經是一個非常上海化的女性，無論是她的上海話，還是做事、穿著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風格。直到吃飯的時候，我發現在家做了一盆“亂燉”，突然意識到她雖然想融入上海，但是內在的基因還是更喜歡自己家鄉的飯。人不可能完全脫胎換骨，也不需要脫胎換骨，一樣也可以融入這個城市，這就是上海。

回想起來，圖畫書文本《我是花木蘭》也是根植于童年，顯現社會新形態和傳統文化力量共存的社會。它是個女孩成長，東方審美的作品，落筆寫被很多人詮釋過的，存留心靈深處多年的人，更是一個挑戰。期間我不厭其煩地找了100個孩子，請他們說說心目中的花木蘭。精準把握當代兒童的審美視角和語言敘述。在我選擇用什么藝術形式表現花木蘭的時候，一個新鮮的念頭冒出來,能不能讓1000多年前的花木蘭和現在的孩子有對話，用新穎的雙重視角，雙線敘事。

有了當代兒童的視角和審美，還必須有歷史視角和文學陳述，藝術造詣，忠于當年的社會風情和文化關聯。我去荒漠，古戰場，山川，體驗花木蘭上戰場的感受。很多遺跡已消失，去甘肅，河南的一些地方，從不斷挖掘出來的鐵甲，兵刀，長矛，能推斷這里曾是無限空曠的古戰場，如今只能看見生生不息的小花小草。我在那無限空曠的地方，看飛鳥的影子，浮動的云彩，從浮想聯翩，升華為文化想像。

北魏時期的，民風是比較開放和彪悍的，木蘭家鄉的婦女都會騎馬，射獵。為了探索花木蘭的特質和天性，我還嘗試從富有特色的地方戲著手。我信賴花木蘭的家鄉人，她們用豫劇演繹花木蘭。即使是豫劇，還有細分。公認的木蘭故里，河南商丘虞城縣一帶所唱的豫劇和常香玉老師唱的豫劇不同，是豫東調，吸收大量的山東梆子唱腔加以融合。聽著豫東派馬金風老師的演唱，行腔冼練、輕盈明快、俏麗活潑、字多腔少，在其代表劇目《花槍緣》中有顯著表現。我從這些聲音里能推想花木蘭的面貌了,還有干練的口音和嗓音。

女孩成長的無限可能性，豐富性， 在我腦海中閃現，永遠不會湮滅。花木蘭美好的人性特質，不因為戰爭而湮滅。我仿佛觸摸到花木蘭令人心顫的氣息。

《我是花木蘭》用了一個雙重的構架，既有古老故事的敘述，也有當今女孩的心語。文本最后的一些文字，是文本的魂：一起從軍的鐵哥們兒來看她，花木蘭悄悄避開，囑咐弟弟陪他們玩。鐵哥們兒未必知道，久戰沙場，軍功累累的“木蘭兄弟”，是個女孩。而在另一條線，當代的小女孩對性別卻有不同認定，從中感悟時代的變遷和進步。

最近得知，《我是花木蘭》即將要在美國，日本，英國出版，我感到自豪。

作品的寫作過程是心靈開放的過程，長久以來，我都對于女孩成長非常感興趣，女性的遷徙中蘊含了很多話題，也能生長出豐富的悲歡離合。

爬格子是忠于獨創的，嚴謹而艱難，也是堅持自我，探索寫作的無限可能性的過程，讓一種勃勃燃燒的精神內力永遠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