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藏書票起源于歐洲，時間大概是十五世紀中后期。現存最早的兩張藏書票“刺猬”和“天使捧徽”，雖然都沒有明確年款，但專家公認其制作年代應該是1470年左右。具體哪個更早，還沒有定論。早期的藏書票主要以紋章圖案為主，十九世紀后，隨著私人藏書規模不斷擴大和大眾審美意識的變化，藏書票的藝術性不斷加強，逐漸從功能性為主變成兼具功能性和藝術性，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喜愛和收藏。藏書票的功能性主要就是表明書的歸屬，而我國傳統上則以藏書印來實現這個功能。文人學者往往親自設計和制作各種精美的藏書印，印文內容既能說明書的歸屬，又能體現藏家的旨趣和藏書觀（這方面的實例很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范景中先生《藏書銘印記》一文），所以藏書票在我國一直沒有受到藏書界重視。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通過受到歐美和日本風氣影響的新知識階層的介紹和推崇，藏書票才真正進入了國人的視野。

根據目前的文獻資料，我國最早公開撰文介紹藏書票藝術并首先設計使用私人藏書票的，是著名作家葉靈鳳先生。1933年12月，葉靈鳳在《現代》雜志第四卷第二號上發表《藏書票之話》一文，這是我國第一篇介紹國外藏書票藝術并提倡國人創作和使用藏書票的專文。大約同時，他還設計制作了目前所知的國人第一枚藏書票“靈鳳藏書”。由于沒見過實物，我無法判斷這枚書票的材質和制作方法。但葉靈鳳先生后來自己回憶，這個藏書票他“印了幾千張”（見葉靈鳳《藏書票與我》），則基本上可以肯定，這枚藏書票不是木刻或者銅版手拓的。雖然當時制作量很大，但經過戰亂之后，流傳下來的并不很多，彌足珍貴。另一枚早期的國人藏書票是著名劇作家宋春舫的“褐木廬藏書”，雖然具體年代不詳，但宋春舫先生1931年建立褐木廬（此據1932年宋春舫先生《褐木廬藏戲曲書寫目自序》），1938年去世，則這張書票的制作年代也肯定是這八年之間的某個時候。另外據唐弢先生說，郁達夫也用過藏書票，但從未見到傳世實物，也沒有其他佐證，只能暫時存而不論。

《現代版畫》第九集《藏書票特輯》

我國早期藏書票最重要的出版物和實物留存，無疑是1935年5月15日出版的《現代版畫》第九集《藏書票特輯》。這個特輯是我國版畫家主動從事藏書票設計和制作的開始，在中國藏書票史和現代版畫史上都有著劃時代的重要意義。但由于此書當時只印了八十部，經過多年的戰亂之后，存世極少。絕大多數藏書票的愛好者都沒有見過實物，也因此以訛傳訛，有些錯誤的說法。比如王堅先生的《李樺與廣州現代版畫會》一文中就說：“1935年5月《現代版畫》第九集內納入了一個《藏書票特輯》，發表了李樺先生和其他5名會員的12張藏書票作品。”（《粵海風》2017年第五期）實際上，這個特輯內并沒有李樺的藏書票作品，而是劉憲、潘業、陳仲綱、張在民、潘昭、賴少其和唐英偉七人共十一張藏書票。筆者恰好藏有此特輯，在這里向藏書票愛好者做一簡要介紹。

1934年6月，李樺先生在廣州成立了現代版畫會，帶領部分學生進行版畫創作。除李樺先生外，比較活躍的作者還有賴少其、劉憲、唐英偉、陳仲綱、潘業等人。這個團體都是年輕人，身為老師的李樺先生當年也不過二十七歲。他們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進步傾向，作品關心時代和社會民生，充滿活力。這個團體雖然總共只存在了三年，但他們在短短三年內組織了多次展覽，創作并出版了很多作品，包括十八集著名的《現代版畫》。除第一期為機器印刷，出版五百本外，其余均木刻手拓，用手工紙精印，出版五十至一百冊不等。流傳至今已稀如星風，目前所知僅魯迅博物館藏有全套十八集。其中第九集《藏書票特輯》，共收十四位作者的十九幀版畫作品，包括封面和封底各一幀，以及日本版畫家料治朝鳴作品一幀。此集前半為版畫作品，其中如李樺“發薪日”、賴少其“三種對話”、胡其藻“紅十字旗下”等，都是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后半為藏書票特輯，共十一幀作品。分別是劉憲三幀、潘業一幀、陳仲綱一幀、張在民兩幀、潘昭一幀、賴少其兩幀、唐英偉一幀。這十一幀作品也是有具體時間可考的，我國版畫家所繪制并刻印的最早藏書票。這些藏書票帶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早期木刻的稚拙生氣，兼具藝術性和時代性。比如其中的潘業藏書票，利用了類似民間磚雕的創作手法，表現了一位讀者走路時仍捧書而讀的畫面，其身后還跟著一只小狗，濃郁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雖然藝術手法尚顯稚嫩，但其中蓬勃的朝氣和濃郁民族風格卻很難得。唐英偉的作品則以有力的刀法和強烈的畫面對比，塑造出一個在讀書思考的青年形象，也是十分優秀的作品。

賴少其“三種對話”

劉憲藏書票

潘業藏書票

這里還要順便討論一下在藏書票界廣為人知的“關祖章藏書票”，很多人認為這是國人所使用的第一張藏書票，我覺得這種說法并沒有足夠的證據。在此提出若干疑問，與大家一起討論。

這張藏書票是由臺灣的吳興文先生最早為文介紹的，他在多種著作中都談到此票，比如在《國人最早使用的藏書票》（見云南人民出版史《書癡閑話》）一文中，吳先生詳細說明了發現這張藏書票的過程：“筆者是在1990年7月，于北京琉璃廠淘書時，從一本1913年版的《圖解法文百科辭典》封面內正中央，發現貼有‘關祖章藏書’的藏書票。藏書票的畫面上是一位方頭巾的落拓書生，正在展卷搜尋資料，他的后方整架的線裝書和卷軸，右上方的書箱打開，并架上蠟燭臺，前方四周散落一地的古籍，左下方是包好準備遠游的物品和一把劍。此書的扉頁上署：‘關祖章藏于美國紐約州特洛伊城第8街177號，倫勒斯工藝學校，1914年9月26日。’”

對一本貼有藏書票的書籍，有四個重要的時間點，我分別以abcd稱之。a是這本書的出版時間，b是藏家入藏這本書的時間，c是藏家制作這款藏書票的時間，d是藏家在這本書上貼票的時間。很明顯，四個時間的關系應該是：

a早于b，b早于d ，同時c早于d。但是 ab和c的先后關系則難以確定。d的具體時間如果沒有明確記載，也難以斷定，只能判斷先后順序和大致時間段而已。

具體到吳興文先生所得到的這本書，我們可以很方便地確定，a是1913年，b是1914年9月26日。由于吳文中明確指出，關祖章這段藏書時間記錄是寫在書的“扉頁”而非藏書票上，c和d的具體時間我們則根本無從確定。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可以今天制作一張藏書票（時間c），并在明年春節時（時間d）將它貼在我十幾年前（時間b）買的一本古籍上，而這部古籍則是明代（時間a）出版的，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顯然對于“關祖章藏書票”，結論應該是，關祖章先生在1914年9月26日或之后的某天將它貼在這本書上。據有關資料顯示，關祖章先生在“文革”中去世，這就是邏輯上這張藏書票使用的下限。當然，考慮到政治因素，“文革”開始以后關祖章先生還使用這張藏書票的可能性很小。僅憑此書的出版時間和入藏時間，就認為這是國人第一張藏書票，將其使用時間定在1910年代（吳興文先生上文中就認為“雖然這張藏書票是在他留美時期使用”），肯定是不夠嚴謹的。不少關于藏書票的書籍也延續了類似的邏輯錯誤，比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史的《紙上寶石：藏書票的收藏投資》一書有這樣的內容（30頁）：“在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舉辦‘館藏西洋圖書藏書票展’時，一位藏書票收藏家又爆出驚人發現：1997年底，他在北京某舊書店淘得一冊杰克倫敦的《階級的戰爭》，1905年出版，扉頁貼有關祖章藏書票一枚，與吳興文發現的和國家圖書館展出的一模一樣。如果以書籍的出版年代推斷票主使用藏書票的時間的話，中國人最早使用藏書票的歷史又可以往前提好幾年，可能是1905-1910年之間。”這個推測就更不合理了，關祖章先生出生于1896年，1905-1910年這個時間段他尚未成年，擁有自己專用藏書票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如果以后發現一本1896年出版并有此藏書票的關祖章藏書，按照這種邏輯，難道要認為關祖章先生是手持藏書票出生的不成？

綜合目前所知的關祖章先生生平資料和藏書情況，尚不能確定此枚藏書票的制作和使用時間，貿然稱之為“國人第一張藏書票”，并不斷試圖將國人使用藏書票的時間前推，無法自圓其說。希望藏書票收藏界對待所謂“第一張”的問題要更加謹慎，不要以美好愿望代替邏輯和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