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景恒街》將情感、職場、創業、投資融合在一個當代北京愛情故事之中，折射出虛擬經濟時代都市情感的變遷，將其置入現代以來“浪漫之愛”的譜系之中，可以發現靈與肉、情與欲、愛與性的二分法的失效，金錢與愛情在資本/ 權力的擠壓之下發生媾和，個人的自由與共同體團結的夢想在彼此的撕扯之中導向于“融匯之愛”的可能性。

關鍵詞：激情 浪漫之愛 情感經濟 景觀城市 融匯之愛

很多觀察者都注意到，現代以來（或者更準確地說18世紀以來）發生在歐洲世界的情感模式（或者用威廉斯?雷蒙德的術語“感覺結構”）變遷與小說的興起大約同一時候，浪漫之愛從原始本能的沖動及中世紀具有宗教背景的激情之愛中凸顯出來，“把自我與他人都鑲入了一種同廣闊的社會進程沒有特殊指涉性的個人敘述之中”，“第一次把愛與自由聯系起來，二者都被視作是標準的令人渴求的狀態”，“浪漫之愛提出了親密關系問題。這種親密關系與欲望、與世俗的性征是不相容的，其原因與其說是因為被愛的那位被理想化了（雖然此乃這個故事必不可少的成分），不如說是因為它假設了一種心靈的交流，一種在性格上修復著靈魂的交會。另一位本著其實然的存在滿足了一種缺乏。而且這種缺乏直接地與自我認同休戚相關——在某種意義上，有欠缺的個體因之變得完整”1。這種觀念的形成與資產階級文化的勝利和全球播撒密切相關。按照赫希曼的觀點，由于利益（interest）對于激情（passion）的馴服2，因而現代資本社會就順理成章地呈現出一派涼薄功利的情感圖譜：“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3浪漫之愛是內在于資本主義情感模式中的悖論性存在：一方面它以從中世紀迷思中的解放，張揚了個體的自由；另一方面在陌生人結合的共同體中，謀求核心家庭作為穩固社會單位的存在，進而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秩序和穩定。

當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獲得主導權的時候，它的情感模式也隨著殖民文化輸出，逐漸獲得其普遍性，并輻射到現代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愛情”和“戀愛”的討論被發明出來，對比于從明代以來的關于“情”和“欲”的本土傳統內部的言說，這無疑是一個譯介現代性的結果。4“戀愛既處于‘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婚姻問題’、‘教育問題’的交叉地帶，又是‘人生觀’和‘新舊文化’選擇的直接體現，是介于思想與行動、形上與形下、意識形態與日常生活之間最直接和普遍的‘文化現象’，又因為‘戀愛’關涉的是全體青年/ 學生，因此，五四時期的‘新舊’沖突、‘中西碰撞’，無不直接和敏感地呈現在‘戀愛問題’上。‘戀愛’已非私人事情，而是‘個人主義’與家族主義的角逐，是新道德和舊道德的選擇，是現代文明與封建禮教的抗衡。”5愛情與戀愛關聯著家庭、婚姻、婦女解放等議題，成為反抗宗法制度倫理，建設新道德，改造國民性，進而建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核心命題。這些問題糾纏在一起，顯示了從晚清以來，中國人經驗世界與體驗方式的情感結構變遷。李海燕曾經系統總結過這個變遷的過程，將1900年到1950年現代中國的愛情譜系描述為“儒家的”“啟蒙的”與“革命的”感覺結構彼此之間的遞嬗、沖突與媾和的過程，它們關聯著一系列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的文本。關于愛情的書寫一度充當了社會變革的晴雨表，只是在“十七年”乃至嗣后更為激進的文化革命時期被中斷，當“新時期的作家在把愛情與欲望重新確立為優先表達的主題時，也把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正當的敘事方法重新找回或再次引入。現實主義者傾向于以愛情代替革命作為崇高所在，并將情欲象征化地指定為人性最后的堡壘；而現代主義者（以及后現代主義者）則完全避開了英雄主義的話語。相反，他們把文學凝視的目光向內轉（向心理）、向外轉（向農民、少數民族、兒童和智力障礙者）、向后轉（向歷史和神話），離開集體和崇高的領域而進入個人化、自發式、原始性和力比多的領域中尋求救贖。一旦切斷了與革命之間的聯系并擺脫了隱喻的屬性，愛情便成為現象學感興趣的課題。雖然有些作家和評論家慣于為商業化時代中愛情的腐化深感痛惜，可還有一些人深深地癡迷于由愛情的可替換性（fungibility）創造出的人性戲劇及其敘事可能性”6。在這種趨勢中，與“小我”重獲尊嚴同時并行的是激情一瀉千里的退卻，而呈現出情感領域的多元主義（也即去道德化），“日常生活”這種被天真地想象與書寫的承諾，很快就在市場與資本的大力擠壓之下變得虛幻而可笑——愛情于其中也喪失了建立與維系持久而穩固共同體的可能性。

20 世紀末和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此種情感多元主義（自然涵蓋著性平等與性多元主義）在物質與符號消費的推波助瀾中更形明顯。我們可以在薛曉璐的《北京愛上西雅圖》（從小說到電影）中看到愛情成了支撐中產階級文化生活的核心部分，人們不是愛上了對方（那是帶有本能意味和宗教色彩的激情的忘我投入），也不是愛上自己心目中幻想的對方（那是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代入），而是愛上了這種關于“愛情”的關系的話語。情感實際上是游蕩在人們之間，是種永遠的正在進行時，它不會允諾某個終結，只有無窮無盡的尋找，決定這種存在狀態的是由于可以想見的不安全感和主體性彌散的狀態，而結果又加深了這種狀態；馬小淘的《毛坯夫妻》則通過“宅女”的愛情，顯示出一種消極反抗資本式邏輯的、不生產價值、純粹耗費式的情感結構7；還有人工智能對于人道主義的挑戰，進而在諸如斯派克《她》這種科幻電影中所浮現出來的賽博格情愛……這些感覺結構和情感應激反應牽涉范圍甚廣，無法在一篇短文中盡述，我只是鋪展出新世紀以來情感圖譜廣闊的背景，以便更清晰地給予笛安的長篇小說《景恒街》一個定位。

《景恒街》首先是一個愛情故事，只不過這個愛情故事從校園搬到了職場，并且是鎏金溢彩的北京CBD 金融中心，故事發生的時間是2011年2月到2016年元旦，正是中國經濟尤其是“互聯網+”經濟和創業話語最為蓬勃興起的時間。這個時空框架包含了國際化的城市、飛速膨脹的經濟以及變化莫測的情感，其中所發生的愛情本身就構成了足夠的張力：金錢與愛情的沖突一直是現代文學書寫長盛不衰的主題，它來自于資本對中世紀式混亂而蠻橫的激情的消磨——如同新興的工業大機器以摧枯拉朽之勢從純真愛情之上碾壓過去，只留下情感的零散碎片飄逸在不曾屈服的想象之中——作為對于平庸生活的反抗，浪漫愛情往往成為世俗之中抵御權勢與金錢的工具和堡壘，某些特定時候還會成為革命性的象征，比如五四“新文學”最重要的母題之一就是“子一代”的弒父與反叛家庭敘事，而其媒介和手段就是以浪漫激情為底色的愛情，愛情成為沖破舊文化與壓抑機制的自由象征。金錢與愛情似乎從來都沒有在文學世界達成和解——當然，在通俗文藝和大眾文化中則是另外一回事——不過兩者的兼收并蓄終歸不會為高階文化所接納——后者能夠接受偷情、出軌、畸戀、變態情欲，也不能忍受庸俗的美滿。《景恒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將這個久經不衰的沖突消解了。

投資經理朱靈境與創業者關景恒彼此都克制著一見鐘情，因為根據職場規則，顯然兩人如果發生情感糾葛是不合行業規矩的，其中更為復雜的是朱還曾與自己的老板劉鵬有過性交往。關景恒A輪、B輪艱難融資的過程同時也是兩人潛流暗涌、欲迎還拒、天雷地火的情緒、欲望和感情升級并最終結婚的過程。這是一個帶有通俗劇色彩的動人故事，笛安用幾乎無懈可擊的技巧編織出環環相扣的情節，細膩而真切的心理描寫和靈光乍現的議論則錦上添花，俗套點說，這是無論從技巧到觀念都很張愛玲的情愛小說：它融合了時代氣息、城市氛圍和只有中產階級才會擁有和揮灑的豐沛的感情，并且有著理直氣壯的世故。這種愛情是成年人的愛情，《傾城之戀》中白流蘇、范柳原般的愛情，兩人彼此洞察相互優點劣跡，經歷種種狗血淋頭，最終放棄不切實際的執念，相依為命，相濡以沫。

相較于青春年少時候的激情與沖動，成年人的純真愛情更為動人，因為后者閱歷豐富，經歷了無數世故，有著種種功利考量乃至算計，已經很難純粹，故而彌足珍貴。更為難得的是成年人會有體恤和包容，當朱靈境了解到與自己有過肉體關系的劉鵬對小雅的感情時，小說中有一段敘述者的插話：“一個人談起另一個人的時候，語氣里那種微妙的不自在，眼神里某種一掃而過的羞澀，以及整張臉上瞬間散發的期盼與憂傷——不會有女人能認錯這個。這讓靈境心里陡然間柔軟下來。他們之間曾經有過的那些浮光掠影的往事，其實她都記得。都是見不得人的丟臉事情，但是那與纏綿無關，不牽扯到男人與女人之間毫無理性的妄念和渴望——對于那些將男女之情等同于飲食男女甚至等同于生兒育女的人們，自然是覺得該殺。”8敘述者讓性與愛在其中自然而然地分離了，而性和金錢都污染不了“真愛”。

朱靈境與劉鵬之間的性和友誼體現出一種時代癥候：肉體關系并沒有順理成章地帶來親密情感，兩者成為并行不悖的不同領域，而沒有出現所謂的“靈肉結合”——這一點在朱與關的愛情中也沒有，后二者更偏向于超越肉體的真愛/ 純愛。婚外情不再或者至少較少負載道德指責，在整個錯綜復雜的偷情關系中也沒有人受到世俗故事中常見的懲罰——那一套關于純潔和美德的言辭，無論是由前現代時期倫理所期望，還是源于資本主義核心家庭秩序穩固的需要，而融化在一般民眾尤其是市民觀念中的情感觀念，都逐漸褪色——如果說早期還有欲望和肉體反抗的意味，如今已經全然成為真正的熟視無睹、價值無涉的自由選擇。擺脫了忠誠觀念的性關系（比如約炮）于是變成了游離于社會關系之外的行為，悖論的是它們無一例外依然受到婚姻的局囿——這注定了各種起伏跌宕乃至狗血的情節，但最終還是被消弭在體諒與溫情之中。

偏向于女性視角的敘述者傳遞出一種傾向：她也許真的相信在喧囂中亦有“真愛”的遺留，那種真愛超越了青春時期的單純與淳樸，反倒是人世間難得的純粹，它如同在一堆玻璃塑料中璀璨的鉆石，有著浮華不能磨滅的堅硬質地。也許她并不相信，但不妨礙她在文本中刻意要營造、虛擬、建筑出這種純粹之愛。從根底里而言，這種相信或者刻意的虛構有著浪漫主義的背景，回想一下朱靈境與關景恒第一次見面時，電光火石之間喧囂的內心已經百轉千回。這難免讓人想起波德萊爾那首著名的十四行詩《給一位交臂而過的婦女》：

電光一閃……隨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獲重生，消逝的麗人，

難道除了在來世，就不能再見到你？

去了？遠了！太遲了！也許永遠不可能!

因為，今后的我們，彼此都行蹤不明，

盡管你已經知道我曾經對你鐘情！9

本雅明在解讀的時候指出正是在無名的“大眾”當中的驚鴻一瞥是現代愛情的發生機制：“使城市詩人愉快的是愛情——不是在第一瞥中，而是在最后一瞥中。這是在著迷的一瞬間契合與始終的永遠的告別。”10它指向于不穩定的瞬間，愛情不再具有超驗與永恒的性質。就現實城市經驗而言，兩個陌生人的愛情原本應該止于此目光的交會，如同張英進所說“愛情似乎存在于偶然的領域中：只有當‘看到’它，只有當愛情的對象回應了主體的目光，從而確認了‘看’的動作時，才會體驗到愛情”11。但笛安并沒有讓兩個人目光交會，而是讓他們彼此觀察，甚至通過觀察到的細節推測出對方的家庭，設想了未來的場景，這已經出離了波德萊爾的范疇，小說通過繼續推進情節將偶然的遭遇變成了再次相逢，從而呈現情感凌亂的當代形態——要強行在偶然性中謀求恒久性，并通過婚姻給恒久性固化下來，而這其實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這種自我矛盾的當代情感形態起源于鍍金時代的都市所塑造的人為性質的關系，市場經濟和個人主義使得人們從血緣、宗教、族群共同體中進入到自由契約為準的社會之中，在共同體的團結與個人自由之間發生了撕裂，麇集在一起的陌生人“要摹仿一種缺失的凝聚力，而同時，宗教、家系、團體的紐帶，已經被由利益和矜持所支配的禮節所取代”，如同布呂克內所說：“一股史無前例的情感浪潮侵入了我們的社會，即便它之于真正的禮節就如同人造香味之于天然芬芳”，它表現為當代愛情的悖論式欲求：“同時擁有個人自治和集體凝聚力，而不放棄兩者中的任何一個。”12朱靈境和關景恒的感情正是如此：他們都很自私并且貪得無厭，浪漫的愛情與世俗功利意義上的成功都想要——文本中的朱靈境也許對關景恒的“成功”并沒有那么熱衷，但她同樣在純愛幻覺中試圖讓關景恒成為自己理想的樣子（“她根本不知道誰是關景恒，她要的就是那個鳳鳴路四號院的男孩子，她只要那個坐井觀天的驕傲的男孩子”，108 頁）。這必然會讓他們遭受挫折，而外部語境的變化也使得關于愛情所對應的宏大對象發生了悄無聲息而又義無反顧的轉變：由“國家”（政治、社會、民族諸如此類）轉向了“資本”（消費、娛樂、利益以及相關），而關系模式也由“對抗”變成了“媾和”。

當然，關景恒最終并沒有成為將靈魂出賣給魔鬼的交易者，而不過是道德曖昧的走不出小鎮經驗、羞怯而向上的理想主義青年。通過機械降神式的結尾，敘述者給浪漫之愛保留了最后一線余地，真實的圖景是他們或許還殘存了一些對于真愛的幻想，但已經無意或者無力將之付諸實踐，只是他們都或多或少貪戀著“那一點點的、片刻的歡愉”，那是“最后的去處”，這是面對無法克服的矛盾時的頹廢？因為激情的消弭——浪漫之愛尚且殘存著一些表現——并且讓它變得不再純粹（盡管主觀上并不想讓它摻和進來，但還是夾雜了世俗功利），對于真愛/純愛來說是致命的。因而他們不可能走上決絕的、徹底的浪漫主義英雄式的道路，而改道而馳，奔向市民意識形態最集中的顯現——認命、茍且、接受生活的不完滿并尋找自我安慰的調劑（朱靈境與劉鵬之間發展出的友誼）。他們有著中產階級的審慎，所以全然放逐了可能會產生破壞性的浪漫美學敏感性與較之世俗而言的道德優越性。可以說朱靈境和關景恒是偉大浪漫愛情的一心一意的模仿者，但只體驗到了無法承受的壓力，最終只觸及到真愛的破碎殘片，看到愛情漸行漸遠的身影，而他們則心有不甘卻又無可奈何地與現存秩序之間達成無可奈何的和解。

毫無疑問，《景恒街》的愛情故事并不新鮮，此種普遍人性自古及今似乎并沒有多大變化，變化的是環境，一個新興都市、新興行業、新興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新生態環境。就像劉鵬所說：“什么叫移動互聯網的時代？很簡單，你記得，你直接面對著一個龐大的人群里的每個人，每個人都有驕傲，都有期待，也有對自己的懷疑，也有不切實際的盼望，還有對未來的恐慌……這些都是錢。人們都不承認自己不理智，但是別忘了，幸虧如此，你才能盈利。如果你說不出所有人共同的欲望，那就做到抓住所有人共同的軟弱——你想象不到那些弱點能給你帶來多少回報。”簡而言之，這是一個情感經濟和欲望經濟的時代，關景恒設計的APP“粉疊”正是抓住了粉絲經濟的要害——粉絲投射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到偶像身上，從而將自己的消費者身份轉化為生產參與者，粉絲與偶像之間成為一種共同體。從表面來看，這種共同體的構成是由匿名大眾的情感統合而成，事實上關最初確實是試圖從情感生產中榨取利潤，但這恰恰在根底里發生了自我悖反，他并沒有對粉絲懷抱深刻的情誼——只是對自己的理想狂熱而“販賣自己的幻覺”，后者也一樣，他們都是欲望的奴隸。正是這一點，直接導致了關景恒創業的失敗——他誤解了“粉疊”的實際影響力，并且在資金危機中遭遇一個成名之后的前粉絲白千尋在強大資本的支撐下報復性的惡意擠壓。

所以，這個時代的創業已經完全不同于梁生寶時代立足鄉村、改天換地的創業，也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民營和三資企業的那種創業，而是資本與消費主義盛行時候的虛擬經濟。這種虛擬經濟一方面改寫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乃至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描繪的生產、流通、消費的結構，另一方面則讓金融與資本成為凌駕于一切經濟因素之上的權力主宰者。在這個權力運營圖景之中，因為資本不提供價值觀，不像梁生寶時代的共產主義理想或者改革開放時代的現代化那樣具有凝聚性的共識，所以共同體無法形成。《景恒街》的三部分結構就圍繞融資展開的，所有人物幾乎無一例外沒有實體經濟從業者，他們或者是娛樂業者，或者是投資人，或者是新媒體運行者，全然不同于農業、工業的架構模式，也與傳統的服務業拉開了距離。他們直接面對的是符號與數字，這種后工業狀態使得人們無論從生活到觀念都充滿了浮華的色彩，一個鍍金時代的內涵與表征。鍍金時代的特點是給無數普通人帶來錯覺，使得“他們相信自己身處于一個誕生奇跡的時期，既然幸運地生而逢時，說不定就真的能接住一點點‘奇跡’的火花的余燼”，見過太多創業者的朱靈境明白“雖然太多人都說想要改變世界，真正相信自己做得到這一點的人還是很少的”，“看起來所有的事情都處于‘欣欣向榮’的區域，只是‘欣欣向榮’的隔壁房間，住的究竟是‘成功的幻覺’，還是‘真正的成功’，還是‘一個笑話’——沒人想過”。

鍍金時代表面的喧囂與繁榮底下隱藏著巨大的不安和危機，就像《景恒街》自始至終的情緒結構一直是壓抑與焦慮，偷情者擔心東窗事發，戀愛者受制于職場潛規則，創業者始終要接受資本的揀選和挑剔，一個環節出錯，泡沫般的繁華頃刻間就灰飛煙滅。事實上，即便小說中處于食物鏈低端的人也已經屬于衣食無憂的階層，他們的壓力和焦慮就尤其具有時代癥候。而所有的一切又都是在隱形的層面展開，一般人根本無從得知資本操作的方式，就像小說中的人物曾經無數次經過的景恒街，但是從來不可能進入到它的內心。笛安可能是將當下這種日常生活、感覺結構和市場運作的肌理寫得最為懇切而富于質感的作家，絲毫不遜色19世紀那些典范現實主義作品中對于時代的描摹和時代精神的把握。

但笛安并沒有塑造出典范現實主義所必然要呈現的人物形象——《景恒街》中的人物性格幾乎都是沒有變化的，從開場到結尾，人物經歷無數事件，但并沒有成長——那也不是她的訴求，事實上也不可能。現代主義以來的城市書寫，主要塑造具有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氣質式的敏感個人與匿名聚合的大眾，工業城市的單調性與人們的多樣性需求之間的沖突必然帶來所謂的“向內轉”，文學需要通過主觀化的眼光來勾勒出城市的輪廓，并因為它與浪漫主義的血緣關系，那個城市之眼所見總是罪惡、弊病、頹敗、污染與苦難。時至今日，北京已經進入到后工業與信息時代，一方面大眾傳媒塑造著城市的現實，另一方面全球資本也開啟了隱形而去中心化的后現代形態，“由于權力從幕后進行操作，城市的活動變得更為抽象的‘虛幻’。這樣的城市，既是一種物質現實，又是一種心靈狀態……城市就轉變成一個神秘的場所：偶然性與不可預測性占了主導，離奇的浪漫感變得過于夸張，城市開始變得只有純文本的意義，它被每個個人所創造，然后又被解讀”13。人在其中是一個非連續性的、被景觀刺激的、超負荷的存在。《景恒街》于是只能是在沒有先行理念的情況下講述一個真切的故事，文本自身獨立之后衍生出始料未及的效果，人物和故事的重要性最終讓位了城市本身，如同標題所顯示的，這是一個帶有象征意味的新時代北京空間。

此時的北京已經不再是1990年代文學書寫中，那座帶有資本主義新興時期生機勃勃特征的“輪盤賭城市”，東三環充斥著躍躍欲試要出賣道德和良心獲利的外省青年；也不是新世紀之初因為迅速的貧富分化而造成的底層修羅道場，大廈陰影處和五環外遍布著蟻族和漂泊者；那些表述、隱喻和形象至今依然游蕩在各種平庸的作品之中。笛安的北京褪去了市場經濟興起與消費主義震驚給城市文化所帶來的粗鄙與刻奇，此時符號性消費已經日用不知，成為內外一致的日常生活。景恒街是一個中產階級區域，如果它不是城市的大腦，那至少是心臟，以資本隱秘而有力的勃動為四通八達的經濟毛細血管輸送血液。她無意中揭示了城市化和新經濟進程中的秘密，城市以其巨大的吸附力，讓來自小城的青年男女投身其中。盡管“這城市的內核永遠冷硬，烈焰與煙花都奈何不得。有多少璀璨的燈火，就有多少無所謂的茍活”。但是一撥又一撥尋求理想和成功的人前赴后繼而來。

關景恒這個前程序員在選秀的舞臺上短暫獲得過“成功”，但是“他并不是那種真正的藝術家，他只是不小心撿起了上帝從指縫間滑落到草地上的才華。他懂得這個禮物的珍貴，卻并沒有被賦予‘創造’的任務”，曇花一現之后試圖將殘存的象征資本轉化為價值，他的創業卻也并不是簡單意義上金錢的成功，而是希望實現粉絲與偶像之間共同體的夢想，進而成為一種商業模式。模式意味著語法和范式，他的野心不可謂不大，讓人想起近期馬拉的一個中篇小說《創業史》，其中的創業者也是在一直尋找建立新型的商業模式，在流動不已的時代中，落伍的恐懼促使主人公像一臺追新逐異的永動機14。但是我們時代的“成功”定義被狹隘化了，小鎮青年上升的渠道和空間極其狹窄，路上險阻重重，注定了理想主義的幻滅。小說中敘述者有一段頗為悲愴的議論：“奮斗得來的成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此，哪怕你只擁有過它短短的一年、半年、三個月——你都意味它永遠不會消失，你都意味你配得上擁有這些。”關景恒的單槍匹馬讓自己最終成為類似“個人主義的末路鬼”般的存在，也印證了理想主義的個人奮斗者在這個時代的命運。這直接影響到他與朱靈境的情感與婚姻生涯：工作處所與生活處所、辦公室與家連在一起并不是構成了兩者的和諧，而是讓捉襟見肘的現實取消了“家”的存在以及與“家”相關的一切日常生活與本能情感——關景恒的所有時間都被資本的深淵吸附，完全沒有留下任何余裕給他與朱靈境的私人關系。

桑內特在其回顧西方城市文明史時的理念設想中城市的形式應該與身體的感受向一致，然而對于北京這樣歷史遺產過于沉重、同時又飛奔進入景觀化的城市而言并不能夠實現，因而“景恒街”實際上是城市中的抽離部分。那些前代作家筆下津津樂道的物理建筑、道路、景觀與民俗全然退出，留下的只是一個若隱若現的背景，而真正呈現的城市體驗是速度感：無論是情感的還是理性的，資本的還是權力的，它們無法固定下來保持穩定，而總是充滿無法預測的變數，突如其來，沒有預留下緩沖的余裕，這倒也印證了桑巴特的話：“當都市空間的功能辦成了純粹涌來移動的時候，都市空間本身也就失去了吸引力；駕駛員只想穿過這塊空間，而不想注意這塊空間。”15這個駕駛員顯然駕駛的不僅僅是汽車，也是資本和愛情，并且讓愛情在資本籠罩性的威權之下岌岌可危。小說的開頭就是朱靈境從機場打車走在空曠的東二環上，那個暢通無阻的北京是大年初二特殊時間的特殊景象，就像她心有所屬的真愛，也是一個“夢境”般的存在。

“北京本來就只是一個強撐著裝作紙醉金迷的城市而已，從未真正做到過醉生夢死。……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奮斗者能真的擁有它，他們最多能擁有的，是那種‘擁有它’的錯覺。日子久了，活在幻覺里的人見多了，這城市其實也很寂寞。”鍍金時代的城市之心，既有冷酷理性也有純真之愛，既有理想情懷也容納世俗煙火，作者無法躍然眾人之上，她所能做到的是讓情感的體恤慰藉失敗者的靈魂，那也許是在迅疾變化的歷史中卑微個體所能切實把握的脆弱的稻草，不動聲色之間可見時代運行的軌跡、社會轉型的風貌與情感結構的變遷。這是情感的救贖，也是小說的想象；是笛安的悲憫，也是她的局限。

她所沒有能夠明示但已經蔓衍在文本中的是一種吉登斯所謂的“融匯之愛”，這種愛與浪漫之愛有所不同，“浪漫之愛依存于投射性認同，即激情之愛的投射認同，這種認同作為手段，使投射性伴侶彼此吸引和相互聯系。投射在此創造了一種與他人共命的一體感，而且毋庸置疑，在男子氣與女子氣之間的既成差別又強化了這種一體感，伴侶的每一方都在互為反題的意義上得以定位”，而“融匯之愛”則是向他人敞開自己，“乃是投射性認同的反面對立物，盡管這種投射性認同有時也給這種融匯之愛開辟了通途”16，融匯之愛積極主動又偶然飄忽，其對象并沒有特指性，并且也并不一定發生在一夫一妻制當中，甚至不發生在同性之間。朱靈境與小雅、文娟之間看上去塑料花式的姐妹情未嘗不帶有此種意味，甚至她與劉鵬的友誼，也觸及到融匯之愛的邊緣。從這意義上來說，當小說結尾以心理對話的形式講述朱靈境貪戀著“那一點點的、片刻的歡愉”，就不再是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所處理的對于世俗與世故的悲憫，而展現了鍍金時代分崩離析但又有所不甘的城市之心。

《景恒街》在批評界并沒有引發太多正面評價，因為它看上去如同一個八點檔的通俗情節劇；而在笛安此前寫作積累的粉絲那里也并沒有收獲很好的口碑，因為他們從中找不到自己期待的眼淚和認同了。但這些并不妨礙我將它作為當代都市情感的一枚切片，從中窺測那顆幽微難測的心靈，如何搖搖欲墜、踽踽而行，脆弱又堅韌。

注釋：

1 16 [英] 安東尼?吉登斯：《親密關系的變革：現代社會中的性、愛和愛欲》，陳永國、汪民安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0、81頁。

2 Albert O. 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Its Triumph ，中譯本將Passion 譯為“欲望”，但從思想脈絡來看，“激情”更符合其本意。參見赫希曼《欲望與利益：資本主義走向勝利前的政治爭論》，李新華、朱進東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年版。成伯清對此有所討論，參見《情感、敘事與修辭：社會理論的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1—14 頁。

3《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75 頁。

4彭小妍發現，從明治時期開始，日本人用中文轉借過來的“愛”字來翻譯“love”和“tolove”，并且通過“戀”與“愛”的連用，凈化了日本俗語“戀”字本身的粗俗意味。彭小妍：《一個旅行的現代病——“心的疾病”、科學術語與新感覺派》，《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4期，2009年3月。

5楊聯芬：《浪漫的中國：性別視角下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學：1890—1940》，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43 頁。

6李海燕：《心靈革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22—323 頁。

7 劉大先：《新城市青年的情感結構——論馬小淘的自我做戲與內傾反抗》，《當代文壇》2017 年第5 期。

8笛安：《景恒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 頁。后文設計該書引文，只隨文標出頁碼，不再一一標注。

9 [德] 波德萊爾：《惡之花 巴黎的憂郁》，錢春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版，第215 頁。郭宏安譯為《給一個過路的女子》，譯文也頗有不同。波德萊爾：《惡之花》，郭宏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301 頁。在城市體驗上我認為錢譯更能傳達那種稍縱即逝的瞬間感受。

10 [德] 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德萊爾》，張旭東、魏文生譯，三聯書店，第140 頁。

11張英進：《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空間、時間與性別構形》，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4 頁。

12[法] 帕斯卡爾?布呂克內：《愛的悖論》，董子云、朱?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0、211 頁.

13[美] 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吳子楓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378 頁。

14劉大先：《時代精神與微觀歷史》，《青年文學》2018 年第11 期。

15[美] 理查德?桑內特：《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黃煜文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年版，第4 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