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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盛可以的《息壤》通過對湖南某地初家四代女性婚育歷史的書寫，表達其對女性“作為子宮攜帶者”的思考，延續了一貫的女性主義立場。小說一方面將共名或匿名的女性復原為具體的肉身，也即身居農村的初家三代七個女人，進而寫出了國家的大敘事與家庭內部時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暴露節育手術給女性帶來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傷害。另一方面，小說借初雪和初玉姐妹引入城市女性這條線，在與她們鄉下姐姐、母親和祖母的對照中，呈現城市高知女性的另一種子宮困境。整體上，《息壤》表達了對農村女性命運的深在思考，也反應了都市女性過強的女性意識背后的虛妄。

關鍵詞：盛可以 《息壤》 子宮 女性主義

談論盛可以這類有著鮮明風格化和自覺寫作意圖的小說家并不像看起來那么容易，尤其是面對《息壤》這樣把女性的子宮和一個女性氏族作為敘事焦點的作品。在新世紀女性寫作普遍呈現出一種超越性別二元對立論的大勢下，盛可以近乎捍衛與執拗的女性立場反而顯得特別。雖然她自言《息壤》是徹底的女性主題，但細讀文本，就會察覺，這部混合著殘忍與惻隱的小說，有種幽昧不明的指向，對于初家的“子宮的攜帶者”們而言，自救之路并不清晰。而盛可以的復雜和迷人之處或正在這里，她給自己別上一枚犀利的標簽，標簽之下卻盡是分叉的小徑，她鼓吹女性覺醒，要“掙脫所謂女人的繩索”，又質疑覺醒話語背后新的禁錮的生成——就像小說的題目“息壤”，本意是“言土自長息無限”，可小說中的女性面對子宮將會發現，拋卻男性讓女性個體自由的承擔，可能也不過是嗅逐的誘餌。

一

研究女性主義運動的學者認為，百年來的女性主義思潮有三次大的潮涌。在女性運動的第一波浪潮，女性主義者“過于強調男女兩性性別角色的不平等和對抗，從而在追逐非日常生活領域的權利的同時忽視了日常生活領域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的滿足對于女性幸福的意義”；第二波浪潮可以美國女性主義學者弗里丹《第二階段》的論述為代表，探討女性通過家庭來實現自我的可能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的第三次浪潮到來，置身于后現代的語境中，女性主義開始“淡化政治性和激進性，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從政治結構、經濟制度、父權制轉到精神、文化層面、日常生活領域”①。

以這三大浪潮觀照中國當代的女性寫作，也能找到階段的大致對應性。盛可以通常被納入類似第三波浪潮的“身體敘事”的脈絡中論述。因為自出道以來，她一直是一個“以感官與肉體思想一切”的小說家，肉體與感官的書寫在她筆下觸目皆是。這當然讓我們想起埃萊娜?西蘇著名的論文《美杜莎的笑聲》，西蘇認為女性沒有自己的話語，唯有身體可以憑依，這種基于生理的性別差異可以凸顯女性在歷史中被遮沒的主體位置。但正像賀桂梅發現的，身體寫作所確立的女性主體想象，“在單一的‘男人’/‘女人’性別維度中談論問題，而忽視了女性內部的差異”②，因此，熱衷身體寫作的個體，多是中產的女性。而盛可以身體敘事的特別之處也恰在這里，她對女性內部的差異，無論城鄉之間，還是階層之間，都有敏銳的感知，因為中產的身體敘事對底層與鄉村的婦女造成了巨大的遮蔽，她要做的便是為沉默者立言。因此，對盛可以來說，那些底層女性蓬勃的身體器官有情欲招引、確立自我的意味，更重要的是作為與男權、歷史和女性內部的位階差異持續角力的武器。比如女性的乳房，在她的成名作《北妹》中，打工妹錢小紅的雙乳畸形地膨脹，如兩袋泥沙一樣，讓她不堪重負甚至將她拽倒在地；又比如，《福地》的代孕的產業鏈條中，女性的身體，更具體地說就是卵子和子宮，成了機械般冷漠的生產資料，為時代提供了近乎控訴的反證。

《息壤》也是如此，它借初家母女呈現了計劃生育與陰魂不散的禮法秩序聯手對女性的身體予以規訓的暴力。小說開頭是從閻真清閹雞開始的，這個未來初家的大女婿技巧嫻熟，動作寫意，然而“刀片劃出一道血口，篾制細弓兩端的鉤子從兩側鉤住刀口，撐開一個洞，再用底端系著細鋼絲的長柄小鋼勺伸進洞里，舀出肉色蕓豆放入清水碗中”，細膩的描寫里映射出令人寒戰的凜冽來。當初玉問閻真清如果雞不同意被閹怎么辦時，閻真清的回答是：“你屋里殺雞吃，會先問雞同不同意嗎？”這個微縮的暴力景觀自然是全書隱喻的核心，初家母女姐妹們在幾十年里也都將在肚子上劃出一道血口，蒙計劃之名，在體內放入節育環，強制性地讓子宮這方息壤中止孕育生命的能力。

對于計劃生育國策在地方具體施行時的僵硬，是不少作家近來書寫的關注點，如莫言的《蛙》等。《息壤》的特別之處在于兩點，首先，它將共名或匿名的女性復原為具體的肉身，也即身居農村的初家三代七個女人，進而寫出了國家的大敘事與家庭內部時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以及個體的女性如何內在化地接受這些不情愿的施加于肉身之上的政策暴力。研究中國女性性別史的美國學者賀蕭談到過，在一系列關乎農村重組與劇變的國家運動中，農村婦女的聲音，她們如何回應這些國家運動，其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響，這些問題通常陷于沉寂之中，因為“擁有個人歷史的有名有姓的婦女”并不多見。③這個龐大的群體不但沒有話語權，其用身體發聲的方式也是隱匿的。而子宮對于她們，似乎是一個產權分離的器官，她們擁有子宮，其盈虧卻不由她們說了算。《息壤》從1970年代后期寫到當下，其中母親吳愛香和五個女兒的生育史正好與國家層面推動計劃生育國策的時間節點大致疊合：1976年，母親吳愛香在鎮醫院上環；1985年，大姐初云在生產后做了結扎手術，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小腹袒露在外，上面一條發紅發亮的傷疤”；幾年后，二姐初月做了同樣的手術，“躺在板車上，大花被從頭捂腳一動不動像個死人”。從媽媽到女兒，小說開端閹雞的一幕就這樣不斷在初家上演，也給最小的初玉留下驚怖并將困擾她一生的生殖恐懼。

其二，《息壤》有不少段落寫到放置節育環后給女性帶來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傷害，尤其是母親吳愛香——“那東西是個不祥之物。此后緩慢細長的日子里，她從心理不適發展到身患重病，這個沉重的鋼圈超過地球引力拽她往下”，她試圖把鋼圈取出來，先是被自己的婆婆阻攔，后又因移位需要手術而作罷，一直到生命的暮年，鋼圈已經長成她肉身的一部分，她依舊惦記要把它取出來，親手拿到。一般來說，“軀體是個人的物質構成。軀體的存在保證了自我擁有一個確定無疑的實體。任何人都存活于獨一無二的軀體之中，不可替代。如果說,‘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語言秩序內部的復雜定位，那么，軀體將成為‘自我’涵義之中最為明確的部分”④，這也是女性身體寫作合法性的基本前提。但是節育環這個鉗⑤制的鋼圈把每一個獨一無二的軀體都客體化也物質化了。就像吳愛香，她雖然一生都惦記把節育環取出來，以復原軀體的本質，但是至死那個鋼圈都陪伴著她，也提醒我們，殘存的禮法與政策的權力聯手施加的規訓是如何化成肉身的。

小說中的女性不是天生馴順的，而且都曾有過或大或小的抗爭。連老實的吳愛香在守寡的第八個年頭也主動送上門去，與雜貨鋪的男人幽會過一回，仿佛像印證伊格爾頓的那句名言：“肉體中存在反抗權力的事物。”然后在日后漫長的歲月里，她要用意志完成的是“忘記肉體在那件事上的記憶”，這個備受折磨的強制遺忘的過程，也是自我控制肉身的過程。因為這次歡會，她沒有像她的婆婆那樣，成為又一個魯迅筆下“寡婦主義”的典型，但也因此，她自我禁閉的凋零就愈顯得可悲。同樣看起來老實巴交的大女兒初云，出于對墮落丈夫的失望而愛上另一個人，不惜風險去做輸卵管復通手術，為她愛的男人生一個孩子。在廣東打拼的老三初冰也是如此，為了解決身體需求，她迷上一個電工，動了離婚心思，去小診所取環時遭遇大出血而被迫切掉子宮。娘仨兒飛蛾撲火般如出一轍，但無一例外的，肉體偶爾的放縱并不能把她們從淪陷的生活秩序中拯救出來，她們的肉身仿佛被體內的異物詛咒了。尤其是初冰，失去子宮的她“感覺自己就是一個空蕩蕩的房間，四壁蒼白”，甚至覺得“自己不是女人了，也不是男人，不是人類，而是一個怪物”。

上述這些情節同樣彰顯了盛可以觀察角度的特別，如果說她的很多堅持女性寫作的同道止于身體敘事的瓦解力和破壞力，以為快感就是女性生命解放的全部，那盛可以則更進一步，追問快感之后生命意義的附著，以及子宮作為將“女性固定為人類生育不可或缺之物”⑥的具象器官在身體敘事中的位置。小說中有一筆寫得饒有意味，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和不孕不育群體的擴大，到了初云的女兒閻燕談婚論嫁時，女方要先懷了孕，證明有孕育能力，男方家才辦喜酒，“子宮在婚嫁中的重要性似乎比從前更明顯了”。在不同的時代，女性像獻出祭品一樣，用子宮、用身體去響應國家號召，或者去為心愛的男人傳宗接代，她們禁閉自己又開放自己，與肉身收獲的那零星的快感相比，被管控的子宮帶給她們的人生領悟要大得多，畢竟，她們的性屬是由子宮來定義和預設的。

二

在《息壤》中，有兩個女性對于子宮和生育的態度顯得出格而與眾不同，一個是初家的第四代來寶的女兒初秀，一個是初家姐妹的老小初玉。前者以我的身體我做主的姿態，不以為意地面對未婚先孕和外面世界惡意的非議；后者靠婦產醫生的職業冷靜保持強大的意志，讓身體擺脫生產工具的軀殼，拒絕被界定和掌控。初秀引產后，二人有一番對話。面對一臉坦然的初秀，初玉激動地說出了一段宣言：“掙脫所謂女人的繩索，讓性別成為你的背景，而不是臉面；成為你的基石，而不是負擔。”然后，“她們擁抱了一下，好像已經開始戰勝性別”。這里的“好像”兩字，一下讓初玉擲地有聲的宣誓復又變得可疑起來，而事實也是如此。

初雪和初玉姐妹在小說中的功能之一是引入城市女性這條線，在與她們鄉下姐姐、母親和祖母的對照中，呈現城市高知女性的另一種子宮困境。如前所論，因為幼時耳聞目睹家人“作為女人遭受的罪”，初玉一直抱定拒絕生產的立場，但反諷的是，到了小說的尾聲部分，她懷孕了，而且她過去堅持的觀念被一點點蠶食，漸漸成了一個安寧的孕婦，在一次胎動之后，“她叫得聲音很大，精細之余還有恐懼，但很快又獲得安然。此后每天摸著肚子自說自話，忘了她變成了自己厭煩的絮叨女人”。初玉在生育之事上的突轉，一則寫出了生育經驗對于女性的原初和內在，二則大概也體現了盛可以女性主義立場的某種猶疑。凱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對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區分振聾發聵，不過，洞察到社會性別建構背后支配與從屬關系之實質的女性，依然要面對生理性別中的子宮所賦予她的性屬。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論及女性的母親角色時，說懷孕仿佛是女人“自己和自己演出的一出戲劇”“她感到它既像一種豐富，又像一種傷害；胎兒是她身體的一部分，又是利用她的一種寄生物”“她落入自然的圈套，既是植物又是動物，是膠質的儲備、孵化器、卵子；她使有自我意識的孩子害怕，被年輕人嘲笑，因為她是一個人，是意識和自由，卻成為生命的被動工具”。⑦初玉對生育從拒絕到接納，就如這段論述所描述的，伴隨著一種主體性的分裂。而且小說最后，借初云初月姐妹的對談，告訴我們，初玉懷的是個女兒，初月憧憬，等這個女孩長大也許“子宮應該不再有什么負擔”，但是初云卻覺得“那也講不死火”（說不準），暗示出，困擾初家女性的子宮焦慮還將世代地延續下去。

事實上，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初雪和初玉雖然可以憑借自己的知識和城市背景對身在農村的姐姐、母親表現出倨傲的女性立場，但她倆并沒有真正逃脫規訓之網，所謂的“戰勝性別”就更顯得諷刺。在大姐初云找到初玉表示自己要為愛的男人復通輸卵管，并且勸她應早點嫁人生子時，初玉反擊的話是這樣的：“你不要用村里的眼光來看待所有女人……城里女性競爭大，要讀書，考研，讀博，除了家庭，還有事業……”后來逛北京城時，她列舉了若干創業事例，告訴大姐北京這座城市“每個人都能在這兒創造價值，甚至奇跡”。換言之，在初玉對自己女性立場的設定中，在競爭壓力巨大的中心城市獲得一份讓人尊敬的事業而不是結婚生子就是證明自己價值的方式。然而這種刻意抹消性別差異，做男性能做到的事，其實質不過是將男性主導的價值觀念潛移默化地灌輸給自我，使自己喪失自我的獨立性與作為女性性別的特殊性。在初玉這個21 世紀的高知女性身上，我們再一次看到了戴錦華所定義的那種“花木蘭式境遇”，女性的主體身份“消失在一個非性別化的假面背后”⑧，其所認同的價值觀念，其實是以女性的自我犧牲和付出為代價的。因此，小說結尾安排她的懷孕，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救贖，她的子宮終于不再受控于任何社會性的關聯，她也回到了性別的起點，并終于能體會到她的母親與姐姐對待生育之事的復雜情結。在她身上，子宮仿佛成為對規訓的反制。反諷的是，受她影響的大姐初云回到故鄉后開始了自己的創業，把對男人的愛意轉化為對家政事業的熱誠。姐妹倆的互轉也再一次提醒我們，女性對性別主體的賦權是多么的糾纏和多義。

這一點在初雪身上體現得更是淋漓盡致。與妹妹相比，初雪有更多的心機，她非常懂得男權鐵幕的堅硬，也極會利用身體為自己人生的晉升打開一扇扇門。她在電視節目上高談闊論，聲稱“習俗也是一頭兇猛的野獸，生理上的小腳不是最可憐的，女性精神上的小腳才是最悲哀的”，以話語建構自己貌似激進的社會性別；現實中卻一步步被習俗牽引，她利用男人上升的人生軌跡也是自己不斷受傷、暴露女性弱勢的過程。在與夏先生的婚外戀中，她因墮胎而喪失了生育能力；在和財經主筆的婚姻中，她的不能生育一度讓婚姻岌岌可危，她發動針對侵入家庭的小花的“子宮戰爭”，又覺得自己被放在了審判席上。她自以為是的對事業和婚戀的掌控，卻因為子宮的問題陷入重重危機。一直到小說結尾，她也未曾收獲人生的安穩。轉行畫畫的初雪被人比作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弗里達有一幅著名的自畫像，題為《破碎的柱子》，畫面上的裸身女人全身布滿鐵釘，軀干上有一條裂縫，一根碎裂的柱子代替了脊柱，從腰部一直貫穿到下巴，如果我們認同柱子這里的陽物寓意，那這幅畫的隱喻意義也就不言自明了。就像初雪身邊的一個又一個男人，他們覬覦女性身體的欲望被初月壓榨出來，他們充斥著不負責任的道德污點，但饒是如此，還是在她的軀體內打下讓她去承負非議和恥辱的烙印。

在接受《南方都市報》的訪談時，盛可以談到，在《息壤》中“男性多少被忽略了，他們有更豐富的故事，但我折疊了”，她列舉了初家的幾個女婿，如閹雞匠閻真清、風水先生王陽冥，還有初月的再婚丈夫，那個遭遇地震在異鄉重新生活的四川人。這些男人的故事沒有展開，但卻伸展開一個個關注社會熱點問題的觸角，體現了盛可以致力于通過小說“女性主題背后，也重點探討農村的現狀和未來”⑨的用心。但我以為，這些“被折疊的男性”也深度參與了小說女性復調主題的辯證。其中最值得辨析的一點是，《息壤》如此標榜女性主義的立場，但是成全女性幸福的疏解之道，依賴的還是一個靠譜的好男人。在初家姐妹中，老二初月的日子是最安穩的，這是因為與遇人不淑的其他姐妹相比，她的男人王陽冥不但憑看風水的本領給她帶來優渥的生活，還在日常中尊老愛幼，滿溢著對她的體恤和恩愛，在初月做了結扎手術后，心疼的王陽冥的態度是早知如此，寧愿不要孩子，也不讓妻子在肚皮上留下凜冽的刀口。王陽冥病逝后，取代他的那個四川男人同樣如此。

如果我們把小說里所有女性的命運作一個分類，會發現：墮胎的有初秀、初雪，還有初雪的丈夫出軌的對象小花；初冰被切除了子宮，賴美麗躲避結扎手術凍斃在家門；吳愛香和初云對體內的鋼圈念念不忘；獲得世俗意義上善終的只有初月和初玉，初玉的懷孕也是因為她遇到了拋卻前輩恩怨而懂得并憐惜她的男人朱皓。王陽冥與初月，朱皓與初玉，小說在他們兩對身上展示出溫情的一面，展示出愛情的神話構成女性自我救贖的可能與力量，但同時也暴露了另一種悖論，因為還是男性成為女性人生意義的終極裁決者，雖然他們只是折疊在一眾女性的身后。

我們無法確定小說里這些溫暖的愛情敘事是盛可以的有意為之還是無意之舉。如果說有意為之的話，那么它們以近乎寓言的方式看似回收實則放大了小說咄咄逼人的鋒芒，有什么比幸福的救贖之路不過是更深一層的跌落在男權藩籬更諷刺的呢？從這個意義上，初月是小說中主體意識最匱乏的那個，她所有對人生的理解都是男人賦予她的。而妹妹初玉與過去之我的告別，也是一場陷落的拯救。如果說是無意的話，那么它們更深在地暴露了盛可以的困惑。盛可以多次說過，說女性只有自我獨立和自我解放才能獲取真正的快樂，并且在接受訪談中明確把女性的解放路徑概括為思想觀念的解放、經濟的解放和生育的解放⑩。但問題是，女性解放之后的子宮與身體是否真的就能收獲個體性的圓滿呢？

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在她生命的暮年對自己當年親身參與的女性運動表達過悔意，在接受采訪時，她說：“女權主義者希望從我身上找到一種其實我并不具備的東西，那種東西其實來自于宗教……他們希望我能說這樣的話：‘嗨，姐妹們，我與你們同在。我們共同戰斗，為了迎來一個再也沒有男人的金色黎明。’”沒有男人的女性世界注定了其激進的虛妄。女性立場還是要面對與男人同處以及自處的永恒情境，《息壤》中那些被折疊的男人意義或當在此。

最后想補充的是，除了在新時期以來母系家族史的脈絡譜系上的拓進，對新世紀女性寫作立場的申辯、反思與糾結的意義之外，《息壤》在敘事上也頗有可觀之處，經過前面數部長篇的歷練，盛可以已經形成非常自覺的長篇小說的結構意識和文體意識，有些細節處尤其令人稱道：比如，小說里人物對白的部分把標點取消，而且用了不同于一般敘述的字體，盛可以自言這個實踐來自福克納的啟發，其目的是“短暫的打破單調的感覺”，此外，女性的自陳被特別的標記，像紀錄片中女性的獨白，帶來自現、凝視、爭辯與懸置的敘事效果，潛含著微妙的多重的微觀權力。又比如，小說中人稱有時著意使用“閻燕的母親”“戴新月的女人”來代替初云、初冰，以標示出她們女性身份的附屬，加強對主題的呼應。當然，還有為批評界注意到的方言的使用帶來的城鄉與階層之辯的話題。與她的前作比，《息壤》在鋒利上確實有收斂，并非“切膚之痛”的作品，但是其綿長的疼痛和糾結往復、未有答案的質詢卻讓其更具內在的力道。

注釋：

①參見荒林《日常生活價值重構——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 頁。

②賀桂梅：《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文藝研究》2003 年第6 期。

③賀蕭：《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7 頁。

④南帆：《文學的維度》，上海三聯書店1998 年版，第158 頁。

⑤ [英] 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王杰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17 頁。

⑥ [美] 朱迪斯?巴特勒：《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李鈞鵬譯，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3 頁。

⑦ [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鄭克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年版，第320 頁。

⑧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5—6 頁。

⑨⑩黃茜：《〈息壤〉寫的是女性觀念的交鋒》，《南方都市報》2019 年3 月31 日。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