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世紀以來，中國科幻小說在繼晚清和新時期初之后，掀起了第三輪創作熱潮。“新生代”作家群的迅速壯大，多部巨著的推出以及科幻文化產業的興起，使新世紀科幻小說創作呈現出色彩紛呈、生機勃勃的盛景，無論在敘事內涵還是美學建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新的轉型趨向雖已受到學界關注，但目前的討論多為現象的表層梳理，缺乏從中國科幻小說發展史，乃至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視野進行宏觀、深入的思考。比如新世紀中國科幻小說的轉型是怎樣發生的？它與之前的科幻小說創作有怎樣的傳承與裂變？產生了哪些新質？這些新質從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有著怎樣的價值和意義？目前的科幻小說創作還存在哪些問題？本文擬以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史的爬梳為基礎，結合新世紀以來的文壇創作狀況考察，對上述問題展開探討。

晚清至新時期初：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啟蒙話語

晚清科學小說是中國科幻小說的起始階段，也是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色彩最為斑斕的階段。這一時期的科幻小說，在學習、模仿西方科幻小說的基礎上，將“知識與真理的話語”“夢想與傳奇的話語”統合一體，開創了中國科幻小說的兩類敘事傳統：（1）啟蒙傳統，又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科學精神啟蒙和以魯迅為代表的科學知識啟蒙兩種；（2）娛樂傳統，即在神怪敘事傳統、商業化文學時代潮流推動等諸多因素下，為滿足市民階層娛樂需求，被異化為借科學名義證明神道鬼怪之不誣的獵奇故事，類似于美國軟科幻中的“pulp science fiction（通俗科幻）”，如醉農的《桃花依舊紅》、毋我的《吾夫》、野民的《仙枕環游記》、枕流的《極樂國》等。

由于“五四”時期啟蒙精英的大力批判，以及現代中國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單純以獵奇為目的的科幻創作在20世紀20年代后大為減少。及至新中國成立后，這類小說在大陸幾乎絕跡，卻在香港的倪匡、黃易等人那里有了傳承和新的發展。香港濃郁的市民氣息，消費主義的商業社會氛圍，成就了武俠、偵探、言情與科幻混合一體的通俗科幻小說。在中國大陸，直到進入新世紀后，隨著網絡文學的發生和發展，科幻創作的娛樂傳統才得以再次重啟。因此，在當代中國大陸的科幻小說中，從新中國成立至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的討論范圍都是一種傳統：啟蒙傳統。

晚清時期，盡管在科幻小說應擔負起怎樣的“新民”功能的問題上，梁啟超和魯迅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一個重視科學精神，一個強調科學知識，但不管是描繪未來新政治愿景、表達對國家民族未來深切焦慮的社會哲理科學小說，還是“析理譚玄”又讓人“不生厭倦”的科普科學小說，對科幻小說作為“開民智”工具的功利性設定，以及對科幻小說“文學性”的重視等方面，都是一致的。

新中國成立后，建構現代民族國家與擁有科技現代性的雙重渴望，使得科幻小說的啟蒙功能并沒有被減弱，反而得到了加強。同樣是從科學精神和科學知識上啟蒙民眾，新中國科幻小說家從蘇聯科學文藝中學習、借鑒了豐富的經驗，與“十七年”的時代環境、政治文化要求相結合，形成了新的科學精神和科學知識目標，即以共產主義理想為關鍵詞的科學精神，涉及農牧醫林漁及航空航天諸領域的實用性科學知識，以及新的啟蒙對象：少年兒童。內容和對象的規限，對科普功能的強調，再加上文壇不斷變換的晴雨色彩，在這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十七年”科幻小說普遍存在話語單薄空泛、形式單一、說教色彩濃厚等弊病。饒是如此，這一時期的科幻小說依然有其可圈可點之處，就是建立在極為嚴謹的科學知識上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浪漫想象，這使得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不但能夠獲取豐富的知識，還會被明朗向上的樂觀主義精神感染，激發獻身科學的熱情。

“撥亂反正”之后的新時期初，中國科幻小說在時代對科學的熱切呼喚聲中，迎來了新一輪的創作高潮，并出現了“姓科”“姓文”之爭。這場爭論的背后，實質上是科幻小說“十七年”傳統與“五四”文學啟蒙傳統之爭。“姓科”派作家多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便已從事科幻小說創作的，如趙世洲、董鼎山、魯兵等，堅持的是“十七年”兒童化、科普化，以科學樂觀主義為主導的啟蒙傳統；而“姓文”派則由兩類作家組成，一是少數意識到科幻文學性缺乏的“十七年”作家，如鄭文光、童恩正等，二是新時期初開始創作的作家，如魏雅華、金濤、尤異等，他們向主流文學靠攏，呼吁重返“五四”的啟蒙傳統。但除了少量作品，如《溫柔之鄉的愛》《百歲姻緣》《延遲了的婚禮》等關注個體人的自由、解放外，大部分“姓文”派小說，如《珊瑚島上的死光》《碧島諜影》《刻著“T.K”的戒指》《“114”號元素的秘密》等，主題都是彰顯民族國家話語的敵特斗爭敘事。

經過簡要梳理，不難發現，雖然中國科幻小說啟蒙的目標、內容和對象，在不同的時期，根據不同的時代需求和意識形態需要各有差異，但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根本的定位從未變動。這樣的啟蒙定位，給20世紀的中國科幻小說創作造成的最大問題，是科學在小說中作為啟蒙工具的存在。不管是強盛中國的烏托邦想象，還是漫游太空的知識講解，抑或正邪交鋒中的武器較量，科學都不過是實現強國目標的工具。那么，工具論的主導，給科幻小說帶來了怎樣的后果？

“工具論”主導下的創作流弊

（一）科學觀的窄化。科學是科幻小說的立足之本，因此，與科學聯系最緊密、最直接的科學觀，自然也應該是科幻創作最核心的思考之一。人類進入20世紀后，科技無節制發展造成的盲目與失控，讓技術負面效應日益凸顯，尤其是“二戰”后的戰爭陰影，讓科學觀不再像19世紀那樣，以培根、笛卡兒的樂觀主義為主導，而是呈現出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交織并存的狀態。但20世紀的中國是個例外。從晚清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被迫打開國門的那一刻起，中國就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懼中，開啟了對現代科技的逐夢之旅。無論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自發的以學術拯救民族危亡，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確立的科學為國家建設服務的政策思想，或者新時期初“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現代化目標，都使得在中國語境中，科技樂觀主義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尤其是1949年以后政策的明確導向，使科幻作家不能夠，也不允許在創作中進行科技悲觀主義的思考和表達，這也導致了中國科幻小說中的科學觀，長時間呈現出單純的樂觀主義色彩，人與宇宙自然的關系被大大地簡化了。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合天論”占據主導地位，即將自然界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和自然應該通過相互作用而達到辯證統一”。“勝天論”作為“合天論”的補充存在。然而，從20世紀20-30年代興起的科學界“唯科學主義”思潮、“科學大眾化”運動，到50年代伴隨著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深入人心的“改造自然”宗旨，“人定勝天”取代“天人合一”，成為最主流的自然觀，而科學，則是人“勝天”最合適，也最有力的工具。為了凸顯科學技術改造自然的強大威力，科幻小說家們在嚴格遵循科學定律的基礎上，將有限的想象力發揮到極致。從想象的內容上看，既有效仿蘇聯科幻的規模恢宏的改造項目，如沙漠、北極、南極、氣象、海底等的改造，也有富有中國時代特色的，以農、林、牧、漁為對象的小型改造。這些改造無一例外地取得了成功，讓未來的人類過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被簡單地處理成了征服/被征服的關系，這樣的二元對立思維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深層次的自然思考。

（二）科技美學的不張。科學的藝術之美早已被世人知曉、承認。英國數學家、哲學家羅素從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里，讀出了音樂般的美妙；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關于浮游生物和海母的畫，啟發了20世紀初的新藝術運動；我國科學家楊振寧則用“性靈出萬象，風骨超常倫”來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論帶來的精神震撼；瑞士數學家歐拉寫出的歐拉公式，至今仍被公認為是最具美感、最有魅力的公式之一……問題在于，上述這些感悟出科學之美的，都是自然科學家。“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不是對象”，馬克思在論及主體與對象的關系時曾指出，“對象如何對他說來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于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因為正是這種關系的規定性形成一種特殊的、現實的肯定方式”。

問題也就在這里：長期以來文理分科的狀態，使文學領域內的人，無論作家，還是批評家，都很難認識和把握科學獨特的審美內涵，并打通科學與文學的屏障，讓科學之美在文學文本中呈現出來，而科學領域的作家，又很難將這種科學之美用精妙的文字傳達出來。實際上，這個問題并非中國科幻獨有，而是在整個世界科幻創作領域都存在。但對于歷史短暫、長期以科普的教育功能為導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幾度遭遇中斷的中國科幻小說來說，這個問題尤為突出。

達科·蘇恩文認為，“科幻小說是一種認知間離（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虛構性文學”，它的主要形式技巧“源自間離的態度”，但這“絕不意味著科幻小說僅僅是或僅僅可能是科學的通俗化甚或科技的預測學”，而是“一面寓言性鏡子，它以‘另一種’時空體為基礎，并通過一個由典型敘述動因人所構成的體系得到揭示。”然而，為了達到科普的目的，不少中國科幻小說家恰恰是把科學的通俗化作為科幻小說書寫的目的。為了將科學通俗化，作家們采用了許多傳統的文學敘事手法，如比擬手法、歷史情境創設法以及偵探懸疑手法等等，讓讀者產生閱讀的新鮮感和驚奇感。可由于這些敘事手法產生的結構不過是一種暫時性間離的結構，其產生的新鮮感雖然真實，但卻有限，或許能在短時期內讓青少年讀者產生一定的閱讀興趣，但難以讓包括青少年在內的所有讀者從認知層面獲得有意義的陌生感，比如，通過這種陌生感造成的經驗疏離，更深層次地體察現實，提升人性、倫理、意識形態、社會歷史等方面的思考高度等。

而在那些不致力于科學通俗化的“姓文派”作品中，存在的是另外的問題。他們把張揚人性、愛國主義精神作為創作目標，試圖用科學幻想帶來的新奇感，從眾多現實題材的作品中脫穎而出。由于只是將科學幻想作為吸引讀者閱讀的工具，再加上一些“姓文派”作家缺乏系統科學訓練等原因，很多“姓文派”科幻文本中的科學幻想，僅僅是作為故事添加劑而存在，即便作家有能力，也愿意下足功夫去打造其美學空間，所產生的文本美學效果也極其有限。

（三）科幻小說人文哲理思考空間的受限。李歐梵一直為中國作家脫離不了寫實主義的束縛而抱憾，認為“狹義的社會性和愛國思想”是造成中國現代文學最大危機的因素之一。這句話對始終背負著沉重的社會現實前行的中國科幻小說來說，尤為適用。對國族民族未來的深切憂患和焦慮，是整個現代中國科學小說“科學精神”的核心表達，從早期各類以“新”開頭的烏托邦小說，如《新中國未來記》《新石頭記》《新中國》等，到三四十年代的《貓城記》《鐵魚的鰓》《和平的夢》等，都是如此。“十七年”期間的科幻小說配合政治訴求，充滿理想主義精神和浪漫色彩，用高科技為人民創造幸福生活的現代民族國家想象，“撥亂反正”之后的科幻小說，跟隨時代主流思潮，鞭笞“四人幫”惡行，呼喚人情人性的“傷痕”“反思”，以及20世紀90年代，與精英文學一道批判市場經濟飛速發展下拜金主義盛行、欲望橫流的新現實主義科幻，無不是借用機器人、太空探索、超時空旅行、基因改造等科學幻想，表達為國為民的憂患意識和理想情懷。

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致力于思考當下社會現實的科幻小說的創作價值，但如果僅僅拘囿于以國民為單位的視野，顯然大大窄化了科幻小說所能夠施展的空間。如美國科幻小說家詹姆斯·岡恩所言，“科幻小說所涉及的事件，其重要性大大超過個人或社會的意義。在科幻小說中，往往是整個文明或整個種族處于危亡之中”，因此，人類“必須把自己看做一個種族，而不僅僅是一個部落，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國民”。將視野從國族、民族延展至種族，以宇宙為背景來思考人類的困境、文明的命運，這才是科幻小說應有的格局。

以科技為中心的“人學”轉向：啟蒙轉型的第一步

新時期初的科幻小說熱僅僅持續了兩三年，便迅速衰落，“姓科”“姓文”之爭之后升級到政治層面的打擊，直接導致了鄭文光、葉永烈、童恩正等科幻名家的停筆或轉向，以及大批科幻報刊的停辦。雖然這次打擊給科幻小說創作帶來的影響是空前的，使科幻小說整體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處于萎靡不振的頹態，但也給了科幻小說擺脫既有的民族主義啟蒙思維的契機，有了站在更高的層面思考科幻創作的新可能。并且，在短暫的熱潮和激烈的論爭之后，科幻小說從“科普型”向“文學型”轉型的理念也已基本完成。留給之后的小說家努力的，是如何挖掘科幻小說專屬的文學特質。

那么，科幻小說到底應該有怎樣的文學特質？布萊恩·斯坦布福德等人在《科幻小說百科全書》把科幻小說的特征確定為兩點：一，“圍繞科學知識的擴大及其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后果這一中心”，二，“從想象的意義和智力的意義上具有冒險探索的性質”。可見，科幻小說是關于科學的思想實驗，而文學的“人學”根本屬性，又使得每一場實驗的最終指向都是人自身。歷數世界科幻史上的經典佳作，從《時間機器》《1984》《冷酷的方程式》到《基地》《沙丘》《黑暗的左手》等等，無不是將科學內核深植于現實土壤，其幻想之翼又能夠超越現實，將人的生存思考用夸張、變形的方式延伸至未來。

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幻小說所具有的啟蒙價值，既不是簡單的知識啟蒙，也不是民族國家的現代性啟蒙，而是現代科學人文精神的啟蒙，輻射到美學、哲學、政治學、生態學、倫理學等多個學科領域，是一種以現代工業性為基礎的，復雜、多元、全方位覆蓋的思想啟蒙。中國遲至20世紀80年代末，都沒有具備實現上述思考的最起碼的工業化條件，導致現代科學人文精神的啟蒙在中國科幻小說中無法萌芽。同樣沒能發生的，還有現代性思考應有的正反兩面性。反倒是落后他人的恐懼，催生出對現代科技的極度渴盼，使“五四”時期高舉的“科學”旗幟一直飄揚，并形成了科幻小說創作長期單純的樂觀主義和明顯的功利色彩。盡管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已經有少數科幻小說開始從科學與人的角度反思現代性，如《V的貶值》（1987）、《青春的跌宕》（1987）、《宇宙墓碑》（1991）等，但這些作品的主題大多來自那一時期大量涌入中國的西方文學與文藝思潮，是缺乏現實土壤的模仿。

王晉康是極為難得的例外。為兒子講故事的動機，使他寫下了《亞當回歸》《天火》《生命之歌》等作品。成長于紅旗下，又歷經“十年浩劫”、上山下鄉的生活經歷，以及長期處于尖端技術研發的工作背景，形成了王晉康小說獨具特色的中國式科學人文精神思考。例如，《亞當回歸》中植入第二智能的未來新智人，盡管陷入喪失自然人情感與獲取超級智能的選擇兩難，但最終依然選擇后者，這種堅持到底的科學樂觀主義，來源于“十七年”中國渴望科技強國的理想底色；而在《生命之歌》孔憲云的父親與親手研制的機器人元元為延續種族生命展開的較量里，更讓人看到籠罩國人百年的進化論生存哲學的陰云。一方面，王晉康比普通人更早、更清醒地認識到科技的“雙刃劍”作用，另一方面，植根于包括他在內的幾代國人的“保種”意識，以及堅定的進化論生存哲學，又讓科學樂觀主義成為其科學人文精神思考的主導價值觀。相比之前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啟蒙書寫，王晉康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沒有把科技當作啟蒙的工具，而是從科技與人的關系思考出發，考察科技對人產生的影響，這也是他能夠將民族國家話語進行理念的轉化，拓展為對整個人類族群思考的重要前提。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速科技進步的決定》，確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進入新世紀后，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加入全球化并在推動全球化進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角色的中國政府，及時將“科技創新”“科教興國”調整為新的戰略發展目標，并迅速在航天航空、生物醫藥、信息技術等方面取得多項突破性成果。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科技領域的不斷突破，為科幻小說迎來了復興的契機，也將科技與人的問題逼迫性地展現在小說家面前。

與西歐國家用了幾百年的時間來完成從傳統到現代再到后現代的歷史軌跡不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從傳統急劇躍進現代，前一個進程還未完畢，后一個進程就已開始。而新世紀全球化的時代處境，又使中國迅速融入國際話語之中，展開后現代景觀的營建。這使得中國社會呈現出傳統性、現代性與后現代性揉捏疊加的時空緊縮狀態。新時期中國主流文學對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接受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傳統文化觀念的根深蒂固，以及現代性在20世紀中國現實根基的缺乏，造成了現代性價值觀念在中國文學中的薄弱。另一方面，雖然后現代主義文學要反抗的對象在中國也還遠未建立，讓后現代文學在中國的接受充滿悖論，但全國范圍內后現代對現代性的覆蓋業已形成。兩相作用下，便是中國主流文學的現代性思考既處于表層的未展開狀態，又很難再次清理、重啟。

面對新世紀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快速增長、民族自信大幅提升、社會穩定和諧文化逐漸形成等現代性上升時期的時代表征，主流文學普遍呈現出失語狀態。此外，中國社會經濟進入加速轉型期的同時，漸進式改革所積累的成本開始明顯釋放，由此帶來各種社會經濟問題，而主流文學在思考這些問題時，目光依然集中在體制改革、階層差距、消費主義等方面，缺乏對造成這一切的源頭之一的科技發展進行有效的梳理和討論，這使得主流文學從啟蒙視角展開的人的意義和價值的思考顯得軟弱無力。而這種軟弱無力，又讓一些學者提出啟蒙與民族現代性的終結，轉而用“生活現代性”或“世俗人道主義”等新的話語把握新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脈搏。然而，話語的轉換并未改變問題探討依舊浮于現象之上的事實。并且，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信仰與人性危機，恰恰表明“人的認識理性與實踐理性仍然未能達到健全的程度”，啟蒙的任務遠未完成。而要開展道德重整與精神重塑這一新世紀中國文學人性需要面對和解決的重大課題，就必須將科技現代性納入啟蒙視野，進行重新整理和思考。新世紀科幻小說再度復興、繁榮，使主流文壇產生強烈的興趣和關注，便是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時代的需要，承擔起重新建構現代性書寫的時代重任，讓沒能在主流文學中扎下根的終極關懷和意義深度，在科幻的向度里充分發展。

《科幻世界》與新生代作家的崛起：轉型發生的重要條件

新世紀的科幻小說之所以能夠承擔起這樣一個重任，主要還是擁有了平臺和“人”兩個最基礎也最重要的條件。先來看平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十余年時間里，《科幻世界》是中國科幻小說創作最重要，在某些時候甚至是唯一的平臺，所以，《科幻世界》的辦刊態度對于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十分關鍵。在90年代，《科幻世界》為中國科幻小說的文學性提升，做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為中國科幻界進一步打開國際視野。1991年和1997年，《科幻世界》先后為中國科幻界爭取到了世界科幻大會（WSF）和北京國際科幻大會的主辦權，為中國科幻打開了走向國際的大門。此外，雜志還堅持每一期都介紹1-2篇西方或日本科幻名篇，使中國讀者接觸到了更多、更前沿的國外科幻小說信息。跟當時大量用刪節、改寫成兒童故事的方式引介進來的世界科幻作品不同，《科幻世界》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為日后成長為科幻小說家的一批讀者提供了充分的外來營養。2003年，《科幻世界》聯手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啟動中國科幻“視野工程”，組織出版的支柱叢書“世界科幻大師叢書”和“世界流行科幻叢書”，將很多難得一見的長篇經典推送到國人眼前，使中國讀者與世界科幻流行實現了零距離接觸，科幻閱讀真正做到了“無國界”。

二，為科幻小說家提供具有導向性的發表、出版支持。1998年，阿來出任《科幻世界》雜志社社長，除了每年一度堅持舉辦筆會之外，阿來還為順應讀者的閱讀口味，對刊物進行多次改版，開設并主持了“非主流”“界外”“科學美文”等欄目。他為“科學美文”寫下多篇優美的導讀，用生動傳神的語言為讀者打開了科學之美的大門。在2003年的“視野工程”中，為打造中國科幻圖書品牌，雜志社還與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共同推出了另一套支柱叢書“中國科幻基石叢書”，通過刊物、網站等媒體宣傳，為中國科幻作家的長篇作品造勢。

上述舉措對科幻的推動意義是巨大的，表現在兩方面：一，20世紀90年代末及之后，通過《科幻世界》這一平臺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新生代科幻小說家，如劉慈欣、趙海虹、潘海天、長鋏、飛氘、夏笳、江波、陳楸帆、錢莉芳、郝景芳、寶樹等，普遍具有重視文學表達的寫作素養，他們當中堅持科幻創作至今的，皆已成為當下中國科幻文壇的中流砥柱，大大提高了中國科幻創作的整體文學水平。二，長期以來，中國科幻小說不是以響應時代號召的急就章形式存在，就是因發表平臺的限制只能短篇示人，少有情節復雜、人物眾多、結構宏偉的長篇作品，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科幻小說的文學表達。而在“中國科幻基石叢書”工程之下推出的《三體》三部曲、《十字》《天年》《銀河之心》三部曲等優秀長篇，則讓世界看到了恢宏、壯闊與深邃的中國科幻史詩，也讓中國科幻小說開始擁有了厚重、沉穩、大氣的文學實力。

再來看“人”——作家方面。此前已經說過，《科幻世界》為中國科幻培養了一大批文學素養深厚的中青年作家。這些新生代科幻小說家，包括前面提到的韓松、王晉康，與前輩作家相比，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不同：一，寫作動機的不同。他們不再飽含為國家培養科學接班人的科普熱情，把科幻小說視為灌輸科學知識與科學精神的載體，而是把科幻創作作為“一種消遣，是一種個人化的自我超越。他們以為，科幻小說是為自己寫的，是為科幻文學本身寫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種看法，都可能是創造力的桎梏”。這樣的寫作動機，使科幻小說創作擺脫了同心圓式的思維模式和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公共話語，有了自如的生長空間。二，教育背景的不同。20世紀90年代末至新世紀，越來越多的文科出身的作者加入科幻小說陣營，他們中的佼佼者，如藝術學專業的趙海虹、歷史專業的錢莉芳，還有中文出身的陳楸帆、哲學背景的寶樹等等，將自身專業所長融入科幻書寫中，使科幻呈現出別具一格的魅力。

個人化的自由書寫和多種學科背景的作者融入，加上寬松的時代氛圍，使新世紀以來的科幻小說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元發展態勢，不但幾乎所有國外科幻出現過的題材都有所涉及，而且在敘事手法上也十分豐富多樣。那么，相比之前的科幻小說創作，這一時期的科幻小說創作又出現了哪些新質？

工業現代性下的啟蒙新變

從啟蒙的視角來看，傳統依然在延續，但無論從啟蒙的動機、對象、內容還是價值話語方面，都發生了明顯轉變。第一，啟蒙動機的變化。“五四”以來的文學啟蒙傳統中，作家努力將啟蒙思想通過文本灌輸給讀者，作家與讀者，換言之，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系是啟蒙/被啟蒙的關系，在這個關系中，知識分子扮演的是導引者，是一種主導的姿態，而讀者大眾則是被動的接受者。但在新世紀以來的科幻小說創作中，則有所變化。如前所述，對于大部分新生代科幻作家來說，創作科幻小說純粹是出于個人興趣，他們并不在乎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夠將科學知識或科學精神傳輸給讀者，讀者所接受的啟蒙是在閱讀過程中自覺、無意識地完成的。因此，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啟蒙/被啟蒙，灌輸者/接受者，而是處于一種更加平等、互動的狀態。

第二，現代性的思考有了堅實的現實基礎而變得深刻。如果說20世紀八九十年代科幻小說中的現代性反思，是對西方“照葫蘆畫瓢”式的生硬模仿，那么進入新世紀之后，科幻小說的反思是踩到了現實的堅實地面，擁有了一定的話語力量和深度。同樣的題材，科幻小說對科技與人關系的思考，以及用科幻寓言投射現實荒誕的藝術手法，其直抵本質真實的能力和形成的張力效果，往往比主流文學的現實主義小說更準確，也更深刻。以新世紀以來備受文學關注的“底層書寫”為例，為了表現階層尖銳的矛盾和沖突，苦難敘事成為主流小說家最常使用的手段，從背井離鄉到出賣肉體甚至生命，用身體倫理進行道德批判，從而刺激讀者的閱讀神經，喚醒讀者的情感共鳴。然而，隨著這樣的刺激層層加碼到生命被剝奪的極致苦難后，作家已經寫無可寫，而讀者的神經也被刺激到麻木。相形之下，科幻中的“惡托邦”從科技對人的異化層面，讓讀者看到馬克思所說的“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直接地完成非人化”的過程。并且，科幻小說還借助強勁的想象力，對現實進行夸張和變形，給讀者帶來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如《北京折疊》中交替折疊、輪流蘇醒的三個城市世界，《荒潮》里人與機器共生時代中，沉湎于電子毒品的底層少女，《山民紀事》里群山般環繞市區的高樓平民階層和城市中央“盆地”居住的精英階層等等，它們或打破傳統的時空概念，或重構人的生存處境，將日常進行陌生化處理，在增加了感受難度和時延的同時，強化了審美接受。這種美學效果頗有點類似魔幻現實主義，都是通過對現實的夸張、變形，直擊現實主義無法觸及的深層內里，用超現實的極端表達，翻轉出表象之下令人心驚的幽暗真實，但不同于魔幻現實主義更偏重“主觀現實”的精神和心理空間，科幻小說對“物性化的人”的思考，以及將現在推向未來的思想實驗特性，使其更具客觀性和理性。

第三，科技傳統的重新發掘和整理。新世紀以來，一些科幻小說家繼承童恩正開創的歷史科幻傳統，借鑒、汲取歐美“蒸汽朋克”科幻以及港臺倪匡、黃易、張系國等人的歷史科幻創作手法，或改寫重大歷史事件的走向，或重述歷史本原，將科學而不是儒學作為治理天下的利器，在歷史的幕布中凸顯出科技的力量。如《異天行》通過對墨家復興的宋朝史重述，肯定了科技對人類的巨大作用，潛在表達了對儒家視科技為“奇技淫巧”的不滿；《新宋》中回到宋朝的石越之所以能夠強大宋朝，靠的武器之一就是《石學七書》這一科學啟蒙讀物。通過對歷史的想象和重新演繹，這些歷史科幻小說強調了科學對于歷史發展的重要性。還有一些歷史科幻小說，如《春日澤·云夢山·仲昆》和《昆侖》中的能工巧匠偃師，都被塑造成超越那個時代的智者，《天與火》中的王赫，《天雷無妄》里的唐文雅，都是膽識過人、智慧超常的科學家。小說家將這些科學家、能工巧匠提升到與王安石、蘇軾等正史留名的大家相提并論的高度，為的就是要重新挖掘、審視中國文化傳統里的科學精神，從而為當代科學文化提供歷史之源。

第四，工業現代性美學啟蒙的開啟。李澤厚在《美學四講》中提出美學的四大范疇，分別為“自然美”“社會美”“藝術美”“科技美”。前三種一直是中國文學藝術致力的目標，而“科技美”，尤其是其中的技術美學一翼，在中國主流文學中始終處于未完成的表達狀態。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技術對生活、藝術的介入越來越深，早已構成美的新質創造的重要組成，但新世紀主流文學日常生活詩學、后現代審丑的美學導向，使其即使有現實基礎，也很難再度重啟技術美學思考，科幻小說則幫助主流文學補足了這一缺憾。《三體》《地火》《流浪地球》等小說充滿清晰、理性的形式感、秩序感、速度感和力量美的書寫，開啟了中國讀者的工業現代性美學啟蒙道路。

幾乎所有讀過《三體》的中國讀者，都會被文本中瞬間橫切巨型艦船的納米絲、直接將世界從三維降至二維的二向箔等武器描寫深深震撼。小說里由強相互作用力材料制成的宇宙探測器水滴，“外形完美，這顆晶瑩流暢的固態液滴，用精致的唯美消弭了一切功能和技術的內涵，表現出哲學和藝術的輕逸和超脫”。這個外星武器以細膩的光影變化、嚴謹的比例結構和超凡理性的形式秩序征服了地球人類，被喻為“一滴圣母的眼淚”，這種金屬質感產生的張力美學如此強勁，強勁到讓人類消弭了對那個遙遠世界的陌生感，“代之以強烈的認同愿望”。藝術的美是無國界的，而在這里，水滴的美讓讀者感受到的是，藝術的美是無種族、無文明的，自然美、人工美和機械美的內在聯系有了重新的思考路徑。這種感覺，與歐美讀者在讀到阿瑟·克拉克的《與拉瑪相會》、阿西莫夫的“銀河基地”系列是類似的。如果說之前的文學啟蒙主要是人文知識分子對普通大眾的，而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的啟蒙對象，則包括了人文知識分子在內的所有未能領略“科學的純粹之光”的國人。工具理性和人文感性的奇妙融合產生出全新的美學特質，宏大敘事和壯美、崇高的美學風格，為“優美”的新世紀文壇注入了一股陽剛、鐵血的硬漢氣質。機械之美讓讀者耳目一新的同時，也為人類生命的感悟與認同提供了新的價值空間。

第五，中國標識的建立。世界科幻大多已進入后現代的現實語境，而中國科幻則因處于技術上升期的社會現實，呈現出獨特的“中國性”。中國在自工業革命以來推進的現代化進程中，屬于后發的現代性，這樣的現代性性質，有著追趕先發地區的目標，表現為“對于現代性的積極認同和追趕”。有論者指出，“原發現代性秉持的科學理念是科學技術為全人類的福音，而在后發現代性中，科學技術已經是以工具性價值的面貌出現”。如《與吾同在》《逃出母宇宙》《三體》《流浪地球》等小說張揚的技術樂觀主義，是一種將進化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混并提的技術樂觀主義，與啟蒙運動追求的人的精神福祉的訴求相比，這些作品中更強調技術發展與族群利益的相互關系，從族群存亡的角度肯定科技的價值。《流浪地球》中，是那些做出太陽爆發預測的天體物理學家，那些設計和建造地球發動機的工程師，讓地球成功地逃出了太陽系，躲過了太陽災變，為人類保全了繁衍的種子。也正因于此，當這些科學家被叛亂者處以冰凍極刑后，在太陽爆發的氦閃強光之下，他們站立在冰面上，猶如五千多尊雕像的場景，讓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大寫的“人”。和那些為情愛和個人自由赴湯蹈火的“人”一樣，這種堅守科學信仰、為族群獻身的“人”，同樣給予讀者崇高、壯麗的詩學震撼。這也是當代中國七十年來最具“中國性”的紅色標識。相對于20世紀清晰標榜的國族書寫，這種將國族意識混雜在地球與他種文明的族群意識中的表達更為隱晦，但仍有跡可循。

工業現代性啟蒙之外的其他新質

如前所述，新世紀中國社會處于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三者混合疊加狀態，科幻小說創作相比以前，也有了更為寬松自在的空間，盡管工業現代性啟蒙價值觀在新世紀科幻小說中占據較為突出的位置，但并非絕對的主導。后工業社會啟蒙、世俗享樂主義等新的價值觀的出現，形成了新世紀科幻小說價值多元、面相豐富的特征。

先來看后工業社會的啟蒙新質。張康之指出：“在全球化、后工業進程中，開拓未來的道路是需要一場后工業社會的啟蒙運動的。需要通過這場啟蒙，去發現、去建構新的制度和社會治理模式。”如果說工業社會的啟蒙是新世紀科幻小說完成主流文學未竟卻難以繼續開展的現代性思考，那么后工業社會的啟蒙則是新世紀科幻小說開啟主流文學還沒能完全展開的后現代之路。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啟蒙的內容不再局限于中華民族或者“反封建”，而是拓展至人類種族，相應地，啟蒙的對象、價值話語也都發生了變化。例如，《天父地母》《三體》《逃出母宇宙》等多部科幻長篇進行的種族生存/滅亡的“末日實驗”，不但為重新審視集體主義價值，而且也為重新思考以個人為本位的“五四”啟蒙思想，提供了朝向未來的意義向度。

第二，對自然美學的重新闡釋和價值發掘。后工業時期的技術思考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主張“返魅”，還原自然的主體性、經驗和感覺，將人性、情感與技術結合，追問技術的意義。《球狀閃電》《銀河之心》等作品中關于宇宙空間的“宏細節”描寫，“使主流文學所囊括的世界和歷史瞬間變成了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塵”，也讓讀者得以重新認識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重新思考與自然的關系。

第三，“爽科幻”的出現。在這里，本文也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隨網絡文學大軍而興起的網絡科幻小說。這類科幻小說隸屬于網絡文學，因此有著與網絡文學同樣的消費至上特征：娛樂性、草根性、民主性。從傳承上來說，它們大體分為兩支，一支是上承從晚清到香港，在倪匡、黃易等人手上發揚光大的科幻娛樂路線，題材多為架空歷史的玄幻與科幻雜糅體，如《新宋》《鐵血帝國》《回到清朝當海盜》《明末逆流戰神》《大宋逍遙王》《異世界中華再起》等，大多是通過意識傳輸或時間旅行回到過去，以個人一己之力推進一個王朝在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外交等諸方面的改革，實現國家的富強昌盛，帶有鮮明的浪漫主義風格和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情懷；還有一支是橫向借用好萊塢大片或日本動漫的科幻創意，如《亂世拳王》《科幻世界里的術士》《唯一的神奇寶貝》《不朽世界》《喪尸狂潮》等，將“喪尸”“異形”“鋼鐵戰士”“機甲戰隊”等能夠給讀者造成感官刺激的元素拼湊、雜糅進自己的作品，形成滿足讀者個人欲望幻想的科幻爽文。對于這些以點擊量為目標的網絡科幻小說家而言，科幻創意不過是用來讓讀者產生閱讀新鮮感的一種工具，無論是價值內涵的挖掘，還是科技文學性的表達，都相對缺失。

第二類“爽科幻”，是科幻小說特有的、以自娛自樂為目的的純個人性寫作或稱“圈子科幻”。如前所述，新生代科幻小說家多是純粹出于個人興趣才開始創作的，因此，對于一些作家，尤其是80后、90后作家而言，他們不在乎金錢利益，也不在乎評論家的眼光，在乎的是創作過程的“爽”，即欲望被釋放出來、得到滿足的快感，以及在朋友、同人圈中獲得的認同感。與網絡文學一樣，這類科幻小說的出現，代表著一種純娛樂文學價值觀的興起，也讓新世紀以來的部分科幻小說呈現出明顯的同人文化圈特質，一些小說家會將自己或圈中好友的名字、經歷嵌入小說中，或調侃或致敬，如劉慈欣調侃綽號“大角”的潘海天的《太原之戀》、夏笳悼念已逝作家柳文楊的《汨羅江上》、寶樹向劉慈欣《三體》致敬的《三體X》，何夕、星河等人則經常把自己的筆名放進小說中，等等。這種同人圈一方面擁有強大的凝聚力，會使作家形成一個核心群體，但另一方面也對于大眾讀者、主流文學評論家等圈外人的進入造成了一定的阻礙，使科幻小說創作難以突破“小眾化”狀態、擁有更廣泛的影響。

可讀性的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大力提倡，再加上媒體文化產業的推波助瀾，在這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科幻小說受到的社會關注和讀者影響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從整個當代文壇創作及研究現狀來看，科幻小說依然是一種邊緣存在。除了科幻創作文學水平整體偏弱、審美與其他類型文學存在特殊差異等本體問題外，科幻創作和研究的圈子文化現象，以及主流文學研究界對近二十年的科幻創作發展缺乏足夠認識，亦是造成這種邊緣化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國科幻小說創作長期以來隸屬于通俗科普或兒童文學，因此，其研究主體也多在這兩個領域。盡管20世紀80年代初，科幻小說創作在人道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已逐漸回歸“文學是人學”的價值本位，但研究群體仍舊集中在科普界。2005年，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一書在中國大陸出版，引發了不少學者對晚清科幻小說的關注；之后，劉慈欣《三體》獲“雨果獎”，又掀起了一輪研究熱潮。除吳巖、嚴鋒、尹傳紅、王衛英等堅守科幻研究陣地的學者外，賈立元、王瑤、李廣益、任冬梅、姜振宇等新生代研究者陸續加入，此外，海外的研究力量也正在崛起，宋明煒、李樺、藹孫那檀等均是其中翹楚。這些科幻小說研究者大部分也都是科幻愛好者，與創作圈一樣，他們形成了一個很有凝聚力和影響力的圈子，為中國科幻小說研究貢獻了一批優秀成果。由于與主流文學圈的融合度不夠，這些研究往往在科幻小說系統內部討論問題時顯得游刃有余，卻難以將視野放到整個文學場域，從一個時期的文化體制出發去看待科幻小說，評價它的文學性意義和文化功能，從而對科幻小說進行合理的價值判定。

科幻小說的研究圈、創作圈，再加上以姚海軍、成追憶、兔子瞧、三豐、劉維佳、王侃瑜、吳霜等為代表的編輯出版和媒體圈，使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科幻小說成為一種極其獨特的“自給自足”型文類。2016年，北師大科幻文學博士研究生姜振宇組建了微信群“靠譜科幻研究”，大大提升了科幻小說創作者、研究者、編輯出版人和媒體宣傳人之間的信息流通效率，活躍了圈子氣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科幻小說各方面的發展。然而，圈內交流度的增加，并沒有在多大程度上促進科幻小說與整個文壇的關系互動，相反還可能由于圈子內部的“自給自足”而造成進一步的封閉。盡管近年來，科幻小說在文壇受重視的程度不斷提升，但是要真正被接納為一支重要的文學力量，筆者認為，將現有的圈子調整為半開放的狀態，在保持圈子特色的同時，積極與主流文學對話，也許是科幻小說尋找更廣闊空間的發展之道。

此外，主流文學研究界也應以開放、包容和尋求理解的姿態來對待科幻小說。及至當下，依然有不少人將科幻小說視為“兒童文學”“通俗文學”，作品陌生的科學世界也阻礙了批評者進一步了解科幻創作狀態的腳步。并且，由于中國目前的科幻小說創作整體狀況與主流文學相比，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還存在不少差距，也成為一些學者對當下科幻小說缺乏興趣的原因。以上種種隔閡，使當代科幻小說的創作和研究價值難以進入他類文學研究者視野。然而事實上，本文談到的科幻小說的啟蒙思考，新的審美空間的開掘，以及與網絡文學互為映照的世俗享樂主義價值觀等，都已經為同樣處于轉型期的新世紀文學提供了新的價值尺度和發展思考。2017年新出的《哈佛文學史》將現代科幻小說作為專章討論，表現出了編著者對科幻小說重要性的認識，但這還遠遠不夠。如何讓科幻小說真正成為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一部分，對于研究者而言，需要的不僅是文學觀、歷史觀的轉變，還需要寬容、理解的氣度，與小說家一道抓住新的轉型契機，讓科幻小說參與新文學范式的建構，確立科幻小說的文學價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