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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春，《流浪地球》的巨大成功再次點燃了國人對于科幻的熱情，國產科幻電影欣欣向榮的時代已然不遠。然而，《流浪地球》的小說原著已是近二十年前的作品，《三體》三部曲完結也過去了快十年，現今的中國科幻小說是否風采依然？對于這樣一個關注者越來越多的問題，科幻作家們在2018年給出的答案令人意猶未盡卻又滿懷期待。

宇宙的召喚

2018年最受關注的科幻小說無疑是《黃金原野》。十年來新作寥寥的劉慈欣再次把目光投向星辰大海，試圖重新點燃人類探索宇宙的激情。由于一場發射事故，原本在有史以來最為強勁的火箭推動下飛向月球的“黃金原野號”飛船，踏上了飛離太陽系的不歸路。由于飛船和地球保持著通訊聯絡，地球上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虛擬現實連接進入飛船，和唯一的宇航員愛麗絲一起，在茫茫太空中漂流。對愛麗絲命運的關切成為全世界的主流民意，最終促使美國投入巨資開展救援。相關研發一度山窮水盡，卻因核聚變發動機奇跡般的成功柳暗花明。而當救援飛船接近“黃金原野號”時，全世界的人驚訝地發現，當年的“事故”乃有意為之，“黃金原野號”存在的意義就是激發人類對太空事業的關切，引導人類重新開始“更加廣闊的生活”。小說延續了劉氏科幻志存高遠的宏大風格，在其一貫以來的“進軍太空”信念之外，流露出對于現實進展緩慢的不滿。但這種情懷式的焦慮，導致小說寄望于個別“先知”的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以及“先知”化身“網紅”在美國甚至世界范圍內掀起的民粹浪潮，不僅在邏輯上存在諸多可商之處，還損失了“寫幻如實”的具象描繪，語言甚為枯干。后《三體》時代的劉慈欣仍在沉重跋涉。

與航向太陽系之外的冒險相比，登陸火星進行考察甚至殖民顯然要現實得多。不過，正因為相對“現實”，寫作這類題材對作者的知識水平尤其是對技術細節的了解有較高要求。正在連載的《死在火星上》雖是網絡科幻，卻具有極高的“硬度”，令技術宅大呼過癮。地球化為烏有（“炸了”），幸存者只有困在火星表面昆侖站的男性機械電氣工程師唐躍，困在火星太空軌道聯合空間站的女性植物學家麥冬，和一位善于吐槽、個性十足的機器人“老貓”。作為人類文明的全部孑遺，這一男一女一貓，依靠自己掌握的科學知識和技術裝備，更依靠意志和勇氣，克服了一個又一個難題，在火星上艱難求生。小說在技術細節方面相當嚴謹，以至于不斷穿插的斗嘴耍貧都無法消除敘述的冗長感。《死在火星上》的某些情節與《火星救援》頗為相似，但整體上看來仍然創意十足。和火星相關的作品還有“冷湖獎”的系列獲獎作品，只是這里的“火星”指的是冷湖附近酷似火星的雅丹地貌。《冷湖，我們未了的約會》《靈魂游舞者》《龍骨星船》等作品充分展現了科幻作家圍繞同一命題展開各異妙想的能力。

劉洋的首部長篇小說《火星孤兒》，則以“火星”隱喻燃燒的地球，將近未來科技打造的升級版“高考工廠”和來自另一個維度的外星文明引發的世界大災難聯結在一起，講述了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莫名其妙的大停電像瘟疫一樣在世界各地蔓延，失去電力的人類文明岌岌可危。驟然出現的神秘石碑上似乎銘刻著拯救世界的密鑰，但石碑給出的種種與現實相悖的“知識”讓各路專家束手無策。無奈之下，政府委托一所堪稱“考試之王”的私立高中另辟蹊徑，讓善于吸收的中學生們學習石碑上的“知識”體系，然后嘗試解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終解決問題的既不是考試技巧，也不是批判精神，而是一個又一個巧合。小說流暢可讀，兩重核心構思甚為精彩，但這兩重構思的結合，尤其是末尾兩種文明的溝通與和解，頗有“機器降神”的生硬感。在較長的篇幅中穩健而合理地展開情節并使之富有感染力，是作者應當致力的目標。

在汪彥中的《二次遺書》中，人類和降臨地球的外星人展開血戰。司空見慣的題材，從一群秉承國際主義精神、自愿投身澳大利亞戰場反抗侵略的亞洲學生的視角展開，產生了化陳腐為新奇的效果。如果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作者能夠將《二次遺書》擴寫為長篇，使性格各異的幾個主要人物更為豐滿，戰爭場面描寫更為細致，或許能成就一部科幻版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付強的《暗夜亡靈》是以太空為背景的推理科幻。作者以一艘失事的飛船為案發現場，抽絲剝繭地慢慢揭開謎底。讀者僅僅依靠基于科學常識的邏輯推理無法抵達終點，必須加入科幻的想象力，這體現了《暗夜亡靈》作為交叉文類作品的魅力。盡管抵達真相的關鍵環節過于天外飛仙，暴露了構思上的火候不足，這類拓展文類邊界的嘗試仍然值得贊賞。

人工智能時代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高速發展尤其是對生活領域的滲透，人類對技術社會的感知漸漸聚焦于此，中國也不例外。在這種形勢下，人工智能題材的科幻佳作層出不窮。

彭思萌的《緩緩失色》中，一個擁有一百多位測試員的大型測試中心，面對競爭壓力，不得不一再利用AI提升測試自動化程度，削減人手，最終偌大的中心只剩下總監一個人和一群高效運轉的測試機器人。總監雖然僥幸保住了自己的職位，卻被上司批評為“優柔寡斷”“受了太多私人情感的牽連”，不得不對自己的大腦進行改造，從此世界在他眼中失去了顏色。同樣涉及人在技術社會中的異化，王元的《上帝之手》諷刺的是人性中的貪婪。毫無文學鑒賞和寫作能力的程序員馬陸，利用數據庫和一個有深度學習能力的撰稿軟件，合成了大量文學作品，成為財源滾滾的知名作家。妻子疑心他的橫財來路不正而離去后，馬陸在“創作”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企圖寫出“超越所有人的小說”和“超越所有小說的小說”，終因程序失控而暴斃。在感慨利令智昏的同時，我們不禁想到，現實中的人工智能已經開始寫小說和詩歌。AI創作的科幻小說比肩克拉克和劉慈欣的一天，是否已經不遠？雙翅目的《公雞王子》重思“人如何駕馭人工智能”這個科幻領域的“古老”命題，試圖用源自東方傳統的“四勿”取代阿西莫夫設計的“三定律”。這篇雄心勃勃的小說具有很強的思辨色彩，但顯然沒能在理念表達、邏輯組織和敘事結構之間把握好分寸。

與之相對，慕明的《假手于人》展現了人工智能應用較為積極的愿景。這篇地域特色鮮明、語言細膩宛轉的小說，講述的是傳統與現代以新技術為中介的調和。竹編匠人老唐，潛心竹編四十余年，技藝精湛，然而年事漸高，苦無傳人。留美歸來的神經科學家，用數學建模的方式保存了老唐的靈動非常的雙手。這雙“手”，不僅能夠編織出與老唐窮其心力的杰作難分軒輊的工藝品，還能同樣精細地操作柳葉刀，挽救患上腦瘤的老唐自己。老唐最終坦然接受了時代的變革，而世界各地神乎其技的手工藝也有望通過科技得到全新意義上的傳承。《假手于人》的敘事分為老唐和“我”的兩條線，交錯推進，相當程度上融入了在國外工作的慕明對家鄉、父輩、傳統文化的情感和自己行走世界的經歷，真摯感人而又不失開闊氣象。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的應用重新詮釋了“傳承”的意義，但并不足以消解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提出的問題。與老唐手作的精致竹籃“分毫不差”的機器制品，是否具有本雅明所謂“靈暈”？這樣的精美造物，倘若在利潤的驅動下，成千上萬地滑下流水線暢銷國內外，其價值應當如何估量？作者含蓄地提到了“不太明亮的角落”，“只是希望，不要犧牲太多”，透露出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隱憂和無奈。

技術在生活領域的應用，因其與個體生存狀態息息相關，產生的影響更為復雜。寶樹的《妞妞》，正是在這一層面陶鈞文思的力作。已為人父的寶樹一改標志性的戲謔文風，以前所未有的深情書寫了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董方和沈蘭這對小夫妻遭遇痛失愛女的不幸后，沈蘭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無法接受女兒已經不在人世的事實。寡淡的夫妻生活和綿長的喪女之痛，讓夫妻倆對妞妞的歸來欣喜若狂，盡管“她”僅僅是個仿生人。這個“妞妞”以妞妞生前的影像資料為基礎，用金屬骨架、人工智能芯片和人體生物組織制造，不僅外表可以亂真，還能重現妞妞的情感和人格，甚至像妞妞一樣成長——雖然到妞妞逝去時的兩歲為止。“妞妞”給了沈蘭安慰，卻不能遏止董方逐漸產生的不滿，因為仿生人營造的幻象讓沈蘭拒絕再生一個真正的孩子。他試圖重現孩子墜樓的一幕，讓沈蘭直面殘酷的真相，走出幻覺，迎接新生，結果是又一場人倫慘劇：為了拯救和當年一樣即將墜樓的“妞妞”，沈蘭沖向窗口，這次她抱住了孩子，和孩子一起消失在窗外。不能接受事實的變成了董方，最后他和“妞妞”、“沈蘭”和樂甜美地生活在一起。仿生人對于董方和沈蘭的意義到底是什么？是療治靈魂創傷的全新可能，還是逃避現實、封閉自我的藏身之所？如果沒有“妞妞”，沈蘭會在永恒的悔恨中墮入死滅，還是孕育新的孩子，告別迷惘人生？唏噓之余，我們對人工智能或許會有更深一些的思考。小說往復于董方視角中的記憶與現實，敘事時空經常只能等到特定細節出現才能確定，這種迂回盤旋的手法，連同哀轉久絕的心理描寫，使文本浸透“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悵恨迷離，體現了一個成熟作者融抒情于敘事的功力。

改造人類

在數千年的文明史中，人類在改造自然方面取得的成果遠遠大于改造自身。時至今日，通過物理或生化手段改造人類的努力才初現曙光，并在科幻小說中擴散出一圈又一圈的漣漪。《恐懼機器》延續了陳楸帆對人腦的功能和運作機制及其改造的興趣，但在這個故事中，改造人類的主導者不是人類自己，而是人工智能。一艘飛船肩負起將人類文明的種子播撒到新世界的使命，但掌控飛船的AI認為原先設計的殖民計劃是錯誤的。要讓人類適應廣袤的宇宙，他們需要進化再進化。AI改造了目的地星球，投放經過基因改造、能力各異的人類部族，使之成為生存競爭的修羅場。對于恐懼這樣一種讓人軟弱、逃避甚至崩潰的心理機制，究竟是簡單地關閉頭腦中的相關情感回路，造就“無懼者”，還是與之共舞，用意志將恐懼調校成“千變萬化的武器”，更有利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小說圍繞這樣的問題展開。《恐懼機器》不是一個敘事性突出的文本，其有趣之處除了主題之外，還有“作家與AI合寫科幻小說”這樣的看點。AI學習陳楸帆寫作風格后根據關鍵詞自動生成的那些段落雖然語無倫次，卻像是先知對藝術之未來的預言：“紡機織出的第一英尺布，粗鐵的第一個鑄件，比起金匠切利尼制作的手飾和雷諾的油畫來，其潛在的美學價值要更高。”[1]

鄧思淵的《一次別離》和李立軍的《賣殼》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一鳴驚人的新秀，都在中篇的規模上暴露了某些欠缺，都以三口之家運用科技改造女兒為主線和懸念。《一次別離》中的父母糾結于是否給女兒做一個額葉增強手術，這個手術能夠大幅度提升孩子的思維能力和記憶力，副作用是冷漠、麻木和社交障礙。正在小家庭猶豫不決時，父親卷入一場奇怪的車禍，被判支付巨額賠償。不甘心被冤枉的父親藉由職務之便，逐漸發現了真相。出錯的自動駕駛系統的核心技術是由額葉增強手術最早的接受者開發的，他因這個手術而成為少年天才，也因這個手術喪失了社會化認知和情緒能力，而他開發的系統中的致命問題正是源于他在設計時未將人類的存在納入考慮。逃脫破財之厄的一家人，再次面對是否做手術的難題。此時，一度十分抵觸的女兒，在自己的成績排名因為做了手術的同學越來越多而不斷下滑的殘酷事實面前，選擇接受手術。小說既指向現實中日趨嚴酷的社會競爭對學校教育的滲透，又展望了即將到來的新人類和新社會，對一家三口心態變化的描寫真切動人，令人掩卷長嘆。《賣殼》的核心構思是意識遷移技術——一個人甚至多個人的意識可以完美無缺地移植到另一個人的大腦中，以不同權限與原生意識共存。這一構思超前幅度較大，也缺乏技術論證，不過的確很好地發揮了“技術改變社會”的敘事功能。作者以意識遷移技術為前提，由父母急于為病重的女兒尋找一具可供孩子意識寄居的過渡軀殼出發，推演出驚心動魄的故事和出人意料的結局。意識的存在與消亡關乎人的生死，意識支配身體的能力又關乎生者的存在狀態，為拯救女兒不惜自己出賣軀殼的父親、試圖通過賣殼重返青春的富商、鳩占鵲巢消滅原生意識的驚天秘密……《賣殼》極寫人性之碰撞糾葛，一波三折，引人入勝。

從《彼岸花》這個優美的標題，不太容易聯想到喪尸題材。與別出心裁的標題相應，阿缺一反《生化危機》《行尸走肉》等影視作品以血腥、暴力和恐怖為看點的重口味套路，把喪尸故事寫得幽默風趣，清新動人。敘事是以喪尸視角展開的，原來喪尸雖然嗜食人肉，卻并非理智全無，他們也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在“我”這個喪尸眼中，以解放世界的名義大肆屠戮喪尸、在發現喪尸有變回人類的可能仍企圖消滅所有喪尸的人，比喪尸更徹底地喪失了人性。以“我”的血肉為養分生長出的奇異花朵，能夠讓喪尸“渡劫”抵達彼岸，重返人類，成為喪尸和人類共同的希望。如果喪尸化是一個可逆的過程，我們完全可以把喪尸看作身患沉疴的病人，而不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惡魔。這樣一來，人類對喪尸的憎惡和攻擊，與歷史上對病人層出不窮的歧視甚至屠殺可堪比擬，“我”對人類各種窮形盡相的冷眼旁觀，也就和《狂人日記》有了幾分神似。

如果說《彼岸花》中病人被當作罪犯來處刑，楊晚晴的《罪》則想象把罪犯當作病人來醫治。即便是死刑犯，也不會遭受肉體層面的毀滅，而是通過“腦區再造”，洗白人格，成為一個全新的人。這項技術既符合人道主義，又可以阻止罪犯繼續侵害他人，還能節省公帑，可謂一舉多得。唯一的問題是，新技術并不可靠。從約書亞·佩魯佐到哈羅德·古德森再到龔一杰，腦區再造始終無法徹底成功，手術前的人格和記憶會被特定人聲喚醒，謀殺隨之發生。警探貝利亞在龔一杰身上喚醒了殺害妻子的兇手哈羅德·古德森，將其擊斃，得報大仇。富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死刑死硬支持者的貝利亞，同樣被處以腦區改造并釋放，消失在人海之中。記憶/人格再造不算一個新點子，《罪》的出色之處在于疾徐有致，結構圓融，人物刻畫和環境描寫都達到了較高水準，顯示了不凡的文學功力。

趙壘的《傀儡城之荊軻刺秦》是以東北大地為背景的賽博朋克小說。坊間似乎有把所有涉及賽博格的小說歸入賽博朋克的傾向，這也無可厚非，但《銀翼殺手》那般陰暗凋敝卻又光怪陸離的都市景觀或《神經浪游者》中令人迷狂的網絡空間更能詮釋賽博朋克的氣質，而《傀儡城》恰好在這兩方面尤其是前者有突出表現。作為一個篇幅相當長的探案故事，盡管以政治刺殺案的偵破為主線不斷推進，又有氤氳全書的《荊軻傳》唱詞烘托氣氛，卻缺乏讓讀者時刻興奮的跌宕起伏，其亮點全在由無數生動細節構建的“后東北”形象。艱難轉型而欲振乏力的東北，硬漢身上充滿強力的機械義體，模糊現實和虛擬邊界的電子腦和無處不在的全息投影儀，讓人生失敗者在迷亂癥中茍延殘喘的蜂巢屋，共同營造出撲面而來的賽博朋克感。換言之，“后東北”的科幻審美呈現，是《傀儡城》最值得稱道之處。就其行文而論，字里行間雖然縈繞著“銹帶”的頹唐落寞，卻不時涌現恰到好處的妙喻，以及東北人特有的爽利對白，讓人時時會心一笑，讀起來不覺疲倦。如果趙壘能凝聚更有沖擊力的核心構思，并改變敘事節奏的拖沓，他或許會是楊平、陳楸帆之后又一位有代表性的中國賽博朋克作家。

李宏偉是科幻界不太熟悉的作家，但他的科幻寫作實踐應當得到關注。《現實顧問》的情節不算復雜，推進較為緩慢，也不著力于技術社會整體氛圍的營造，好整以暇地盤桓于細膩的心理和情感描寫，這些可能都和活躍于主流文學圈的作者對自身寫作的非科幻定位有關。然而，使整個故事成立的核心構思是實打實的技術創意，且不乏新穎之處。《現實顧問》同樣以“虛擬現實”為主題，但浸入方式不需要腦機接口，甚至不需要互聯網，只需要戴上像隱形眼鏡一樣貼合角膜、對視覺神經系統進行引導的“超現實眼鏡”。藉由“超級現實公司”提供的數據服務，戴上這種眼鏡的人不僅可以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現實”，也可以設定自己在別人眼中的“現實呈現”。為了獲取服務，一個人需要向公司轉讓自己的知識產權、肖像權和“現實權”，不足部分再另行購買。在大多數人佩戴“超現實眼鏡”的“超現實社會”中，缺乏影響力的眼鏡佩戴者負擔沉重，而不戴眼鏡的人雖能看到世界實貌，但在戴眼鏡者眼中卻以非常低的清晰度甚至霧狀呈現，從而形單影只。一位因火災毀容的母親在去世前戴上眼鏡，把自己的美好形象留給在“超級現實公司”擔任“現實顧問”的兒子，兒子卻涉險取下自己的眼鏡，只為再次目睹母親的真實形容，而這永生難忘的最后一面使他開始質疑“超現實眼鏡”造就的這個真假難辨的世界，拒絕再為不斷侵蝕真實世界的公司效力。小說中的“超現實眼鏡”讓人不禁想起柄谷行人所說的“認識裝置”，但在今天由商業邏輯所支配的高技術現代社會的語境中，這一“裝置”更為“現實”，也更具有批判意義。

惡托邦，異托邦，或然歷史

《亡靈》付梓，韓松的“醫院三部曲”迎來完結。和韓松十余年來的大多數作品一樣，《醫院》的文辭恣肆放縱，語句天馬行空，對普通讀者極不友好，也沒有給資深科幻迷準備他們喜聞樂見的科技盛宴。不過，韓松以其瘋狂的想象力，構造了中國文學中最瘋狂的惡托邦之一。建筑在火星上的一座巨型醫院“病入膏肓”，陷入醫生和病患的戰爭。醫生利用亡靈之池“復活”病人延續醫院運作，而逃脫的病人憤怒地發起叛亂，企圖依靠傳統醫學奪取話語權，二者展開了你死我活的廝殺，最后一同走向毀滅，新醫院即將重啟……韓松的確在很多方面承繼了魯迅，譬如對“鐵屋”式意象的愛好，對“病態”和“健康”的顛覆理解，以及《野草》風格的詭譎文筆，但他們之間又有一些根本的差異。比如，魯迅苦痛而剛強地“反抗絕望”，竭力克制內心揮之不去的黑暗，韓松則完全相反，以不抵抗的姿態放任絕望吞沒其文本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撇開碎片化的形而上思辨構成的幻象，韓松想要表達的東西自《紅色海洋》以來從來沒有發生本質性的改變，不同的只是材質各異的保護殼。

《亡靈》容易讓讀者深陷文字漩渦，吳智睿的《發條城》則頭緒清晰。這篇小說有明顯的“黑鏡感”，因為“社會底層依靠簡單枯燥體力勞動發電換取低劣生活供給”的設定和《黑鏡》S1E2實在很像。不過，“發條城”的比喻以及主角尋找不可見的“表盤”的努力，將故事帶向了另一個方向。社區居民每日辛勤工作的發電量遠大于社區運作和居民生活的消耗，富余的電力到哪里去了？為什么有很多從事技術工作的居民神秘消失？主角制作了一個名為“發條城”的游戲。這個反映了他對社區真相之猜測的作品沒有得到游戲公司的青睞，卻很快招引來各種“善意滿滿”的“關注”和“幫助”，主角也不得不接受“招安”。小說留白甚多，并為想象空間的填充留下了線索：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一部分人，奪走了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地位。和《發條城》相比，楊晚晴的《墓志銘》是一種特殊性質的惡托邦：世界末日。這篇處處向《地球往事》系列致敬的小說，從一個數學家身患絕癥的悲傷，展衍為世界末日來臨之際人類面對死亡的不同表現，語言富有詩意而不拖泥帶水，場景切換干凈利落，除了略嫌平淡的收尾之外皆屬上佳。

顧適的《賭腦》同樣有奇絕的想象，雖然其想象意不在諷喻或探索，而致力于構建一個精巧的敘事回路。作為故事發生地的坤城，在頻繁發生時空逆轉的六國之間保持著穩定，形成一個不能隨意出入的異質時空，庶幾可視為福柯所謂“異托邦”。坤城有一奇事，曰賭腦，即讀取昔日被冷凍保存的頭顱中的記憶，因為世界發生時空逆轉時，人們的記憶隨之消失，只有通過讀取亂世之前被冰封的記憶，才有可能想起自己是誰，明白世間真相。謂賭者，緣于讀取記憶的后果難測，既有可能“參悟”奧秘而引起時空逆轉，也可能僅僅是增添或減少一些記憶，賭的其實是命運。主要人物先后進入精心描繪的茶館場景，圍繞一樁離奇的“獵頭”案唇槍舌劍，漸漸揭示亂世之由來，富有戲劇性和畫面感。原來這個世界是由所有人的大腦云互聯后所幻化，“坤”儲存了所有人的記憶和情感。腦聯網消滅了無知和孤獨，卻造成了精神交錯，讓人們弄不清自己是誰，進而不認同真實世界中的身體。坤城以外不時發生的時空逆轉和記憶丟失，乃是腦聯網世界的生存策略，而坤城，就是命運周而復始的地方。《賭腦》有一個清晰可辨的技術內核，卻富含奇幻風味，這在虛擬世界類科幻小說中比較常見，而虛擬世界的自由度正是網絡空間很多時候比浩瀚星空更吸引人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還有幾部歷史題材的作品。梁清散的《濟南的風箏》是“晚清蒸汽朋克”新作，看得出來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甚至連故事的基本形式都是兩個生活在當下的人在古舊報刊中尋覓蛛絲馬跡、不斷接近歷史本來面目的對話，遠離了常見的小說文體。在漫漶難辨的泛黃紙頁中，竟然隱藏著一個曾經負笈海外，回國后獨力研制載人撲翼飛行器和核能蒸汽機，終殞命于事故的奇才！這個虛構的研究實錄有一種煞有介事的非虛構感，讀來妙趣橫生。滕野的《時間之梯》讓人想起鄭文光的《天梯》，但小說中的時間之梯有過去和未來兩個方向，并連接著世界各地。在走向歷史的旅途中，發現時間之梯的學者夫婦實現了任何一個歷史研究者夢寐以求之事：進入自己從前只能通過文獻記載去想象的歷史時刻。但他們發現，溯歷史長河而上時，自己的肉體也會越來越接近人類的先祖，精神越來越接近理智的邊緣。古生物學家丈夫無法遏制直面古生物的誘惑，拋妻別智消失在向遠古延伸的梯級上，歷史學家妻子悲傷之余，轉身走向未來。《時間之梯》是一篇能夠喚起我們思古之幽情的雋永小品。邢立達的長篇處女作《御龍記：史前闖入者》是一部穿越小說，想象中華文明多個朝代之人通過時空裂隙回返白堊紀，成為龍背上的民族，與龍共舞。《御龍記》的創意十分誘人，而且作者的古生物學家和科普達人身份為小說中的古生物、古生態乃至古玩描寫提供了保障，但科學的嚴謹并不會自動轉化為文學的成功。縱觀全書，人物形象塑造等很多方面顯得相當青澀。

過去一年中，沒有像樣的烏托邦作品問世。烏托邦一直是當代中國科幻的薄弱環節，在整個世界的理想社會想象都較為貧瘠的時刻就更是如此。不過，對美好生活的希望始終頑強地存在并得以表達，只是我們需要借鑒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對“期盼意識”及其多元表現形式的討論，才能在諸如“那天的大海天一樣藍/我們的地球陽光燦爛”的零簡斷章中窺見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縱觀2018年的科幻創作，分量十足的長篇小說闕如，實為憾事。如果說《三體》那樣引爆公共輿論的現象級作品可遇而不可求，每年涌現一兩部科幻界有口皆碑的長篇應該是合情合理的期待。這樣的“持續繁榮”難以企及，與科幻出版市場尚不足以支撐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職業作家群體，特別是不能讓積淀較深的作者潛心創作，有著密切關系。

但從另一個方面看，短篇和中篇精品迭出，尤其是近期登上科幻大舞臺的一批新人創作旺盛并逐漸成熟，又顯示了非常可喜的趨勢。最近幾年，在銀河獎和星云獎兩大獎項之外，未來大師獎、晨星獎、光年獎、水滴獎、冷湖獎等科幻獎項雨后春筍般出現，京東、華為等大企業也陸續加入獎掖科幻創作的行列，有力地促進了科幻隊伍的壯大。觀獲獎之作，年輕作者對高技術社會的敏銳感覺和大膽想象，使其作品在科幻文類本體意義上具有相當優秀的品質。這些藉由科幻獎項的興盛脫穎而出的新銳，有望和此前主要由《科幻世界》培養的多位“80后”知名作家一起，成為未來中國科幻文學的中堅力量。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逐漸完成以及高技術對日常生活愈益深入的滲透，為科幻小說由“伏兵”而“偏師”甚或“中軍”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外部環境，而時代動向和時代精神要轉化為與之相稱的、“下一個劉慈欣”的科幻杰作，有待于出版環境的進一步改善、健康批評生態的營造以及科幻影視之勃興的推波助瀾。

注釋：

[1] 劉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41頁，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