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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生死戀》在開放的時空語境中，通過多重追憶立體敘事呈現了世界—中國的新圖景，小說通過生命本體因愛欲難平而引發的無咎之悲，揭示了生命之自由欲求與生存秩序之間的永恒沖突，更對生命個體所必然存在的生死之二重性的荒謬性消解中，尋找一種間性超越的可能。《生死戀》建立在作者全新的世界意識和生命體驗之上，體現了王蒙極富超越性的生命哲學。

關鍵詞：王蒙 《生死戀》 立體敘事 生命哲學

自《青春萬歲》始，王蒙的小說創作已逾65年。縱觀王蒙的創作生涯，從1950年代飽含革命激情的青春之歌與激蕩文壇的震顫之音，到1970 年代的異域風情與時代隱思，再到1980年代的藝術探索與內省哲思，直至1990年代的“季節系列”，小說之于王蒙，不僅能延伸體驗，記錄生活與心緒，更能在詩意與美感的書寫中，見證生命與滄桑。①晚年的王蒙，在“青春激情、革命激情、歷史激情”多重激蕩中，再一次沖破時空的桎梏，直逼生命之復雜真相，呈現出新的生命景觀。王蒙新作《生死戀》（《人民文學》2019年第1期）將世界—中國、個人—時代、歷史—命運置于一個完全打開了的背景上，從1898到2018，從北京胡同到美國圣何塞，從“蜂窩煤”到“洋插隊”，將中國近代以來的百年歷史滄桑，納于男女主人公之“生死戀”敘事構建中，這是王蒙晚年小說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超越性生命哲學構成了《生死戀》的堅硬內核。

一 敘述的超越：多重追憶的立體敘事

“說出復雜性”是王蒙小說創作的一貫特點。在《生死戀》中，“復雜性”首先表現為多重追憶的立體敘事，表現為王蒙為個體生存境遇而進行的場域建構，以及貫穿其中的全知視角所暗含的立體復合思想。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自長篇小說《悶與狂》始，王蒙的小說創作更傾心于回憶式敘述語調，《生死戀》《女神》《仉仉》等莫不如此。這種回憶式敘事語調，使“小說人”即作者既可置身其中，又可超然物外，從而獲得了更多的創作空間和自由感，這本質上并非單純源自作者爐火純青的藝術技巧，而是85年人生閱歷所沉淀的超越、自信和必有的從容。

追憶，是一種含蘊豐富的思想和藝術行為，寫作者通過它，在對往事與歷史的復現與慨嘆中，力求寫下永恒的自我和哲理的深思。與記憶的再現性和模糊性相比，追憶因創作主體的能動性和其或隱或顯的敘述欲望而難免引發人們對其真理性的質疑。因此，王蒙在《生死戀》中采用的多重追憶的敘述方法，就為他闡釋表現其獨特的生命哲學創造了可能。事實上，這種敘述策略在王蒙近年小說創作中多有體現，在《奇葩奇葩處處哀》《仉仉》中，王蒙以主人公沈卓然和李文采的思維活動作為軸線，用其主觀意識的追憶敘述打破現實性敘事秩序，將真實情節與主體的原生意識共同組建成多層次的立體時空秩序。②這一敘事策略在《生死戀》中，得到了更為成熟的展開，蘊涵了更為豐富的內涵。《生死戀》既是現實性人生的展開，同時也有時時出現的不同人物對其自身“歷史”的回溯追憶所產生的混沌之感，蘇爾葆與頓開茅各自的追憶有著較為明顯的時間脈絡，前者極富主觀性的情感宣泄與后者看似客觀卻隱含斷裂的歷時敘述構成了一種隱性的個體與時代的對話關系；而頓永順、蘇凊恧等人充滿悔愧色彩的回溯式敘述，則無聲地展示了個體命運之間愛欲糾葛的隱秘潛流。

在王蒙的多重追憶中，讀者很容易陷入到追憶主體的主觀情境中，這是源于多重追憶作為一種敘述策略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和距離感。在《生死戀》中，我們可以通過王蒙針對人物特征的多面書寫和事件的評價態度的多層考量中，捕捉其全知性智者視角的蹤影。對此，小說通過兩個追憶主體——頓開茅與蘇爾葆對女性的不同追憶得以達成。自小“摸不著生父的底”的頓開茅，過早地品嘗到世事無常與處處可危的滋味，面對老一輩的情欲糾葛，頓開茅將一切歸咎于父親頓永順，認為其對女子的“不清楚”和責任的缺失是悲劇的根源。在頓開茅的眼中，蘇絕塵成了持續的美好鏡像，即“蘇絕塵老師給他留下的美好印象不可磨滅”，他稱甚至給女兒起名為“憶蘇”。王蒙在頓開茅追憶三人情感糾葛時使用的是“不可”，而非“不會”，也就是說在頓開茅的潛意識里無人可脫離譴責，但他不愿去做，這顯然是作者設下的陷阱。蘇絕塵的“完美”如同一個伏筆，亟待后文的展開。果然，在蘇爾葆的追憶敘述中，蘇絕塵改名為蘇凊恧，則具有強烈的象征性。從頓開茅與蘇爾葆對于蘇絕塵的追憶敘述中，我們不難發現蘇絕塵身上高貴嫻雅淡然超脫與情難自禁壓抑悔愧的一面。這也恰恰意味著，當我們自以為公正地跟隨著轉述者頓開茅的視線與話語對這一人物進行思索與評價時，已經深陷在王蒙人為制造的個體的主觀色彩中而難以分明，正是對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追憶和敘述視角的不斷轉換過程中，展現了人物性格的豐富多面性，為我們理解《生死戀》中深陷愛欲卻求而不得的掙扎個體提供了一條隱蔽的途徑，王蒙的超越性生命哲學的書寫，也在追憶主體的倏忽變化間得以實現。

同時，王蒙通過多重追憶還為我們展現了個體在面對時代潮流和同樣復雜的人性內在時，感性與理性的互動性體驗，王蒙創建的以對話為媒介的人物互動，為我們開創了生命個體面對歷史和自我的矛盾時產生的闡釋空間。從頓永順與頓開茅對早年旗人生活之回想中，我們得以瞥見民國末年異族后人的生存之境。然而，父子二人的追憶和回想有著微妙的錯位，前者對于豪族沒落前的奢靡生活的懷戀是出于自身的生存欲求，而后者對于先人風骨詩句和其背后哲思深情的追念則是出于自身的心理需求，頓永順與頓開茅都經歷了革命年代與建設時期，深處歷史更迭中的個體在追憶中完成了人與史的交織與隔閡。與之對應的，頓開茅與蘇爾葆在親歷了改革開放的時代進程中，圍繞著國門內外的人與情、物與事的變換而引發的共時再現與歷時浮現的并敘追憶，在爾葆從絮絮傾訴到如泣如訴到歇斯底里到生死掙扎的情感表達中，我們和頓開茅一起看到了被宿命與時代掩藏和異變的另一種人生，而這種飽含歷史性的人生進程所具有的復雜性，是王蒙早已觀徹的生命之哲學產生的敘述場。

最終，在時空場域的變與不變的宏大與微小敘事的交織中，王蒙實現其自身對于生命存在的獨特處境的整合，并由此展開了極富超越性的哲學深思，而這種思考主要是在空間與時間的變與不變中建構而成的。王蒙在自由聯想的“興”體敘述中，實現了由點到面進而到體的立體敘事。首先，頓開茅生活的大雜院中煤球煙的氣味與蘇爾葆家三進三出大院中蜂窩煤的氣味是一種隱喻也是一種對比，而王蒙又從煤球煙氣味的有無想到了氣數已盡的民國與蓬勃的新中國，并以其作為能源進化和更替中的一環，在其與蜂窩煤煙和天然氣無色無味的轉換間實現了時空的騰挪。“煙”不僅在歷史氛圍中串聯了民國與新中國，甚至當下更在情愛場域中圍繞著頓永順與呂奉德也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對應暗示。小說后半部分，在新時代下，“工業園”作為一個空間場所，又成了無情的見證者，蘇爾葆傾盡心血、活力與知識奉獻而生的工業園，最終成了他離世的祭臺。而伴隨著全文始終的，個人與時代的歷史記錄者——年表，那一串數字與簡單的事件交代，仿佛在印證著歷史洪流里個體的渺茫無知，又仿佛在解構著歷史的線性敘事中承載的時間的超然意味：宏大事件、渺小個體、愛欲、生死，在時間面前，都一一揭過，俯瞰者王蒙在親歷親敘，執筆滄桑時，也得以書寫對于生命與存在的諸多感慨。

二 本體的超越：愛欲難平的無咎之悲

馬爾庫塞認為，愛及其要求的持久的、可靠的關系以性欲與“情感”的聯合為基礎，而這種聯合又是一個漫長的、殘酷的馴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本能的合法表現成了至高無上的存在，而其他部分則受到了阻礙。文化對性欲的改善，性欲向愛情的升華，都是在這樣一種文明中發生的，它建立了與社會占有關系相分離、并在重大方面與之相沖突的私人占有關系。與此相對的理念在弗洛伊德對愛欲的定義中也可得見，后者認為，愛欲是使生命體進入更大的統一體，從而延長生命并使之進入更高發展階段的一種努力。③然而，王蒙的生命哲學則更多關注到了愛與欲的壓抑與失控，以及其中極富悲劇色彩的生命本體。這種愛欲的產生既源于兩性吸引的生理沖動，更有著主觀精神的宿命信仰的指引。然而對愛欲的馴化使得被壓抑的欲求成為穩定婚姻關系和主體存在的隱憂，在生命個體遇到符合自己自由情理構想中的理想鏡像時，就會投入命定的窠臼難以掙脫。這種悲劇因為涉及主體有別而在不同的關系場中都事出有因，從而在因果循環中難以歸咎于任何一個孤獨迷茫的個體。

曾經在《悶與狂》中作為王蒙最初童年記憶的“貓”在《生死戀》中再度出場，并擔當“重任”。貓的叫春是性欲本能的驅使，它暗喻了人們被瞬時的緣分吸引，在欲望的漩渦中癡纏，瞬間的歡愉與久久難以彌散的傷痛。這背后的生命意味里既有著屬于人之本體的愛情的“純真動人”，更有著難以壓抑的愛欲帶來的尷尬與悲情。“蜂窩煤之戀”之頓永順與蘇絕塵的愛欲糾葛，在片段化的敘事中惹人遐思，而呂奉德所翻譯的歌德名言“陽光越是強烈的地方，陰影越是深邃”也暗示了在體面的婚姻背后暗藏的欲望誘惑。頓、蘇二人的私生子蘇爾葆的出生有著深深的原罪意味，作為社會倫理秩序下的愛欲的罪惡之果，在他同父異母的大哥頓開茅的眼中，他卻微笑、美好。因為他的母親蘇絕塵處變不驚，因為他的父親頓永順“文明得體”。隨著呂奉德的刑滿釋放，這個有著婚姻秩序支撐的極富正義的個體在三進大院的重新出現，卻成了一個“消極因素”，他打破了平靜，給這個歷經時代動蕩的家庭帶來了沉重和危機。他的出現是因果的必然，違背秩序的自由愛欲的抒發必然會帶來難以言喻的惡果。帶著原罪出生的爾葆本是溫文爾雅的少年，卻在真相的摧殘下失聲、失智（成績驟降），進而失去生命的活力，隨之而來的下一輩的愛欲糾纏便由此而生。單立紅的闖入使得深陷身世痛苦的爾葆陷入更深的糾結中。在敘述者頓開茅的眼中，單立紅是“天降仙童”，但在爾葆的心中，她是一份無法還清的情債，更是一種無法逃脫的宿命。他失去了悲傷的機會，失去了軟弱宣泄的可能，因為這個帶著無可置疑的善意和情義的闖入者讓他試圖進行的精神袒露變得難以啟齒，他“心不在焉，不知想什么，笑一笑，很快失去了表情”。精神的壓抑和自我的封閉，由此而生。但悲劇性和矛盾之處在于，單立紅帶著絕對的善意和愛意而來，她的真誠和堅強打動了也吸引了爾葆，他無法拒絕，更無力擺脫。此外，闖入者的身份還有著一層隱憂，那就是爾葆內心對于身世的羞恥感和罪惡感使他對立紅充滿了畏懼，這是真相暴露的畏懼。這就為他的內在軟弱和精神崩潰埋下了伏筆。長久的壓抑和罪惡感一直在折磨著蘇爾葆，他不敢面對自己的母親、也不敢面對自己的愛人，他自認為沒有機會也沒有權利拒絕，所以他只能逃離。在國外的“洋插隊”生活讓他在生存欲望的掙扎邊緣中感受到性欲的誘惑，但無愛之性還不足以讓他有勇氣舍棄責任、沖破束縛。于是，月兒出現了。

蘇爾葆到底愛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對于蘇爾葆在兩個女人之間的故事進行道德評判顯然過于簡單化，事實上，蘇爾葆的情感糾結的根源恰恰在于他自以為自己愛得超越生死，實際上愛的不過是鏡花水月的理想鏡像。他愛單立紅的擔當果敢，因為他自己的軟弱猶疑；他愛月兒的純真癡情，因為他自己身上背負的愛欲原罪和從未“愛過”的遺憾。他愛幻想中的情人，并為之傾盡所有，然而水中撈月的虛無時刻卻讓他明白自己期待的不過是一種超出現實原則的主觀滿足，他不會愛人，不懂愛人，甚至不懂愛情，但他卻投入了生命心血去愛，這種悲劇性的命運在他以跪拜懺悔的方式決絕自殺時，得到了最為激烈也最為悲涼的體現。他想贖罪，他想懺悔，但這份罪惡和悲劇從他出生就已經注定，而這種宿命的悖論其實從他風流多情的父親和淡然壓抑的母親身上所隱藏的熾烈真摯的情感和奔騰難掩的欲望就得見一斑。

在這種無法遏制的愛欲潮涌中，生命本體的超越性才得以充分呈現。生命個體的神思在面對事物時的清明理智往往需要其脫離身邊人情網絡以及其中的愛欲交集，然而，人是愛欲而生的動物，也是在無常愛欲中掙扎的個體，愛欲越發真切深邃，其個體性特點和需求就越難為世俗生活場域下的關系結構所容納。王蒙在《生死戀》中對于不同人格主體，并不進行善惡裁決，也不用盲目的命運來進行玄妙指引。他在多重追憶敘述中從歷時與共時、內在與外在、感性與理性、愛情與欲望等多個維度，進行立體地展示，我們在矛盾雙方或直接或間接的辯護溝通中，在每個個體或連續或片段的獨白自省中，深刻揭示了個體命運的悲劇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死戀》所展示的悲劇，并非世俗意義上的悲劇，而是超越意義上的悲劇，即將悲劇視為共同關系之必然結果，造成悲劇的不是現實的偶然因素，而是悲劇環境中所有人的“共同犯罪”，換句話說，是關系中人進入“共犯結構”的結果。《生死戀》所揭示的悲劇，超越了具體的政治、歷史、家國境界，進入了人生之普遍意義即哲學的境界。④

在《生死戀》中，王蒙透過生命本體的悲劇遭遇展示了一個謎一般的生命自由欲求與世間生存秩序的永恒沖突，其中的哲學展開就在于不同主體所涉及的情感關系的建立和由此生發的個體的主觀奮斗之間的毀滅宿命。當我們試圖將愛欲理解為故事悲劇的根源時，愛欲卻從未存在或者早已異變。王蒙并不懷疑愛情的存在，他也認可生命的珍貴，在小說中他借由頓開茅與王明光的對話表現了這一積極的人生態度，但這并不能被膚淺地理解為方法論的指引。正如文學本身在書寫世情的基礎上有著彰顯人心人性的超越性使命一般，王蒙在《生死戀》之主人公自以為清明高妙的世事因緣的書寫體悟之上，對這種思考本身提供了一種觀照視角。作為敘述者的個體本身在關注并揭示這種愛欲悲劇與個體原罪時，已經實現了本體之情理的超越哲思。換言之，生命本體對其存在的認知和探索由陷入悲劇的斡旋自處到凝望悲劇的悲憫哲思，這種轉換與彰顯才是王蒙生命哲學中本體達到的另一種超越。

三 存在的超越：生死間性的荒謬消解

存在作為生命哲學最基本也最難解的問題，引得眾說紛紜卻難得共識。作為獨立的個體，人因其所具有的回憶往昔、設想未來的能力而突破了時空界限，也因其主觀地標記客體、表達內在的活動而實現了內外邊界的破除，更因其超越自身種種感官的局限而無限飛升的想象力成為了獨特的存在。然而，邊界性的存在是生命哲學最難以解答的困惑，面對邊界產生的存在性區隔和因其生發的斷裂與縫隙，使人意識到自己內在精神的軟弱無力和外在軀體的生存局限，這其中，生死的絕對存在就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思考對象。人作為生命個體，永遠無法擺脫生存的兩重性：人不可能擺脫精神的糾纏，盡管他想超脫出來；人也不可能擺脫軀體的束縛，只要他活著——他的軀體使他渴望生活。⑤面對生與死，這人最基本的存在的二重性，在《生死戀》中，王蒙試圖在對其進行荒謬性的消解中尋找一種間性超越的可能，這也是《生死戀》中“生”“死”循環之深意的一種理解。

在不同敘述主體的回憶中實現生死穿越是王蒙對其進行的第一重荒謬消解。時間的流逝有助于人們忘卻過去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東西⑥，回憶中個體形象的持續性存在和性格特點的多面性展示，為穿越生死桎梏提供了一種可能。這一點，從王蒙在《女神》中對于陳布文的追憶敘事就得見一斑：在印象的分析和聯想式的非線性鋪陳中，穿插松散節制的情節編排，使當下之“我”的回憶與當年之“我”的意識存留的往來反復中突破了“女神”之存在的生死之維。這種突破不是簡單的復活，而是一種超越的可能。王蒙在《女神》中借由追憶塑造了一位真正可稱為率性天真、完成自我實現的人格精神的女性，并通過其身上的“神性”揭示出人類精神的可能性。

正是這種力求進入生命個體內部進行超越性探索的強烈沖動，使得《生死戀》實現了時空之維與生死之維的雙重突破。納蘭性德作為被頓永順之父南榮錦選定的祖先（“他個人，要將納蘭性德當作先人”）與南榮錦、頓永順、頓開茅與蘇爾葆之間有著難以逾越的生死之隔，而這種對于祖先的主觀選擇是有著極大的荒謬性的。納蘭的癡情和才情是“等閑”眼中不變的質素，而頓家一脈復雜的情感糾葛與納蘭性德之間有著一種明確的阻隔，然而這種阻隔是突破生死、創造間性的一大關竅。頓家后人中，無論是父輩的頓永順還是子輩的蘇爾葆，他們看似紛亂的情感生活中，都有著對人間至真之情的追求，其靈魂中對于真情真性的呵護與追求恰恰使得納蘭性德作為承載著獨特生命體驗的抽象存在突破了生死之維。

此外，蘇爾葆決絕地自殺，也是以一種人為的能動性方式突破了生死之維，雖然這是一種單向度的決然的超越。死亡背后的荒謬性成了自由的象征，而個體自身也因此獲得了存在的涅槃。生活在壓抑性文明中的爾葆，其死亡本身卻成了一種突破壓抑的方式，他用這樣的方式實現了自己對于抽象存在的追求的可能，盡管這份追求染上了悲情和未知的色彩。但我們在品讀體味頓開茅的追憶敘事針對其對于爾葆的離世而生發的慨嘆悵惘、釋然抒懷等情感變化中，不難發現爾葆離世的慘烈悲愴遭到了消解。與其說是消解，不如說是釋然和超越。正如《奇葩奇葩處處哀》中，沈卓然面對妻子的離世，從開始的情緒變化起伏不定，到面對種種“奇葩”女性而心累神傷，再到最后，來到妻子墓前，與之執手笑談，評定自己這荒唐頹唐的六年。這種單向度地由己觀人憶人是有著巨大的耽于往昔的風險的，寫作者稍不留神，就會沉浸在回憶中進行情感的宣泄，然而，王蒙在敘述的過程中雖然也有情感的豐富表達，卻在情緒起伏間逐層深入到書中人與讀者的精神與內心深處，在超越中尋求和解和釋然。

作為歷史見證者的王蒙，在他筆下這個看似合理的藝術世界本身，生命存在有著對于能夠越過那種令人困惑的荒謬感的期待。于是，他賦予了工業與科技時代中新的富有哲學意義的媒介以突破生死的想象與可能。《生死戀》讓我們意識到，在今天，我們使用科技能夠打破異地（視頻通話）異時（語音留言）的區隔，王蒙將這種科技背后的主體期待與超生死的未知力量進行表達上的合謀，為頓開茅與蘇爾葆的生死對話創造了一個看似離奇荒誕卻給人以奇異滿足和順理成章之感的可能。巧合的是，在《地中海幻想曲》中，主人公借郵輪之旅，同樣實現了理想中的美好愛戀的自我滿足。《地中海幻想曲》中的“她”，仿佛是這場夢幻之旅的作曲人，又恍惚間成了五線譜上一個流轉多變的音符，將流動的海與流動的思緒聯結，將幻想譜成奏在筆尖的無字樂章，這種重塑性記憶與聯想的詩化表達，同樣蘊含著王蒙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游輪上難以捉摸的信號造成了微信消息收發的裂隙，正如幻想中的愛戀與現實難以突破的隔閡一般，終將回到現實的“她”，在瞬時的幻想所迸發出的活力與激情，較之塵世的紛繁腌臜，更有一層超越之意。不過《地中海幻想曲》這種短暫的意識狂歡難以綿延，因之，《生死戀》雖以看似客觀流暢的歷時敘事為文本主線，但卻有著更為厚重深沉的超越意味。王蒙對于原罪的控訴，證明他對于文字再現的、難以擺脫的歷史性與當下的抗拒。與一般意義上試圖謀求二者妥協的作家不同，王蒙意識到的更多的其實是人的精神原罪。在謀求解脫性和釋然心緒的復雜時刻，人們對于在場的記錄往往有著理想性重塑趨向，王蒙卻試圖從根源上擺脫現實性的束縛，尋求超越性的解脫，超越時空之維，超越物質與精神的邊界。

《生死戀》在敘述中展示了生命個體的愛欲原罪，在寫作者的自白中道出了文學作為一種敘述和揭示生命哲學意義的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超越性意味。得以保留下來的文本在歷史敘述的合理性氛圍與空間保存的遺跡性佐證中，成了被不斷闡釋而突破生死之隔的獨特存在，正如王蒙在敘述頓永順與其父南榮錦的生平時，戲謔中解構了歷史，更消解了歷史的沉重感，個人命運并不宏大，昔年的放浪紈绔有史可尋。但是，或許是養尊處優的貴族地位帶來的虛榮心作怪，又或許是能武好文，敏感深情的納蘭性德自身對于南榮錦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冥冥中南榮錦作出了這個選擇，在生者與死者間創立了聯系，而他的后人也因之沾染了納蘭性德的性情，甚至宿命。諷刺的是，納蘭的專情與頓永順的多情，與頓開茅的克制和蘇爾葆的壓抑變質有著“情”與“愛欲”的深層聯系。與之對應的荒誕就在于，性德的居所與詞句，這些空間與時間的本該認為是客觀存在的“遺跡”，在今天沾染了混濁的煙火氣后再不復前。而這份缺少了的詩性詞心的幽深純凈，卻在被稱為異化而迷失的個體深處，尋到了蹤影和遺脈。在這看似荒誕無常的命運背后，有著一以貫之的存在，只是少有智者發掘，更難用其超越性的敘述將之埋入文間。

作為一部寄托著智者哲思的小說，《生死戀》對個體、愛欲、自由、生死、存在等哲學的重要質素表現出了超越性的哲理認知。可以說，基于王蒙厚重的歷史閱歷而生發的關于生命內部深切體驗的《生死戀》，通過掙扎個體的多重追憶實現了立體敘述生命哲學的可能，也通過生命本體“愛而不得”的生死糾纏來揭示自由欲求與生存秩序之間難以歸因評判的悲劇。最終，他為我們展示了生死之隔間所具有的超越性可能。在那些已知的、定形的、有名的內容之外，還有著無名的、無形的但卻不可抑制并為王蒙所感知捕捉到的存在。在經歷了生命個體的滄桑歷程后，王蒙感受著生命深處的存在并最終突破了普遍性的探求陷阱，為我們展現了他極富超越性的生命哲學。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新時期小說隱喻敘事研究”（批準號：15BZW035）、“威廉?福克納對中國新時期小說的影響研究”（批準號：13BWW007）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 王蒙：《已經寫了六十五年》，《中華讀書報》2019 年1 月14 日。

② 楊一：《評王蒙新作〈奇葩奇葩處處哀〉》,《當代作家評論》2016 年第2 期。

③ [美] 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黃勇、薛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 146 頁。

④ 劉再復：《紅樓夢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 年版，第170頁。

⑤ 林方主編《人的潛能和價值》，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 頁。

⑥ [法] 阿爾貝?加繆：《西西弗的神話》，劉瓊歌譯 ，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 171 頁。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