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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賈平凹的《極花》借助胡蝶的逆向文化休克現象，書寫了“大遷徙”時代中國鄉(xiāng)村女性的悲劇命運。將城市視為“做人的空間”的鄉(xiāng)村女性，在或短或長的城市生活中獲得了現代性體驗，卻因結婚和生育而被迫返鄉(xiāng)，復歸鄉(xiāng)土和父權制文化，從而遭受著前所未有的認同危機。

關鍵詞：賈平凹 《極花》 遷徙體驗 逆向文化休克 鄉(xiāng)村女性

賈平凹的《極花》源于真實的“拐賣”故事。在這之前，電影《盲山》（2007 年）、《嫁給大山的女人》（2009 年），電視劇《阿霞》（2008 年）等已進入大眾視野。甚至在更早的1990 年代初，筆者已從《故事會》之類的刊物中看到相似的故事。由是觀之，賈平凹的《極花》并非孤例，乃城市化進程中特有的文化現象。事實上，如果越過“拐賣”這一特殊的“返鄉(xiāng)”模式，我們可以發(fā)現一個龐大的“回流鄉(xiāng)村女性”群體，她們是：李平（孫慧芬《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楚暖暖（周大新《湖光山色》）、九月（關仁山《九月還鄉(xiāng)》）、鮑真（關仁山《天高地厚》）、桃子（關仁山《麥河》）、朱穎（《炸裂志》），楊青、錢湘云、羅虹、艾娜（張偉明《姐妹》）等。

不過，有關《極花》的評論基本圍繞“拐賣”引發(fā)的倫理困境和人性難題。此外，追問“拐賣”的深層原因亦是評論界所熱衷的。誠然，我們不能回避胡蝶的拐賣經歷，也不能忽視城鄉(xiāng)差異所誘發(fā)的“文明賡續(xù)的危機”，更不能忽視“文學是人學”的基本命題。只是我們不得不正視“大遷徙”時代，千千萬萬的胡蝶們的悲劇命運。丁帆先生以“二次回流”代之，石華鵬先生用“人是如何被征服的，或者說人是如何融入新環(huán)境的？”1來概括。兩者都是講文化的融入和適應問題，只是后者的解釋掩蓋了“新環(huán)境”的特殊性，它是胡蝶曾經生活過的農村。換言之，胡蝶雖出身農村，有過近20年的鄉(xiāng)村生活經驗，回流后仍需經歷重新適應和再融入的過程。

回流與季節(jié)性的返鄉(xiāng)還不一樣，它不再是短暫的逗留，而是長久的生活和對農民身份的再次回歸，且這是一種群體性的回歸。“中國農民工的返鄉(xiāng)是體制性的現象，它反映著中國特有的城鄉(xiāng)二元戶籍制度帶來的遷移障礙，即流動的阻力。”2業(yè)已習慣了喧囂而熱鬧的都市生活，面對日益頹敗發(fā)展緩慢而又單調的農村生活方式，是否還能適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賈平凹的《極花》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鄉(xiāng)村女性逆向文化休克的范本。本文即從“遷徙體驗”這一視角入手，運用逆向文化休克的相關理論，探討《極花》中胡蝶的認同危機，洞悉“大遷徙”時代中國鄉(xiāng)村女性的悲劇命運。

一 遷徙與胡蝶的城市體驗

胡蝶其實是沒有多少真正的城市體驗的。她只是一個跟著母親收破爛的鄉(xiāng)下女孩，在城里生活了幾個月。活動范圍無非是大街小巷、菜市場，以及城鄉(xiāng)結合部的那個出租大院。但這短短的城市生活對她此后命運的影響是莫大的，她所有的生命體驗包括認同危機均肇始于此。

美國學者Berry 依據個體保持原有文化及與其他文化群體交流的傾向性的不同，區(qū)分了四種不同的文化適應策略，分別是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離（separation）和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很顯然，“同化”在胡蝶這里表現得最為明顯。在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歷史語境中，向城市看齊已經內化為農村人的自覺追求。拋棄舊我，按照城市的標準塑造一個新我，即是胡蝶的人生目標。因此，短暫的城市體驗也就發(fā)揮了它巨大的效力。

遷徙對胡蝶的第一個影響是日常生活現代性體驗的習得，在審美方式、行為舉止等方面脫胎換骨。胡蝶因為長著一張城里最時興的墻棱角臉，身材高挑，相貌出眾，而屢次被人提及。有如房東老伯，稱其天生就該是城市人，又如賣破爛的主顧，對她嘖嘖稱奇。類似于劉高興的文化幻象在胡蝶身上顯露無遺，但她仍以“純凈”等鄉(xiāng)土的方式留存于周圍人的印象中，她深深懂得唯有以脫胎換骨的方式才能打造一個“現代的自我”。在這里，服飾、發(fā)型、穿著打扮、行為方式并不僅僅是審美的需要，更是認同的需要。因此，不值一提的發(fā)型變化、高跟鞋、講衛(wèi)生等，就擔負著巨大的表意功能，成為胡蝶以現代文明改造自我的最直接的方式。

遷徙對胡蝶的第二個影響是現代婚姻觀念的初步形成。“進城”乃鄉(xiāng)村女性擺脫父權制的重要方式。盡管，胡蝶自始至終都沒能徹底擺脫父權制，也無法真正左右自己的婚姻。但她對青文的單相思和對黑亮主動要求“做愛”這兩點表明，現代婚姻觀念已在她心中萌芽。在胡蝶短暫的城市生涯中，房東老伯的兒子青文絕對是濃墨重彩的一筆。胡蝶自知青文是大學生，二人身份地位懸殊，但還是對他暗生情愫。青文也確實有擔當意識和俠義情懷，為胡蝶出面，追回井蓋的錢。但因“拐賣”，二人再也沒有交集。不過，青文照亮了胡蝶的生命，寄托了她擺脫傳統(tǒng)婚姻的全部希望——自由戀愛，借助婚姻完成身份的跨越。

事實上，胡蝶的腦海里一直有兩種鏡像。一種是傳統(tǒng)的婚姻觀：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她母親，還有圪梁村的男男女女基本上都是這種模式。另一種是幻象，是她對青文的單相思，由愛情進入婚姻，彼此尊重。但在圪梁村的日子，愛情是奢侈的，所有的男人都處于“性饑餓”中。小說一開始就展示了一幅農村缺媳婦的圖景：順子媳婦與人私奔，順子爹因此而自殺；黑亮詛咒城市，對著美女像泄憤；黑亮爹一有空就做石頭女人，滿足村里光棍的意淫；村長公然將買媳婦當作自己的政績……源于此，“做愛”便有了明顯的象征意義。它再次彰顯了胡蝶居高臨下的文化心理和稀薄的女性意識。不啻于“大地震”的“主動做愛”行為讓胡蝶獲得了現代婚姻必不可少的主動權和自主權。

遷徙對胡蝶的第三個影響在于對鄉(xiāng)土文明的再審視，以“風景的再發(fā)現”的形式呈現出來。“所謂風景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這個裝置一旦成形出現，其起源便被掩蓋起來了。”3顯而易見，胡蝶覺得圪梁村的風景有著諸多的“不可闡釋”之處，乃是源于鄉(xiāng)村文化的“他者”身份。那種典型的啟蒙視角下的“風景”，不過是借助都市之眼重新打量之后的再發(fā)現，是胡蝶發(fā)生了 “認識意義上的顛倒”的結果。

毋庸置疑，“進城”是中國農民獲得現代體驗的重要途徑。農民一旦從鄉(xiāng)村走進城市，必然受到城市生活的沖擊和刺激。他們通過感受與體驗城市生活，在潛移默化中，實現自己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轉變。因此，在短暫的城市生涯中，胡蝶完成了身份轉換的心理認知，對人的生活有了全新的理解，并且也在朝著自己想要的方向努力。盡管，這種努力是虛妄的。

二 回流農村與胡蝶的逆向文化休克

逆向文化休克（reverse culture shock）最早由學者斯格茲于1944 年提出，當時主要用于研究在海外多年的士兵歸國后遇到的困難問題。目前多用于跨文化交際研究，意指從異域文化回歸本土文化之后遇到的類似于文化休克的癥狀。

不言而喻，回流農村的胡蝶遭遇嚴重的逆向文化休克。她不得不面臨“我是誰”“我的故鄉(xiāng)在哪里”這兩個問題。“家鄉(xiāng)”“城市”“圪梁村”，這是三個不同的區(qū)域空間。但就文化空間而言，“家鄉(xiāng)”和“圪梁村”隸屬鄉(xiāng)土文化空間，胡蝶并未強調兩者的區(qū)別，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并未認同自己的家鄉(xiāng)，而是將自己視為一個城市人。所以，她始終搖擺的核心問題是：究竟自己是一個農村人還是城市人？違背意愿的拐賣只是痛苦的表象，認同危機才是痛苦的根源。換言之，在胡蝶建立起虛假的城市認同之后，“被拐賣”這一關鍵性的刺激事件使她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在文化心理上經歷“敵對階段”——“調整階段”——“適應階段”這一過程。

敵對階段，基本以胡蝶被拐賣至圪梁村為起點，以其失身為終點。在這一階段，胡蝶與圪梁村人達成了某種共謀——她是一個城市人。胡蝶在潛意識中置換了自己的出身，將房東老伯視為自己的父親，將青文視為自己的戀愛對象，拼命呵護自己的城市記憶。她以城市的眼光打量圪梁村的人和事，全盤否定并全然拒斥圪梁村的一切，試圖逃離圪梁村。小說中，賈平凹主要從生存環(huán)境、日常習俗、婚姻觀念等來敘寫胡蝶作為“城市人”與圪梁村人的不同之處，刻意強化“初中文化”“小西裝”“高跟鞋”等城市文化表征。此外，賈平凹還一再強調胡蝶敏銳的聽覺，譬如窯外烏鴉拉屎，窯內老鼠咬箱子，蚊子細聲細氣地嗡嗡響等，借此書寫胡蝶與環(huán)境的“隔”。總之，在該階段，無論是外在環(huán)境，還是內在的文化心理，胡蝶都是難以適應的。

“調整階段”大致以胡蝶的失身為序曲，以胡蝶兒子的出生為尾聲。在這一階段，圪梁村的暴力征服和文化召喚與胡蝶自身的認同危機構成了一種巨大的審美張力。在胡蝶被關押的第303天，黑亮爹得知黑亮始終未能占有胡蝶，于是攛掇猴子、八斤等六人以集體強暴的方式，使其失身，以污名化及母子血緣的方式完成胡蝶的身份轉換。當然，暴力征服帶來的并非是心悅誠服的認同，所以在胡蝶被強暴之后，黑亮父子二人開始想方設法幫助胡蝶融入圪梁村。這些方法主要有麻子嬸的“招魂”、訾米等外來媳婦的情感撫慰、老老爺的“看星”等。前兩者不過是一種精神麻痹，而后者意在文化召喚。老老爺蟄伏鄉(xiāng)間，儼然是圪梁村的文化權威，在他身上，賈平凹凝縮了鄉(xiāng)土中國最后的文化倒影。尊卑有序而又古樸有愛，愚昧無知而又洞曉世事，鄉(xiāng)村文化的駁雜性動搖著胡蝶心底的抵觸情緒。而“看星”便成為胡蝶活下去的生存動力和召喚鄉(xiāng)土記憶的重要手段。也恰恰是在老老爺“看星”的召喚之下，胡蝶的故鄉(xiāng)出場了。那個南方的小村莊和圪梁村一同擠壓著胡蝶的城市記憶。

與此同時，胡蝶一直在拒絕這種“同化”和“融入”，集中體現在“千方百計墮胎”“抗拒遺忘，伺機出逃”“懷孕期間堅持穿高跟鞋”等方面。生育是女性回歸家庭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原因，電話號碼是胡蝶返城的唯一希望，小皮鞋是她與城市文化的唯一勾連。但最終，胡蝶所有的抗拒都付之東流。內心撕裂的痛苦讓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屬于哪里，“是老家那有山有水有稻有魚的地方，是有著鋼筋水泥高樓的車水馬龍的那個城市，是這個連綿不絕的黃土高原上的苦寒的村子？這怎么說得清呢？！”4特別是，當她終于在老老爺的指引下，發(fā)現了自己的“星”，她的內心無比怨憤：“……這么說，我是這個村子的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這個村子的人了……我苦苦地往夜空看了這么長的日子啊，原來就是這種結果嗎？！”5

正是在這種惶惑之中，胡蝶進入了“適應階段”。從生育的角度來講，兔子的出生意味著胡蝶的扎根。首先，胡蝶從自己感官的鈍化，敏銳地覺察出自己已適應圪梁村的臟亂環(huán)境，身上所有的城市氣息均消隱殆盡，所有的城市感覺都在逐漸喪失。其次，她的生活和行為方式也逐漸“在地化”。賈平凹花了相當的篇幅來寫胡蝶的轉變。她開始主動叫黑亮爹，融入家庭，積極學會圪梁村的全部手藝和技藝。圪梁村人會的東西，她都會。就像黑亮所說的那樣，她學會了做圪梁村的媳婦了。再次，賈平凹還以人性的方式設置了胡蝶最終的人生選擇。無論是拒絕跟母親相見，留在圪梁村，還是逃回城市在輿論的漩渦中再次回到圪梁村，都表明胡蝶開始認同圪梁村這一身份。只不過“逆向文化休克”會反復經歷上述三個階段，這也決定了胡蝶認同危機的持久性。

我終于不能再等了。我娘沒來，訾米是搞錯了，誤解了，我娘怎能尋到這里來呢？我轉了身往黑家走，先還是一步一回頭，一步一回頭，走到巷子里了，再回頭村口已看不見，去村口的路也看不見了。6

由此可見，暴力征服和文化召喚雖迫使胡蝶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并不能消除其內心的迷惘，反而使其成為文化的浮萍。

三 胡蝶困境與鄉(xiāng)村女性的悲劇命運

胡蝶的悲劇絕非個案，她和訾米等人構成了一個意義非凡的整體——回流鄉(xiāng)村女性。毋庸置疑，中國農民的大遷徙運動是一次艱難而漫長的革命，它將近三億7舊式的農民從農耕文明帶入城市文明，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但由于種種原因，城市又并不能為他們提供最終的歸宿，絕大部分人將美好的青年時代和壯年時代奉獻給城市后，于風燭殘年又回歸故里。這種回流勢必會帶來文化與心靈的碰撞，它所產生的認同危機絕不亞于進城所帶來的認同危機。而在這個過程中，最為痛苦的莫過于鄉(xiāng)村女性了。作為雙重的邊緣人，她們既要忍受城鄉(xiāng)文化沖突所帶來的認同危機，又要忍受男權文化所帶來的性別焦慮。

不言而喻，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所帶來的性別文化的轉型，為廣大的農村女性帶來了新的曙光，她們將城市視為“做人的空間”8。而在改革開放初期乃至現在，廣大的服務行業(yè)及電子、玩具企業(yè)等為農村女性提供了便利，她們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進而影響自己的婚姻選擇和家庭地位。“廣大農村青年正在經歷著一場名副其實的婚姻變革，因而，與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tài)的介入相比，打工經濟為年輕人的婚姻生活變革提供了更為強大的支撐，影響更為根本。”9對打工妹來講，“作為一種勞動主體，預示著社會抗爭的新蛻變以及來自社會底層的‘沉默的社會革命’的到來”。這種革命“既是打工者對制度和資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對父權制文化的挑戰(zhàn)”。10婚姻成為改變身份和向上流動的契機，擇偶對象的地域鏈條也便形成：城市——城鄉(xiāng)結合部——鄉(xiāng)鎮(zhèn)——農村。黑亮咒罵城市像血盆大嘴一樣，吸走了農村的姑娘，并非無厘頭的宣泄。但從實際來看，嫁到城市里的打工妹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打工妹只能再次回到鄉(xiāng)鎮(zhèn)和農村。對她們而言，改變的只是婚姻的形式（自由戀愛、外來媳婦等），而不是最終的命運。到了適婚年齡，她們就會重新回到農村的土地上，撐起生兒育女的責任。這是命運的流變和延伸，更是遷徙時代鄉(xiāng)村女性生命的常態(tài)。

拼命要逃離的生活，又活生生地來到了你的跟前。復歸靜如止水的鄉(xiāng)村生活，便成為回流鄉(xiāng)村女性的第一重悲劇。而復歸父權制，淪為留守的鄉(xiāng)村婦女，便是第二重悲劇。《極花》中的窯洞、黑亮、老老爺、村長，構成了一個前現代的中國鄉(xiāng)村，和大眾視野中的頹敗鄉(xiāng)村遙相呼應。賈平凹的圪梁村與周大新的楚王莊，孫慧芬的歇馬山莊，關仁山的河北平原，張偉明的南方山村，一同訴說著城市化進程中鄉(xiāng)村的“空心化”命運和無序狀態(tài)。留守婦女就誕生在這里。圪梁村被拐賣的媳婦們，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南方山村的外來媳婦們等類似的鄉(xiāng)村女性共同體普遍存在，她們在孤寂和貧苦的留守生活中抱團取暖。對她們而言，生存的疼痛還是其次的，無處不在的性別政治才是可怕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殘存的封建觀念及鄉(xiāng)村代際傳承的危機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劇，揭示了男權話語下愛情與婚姻的真相——回到繁衍生殖的層面上來。她們是妻子、母親，甚至是私有財產，可以被分割、被交易。“人”再一次退場了。

“不管是從農村去的還是原本城市的，那里是大磨盤么，啥都被磨碎了！”11 訾米留在了圪梁村，卻不能在心靈深處認同鄉(xiāng)村文化，活成了個“人樣子”。經歷過城市文明洗禮的鄉(xiāng)村女性，卻在鄉(xiāng)村的土地上，成為熟悉的陌生人。那種迷惘的文化無根狀態(tài)并非我們想象的那般詩意盎然。有著“懷鄉(xiāng)病”的李平，和成子一起回到歇馬山莊，渴望過上平靜的生活。但生活又何曾回報她以平靜，被監(jiān)視的人生，成子的拳腳和鄉(xiāng)村的無情放逐徹底擊垮了她。九月、桃子、朱穎等從墮落的城市生活退場，憑借資本獲得一時的美譽，可鄉(xiāng)土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壓力和性別焦慮無時無刻不在壓抑著她們。

《極花》充斥的是一種“莊子式的換位思維”：“哪都一樣”“隨遇而安”“換一種角度看人生”等與現實握手言和的生存哲學。這是自我安慰也好，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也罷，但都無法回避鄉(xiāng)村女性回流的現實困境。“‘莊生曉夢迷胡蝶’，何為莊生？何為胡蝶？這正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迷惘，‘自我’的失落，尋找精神家園而不得的痛苦與不愿做‘垮了的一代’的掙扎……”12冬蟲夏草，極花極草，何為極花，何為極草？如果說，莊之蝶還在“‘莊生’與‘蝴蝶’中找不到那個可以抵達彼岸的自我，作者只得將人物進行‘文化休克’的療法，那么，在《極花》中，作者似乎找到社會文化的病灶，為這鄉(xiāng)土文明的末世開出一服無可藥救的偏方”13。只是這劑“人性的藥方”難掩背后的悲劇，那個叫兔子的孩子長大后是否重走一遭胡蝶抑或黑亮的路。

結語

胡蝶最終的選擇可謂是不可思議的反諷，但在這反諷的背后折射出當下中國的現實。隨著“返鄉(xiāng)潮”“逆向文化休克”癥候群也在形成，返鄉(xiāng)農民與鄉(xiāng)土文化之間的脫節(jié)狀態(tài)愈加凸顯。“相比較一直呆在城市的打工族，那些在城市呆過幾年、十幾年的回流打工人，他們的人生必定多出更不一般的底色……他們離去的背影并不能和過去所經歷的一切徹底告別……過往的一切依然在他們生命里延伸，那曾經歷過的記憶依然在影響著、延續(xù)著他們往后的人生。”14不過，我們的文學善于書寫“進城的文化適應”，也善于書寫知識分子返鄉(xiāng)式的哀愁，但并不善于書寫“回流農民的文化適應”。與之相對應的，逆向文化休克癥候群又很容易被理想化的“農村新人”形象所替代，遷徙體驗帶來的文化撕裂感終被鄉(xiāng)土重建的激情所替代。

但事實上，自遷徙伊始，城鄉(xiāng)文明之間的界線基本已被打破，以血緣與地緣為特征的地域文化板塊也開始呈現一種漂移狀態(tài)。“城市”“圪梁村”“胡蝶的故鄉(xiāng)”三個文化空間相互交融，相互碰撞，形成了一種“在路上的文化”。對于文化土層尚未松動的圪梁村來說，胡蝶是闖入者；對廣大的農村來講，胡蝶是回流者；對城市來講，胡蝶是外來者，哪里都沒有她的位置。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極花》超越了早期城鄉(xiāng)遷徙文學中那種濃郁的鄉(xiāng)愁意識，從“人”的生存境遇出發(fā)，書寫“大遷徙”時代，在兩種文化之間游弋的中國農民的普遍境遇，尤其是回流鄉(xiāng)村女性的悲劇命運。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鄉(xiāng)土文化重建與新世紀鄉(xiāng)土小說研究”，項目編號為16ZWC002]

注釋：

1石華鵬：《極花：被淚水打濕的“現實”》，《文藝報》2016 年2 月25 日。

2劉根榮：《風險、能力、成本三重約束下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機制》，《當代財經》2006 年第11 期。

3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2 頁。

4 5 6 14賈平凹：《極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95、124、202、115 頁。

7據國家統(tǒng)計局2018 年4 月27 日發(fā)布的《2017年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顯示，2017 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652 萬人。

8學者嚴海蓉在《虛空的農村和空虛的主體》（《讀書》2005 年第7 期）一文中認為面對日益凋敝的農村，城市成為農村年輕女性的希望空間和做人的空間。

9田先紅、陳玲：《打工經濟對農村青年婚姻生活的影響》，《當代青年研究》2008 年第12 期。

10潘毅：《階級的失語與發(fā)聲：中國打工妹研究的一種理論視角》，《開放時代》2005 年第2 期。

11 丁帆：《動蕩年代里知識分子的“文化休克”——從新文學史重構的視角重讀〈廢都〉》，《文學評論》2014 年第3 期。

12丁帆：《賈平凹長篇小說〈極花〉：中國城鄉(xiāng)“紅與黑”的水墨風俗畫》，《文藝報》2016 年2月3 日。

13張偉明、周航：《“打工文學”與“后打工文學”》，《長城》2011 年第11 期。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