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毛澤東1964 年文藝批示一直以來存在著兩個版本，即“著重號版本”和“無著重號版本”。從檔案文獻和毛澤東手稿來看，“著重號版本”應該是原始版本，并且，在這條批示作為“中央文件”下發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注意“著重號” 的使用。“無著重號版本”并非無中生有，它的出現也是歷史現場生成的特殊話語。這種版本流變包含著巨大而又微妙的歷史信息，它所折射出的意識形態最高層的考量與流變過程中的話語生產方式，使我們看到了那段歷史如此豐富而又反復的細節。

關鍵詞：1964 年文藝批示 版本 文學運動 文藝界

作為黨和國家的領袖，毛澤東一直以來特別注重對文藝界的指導。1963年12月12日與1964 年6月27日，他對新中國建立以來文藝發展狀況先后作出了較為簡短的批示， 史稱“兩條批示”。“兩條批示”產生了十分現實和深遠的影響，成為學術研究中不可忽視的基本史料。本文談的，是1964 年文藝批示。

1964 年文藝批示，是毛澤東6月27日寫于中宣部呈送的《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的批復。按照常理，既是領袖毛澤東的“批示”，內容又僅僅只有不到200 個字，應該不能出現差錯。況且，1964 年文藝批示很快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作為“中央文件”下發1，數年后《人民日報》等報刊也全文刊布，“新時期”以來又作為權威黨史文獻出版，不大可能會出現異文。文史學界對這條批示十分熟悉，一些學者在引用時甚至干脆不注明出處。—然而，就是這樣一則文獻，卻一直以來存在版本問題。

一 “無著重號版”與“著重號版”的并存

謝冕與洪子誠合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1948—1975）》，與洪子誠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 史料選：1945—1999》， 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較為精當的資料集。丁景唐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史料?索引卷”，同樣是較為重要的工具書。這三種書無差別地收錄了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相同：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 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 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2

馮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 1976）》“文學理論卷”，與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辭典》，也同樣是當代文學研究界較為重要的資料工具書。這兩種書，也都收錄了1964 年文藝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 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演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3

稍加對比，可以發現這兩組1964 年文藝批示存在明顯差異，即“基本上”與“最近幾年”有無著重號的區別。（以下稱“著重號版”與“無著重號版”）甚至同一套《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于“文學理論卷”和“史料索引卷”竟然分別出現了“著重號版”和“無著重號版”—到底以哪個版本為準？以上所列舉的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較為常見的資料書，大量學者從中閱讀和引用1964 年文藝批示，如此一來， 會不會影響他們對這個文獻乃至當代文學的認識？

不僅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存在1964 年文藝批示的版本問題，在歷史學和黨史學界， “著重號版”與“無著重號版”同樣并存。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馮蕙主編的《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披露了1964 年6 月27 日毛澤東對中宣部呈送的《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的批復的抬頭：

此件送劉、周、鄧、彭、康生、定一、周揚、吳冷西、陳伯達同志閱。閱后退毛。

批復的具體內容，是“無著重號版”的1964 年文藝批示。4

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也收錄了1964 年文藝批示。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收錄的是1964 年7 月11 日作為整風文件下發的1964 年文藝批示。這個文件與毛澤東的另一條重要批示一同下發，題為《中共中央印發毛澤東對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及〈人民日報〉關于提拔新生力量的報道的兩項批示》。文藝批示的文件有這樣一個抬頭：

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 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組、黨委，總政治部：

現將毛主席最近的兩項重要批示發去，請在省級黨委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中閱讀。

中央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

這個抬頭之下的具體內容，就是1964 年6 月27 日文藝批示的具體內容，也是“無著重號版”5。

以上兩套大型權威性書目，均是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收錄的均是“無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然而，同樣是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另幾套大型權威性書目， 收錄的卻是“著重號版”。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文稿”的形式收錄了毛澤東《對中宣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的批語》，并作了十分詳細的注釋。《文稿》所收錄的，是“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6

同樣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收錄了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也是“著重號版”。7

另外，由薄一波署名作者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披露了1964 年文藝批示的一些重要細節，被許多學者所引述：

1964 年5 月8 日，中央宣傳部寫出《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還未定稿，江青就搶先把它送給毛主席。6 月27 日，毛主席在這個報告草稿上寫下了如下的批示……

正是通過以上文字，研究界才知道了江青與1964 年文藝批示的莫大關系。《回顧》所收錄的批示原文，也是“著重號版”。而且， 《回顧》重點分析了加著重號的“基本上” 和“最近幾年”的內容。8

由上可見，“著重號版”與“無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的并存已是較為普遍的事實。它們都出現在權威性的資料集之中， 研究者們使用和分析哪一種版本，在學術規范上似乎都無可指摘。于是，許多學者或者引述“無著重號版”，或者引述“著重號版”， 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學術研究中兩個版本的并存的狀況，—這顯然是不正常的。

二 正本清源：“中央文件”版與“手稿”版

1964 年文藝批示，不僅是文學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極為重要的史料，同樣也是歷史學界和黨史學界的基本史料，也是普通讀者認識共和國史的重要史料。這則史料字數極少，但所含信息量極大，反映了“退居二線” 的毛澤東對新中國建立以來文藝界的整體看法和近期看法。細讀批示，我們會發現，其核心語義就是毛澤東對文藝界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滿意（整體）——“最近幾年”特別不滿意（近期）的遞進性認識。“基本上” 與“最近幾年”所轄字段，尤其是“最近幾年”的遞進語義，可謂這條批示的要旨所在。眾所周知，1964 年，文藝界就是根據這條批示的內容，對“最近幾年”的文藝界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整風。

“基本上”與“最近幾年”之下有無著重號，當然會使讀者產生較為不同的閱讀感受。著重號雖然只是一種標點符號，但是它在語句中起著“提醒讀者特別注意”的功能， 具有強調性和指示性。“基本上”與“最近幾年”之下有著重號的語義，相較于無著重號的語義，其語氣更加激烈、指向性更加明顯、遞進關系更加突出。尤其在遞進關系語義中，著重號加重了遞進關系的程度，使“最近幾年”特別引人注目。它會直接引導接收文件的省部級黨委和文藝界領導思考：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的“最近幾年”，到底是哪幾年？為什么“最近幾年”會出現這么嚴重的問題？

因此，這則史料“著重號”精準與否， 不僅直接關系到學術研究的準確性，更關系到后人歷史認識的合理性。

筆者最近于江蘇省檔案局解密檔案中， 發現了中共中央辦公廳1964 年7 月下發的1964 年文藝批示的中央文件原文《對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的批示》。毋庸贅言，這個文件，是1964 年文藝界整風運動的指導文件，更是我們解決版本問題的第一手資料。

通讀文件全文可知，作為整風文件的1964 年文藝批示并非一次準確下發，而是下發之后作了“重要補正”——這個“重要補正”就是為了批示中的“著重號”。恐失其真， 此處盡量原文照錄。9

第一次下發：1964 年7 月11 日

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4]410 號

毛主席最近的兩項重要批示10

各中央局 、省、市、自治區黨委， 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組、黨委，總政治部：

現將毛主席最近的兩項重要批示發下去，請在省級黨委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中閱覽。

中央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

一、對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的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 基本上3 3 3 （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見附件。）11

第二次補正：1964 年7 月14 日

重要補正

七月十一日印發的“毛主席最近的兩項重要批示”（中發[64]410 號）第二頁第五行“最近幾年”四字下，應有著重點，請予補正。

中央辦公廳機要室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可見，作為“中央文件”的1964 年文藝批示，與“著重號版”“無著重號版”均有所不同。1964 年7 月11 日第一次下發， “基本上”三字下有著重號，而“最近幾年” 四字下沒有著重號。四天后，各中央局 、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以及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組、黨委，總政治部又一次收到中央辦公廳下發的文件，即《重要補正》。這個《重要補正》的唯一內容，就是告訴所有接收到上一個中央文件的省部級黨委：“最近幾年”四字下面應有“著重號”！

所以說，作為“最高指示”的1964 年文藝批示，是經過7 月11 日與7 月14 日前后兩次文件結合才最終得以形成。特別是7 月14 日的《重要補正》，使這個重要文件達致完整準確。文件中的“著重號”雖然只是標點符號，但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其蘊含的現實含義與歷史信息非常巨大。所以， 中央辦公廳特意發文補正“最近幾年”四字下應有著重號，客觀上無異于再一次突出了“最近幾年”的字段、再一次提示了“最近幾年”語段、再一次強調了“最近幾年”語段的語義。12而且，這次補正文件使用了“重要補正”的字眼，這也意在提醒文件接收者： 雖然補正的內容僅僅是四個著重號，但并非修改一個無關宏旨的標點符號，而是補正十分“重要”的內容！13

這并非是小題大做，著重號的存無，會影響話語的強弱。毛澤東的語言藝術素養很高，尤其是對一些重要文件、文章、按語與批示，他反復修改、字斟句酌的情況， 乃至幫助他人他文措辭字句的事例，早不鮮見—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在文件批示和平時閱讀中，也經常使用著重號。這樣做， 既是毛澤東個人語言修養使然，也體現了他認真嚴謹的領導藝術與工作態度，尤其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他對一個字詞乃至一種語氣的巧妙使用，可能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內涵， 引起完全不同的結果。中央辦公廳特意以《重要補正》來提醒毛澤東文藝批示中的“著重號”，也是這一情形的一次體現，最終準確地傳達了批示精神。

但是，為何會產生《重要補正》呢？這牽涉一個時間差的問題。批示本身是毛澤東于1964 年6 月27 日作出的，但并沒有當即形成中央文件，而是轉給劉少奇、彭真、周揚等人傳閱，傳閱之后退給了毛澤東。7月2日，率先由陸定一牽頭在中宣部和文化部各部門領導人中開始傳達。7月7日，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又專門由彭真傳達了毛澤東的這則批示。147 月11 日，這條批示才作為“中央文件”由楊尚昆任主任的中央辦公廳下發，7月14日補發“最近幾年”下有著重號的情況。按照常理，經過這一層層傳閱、傳達與討論才由辦公廳下發的中央文件不應該出現差錯。并且，根據中共中央文件管理的規定，自1953年5月19 日起，凡是用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均須經過毛澤東看過方能發出，否則視為無效。15按此規定，無論是1964年7月11 日下發的中央文件原文《對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的批示》，還是7月14日強調“最近幾年”下有著重號的《重要補正》，毛澤東均應親自看過。由此可推斷，第一次下發的《對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的批示》原文“最近幾年”沒有著重號，過了幾日后，毛澤東親自為“最近幾年”下添加了著重號，并作為《重要補正》下發。顯然，毛澤東特別重視這則《重要補正》，這無疑顯示了他批評“最近幾年”文藝界狀況的決心，為接下來的文藝界整風劃定了范圍。

說明這個版本問題，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就是1964 年6 月27 日批示的手稿原件。

目前，1964 年文藝批示的手稿原件收藏于中央檔案館，筆者未能親見。但是，一些有能力接觸這則資料的學者，已在著作中予以披露。通過這種二手資料的對比，完全可以推知1964 年文藝批示的手稿原貌。

最早公布手稿的，是1996 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這套文獻集較為忠實地收錄了大量毛澤東手稿，包括文章、批示、批注、提綱以及在文件上所成段加寫的文字等，最初只發行到地師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以及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的高級專業人員，具有一定的機密性和相當的準確性。《文稿》第十一冊這樣披露了1964 年文藝批示：

對中宣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的批語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此件送劉、周、鄧、彭、康生、定一、周揚、吳冷西、陳伯達同志閱。閱后退毛。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 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演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

1964 年6 月27 日

根據手稿刊印 16

2002 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與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 1976）》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該書大量使用中央檔案館所收藏的原始檔案，是目前較為權威的毛澤東傳記。在該傳記的第三十二章《社會主義運動（上）》的敘述中， 披露了毛澤東1964 年6 月27 日文藝批示的原文：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 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演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說明這則批示出處的注釋這樣說道：“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的批語，手稿，1964 年6 月27 日。”17 據此可知， 以上是錄自毛澤東手稿。

《文稿》與《毛澤東傳》均遵照毛澤東手稿。稍加對比，我們會發現這兩者所披露的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完全一致。并且我們也由此得知，除了正文之外，1964 年文藝批示的手稿上還應有“此件送劉、周、鄧、彭、康生、定一、周揚、吳冷西、陳伯達同志閱。閱后退毛。”字樣的抬頭。

因此可知，作為“中央文件”的1964 年文藝批示，并未遵照毛澤東“手稿”一次性準確下發，而是分作兩次：7月11日下發的文件中“最近幾年”下沒有著重號，7月14日以“重要補正”說明“最近幾年”下應有著重號。由此可知，“著重號版”應是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的正確版本，“無著重號版”的1964 年文藝批示，是錯誤版本， 不可能準確傳達批示的內涵。

三 “公開版”的流變與異文緣由

既然“手稿”與“中央文件”的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都是“著重號版”，那么， 廣為出現的“無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緣自何處？難道是手民之誤？

洪子誠教授在其參與主編的兩本收錄“無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的資料集中，都于頁下加了同一道題解：“毛澤東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的批示。1966 年《紅旗》第9 期重新發表毛澤東《講話》的按語中，這一批示的開頭是：‘文藝界十五年來，基本上……’1967 年5 月23 日，陳伯達在紀念《講話》二十五周年大會報告中引述這一批示時， ‘基本上’和‘最近幾年’下，都標有著重號（見1967 年5 月24 日《人民日報》）。”18

可見，洪子誠教授已經注意到“著重號版”與“無著重號版”的并存。據他所說， 在1967 年5 月23 日，他才于《人民日報》的陳伯達紀念《講話》文章中，見到了“著重號版”的1964 年文藝批示。但他仍以“無著重號版”為準。這說明他并未見到“手稿” 與“中央文件”版的“著重號版”文藝批示， 反而可能在其他地方見到了“無著重號版” 的1964 年文藝批示。

事實上，在1964 年文藝批示的公開過程中，的確存在過一段時間的“無著重號版”。在很大程度上，1964 年文藝批示的公開過程， 就是由“無著重號版”向“著重號版”流變和最終固化的過程。

在當時，“手稿”與“中央文件”版1964 年文藝批示，只有相當級別的領導干部才能得見。因此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一般人只能通過文藝界整風知曉這條批示的大體內容。直到1966 年春夏之交后，1964 年文藝批示的內容才逐漸浮現于大眾的視野。

1964 年文藝批示的公開，最重要的載體當然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1966 年6 月6 日，《解放軍報》發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文章，對“文化大革命” 的宣傳教育要點進行了較為通俗的解釋。《人民日報》當天即在頭版頭條全文轉發，并加了十分肯定的編者按。在這篇文章中，1964 年文藝批示的主要內容，首次以公開的形式， 在重要刊物披露：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時又指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 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19

由此，最為廣大的讀者，通過《解放軍報》與《人民日報》第一次了解到了毛澤東對1964 年文藝界整風的基本觀點。這也是最早的“無著重號版”的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雖然“兩報”公布了1964 年文藝批示的基本內容，知情者當然也知曉這就是1964 年文藝批示，但“兩報”并未明說這就是“文藝批示”原文。

緊接著，1966 年7 月1 日，《紅旗》雜志重新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雜志編輯部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針》的按語。這則按語，是《紅旗》雜志首次公布1964 年文藝批示的主要內容：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指出，文藝界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 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20

《紅旗》雜志公布的1964 年文藝批示， 不僅是一個“無著重號版”，而且是一個“刪改版”，它將“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直接改成為“文藝界”—現在看來，這顯然是對毛澤東1964 年文藝批示的刪改，但在當時， 絕大多數人還不知毛澤東到底作了怎樣的批示，所以這個刪改當即被許多文章熱烈引用和引申。21

至此，“兩報一刊”都以社論或編者按的形式，集體刊出了1964 年文藝批示的主要內容。而且，均是“無著重號版”。如此一來，“無著重號版”的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成為當時所能見到的唯一公開的權威版本。在此之后的極短時間內，難以計數的個人、寫作組、批判組等撰寫文章，紛紛引述這個版本，使其內容廣為全民所知，客觀上促成了“無著重號版”的流行。22但是， 此時“兩報一刊”均僅僅只是說毛澤東曾“指出”或“提出”這個意見，并未明說這就是1964 年文藝“批示”本身。

在數不清的引述“兩報一刊”上“無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的熱潮中，有一篇文章率先在“基本上”與“最近幾年” 下加了著重號，即署名姚文元的著名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這是姚文元等人批評文藝界領導人的第一篇重要文章，發表于《紅旗》雜志1967 年元旦第1 期，《人民日報》即以頭版全文轉發。這是首次公開發表的“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對文字作了加粗（當時引用毛澤東原話的慣例）處理：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同志對周揚和他控制下的全國文聯和各個協會， 提出了一針見血的批評，指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 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演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23

姚文元之所以有別于其他作者文章，筆下第一次出現“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說明他接觸到了“手稿”或“中央文件”版的1964 年文藝批示。1967 年的姚文元，即使此前地位低微，但此時他已有權力得見原件。這篇文章雖為批判文章，但措辭較為注意，尤其是引用領袖指示和語錄，更加小心。就是在這樣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章中， 1964 年文藝批示的準確內容首次出現于公眾視野。

不過，姚文元文章的影響力與權威性， 不及“兩報一刊”的社論和編者按，況且， 姚文元文章也并未指明他所引述的來源就是“批示”本身，所以在姚文元文章之后，“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并未真正取代“無著重號版”而被廣為引述。

但是，自姚文元文章之后，其所在《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同事們，開始大規模使用“著重號版”取代“無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內容。尤其是1967 年5 月23 日，借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 周年之際， 《紅旗》雜志推出一系列紀念文章，在所有原發及轉載文章中，凡是提及1964 年文藝批示，無一例外都是“著重號版”。然而， 這些文章也沒有明說這就是“批示”本身。它區別于“無著重號版”的“指出”與“提出”，將之稱為毛澤東的“警告”。24《紅旗》雜志此舉，顯然意義非凡。

很快，1967 年5 月27 日第9 期《紅旗》雜志，正式明確地以“批示”的形式公開發表了1964 年文藝批示原文。《紅旗》雜志成為最先發表1964 年文藝批示的刊物。“著重號版”由此正式全面取代“無著重號版”。

該期《紅旗》雜志，除1964 年文藝批示外，還刊發了毛澤東其余四條對文藝界的重要指示：《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和1963 年12 月12 日文藝批示。這是毛澤東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外，最重要的五個文藝界指導文件，史稱“關于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該期《紅旗》雜志，將1963 年文藝批示與1964 年文藝批示合稱為“關于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這就是“兩條批示”之說的由來。由此，1964 年文藝批示正式由“無著重號版”的“指出”、《紅旗》雜志“著重號版”的“警告”，變為“批示”，全文仍為“著重號版”：

關于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

毛澤東

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

（引按此處筆者省略）

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 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 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演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25

由此可見，《紅旗》雜志此前突然集體出現的“著重號版”，是“批示”正式出臺的先聲與預備。這一期《紅旗》雜志所載的1964 年文藝批示，也正式開始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范圍內廣為宣傳，成為最為權威的公開版本。

《紅旗》雜志發表一天之后的1967 年5 月28 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頭版頭條、套版套紅與加粗大字體，原文轉發了《紅旗》雜志1967 年第9 期的《關于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

人民出版社將《紅旗》雜志所刊載的毛澤東“關于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結集為《毛主席關于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一書， 于1967 年6 月1 日正式出版發行；26

民族出版社與外文出版社，以人民出版社《毛主席關于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為藍本，迅速出版少數民族語言版和外語版，向各民族和全世界發布。約十年間，《毛主席關于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共出版29 種版本， 其中漢語版4 種，少數民族語言版6 種，外語版18 種，盲文版1 種。27

這一系列國家乃至世界規模的宣傳，使1964 年文藝批示成為彼時十分常見甚至耳熟能詳的文獻，同時，也使1964 年文藝批示的版本固定下來。

通過這番版本流變可知，“著重號版” 是1964 年文藝批示流通極廣的權威性正版。“無著重號版”是流變過程中的異文，但是其存在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歷史性生成的。“著重號版”與“無著重號版”以及“中央文件”版等，差別雖然僅僅只在于區區幾個“著重號”，然而如上所述，這種版本流變本身包含了巨大而又微妙的歷史信息，它所折射出的意識形態最高層的考量與流變過程中的話語生產方式，使我們看到了那段歷史如此豐富而又反復的細節。

[本文系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項目“中國左翼文學的‘民族’與‘國家’話語研究” （2019-GMC-048）的中期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新世紀以來解密檔案在左翼文學研究中的應用研究”（SWU180969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1964 年7 月2 日，中宣部召開文聯各協會和文化部負責人會議，貫徹這條批示。7 月11 日， 這條批示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發至省級黨委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文藝界由此開始整風。

2 謝冕、洪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1948— 197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600 頁； 洪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1945— 1999》，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版，第513 頁； 丁景唐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第19 集《史料?索引》（卷一），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年版，第846 頁。

3 馮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第1 集《文學理論》（卷一），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年版，第70 頁；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辭典》，武漢出版社1996 年版，第18 頁。

4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第368 頁。

5 見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第46 冊，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0 —291 頁。

6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版，第91—93 頁。

7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6 頁。

8 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22 頁。此書后有修訂版，但此處內容沒有變化。

9 所引文件原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毛主席最近的兩項重要批示》，江蘇省檔案館?江蘇省文聯檔案，全宗號4015，編號1，目錄號3，卷案號0079。筆者2017 年3 月查閱。

10 另一條批示為《對一條提拔新生力量的報道的批示》。與本文關系不大，在此不錄。

11 《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附于文件最后部分，文字較多且現較常見，此處不錄。

12 1964 年文藝批示中“著重號”的作用，已為一些著作者所注意，除前述《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外，可見崔宗云：《怎樣使用標點符號》，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49 頁； 王彬彬：《“十七年文學”：紅線黑線有異， 實行專政則一》，《當代作家評論》2012 年第6 期。

13 現已出版的一些檔案資料，并未注明1964 年文藝批示的這個過程，而是直接將7 月14 的“重要補正”挪進7 月11 日的原文中，這樣做不尊重原始資料。可見王蕓主編《北京檔案史料》中對1964 年文藝批示的呈現，新華出版社2004 年版，第247 頁。

14 據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1964 年7 月7 日日記：“下午書記處會議，由彭真同志傳達主席最近關于文藝界、學術界整風問題的指示。” 見《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1 頁。

15 毛澤東1953 年5 月19 日致信劉少奇、楊尚昆： “嗣后，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版， 第99 頁。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版，第91 頁。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31 頁及該頁注釋。

18 謝冕、洪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1948— 197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600 頁； 洪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1945— 1999》，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版，第513 頁。

19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解放軍報》1966 年6 月6 日首發，《人民日報》1966 年6 月6 日轉載。

20 《紅旗》雜志編輯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針——重新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按語》，《紅旗》1966 年第9 期。

21 這種微妙的刪改日后也成為“四人幫”的一條罪狀。

22 僅以《人民日報》為例：炬輝（寫作組）的《把戲劇界的“祖師爺”、反黨分子田漢斗倒、斗垮、斗臭》，《人民日報》1966 年12 月6 日；東鋒（寫作組）：《周揚在階級斗爭中的反革命真面目》， 《人民日報》1966 年10 月27 日；李基凱、吳松亭、楊匡滿、侯聚元：《〈文藝報〉的兩次假批判》， 《人民日報》1966 年7 月30 日；新華社通訊：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憤怒聲討文藝界黑幫頭子周揚》，《人民日報》1966 年7 月29 日； 胡萬春：《大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權威》， 《人民日報》1967 年6 月10 日；新華社通訊：《紅太陽照亮了芭蕾舞臺》，《人民日報》1967 年4 月26 日等等。這些文章均無差別地轉述“兩報一刊”上“無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

23 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紅旗》1967 年第1 期，《人民日報》1967 年1 月3 日頭版轉載。

24 如陳伯達撰寫的社論：《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而斗爭》，《紅旗》1967 年第8 期，《人民日報》1967 年5 月22 日頭版全文轉載；陳伯達： 《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紅旗》雜志1967 年第8 期， 《人民日報》1967 年5 月24 日頭版全文轉載； 戚本禹：《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軍的建軍綱領》，《紅旗》1967 年第8 期等，都以“毛主席提出過嚴厲的警告”字樣引出“著重號版”1964 年文藝批示。

25 《關于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紅旗》1967 年第9 期。

26 新華社通訊：《〈毛主席關于文學藝術的五個文件〉今起發行》，《人民日報》1967 年6 月1 日。

27 詳見施金炎主編《毛澤東著作版本述錄與考訂》，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 年版，第720—722 頁。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