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前記

這是一篇纏綿多年、醞釀不定的文章，先是會議發言PPT，是大約五年前在易彬教授主持的長沙學術會議上發言，會上還得到了洪子誠教授的直接指教，感謝之至。后幾年都有機會想寫成會議正式論文，比如去年在中山大學張鈞教授主持的會議上，會后還蒙青睞約稿，可是勉力進行了半道，結果卻都未成。現在雖已寫成全稿，體例上看也就是會議講稿和學術論文間雜的行文，未必盡如人意。不過終于還是有勇氣就這樣出面請教，實在是為了一種積年心愿的了卻，也是對自己過往的一種交代，當然更是覺得在當代文學學界紛說史料研究話題的眾聲喧嘩中，以我的經驗和觀察，覺得還仍有話可說可談。同時個人經驗或許也會對更年輕的同道有所參考鏡鑒，吸取教訓，無論如何，總有切磋交流之用吧。簡括一下最近20多年來自己的文學史料相關工作，忽然發現在一般史料收集、整理和出版，史料個案的具體研究，史料理論探討及史著撰寫等方面，均有涉獵和努力，不管有否成功，自慰且驚訝的是自己在這紛擾的時世中竟還有過老僧入定般的安心與寧靜——其實根源還有內心所執的激情和信心。此情此心，如魯迅所云“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未來無有窮期，只有無窮之遠才是現實。

一、所謂史料學的轉向

新世紀以來，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漸漸有了所謂史料學的轉向一說，大致意為即便是在一直以批評為主的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以史料研究為主要特色的研究傾向已經異軍突起，成為了一個相當普遍的潮流性現象，而且其影響和成果還在明顯的持續擴大趨勢中。由此從批評為主到史料偏重的這種當代文學研究生態的面貌變化，就成為史料學轉向的突出現象了。關于史料學轉向，多家各說，如吳秀明、黃發有、易彬、張鈞、斯炎偉、王秀濤諸位，不勝枚舉，文獻俱在，足徵參見。

按一般學術研究的基本范疇認知，所謂史料研究實為學術本義所含，并無特別抽繹出單獨的史料研究另立一說的必要，否則似有可能給人一種誤解，以為文學研究或學術研究也可以不從史料出發、不以史料為基礎，而將文學批評視為主要只是天馬行空般的情感宣泄或思想表達的方式。不過，在實際的學術研究中，尤其是在當代研究中，不重視史料與當代研究的重要且密切關聯的想法甚至誤會，卻也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現象，形成了如我所謂的“當代無史料”的習慣性盲視偏見。而在當代文學批評中，這種不以史料為意、不以史料為然的做法和想法，一向就更顯得普遍，對于文學文本的主觀闡釋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主要方式，好像文學批評靠的就是鑒賞文學的才情和發揮理論想象的思想能力。當然，偏重鑒賞的才情發揮抑或理論的思想闡釋，也不失為批評的正道。不過，較多常見的現象卻是，這種不受約束、恃才高蹈的文學批評，延及一般當代文學研究，雖則文辭燦爛，炫人耳目，實如出軌之車、脫韁之馬，所過之處常常言不及物，不知所云，難得真有建設性的裨益。文學批評也因此常被詬病。顯見對于批評活動的學術性建設和提升應該成為一般文學研究或廣義的文學生產必須自覺思考的問題，由此推進批評的可持續發展。就此而言，新世紀以來有關史料的運用及一般認識的提高，特別是在批評活動中融入、發揮史料的價值作用，對于批評功能的整體價值實現顯然具有積極影響。

上世紀80年代后期，“重寫文學史”一時勃興，蔚成潮流。細察其之勃興流變，主要乃為前時文學批評和文學觀念的“革命性”引領與激發，而非由文學研究中“治史”的學術需求所釀成。質言之，所謂“重寫文學史”根本上實為文學批評的波瀾，思想意義或時代動機更其為主。這就決定了它的學術成果和實際貢獻有所預設或側重，積極面上是開放了風氣，消極面上則是學術上比較有限，不會走得很遠。具體來看，多數文章或僅能用“翻案”視之。但是，今天回顧“重寫文學史”的啟示，卻也有相當的學術經驗值得吸取。一是在時代條件的變遷形勢下，文學史有了“重寫”的現實動因和理由；二是學術意義上的“重寫”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這種條件一般而言需要基本滿足三個要素，即新材料、新方法、新觀點。尤其在最基礎層面的新材料上未足充分具備的話，后兩者畢竟是被架空了的。再看1980年代后迄今的文學史研究，之所以后來獲得了明顯長足的進步，正是主要由于“史料”的重新發現和使用，這才支持了文學史研究在學術意義上的“治史”工作。所以，沒有足夠扎實深厚的史料功夫就不要貿然輕言治史或重寫歷史。三是一時新鮮或創新性的理論、思想在融入歷史研究中時，應該獲得足夠的消化、吸收、沉淀，切忌用文學批評的一般方式從事文學史研究。歷史研究中的對象、方法和立論，都需要相當的穩定性和統一性，相比之下文學批評在學術規范上并非十分嚴格，不同研究在學術范式和基本要求上還是有涇渭分明界限的，對此需要研究者具備充分的自覺意識，這也可以說是研究者科研入門的基本認知前提，否則就有變身為“民科”之嫌，幾乎沒法彼此對話說理了。如此，我們再回到所說的近年史料學轉向現象及相關問題上來。

據我的觀察和分析，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研究包括部分文學批評中史料學轉向的發生，主要源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說是由史料研究在內的當代文學研究態勢所決定的。首先是文學史長度所啟發的學術自覺，催生了對自身學科發展的系統性反思。世紀之交有過“20世紀文學史”之說，基本含義在于倡導對于新文學史的貫通研究，這對文學史視野的拓展起到了明顯的理論支持效果，從此后打通現當代乃至近現代就不再是一個需要特別論證的困難問題了。但如今隨著傳統的“當代”文學史愈演愈長，立足當代的文學史研究立場變得越來越急切——從當代視野貫通文學史取代了曾經的“20世紀文學史”框架，后者在某種程度上或許還潛伏著“現代”引領“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含義吧。雖然都是文學史的貫通研究方案，但兩者的基本立足點卻很不一樣，立足當代、貫通歷史，這是我們現在對于自身學科發展的系統性反思立場和自覺出發點。也就是說，文學史時間長度的自然演進，在促使我們調整歷史整體性眼光的同時，也啟示我們應該明確地站在當下立場上看歷史——而非虛設一個客觀中立的歷史觀察位置。如此，當代文學史料問題一下子便凸顯出來了——當代文學史，或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建立在當代文學史料的系統性研究和整體性建設的學術基礎之上。舍此并無二途。這自然也會影響到當代文學批評的氛圍。

其次可說是其他學科的影響及鏡鑒。同樣是文學研究、文學史研究，比如中國古代文學或現代文學，比如外國文學，比如學科目錄所列的一些二級學科民間文學、比較文學等，一般概念中的資料或史料研究都是其中的必含之義，并未有將相關史料研究單列分割出來的現象或問題，唯獨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或許是因為文學批評的主觀傾向及慣性太為強大，向來少有在學術層面上真正看重史料價值地位的，才情、理論和觀點成為最強勢的方法特征甚或價值依據。于是，當代文學研究（包括文學批評、當代文學史或批評史等）與當代文學史料無形中成為兩相分離的專業領域，甚至說，后者在專業概念或地位上可能并不存在或成立。這就是我曾說過的“當代無史料”的認知誤區。無自覺史料研究意識的當代文學研究在學術上的有限性及發展、提升的瓶頸，在當代文學史的時間長度及學術性要求的倒逼下，近年來已經顯得越來越明顯了，尤其是在年輕一代學院學者成長起來以后，對于當代文學研究的學科重整漸漸成為學術調整的一種生態需求。在此背景下，借鑒其他成熟學科發展的歷史經驗，再度思考一般學術、學科建設的規范、理念，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所謂史料學轉向實質上就是重建一種有關于當代文學研究的整體觀，尤其是其中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由此，當代文學研究才能走向學術和學科的成熟。最終，應該是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不再會以一個問題的形式出現——它的出現其實就是該學科及學術水平尚較低級的一個證明。這在我們也確實不必隱諱。

同時，學科間的影響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跨學科意識的自覺，換言之可視為當代文學學術研究范疇的拓展，對此，特別是文化研究的勃興可能是最突出的流行代表。而在廣義的文化研究中，媒介和傳播研究應該又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最鮮明而強大的潮流——一如1980年代早期比較文學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相關學科和學術流向。很顯然，媒介和傳播研究的興盛與流行，最大限度地推動了當代文學對于新史料的重新開掘和創新利用，史料工作成為一項必須首先重視的工作。而在宏觀面上，或可將洪子誠教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著及相關史料著述、程光煒教授等回返“80年代”及重審當代文學歷史現場的研究倡導，看作是學科間影響背景下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集成性標志成果，也是當代文學研究中史料學轉向的最富成效的成果之一。這一成果的劃時代性及其強大影響迄今仍在持續，無疑又在深廣度上推進了當代文學的史料學轉向的研究趨勢及學術進程。

其三，較大者應該要算是制度機制上的原因了，最突出或關鍵的恐怕是國家學術制度的鼓勵與引導，經費、學術評價、學術的現實條件等構成利益驅動的強大杠桿機制。改革開放的40年成就了一個經濟大國的當代中國，這在教育領域里的直接效果之一就是最近20年國家對于教育包括大學的資源和經濟投入有了史無前例的增長，看起來今后幾年在絕對數額上還會上升。幾乎難以想象20多年前我們有過“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之類所謂“體腦倒掛”的輿論時代，也再無法理解大學需要“破墻開店”來保障、維持教職員工的一點點可憐福利。更為重要的是，對于大學的經濟總量的投入不僅激勵了科研體量的驚人增長，而且也對科研質量的提升產生了越來越明確、也越來越迫切的要求，“國家需求，世界一流”成為一種并非表面的口號，由此學科和科研評估的趨向開始主要由數量導向而向質量導向發展，這就在宏觀面上對具體的科研活動產生出了直接的驅動和引導效應。近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有些發達國家因為經濟原因而縮減對于大學人文學科支持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依然對于人文和基礎文科保持了強大的扶持，不僅在國家層面，許多一流理工科大學為主的學校都在持續不斷甚至加速發展文科和人文學科，這種現象幾乎是中國大學的一枝獨秀。因此，人文基礎學科及相關項目的立項和研究雖然在規模上仍無法和理工醫科等相比，但在學科發展的基本態勢及保障條件上顯然也處于不斷加強和提升的過程中。正是在這種宏觀制度條件的支持下，獲得了學科學術研究自覺的人文研究，轉向或加強本學科基礎層面的研究建設就成為一種專業共識——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學轉向也就是其中一例罷了。這種現象可以看作是制度支持所激發出的學術自覺、自我期待及普遍意義上的策略調適。對此我們在連續多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等的招標立項上可以看得很分明——各種專業方向課題的資料綜合整理和研究及數據庫建設成為近年立項新潮。

說到學術策略，特別是出于特定原因的學術策略選擇，當然會是學術行為的展開，包括形成當代文學研究趨向中的史料學轉向的一大要因。從宏觀面上看，一種學術策略之所以會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背后一定有著強大的誘導或規范力量在起著引導或支配性的作用。文學批評乃至當代文學研究，主要面向的是當代的現實，這使得相關研究既難無視當下政治的規約，也不能完全擺脫各種現實利害關系的考慮和牽制，有時陷入兩難窘境反而不利于學術研究的價值體現——如果能夠尋求一種相對純粹的學術路徑或方式，較能保持完整的自家面貌，也許不失為更好的明智之舉。這時，最多客觀性的基礎研究如史料文獻研究自然就會成為首選之一。這其實也是古今學術史上的常態。

有的學術策略選擇也可能主要是出于研究者個人的考量。以成說為例說明的話，中國古來的傳統學術向有類似考據與義理兩說之辯，文學批評或大而言之的當代文學研究，無疑更多是傾向于義理之學的。但隨著當代文學史研究意識的覺醒和強烈，作為支持歷史研究的技術手段的考據之學，在基礎層面上越來越多地進入了當代文學學術研究的領域，特別是在專業教學過程中，比如訓練學生的專業文獻閱讀、史料整理方法進而提升研究能力等，成為專業學術水平的一種考察和體現方式。這一趨向恐怕在近年間已經形成了廣泛共識。這無形中也極大地推動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學轉向趨勢。總之，以上種種，我的個人經驗或許也能有助于說明這一轉向趨勢的緣由和過程。

二、我的史料研究嘗試及收獲

在我個人的研究中，發生的情形及思考似乎與上述所有情況都有些關聯。世紀之交蔚成潮流的媒介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是以跨學科的方式刺激并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領域，對于文學媒介的集中挖掘在加深了文學生產機制研究的同時，也使研究者充分獲得了有關文學生態歷史現場的嶄新認識，新史料的出現或重新面世成為學術生產力得到巨大釋放和提升的有力支持，作為生產資料的文學史料助推了文學研究的擴大再生產規模性成長。只不過當時或許對此并未有充分普遍的自覺，并未形成一般學術意義上的史料研究概念，但在文學史研究層面上，少數先覺者的新的文學史研究路徑已然成型，否則就不會有洪子誠、吳福輝教授等的新文學史著的醞釀和誕生。我也就是在此之際關注到了作為基本資源的文學媒介的系統整理對于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性——文學媒介研究在根本上也是一項重新清理文學史料的工作。于是，《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新編》就此成為我和合作者在新世紀之初完成的一項文獻整理成果；合作者中的李今教授、劉曉麗教授后來又有關于譯文和翻譯史文獻史料、偽滿文學文獻史料的出色整理和研究貢獻。而且當時及事后證明，這還不是一項僅限少數人正在從事的工作。這一經驗再次說明，跨學科研究視野所開辟的學術可能，并不局限于一種新的可能性，它也能促使既定研究領域的自省和創新，并由此獲得一種整體性突破的可能。迄今的文學媒介研究仍在方興未艾之際，而其衍生出的多種可能性已經越來越成為研究者的學術探索期待，更多的可行性正在不斷擴大，尤其在這互聯網新媒體時代的文學研究實踐中。

進入新世紀仿佛一夜頓悟的當代文學史長度的延伸及挑戰，對我最顯著的啟發或鼓勵可說有兩點，一是當代文學史的學術合法性終于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此前有過當代是否適宜寫史的爭議，如今當代文學史的時間長度遠遠超過了現代，現代文學史能夠成立的話，就不能再以時間長短為由決定當代文學史的成立與否。隨之也終于有了立足當代整合現當代文學史及其研究的理由，現代、當代文學史的關系，實際上就是由當代文學史的成立方式所決定的，相對固化的現代文學史無法撬動現當代文學史的相互關系，一旦當代文學史獲得了相對獨立性，也就釀成了歷史的整體觀的理論視野，技術上的歷史分期問題更是由后設的歷史研究者所操控的。想當初“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的研討還曾顯得有些歧義，如今這應該不會再是一個問題了——主要原因就在當代文學史的成立。二是當代文學史的成立實際上就是一種相對獨立的學科專業終于形成，這就有了學科自覺和學科間影響互動的現象及后果。學科自覺意味著必須充實、完善學科專業范疇的概念、方法、基本結構、歷史邏輯乃至一般觀點等理論基礎要素及其系統，并在實際經驗和理論認知上形成一種專業研究的相對確定的領域。那么，這同時也就有了所謂學科間的影響以及跨學科研究的可能。在此意義上，我的最重要的收獲就是終于有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覺悟。追溯起來，早在世紀初我就開設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研究專題的研究生課程，動因可能伏源于我在復旦大學本科時選修了中國現代文論課程，最早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教材也是復旦老師編撰的。既然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當代文學史都能成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不也是順理成章的嗎？但這在理論上的關鍵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必須擁有并呈現自身的獨立學術邏輯，而非主要只是當代文學史的文學批評版。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當代文學批評史才具有真實的學術價值。為此，學術實踐中的第一步則是需要建立當代文學批評研究的基本史料文獻系統，便于研究者獲得一種整體性的認知、概觀，并得以探索從事專業研究的具體路徑或問題所在。這對我來說，就有了編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的學術動機和具體規劃。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史料編年》的方法是我“以古為師”而具體形成的，既借鑒古典研究中傳統的文獻目錄學的方法，系統整理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文獻。在此過程中，我將這一專業研究課題與日常教學相結合，既要求研究生通過此項工作系統閱讀專業文獻，同時培養發現問題的能力和提煉具體研究的課題，希望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從個人教學研究的策略方面著手設計的。

需要補充一些文字的是，在我還沒有獲得史料研究自覺的時候，不自覺的史料工作其實也早就在進行中了。世紀之交受到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的鼓舞，曾具體設計、投入了《人民文學》研究項目，并獲得了教育部立項資金資助。該項研究的最大成果，我以為并不是最后出版的理論著作，況且項目研究結項也很匆忙，不盡人意，而是有關《人民文學》的史料整理和出版，其中包括施燕平先生的回憶錄《塵封歲月》《〈人民文學〉復刊和編輯日記》等，我以為最有價值。從個人的史料工作生涯看，最早或可追溯到我對林琴南“林譯小說”序跋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后在1990年代末出版了《林琴南書話》一冊。我至今仍以為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史料著作，正尋求修訂新版的機會。與此同時，我還跨界涉足過史學著作的出版，業余得很，此處略過不舉也罷。1990年代中，我從日本返國前，已經注意到國內學術出版的低靡狀態，但為傳播東洋鄰國的中國文學研究成果，也算是國際中國學研究史料的一種編輯整理方式，經歷了未曾意料的曲折和困難，好在那時年輕，銳氣正盛，不計代價，在朋友幫助下終于出版了名為《東洋文論》的譯著。今天回想，都還頗感親切。

三、從變局常態看當代史料研究：社會需求與學科發展的共振

當代文學史料、文學批評史料的研究，還有著超越相對純粹、有限的專業范疇的延伸意義。或者說，文學的社會歷史研究就在文學史料研究的延伸線上。如前人所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從一時代的文學訴求中，我們總能看出時代的需求對于文學的具體影響，包括趨勢引導、整體塑造。時代特征和面貌總是決定性地影響到了同時代的文學表達，不管是技術面的還是宏觀面的。在此意義上，對于時代特征的認識一定有助于把握和判斷同時代的文學。反過來說，文學也一定保留了最鮮活、最豐富、最具特征性的時代元素及其精神氣質。這就與文學史料研究發生了直接關聯。

從晚清開始就有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說法，昭示了在一兩千年的社會超穩定結構形態發展后，面對東西、中外的交流和沖突加劇發生的現實，中國開始了一種整體性的社會轉型發展過程。從洋務維新、科舉停擺、帝制顛覆迄今，雖經百余年滄海桑田，這種轉型還在繼續，改革開放仍是當代中國發展的主流。由此可見，相比中國傳統社會的常態性穩定，近代以來進入社會整體轉型期的中國，“變局”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常態。這種變局的常態化不僅體現為社會內部諸多重大變化的發生頻率，而且表現在國際關系和對世界的認知觀念的不斷改變中。這種宏觀面上的變局常態，不能不影響乃至決定了國家政策策略及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的跟風巨變也成為一種常態現象。文學史的流變特點同樣概莫能外。尤其是從一種斷代文學史的限制時空視野來看，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流變主潮無不應和了常態化的社會變局現象，幾乎無從把握其基本的穩定性邏輯，除了現代白話文學取代傳統文言文學終于成為穩定常態以外。于是，在一般意義上我們需要通過文學途徑認知和了解其與社會歷史的彼此關聯性，在專業意義上尤其需要留下常態變局中可能已經消逝或變形了的種種文學歷史生態，否則我們的文學史或也將在這種常態變局中遭遇損耗，甚至湮沒、遺忘在不可自控的時間之流、社會之變中而不自覺。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在此就有了現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不僅是對于歷史的保存和記憶——在當代，或對當代而言，歷史最近于現實，而現實將最快成為歷史。這便是我所謂當代中國常態化變局給予當代文學史的整體性影響，也是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必須在當代進行而不完全是一種歷史研究的最大理由和文化背景。

從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的制度條件來看，高等學校無疑擁有著最大的人力資源、經濟資源、數據文獻資源等，甚至也擁有著最自由的學術研究綜合環境優勢。這種資源和優勢尤其對諸如文獻史料的純學術研究來說就是更重要的了。所謂學科建設的動力或機制何在？簡言之就是當代變局或社會轉型構成了學術生長的主要時空條件，學術必須呼應、順應社會和時代的需求；如果說歷史積淀是學科建設的基礎，那么學科建設的最大推動力就來自社會需求的現實動力。變局或轉型，鼓勵、呼喚的是新學術視野引領的“學科變身”。這在大學內部同時也成為學科競爭性發展、跨學科發展態勢的社會宏觀原因。在這種態勢下，當代文學研究、批評研究乃至一般當代研究的學科學術基礎的奠定和夯實，就必須首先重視或自覺回歸到文獻資料的基礎建設上來，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即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這也同時成為新世紀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普遍共識。如果說史料學轉向確實構成了新世紀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種趨勢潮流，那只能說明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深廣度已經獲得一定程度的挖掘，同時也借此開啟了當代文學批評研究的學科專業規范的全面建設——畢竟這是一個相對青澀的學科專業領域。要而言之，在學科建設意義上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大而言之體現的是專業學術研究與當下社會的共生與互動，由此推動實現學術的宏觀價值；小而言之則是學科建設中的自身規范性和學術性要求，否則其本身就難獲得學科學術基礎的支持。

四、新在何處：新媒體與史料研究

新世紀進入的是互聯網新媒體時代。新媒體對史料研究而言意味著什么？我覺得首先需理解新媒體的工具文明意義。作為一種工具層面上的新媒體，它對于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解放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推進作用，其影響迄今仍未窮盡，這使它有可能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生產力水平標志。也就是說，新媒體體現和代表的是我們這個時代從文化層面到文明層面、面向未來無窮之遠的人類發展與進步的一種標志。因此，新媒體與史料研究的關系也就不僅局限在工具與研究對象（文學生產資料）的關系層面上來理解。

在最基本的意義上，作為文學生產資料的史料與新媒體的關系相對簡單，隨著文學生產力的提升，文學生產資料的有效利用及新的功能將會因新媒體而獲得全面開發。事實上，史料研究因得益于工具便利及系統支持，已經促成了新媒體時代的文學生產效率包括史料研究效率的空前提升，最顯著的成果就是各種學術史料數據庫、音視頻等紙媒不可想像的巨量內容儲存系統。

但史料與新媒體的關系并不是單向的，史料研究并不是單向地受益于新媒體的恩惠。這是因為在文學生產力的解放意義上，史料研究與新媒體功能達到了精神性的契合和印證。可以說史料研究也是生產力解放的支持力量和保障機制，并以其內容服務賦予了新媒體在學術生產鏈中的效率保障地位及其不可取代性。看起來像是一種巧合，或許實質上就是新世紀新媒體時代的一種學術轉向誘導——新媒體的技術發展使我們加深了對于史料研究的精神性認識，即在解放和提升文學生產力水平上，史料研究與新媒體完全一致，都是面向未來文化和文明發展趨向的，兩者首先都是基于人類生產力的空前解放。這對史料研究來說或許是更為重要的觀念，史料研究是向前看的，而不是向后看的。這是認知史料研究價值的理論關鍵和思想涵義之所在，就此也和新媒體的技術發展及工具文明精神高度一致。

我們常常這樣質問、判斷史料及其研究的價值：某項特定的史料使我們的研究對象或問題改變了什么？尤其是更新了什么？史料是否導致了新方法、新觀點的產生？顯然這是一種學術性的理性質問，但我想用一種更多文學色彩的方式予以回應。史料研究打開的是未知世界的大門，那當然就是一個新世界，而非時間意義上的舊世界。史料研究的每一點進展，都是對于新世界的發現和照亮，而非只是在舊世界里的探秘。史料研究是進入新世界之門的必須路徑，而非僅是對于舊世界的技術修復、還原或自得其樂的流連往返。史料研究是對文化文明的忘我尊敬而甘將生命投入其間的追求光明的事業，而非期待秘籍自珍的幽室掘寶，一切將歷史遺存、人文結晶據為己有的企圖和行為都是不道德的，而且也將使啟蒙光明的史料研究拽入黑暗之中。對于史料研究及其價值實現的所有理想化期待，在新媒體時代應該有了更為可靠和強大的技術保障，這是紙媒時代所無法比擬和想象的。

不過技術的強大功能同樣引出了新媒體時代史料研究的憂思。史料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在呈現被“遮蔽”的史料價值，在這過程中有我們對于史料的信仰與質疑。相對于紙質時代中物質和權力對于史料的遮蔽影響，借助新媒體而起的學術泡沫和偽造陰謀對于史料的遮蔽可能會更為嚴重，我們對于史料的信仰和質疑在新媒體時代會成為一個空前的矛盾，并構成一種嚴峻的學術挑戰。并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因為對于新媒體的技術道德喪失了信心，我們會同時喪失對于新媒體時代史料研究的信心。這不僅在技術層面上需要小心謹慎，更重要的是必須強調學術共同體的價值觀，尤其是我們的學術道德和研究倫理。這首先是作為研究主體的人的問題，連同學術制度和相關評價機制的問題，而非新媒體（工具）的問題。

五、史料研究“四義”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把自己對于史料研究的價值體現概括為“四義”。何謂史料研究“四義”？即一為求真，二為求解，三為求義，四為求價值實現之度。

求真是材料的第一義和基礎價值，其中，材料本身須為真，即真材料；這也就是對材料確鑿身份的考實。次則是用真材料獲求對象、事理的客觀真相。這應該是關于材料之用的首義。求真主要面向客觀，但治學寫史的動因并非為客觀而客觀，必有現實的甚至切身的主觀動因，即求真至少是為了回答或說明某個具體問題，就是對于特定問題的求解。

求解就是用可靠的材料通過邏輯關系獲得問題的合理解釋和充分理解。求解需要更多智力勞動和綜合能力，比求真體現出更明顯的主觀性，專業研究成分更為增強充實。一般所謂問題導向就與求解的專業動機直接相關。

求義是在理論上更進一步，從具體對象中跳出來，也就是超越具體對象或問題的確認及求解，尋求研究的抽象性、一般性意義，提升相關的理論認知水平。這是學術研究的很高境界，多數并不能達到，但懸為目標卻是必須的，否則研究的意義或目標追求就如畫地為牢僅具特定個案價值了。

所謂求價值實現之度是一種整體性、綜合性的深廣度追求。在實際研究過程中，不會如邏輯理性所分析的那樣條理化、理想化，總有各種參差發生，不可能為求形式而傷及內容或主要目標的實現，須得有一種相比更高價值層面關照下的利益、利害關系考慮來決定具體研究的推進和走向，以獲得具體研究價值實現程度的最大化。且同時又需考慮多種可能性的實際存在。理論研究畢竟只是一種邏輯的可能性，而且常常限于思維局限并不能窮盡所有可能，歸根到底并不能完全取代或代表客觀事實存在的真實性。所以學術研究價值實現的深廣度追求在理論上可以是無限的。由此也可見，史料研究“四義”并非各自孤立追求，而是同體連枝、榮損相依的關系，從材料出發而達到研究的最高目標。（我最早提出上述四義也是在長沙易彬教授主持的會議發言中，最近一次則是根據《新文學評論》約稿文章在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紀念中國當代文學研究70周年大會上的發言，文章將在今年上半年度《新文學評論》發表，此處文字略有改訂而為最新稿。）

上述史料研究“四義”的要義，抽象地說也并無多少新意，只是我個人在實踐中形成、概括而成的一種體驗、體會和認知的表達方式。一般總說史料研究須與宏觀研究相結合，宏觀著眼，微觀著手，而從史料立足出發；意謂微觀技術手段的具體價值須在宏觀層面獲得高水平實現，即史料研究應在宏觀研究中顯示學術價值。同時史料研究又能夠支持一般理論的構建，包括形成新的專業歷史觀和專業研究邏輯。我近年從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研究的主要目標，也就是要支持并形成一種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觀，包括批評史著的宏觀邏輯系譜及具體撰著方式。實際成果及水平如何則尚待檢驗。如胡適所言，自古成功在嘗試。姑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