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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海堡壘》輸在想法 中國科幻電影需要科幻啟蒙

    來源:文藝報 | 姜振宇  2019年09月02日07:28

    姜振宇:文學博士,現就職于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南方科技大學科學與人類想象力中心客座研究員

    我們似乎傾向于認為,中國科幻電影應該會有一個光輝的起點,進而有一批差不多光輝的繼承者,培養一批強有力的制作團隊,然后中國科幻文化從此良性發展,整個產業模式不斷升級完善。遺憾的是,這是《流浪地球》所帶來的幻覺。

    好消息是,《上海堡壘》打破了這種幻覺。事情從來不會那么簡單和順利,尤其是中國科幻。

    把2019年當成“元年”,在任何意義上都只是一種振奮士氣的說法。就像好萊塢一樣,《2001太空漫游》之前,必然有綿延將近半個世紀,成百上千的爛片鋪路;瞄準少兒市場的《星球大戰》,催生龐大的粉絲文化則往往依賴運氣。《流浪地球》的成功實際上是一個童話:第一,一小群科幻迷的堅持會創造奇跡;第二,好的科幻故事能廣泛且深刻地打動中國人。

    讓我們把視點再拉高一點。最遲從80年代開始,科幻電影就不應該再被當成某種電影市場彎道超車的單一“類型”,它更像是一個地域當中宏觀社會文化氛圍的折光鏡,也是電影行業乃至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程度的試金石。

    作為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就能夠獲得產出的領域,特效以及它所帶來的視覺效果,其優質精美程度,更像是拔高科幻電影整體水平的一個添頭。當我們強調《流浪地球》是“重工業電影”的時候,在“服化道”的層面當然是在毫不吝嗇地進行夸贊,但這并非要害。使得它成為站得住的“中國科幻電影”,真正居于核心的重點是,影片的整體思維方式終于進入到了工業化時代。

    《流浪地球》里的吳京救不了地球,救地球的是木星、行星發動機和空間站。《三體》里的羅輯也救不了人類,拯救人類的是“黑暗森林”法則和引力波威懾系統。科幻必然同時凸顯個體力量的有限和人類文明潛力的無窮。技術奇觀只是人類的需求和能力被現代科技/工業充分放大之后,得到外顯和具象化的必然產物。科幻電影真正的難點,是如何將這抽象的“大機器”與人類個體之間的聯系合理化,以及兩者之間如何密切融合。如果實在不能想象一個充分工業化的社會當中人類的具體形象,那么尋找人與文明制度之間的某種對抗和平衡也是可能的。

    正是在這個最關鍵的方面,《上海堡壘》輸在了想法上。我們看不見飛鷹小隊的戰斗邏輯,也看不到“炮”和“膜”所代表的戰斗與防御之間的戰術聯系。這完全不是“世界觀”或者“背景設定”的宏觀框架,而是直接驅動情節和人物行為的現代社會規范和文明邏輯。對于科幻迷來說,在看見個體的同時,也要看見貫穿流動在他身旁的人類社會,這是“工業”的起點,也常常是科幻迷辨別彼此的身份標志。

    顯而易見,我們無法依賴電影行業中的一兩個科幻迷來推動和完成這一思維和文化層面的躍升——美國也不行。在好萊塢的科幻大片制作流程完善之前,可憐的美國觀眾看了幾十年的打怪獸和泡外星女郎,這基本是西部片的老路。可即便是在60年代糟糕的畫面和特效背后,我們依舊能夠從《星艦迷航》《陰陽魔界》之類的劇集當中窺見現代科技所帶來的思想跨越。《流浪地球》多少驗證了,科幻亞文化里的中國的前沿部分不落后于世界。而《上海堡壘》則告訴我們,中國很大,有些電影才剛站上起跑線,還沒摸清邁步的方向。

    方向在哪里呢?難道每個電影人都要成為科幻迷嗎?這也許過于苛求,但從業者確實表現出了某種系統性的缺失,因而一定程度上的啟蒙仍舊是必要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現代”。實際上無論是基于科學的幻想還是“重工業”,都可以視作“現代文明”的某種折射。它不單是器物、制度,更是一種基底性的思考立足點。

    非常令人驚喜的是,國內其實已經出現了較好貫穿這些思維方式的影片。例如在黃渤《一出好戲》當中,導演清晰表達了對“人類文明”進行推演和把握的企圖。正如將《荒島余生》或《魯賓遜漂流記》視為科幻片將會帶來爭議一樣,《一出好戲》在情節、特效(實際上壯觀的海嘯場景已經達到了較高的視覺水平)和人物上似乎都不夠科幻,但正是在最核心的“想法”上,它抓住了《上海堡壘》以及一眾“網劇”和“網大”所缺失的核心科幻因素。我們可以在影片中看到不同文明形態在小島上發展、沖突和演變的過程,其可能性來自人類社會歷史本身。其中的人物、場景和情節,在推動影片敘事的同時,也承載著對故事之外抽象框架的暗示——這個框架并非人為設定的某種世界背景,而是現實的文明發展邏輯。

    敢于思考和想象“人類”,這是科幻之所以成為科幻的文化核心之一。從星際戰爭當中人類都市的防御戰略,到危機下的上海街巷,再到軍事力量的整體動員,最后才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交流情感。這才是由大到小,關于“人類”的思考邏輯。從這個角度看,愛情(的消逝)當然是其中最細小、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但也恰是在展現和拓寬了龐大(且合理)的世界背景之后,個體的情感才越發具有震撼力和說服力。《上海堡壘》并沒有完成這一框架的拓展,影片的畫面也無力展現背后應當存在的宏大敘事。由此,其中諸多細節往往呈現出一種類似“皇帝的金鋤頭”的幼稚和不諧之感,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或許應當降低對于“中國科幻電影”的預期,從《流浪地球》和《三體》小說營造的幻象中醒來。我們還需要大量的實踐試錯,以此理順制作流程,規劃部門關系,積累相關技術人才。一個較好的學習對象,也許是中國動畫電影——每一兩年能夠上映一部聚合了這個方向的大部分力量、有較大社會影響和市場收益的作品。在此過程當中,既鍛煉隊伍,又培育、篩選人才,同時不間斷地刺激和培育市場。這既是產業發展的必然過程,也是文化傳播的內在規律。只是中國動漫產業已經在政策大力扶持之下發展了十幾年,科幻電影有這個時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