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科幻文學似乎迎來了“最好的時代”。

有出版數據顯示，從2011年到2016年，中國科幻小說出版總數從年度77種發展到年度179種，原創讀物從35種發展到102種，增長量在一倍以上。中國原創科幻文學蓬勃發展，劉慈欣、郝景芳相繼獲得世界科幻協會頒發的雨果獎。2018年，美國克拉克獎表彰劉慈欣“以一己之力將中國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一時間，中國科幻文學從一個小圈子內的類型文學走進了大眾視野，科幻文學逐漸“破圈”、“出海”，成為文學界和廣大讀者關注的重要議題。

然而，在整個社會仿佛陷入“科幻熱”的狂歡氛圍中時，作為科幻文學的創作者與從業者，他們怎么看待中國科幻文學的現狀與未來？拂去出版與傳播的泡沫，當下中國科幻文學的整體發展現狀究竟如何？在世界范圍內，中國科幻文學到底處于怎樣的位置？ 科幻文學與我們的思維方式、當下的社會生活現實之間，存在怎樣隱秘的關系？

中國科幻文學的三次高潮和兩次低谷

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全稱“科學幻想小說”，兼具科學性和文學性，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科幻文學的兩大特征。科幻小說以人類想象力為基礎，以科學邏輯知識為準繩，將廣闊的宇宙世界、未來世界與人類心靈世界相聯系，致力于思考全人類都關心的終極問題，這是科幻小說的內在含義。

科普作家、科幻小說家、地質學家劉興詩認為，中國科幻的發展歷經了三次高潮和兩次低谷，如今迎來空前繁盛的發展時機。科幻文學與其他文學門類一樣，體現著鮮明的時代印記。科幻并非“無根之木”，它基于社會科技的發展，以及人類如何幻想和認識現實，因此幻想作品投射著更高意義上的社會真實。

科幻文學在中國出現于晚清時期，最早是譯介外國科幻小說的“舶來品”。1891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將美國作家愛德華·貝拉米的《回顧》翻譯為《回頭紀略》在《萬國公報》上連載。19世紀末，隨著對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作品的譯介，“凡爾納熱”在中國經久不衰，梁啟超、魯迅等人都相繼翻譯過凡爾納的小說。1900年，由陳壽彭口譯、薛紹徽筆述的《八十日環游記》是中國第一部外國科幻小說翻譯作品。1904年荒江釣叟在《繡像小說》上連載《月球殖民地小說》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早的中國科幻作品。總體來看，這些作品既滿足了中國人古已有之的幻想沖動和志怪情結，又切合晚清仁人志士期盼富國強民的社會愿景。

上世紀30年代的“科學大眾化”運動，要求文藝作品以淺顯易懂的語言承擔普及科學知識的任務。這一時期，科普作品取代科學小說成為科學傳播的主要載體。時代動蕩，戰爭頻繁，知識分子逐漸拋棄了凡爾納式的樂觀幻想氣質，轉而試圖在H.G.威爾斯科幻小說所呈現的憂慮中尋找中國的未來。據學者任冬梅的研究統計，民國科幻創作大致有三條路徑，一是科普科幻，二是狂想科幻，三是影射時局、批判社會的社會科幻。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上下形成科普工作的熱潮，以文學藝術形式向讀者傳遞科學知識與科學精神，因而出現了新中國的第一次科幻高潮。1950年，張然的科學童話《夢游太陽系》的出版，開創了新中國少兒科普科幻小說類型的先河。1954年，鄭文光創作的《從地球到火星》成為新中國第一篇科幻小說。劉興詩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科幻小說，它們大多面向少年兒童，每一篇都立足于實在而具體的社會問題，力求以通俗易懂、簡單淺顯的語言向兒童闡釋科學原理，滿足其科學幻想，承擔起科普教育的重要功能。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隨著全國科學大會的舉行，以及“四個現代化”口號的提出，科學的春天悄然到來。“科學熱”為科幻文學的復蘇提供了空間和契機。1978年，葉永烈的小說《小靈通漫游未來》首印數達150萬冊，引發科幻小說的出版熱潮。同時出現了葉永烈、鄭文光、童恩正、劉興詩為代表的“四大金剛”，科幻文學呈現火熱發展的態勢。上世紀80年代中期，因為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因素，中國科幻文學創作進入了長達十余年的沉寂期。

歷經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蕭條，中國科幻文學在90年代迎來新的繁盛。經過十余年的發展，科幻文學創作的人才梯隊逐漸形成。老一代科幻作家注重提攜新人，吳巖、星河、王晉康、韓松等人逐漸登上科幻創作舞臺，“傳幫帶”效應凸顯；科幻小說的出版、譯介人才逐漸孵化成型，并在后來二三十年中形成扛鼎之力；科幻讀者群也逐漸興盛，科幻創作不斷對新的題材、形式、主題和風格進行了多元探索。可以說，上世紀90年代是中國科幻文學重要的發展時代，為新世紀科幻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科幻文學與科幻產業

2015年，劉慈欣“三體”獲得雨果獎，是中國科幻贏來世界矚目的高光時刻。中國科幻創作梯隊在繼葉永烈、鄭文光、童恩正、劉興詩，劉慈欣、王晉康、何夕、韓松之后，出現了郝景芳、寶樹、陳楸帆等為代表的“80后”作家，成為“后三體時代”科幻文學創作的主力軍。

吳巖對科幻文學當前的成就做出了充分肯定。他認為，在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上，當下科幻的發展都達到了過去從未有過的巔峰。科幻小說不僅在文學領域獲得成就，對于社會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對“雙創”（創新、創業）領域的影響。“科幻熱”助推諸多與科幻相關的文化公司的誕生，許多科技工作者、企業創新者都是在與科幻小說的互動中有所發展。科幻文學在引導當代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亦有無法取代的作用。

陳楸帆說，“三體”、《流浪地球》這類既有國際影響力、又有市場效應的優秀科幻作品，不僅為科幻文學贏得整個社會的關注，也帶動了中國科幻走向國際化的整體趨勢。目前中國科幻正與海外媒體、出版市場建立聯系，科幻從業者們將優秀的科幻作品翻譯成各國語言，推向海外不同國家地區，力求逐步建立起中國科幻文學的海外影響力。

科幻文學備受矚目的現實，也讓它的光芒照射到了更廣泛的領域。從小眾到大眾，從文學到文學之外，科幻文學逐漸深刻地影響到影視、電子游戲、主題公園、科幻教育和科技產業等領域。

在2018年中國電影表現低迷不振的整體狀況下，由劉慈欣科幻小說改編的電影《流浪地球》在新年伊始逆勢上揚，最終收獲46.55億超高票房，不僅引發電影行業的轟動效應，也引發科幻文學界的激烈討論，打開了中國科幻電影通向未來的一扇門。有從業者認為，近兩年來科幻電影顯示出了創作與改編數量較大增加、“輕科幻”產業模式初步穩固等向好特征，科幻電影昭示著未來中國電影的發展方向與增長空間。不少電影愛好者將電影《流浪地球》的誕生視為中國電影史的標志性事件。

青年作家糖匪發現，越來越多的科幻“亞類型”和分支出現在科幻文學領域。未來事務局、八光分、賽凡等科幻文化機構強勢誕生，整體環境有利于科幻多元化發展，一個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科幻生態圈正在逐步形成。“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軟科幻’這個詞匯的出現不那么頻繁。這個在國內被誤用多年的概念，終于漸漸淡出歷史舞臺”，糖匪說。

此外，在其他藝術類型中，科幻文學的貢獻和成就也非常明顯。今年4月的2019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包含兩個板塊，即“城市之眼”和“城市升維”，從不同角度探討城市空間與科技創新之間不斷發展的關系。

問題與警示

劉慈欣在《我眼中的當代中國科幻文學》中曾言及科幻文學的本質困難是科幻與科技的關系：現代科學技術在飛速發展，不斷提供著豐富的素材，而如何將這些素材轉化為文學想象力并加以呈現，這是科幻小說家最大的挑戰。在“科幻熱”的狂歡氛圍之外，我們發現，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事實上也面臨著不小的困境。

科幻作家飛氘提到，就整個社會層面而言，科幻是作為一種“話題”，而非文學門類獲得關注與討論的。大眾對于科幻作品的興趣，基本還集中在一些現象級作品上，在這之外的大量其他作品，尚未引起大眾讀者的普遍興趣。他表示，“到底有多少人對科幻文學這樣一種藝術作品感興趣，很難說。”劉興詩則強調，隨著“科幻熱”的興起，不少劣質創作打著“科幻”的旗號，披著“奇幻”的外衣，不僅為當下中國青少年閱讀帶來消極的影響，還導致科幻創作發生“泛娛樂化”傾向，消解了科幻文學的嚴肅和純粹。

作家隊伍人才不足、青黃不接，是中國科幻發展的另一掣肘因素。《世界華人當代科幻群英譜》曾統計大陸正式出版過科幻作品的科幻作家有164位，這個數字相比于浩瀚的純文學創作者而言，是極其渺小的。《科幻世界》主編姚海軍也表示，《三體》之后，“我們突然發現后面的兵力有限，也很微弱，年輕的作家隊伍規模有限，能創作長篇的更是屈指可數。這就是中國科幻的現實”。

對于當下科幻文學的影視改編熱潮，許多作家、學者都表示出審慎的態度。韓松認為，有不少人投資中國科幻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但成功的目前不多。《上海堡壘》的情況給人們敲響了警鐘。當下中國，人們的科學素養普遍不高，對生計的關注大于對星空、對未來的向往，了解和理解科幻的人還比較少。另外，科幻創作在科學性、想象力和文學性方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王晉康談到，從上世紀90年代發展到今天，中國科幻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可用于科幻電影的文本資源。但科幻電影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需要時間的積淀、產業技術的完善，中國科幻電影真正走向成熟還需很長時間的積累。飛氘認為，科幻電影本身是個復雜的產業，科幻小說轉化成科幻電影之后，在院線上的表現充滿不確定性。《流浪地球》郭帆導演團隊的成功經驗表明，科幻電影的制作需要高超的藝術水準、極大的熱情、投入的精神和克服困難的意志力，才有可能成功。

科幻是一種可以攜帶的特征

正如吳巖所說，科幻不僅是小說和虛構的故事，而應該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一種可以攜帶的特征。科幻文學的繁榮進一步使其打破了自身的壁壘，讓“科幻”作為一種更廣義、更包容的思維元素，延伸至社會現實與日常生活之中。

作家韓松洞察到科幻熱潮的背后是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中國夢”的提出使人們對未來懷有憧憬。工業化、信息化的發展、創新型國家建設加速，新一代更有科學素養和國際視野的年輕人登上舞臺，使得新時代更具有技術感和想象力。另外，當今科學技術對個體的日常生活以及整個社會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而在黑天鵝、灰犀牛頻頻出現的情形下，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焦慮，需要以文學的形式作出回應。科幻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滿足現代人，尤其是年輕人精神上的需求。

或許正是這樣的特質，讓科幻文學與我們傳統的文學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關系。糖匪談到，科幻不同于其他類型文學，它沒有固定的故事母題，像影子一樣可以附著在所有的類型文學（包括純文學小說）的故事母題中。愛情小說里未必是一男一女但必然有情愛，偵探小說里即便沒有兇殺也有疑案，恐怖小說至少要有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沒有這些類型元素，以上類型小說就無法成立。科幻小說則不同，科幻文學不斷借鑒挪用其他小說元素，不僅是類型小說也包括純文學，同時隨著歷史推進社會變遷，不斷呈現出與之呼應的新型“亞類型”。因此，她認為，“科幻文學與其是文學一種主動的有意識的形式探索，不如說是在文學體內自然生成。”

“科幻，是人類最大的現實主義”，陳楸帆認為，長期以來科幻文學被視為通俗文學的門類之一，甚至被歸為兒童文學這樣邊緣化的位置。然而時代發展已經到了科學技術在日常生活經驗中起到核心的、不可替代作用的階段。在這樣的語境下，科幻文學作為探討人與科技之間互動關系的文學門類，可以成為主流文學的重要補充，以新的視角全面反映現實、探索現實。“我的小說也是現實主義的一種。只不過用了科幻的形態去表達現實，這個現實不光是我們理解的物理世界具象的現實，它也包括許多技術層面的、數據層面的、虛擬空間層面的這種現實，這都是現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陳楸帆說。

朝向未來的科幻

“如果說四書五經代表了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過去，那么，某種程度上，科幻文學代表了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未來”，吳巖說。在當下，伴隨著“科幻熱”一同被熱議的，還有對科幻文學未來發展的期待。下一部經典作品何時產生、科幻作品改編的困難程度，都是其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

吳巖強調要對科幻文學的發展保持客觀的認知態度。他說，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熱衷于翻譯凡爾納小說，一度給予科幻文學很高的評價，但五四運動之后就很少再提及。過分夸大科幻文學的價值，給予其過高的期待，增加“責任的重負”，是毫無必要的。科幻無論如何都只是中國文化核心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對于科幻和科幻文學的客觀、正確的認識，應該是發展的前提。

糖匪看到，現在的科幻作者們正在走向越來越多樣化的形態。無論是學科背景還是寫作風格、審美旨趣，都不斷地帶給人驚喜。這種現象對于科幻文學來說，無疑是非常可貴的。在她的閱讀中，語言學出身的作家晝溫、藝術學出身的作家蘇莞雯等，他們的作品都為讀者帶來了新鮮的體驗。身在一個相對不被限制的科幻創作年代，不同的科幻文學作家會給出怎樣更具個人創見的成熟作品，的確令人期待。科幻文學創作者普遍認為，要培育成熟的科幻文學創作、科幻產業生產的人才和讀者市場群。其次，堅持科幻的“中國性”，將是中國科幻為世界科幻發展所貢獻的獨特力量。飛氘說，面對發達國家科幻文學的發展優勢，中國如何為世界科幻的發展提供新的視角、新的思路，以及對于未來的想法，這是中國對世界科幻最重要的貢獻角度。“不是只有清宮、點穴、紅高粱、降龍十八掌才算中國特色，神舟飛船、玉兔、科學發展觀，也都是中國特色……‘中國’不是一個僵硬不變的地域、族群、語言或者文化，她是一代代中國人在雜居、共處的過程中不斷昂揚向上的追求和結果。”未來，飛氘希望自己與其他科幻小說家一道，一直秉持科幻的探索精神，在內容、題材、形式方面能創造耳目一新的作品。

在當下，“科幻熱”的整體氛圍為中國科幻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土壤，讀者對科幻文學的渴望、出版界對科幻小說的偏愛、中國科幻走向世界的成功實踐等多方面因素，也正在合力助推中國科幻文學走向更高、更遠。正如王晉康所說，近30年來中國國力飛速上升，保持這種科技發展勢頭，再加上中國的文化體量、文化特性與歷史傳統，中國科幻一定會有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