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中國當代文學70 年，在人物和典型這一重要問題上，雖然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卻形成了一套現實主義的人物觀念和理論，推進敘事文學創造了一個燦爛多姿的人物形象畫廊。但在今天深刻而劇烈的社會轉型期，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在變異、下沉，文學人物形象整體性弱化、衰退，人物和典型理論變得沉寂、薄弱，導致整個文學出現了平庸、虛浮現象。中國文學要與時俱進、突破瓶頸，就要重新反思和建構新的文學人物理論，首先從變革人物觀念上切入、深入。

關鍵詞：人物 典型 觀念 變革

上世紀90 年代以降，中國文學進入一個多元化時期。“有高原缺高峰”，似乎成為對這一時期的一種評判和共識。個中原因自然十分復雜，但有一個直接的、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的淡化、陷落。一個時代的文學，沒有大量鮮活、獨特、感動讀者的人物形象，暗示著文學出現了某種深層問題和危機。當下的社會和文學，已然發生了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但在人物形象觀念和人物形象塑造上，還存在諸多誤區、困惑、盲目，嚴重制約、阻礙著人物和典型形象的創造。今天的文學要突破瓶頸、走出困局，就要深入地研究、探索文學和人物的關系、人物觀念的變遷、怎樣塑造新的人物和典型等諸多問題，重新建構人物理論，進而用理論引導創作的發展。

一 文學世界與人物形象

文學是一個廣闊、復雜而微妙的精神性世界。從外在形態看，它由情節、人物、環境等多種元素構成，人物在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整體屬性看，它是形而下的現實生活和形而上的審美意境的有機融合，人物是其中的核心和靈魂。人物形象是文學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支撐著文學世界，使文學具有了豐富的審美功能和恒久的藝術價值。當然，文學包括各種各樣的門類，不同的門類對人物形象的要求和規約不盡相同。詩歌、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常常是文本背后的作家主體；而紀實文學、特別是小說，則要求塑造獨立的、多樣的人物形象。論述人物和典型，往往指的是小說——這一文學中的“重器”。而在文學與人物這樣的重要問題上，無論是理論還是創作，自古以來就有多種思想觀念以及論爭，就有多樣的創作思潮和方法。不同的人物理論和思想，派生了各具形態的人物形象；不同的創作思潮和方法，形成了大異其趣的人物形象。中國有著悠久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有著豐富的人物理論和創作經驗，特別是現當代文學以來，在人物形象問題上可謂爭論不斷、充滿曲折，積淀了深厚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

透過文學思潮的演變，可以清晰地窺見人物在文學中的地位和變遷。中國的文學歷史和西方的文學歷史，不是并駕齊驅，而是有各自的發展軌跡。西方的文學史，從文藝復興之后，經歷了從古典主義到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的完整歷程，一瀉千里、環環相扣。而中國的文學史，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同時共存、此消彼長，構成了海納百川的氣象。直到20世紀的“五四”文學，文學才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國家走向世界，匯入了世界文學大潮。在短短一百年的時間中，走過了歐洲四五百年的文學路程。所謂文學思潮，就是在一定的時空中興起的文學思想觀念和創作實踐的潮流，如何理解文學和人物的關系，塑造什么樣的人物形象，是文學思潮關注的中心問題。人物形象的成敗得失，往往決定著一種文學思潮的發展和地位。

在西方的社會科學中，對人學的研究，是一個核心的、持久的重大人文課題。其哲學、心理學、文化學等的研究成果，直接地影響著文學思潮的產生和走向。從17世紀到19世紀中期，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等文學思潮輪番上演，在人物形象上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風貌和特征。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是19世紀中期，在歐洲多國掀起的文學思潮，它提倡客觀全面地反映社會人生，真實地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批判社會中的黑暗與腐敗，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層規律。三四十年代的杰出作家有司湯達、巴爾扎克、狄更斯、果戈理等。五六十年代進入第二階段，杰出作家有福樓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標志性人物形象有：《紅與黑》中的于連，《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里的同名主人公，《雙城記》中的厄弗里蒙地，《死魂靈》里的瑪尼羅夫等，《包法利夫人》中的愛瑪，《前夜》里的葉琳娜，《復活》中的聶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等等，這些人物已成為世界文學中的典型形象。中國古代文學中，《水滸傳》中的宋江、林沖等，《紅樓夢》里的賈寶玉、林黛玉等，均為經典性典型人物。在人類歷史發展中反觀研究自身，認為“人是第一重要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惟人，萬物之靈”“天人合一”，從而發現了人的地位、價值、尺度、力量。這些思想觀念深刻影響著各種文學思潮的產生和發展，更支配著各類作家對人物的認知和塑造。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各國涌現了一股魚龍混雜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其創作主旨是反映現代西方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畸形和異化的關系，以及作為個體的人的悲觀、變態、分裂、孤獨、虛無的精神世界。在思想觀念上倡導非理性主義，在藝術上主張出奇出新。到1960年代又出現了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它一面反叛一面又承襲了現代主義文學理念，主張解構傳統，摒棄價值，崇尚“零度寫作”，打破精英文學與大眾文化的壁壘。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最深刻的變化，是人物形象的物化和消失。正如有評論者指出的：“現實主義作家說人物是人，現代主義作家說人物是人格，而后現代主義作家說人物是影子。現代主義小說中的人物塑造重點已不在其外部描寫，也不在道德和心理特征的刻畫，而在其社會心理甚至生理本體的不確定。”1譬如英國作家沃爾夫《墻上的斑點》中的人物已不是一個具象的人，而是人天馬行空的“意識流”碎片。愛爾蘭劇作家塞繆爾?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寫兩個流浪漢對戈多的苦苦等待，但主人公并沒有出現，人物只是想象中的存在。卡夫卡《變形記》里，人物變成了非人的、異化的甲蟲。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深受尼采的悲觀哲學、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說等的影響，顛覆了人的地位、力量、價值，夸大了人的自然性、非理性、人性惡，導致了人物形象在文學中的變異、沉沒。它對人的發現、解讀是深刻的、有意義的，但對文學人物的危害卻是不可估量的。

中國當代文學走過了70年艱難歷程，前近30年走的是一條保守封閉、獨具特色的道路，后40年走的是一條改革開放、接軌世界的道路。在人物塑造上，也是一波三折、有成有敗。“十七年文學”直接承襲和發展了革命解放區的文學傳統，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為文學綱領和創作思想。新的國家特別需要用文學這一形式，塑造先進人物乃至典型人物，用以鼓舞和激勵廣大人民群眾。周揚在1953 年的一次會議報告中指出：“在現實生活中，新的人物正在涌現出來，而文藝創作的最崇高的任務，恰恰是要表現完全新型的人物…… 文藝作品所以需要創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為了以這種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樣，以這種積極的、先進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礙社會前進的反動的和落后的事物作斗爭。”2這一時期，關于人物問題的爭論發生過很多次，但都難以跳出政治功利的圈子。同時，關于人物問題的學術討論也在進行，如何其芳、錢谷融、茅盾、胡風等，都在人物形象問題上發表了有見地的文章和觀點。特別是錢谷融1957年發表的《論“文學是人學”》，深刻闡述了“人”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價值，明確指出：“對于人的描寫，在文學中不僅是作為一種工具，一種手段，同時也是文學的目的所在，任務所在。這是有充分根據的。整個世界文學的歷史，都可以為這句話作證……高爾基把文學當做‘人學’，就是意味著：不僅要把人當做文學描寫的中心，而且還要把怎樣描寫人、怎樣對待人作為評價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標準。”3這一思想抵制了當時激進的人物理論，堅持了對人物的藝術定位，對文學創作有潛在的影響。“十七年”文學在“一體化”的政治和文化語境中，依然創造了許許多多出色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譬如《紅旗譜》中的朱老忠，《創業史》里的梁三老漢，《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鍛煉鍛煉”》里的“吃不飽”“小腿疼”，《“三年早知道”》中的趙滿囤等等。但激進的人物思想理論，發展到“文革”時期，就演變成了樣板戲以及文學必須遵循的“三突出”創作原則。4

文學“新時期”開啟，文學真正回到了現實主義乃至批判現實主義軌道，它沖破了激進的、極“左”的種種清規戒律，在內容、形式和思想方面，實現了全新的變革。特別是人物問題上，理論探索與創作實踐雙向突進，成果卓著。在人物形象上，不僅有工農兵、也有商人、學生、知識分子；不僅有正面的、先進的、英雄的人物，亦有反面的、落后的、腐敗的人物；不僅有重在刻畫外在性格、行為的形象，還有旨在發掘內在心理、人性的形象。如《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的老農民許茂，《芙蓉鎮》里的堅強女性胡玉英，《活動變人形》中的知識分子倪吾誠，《高山下的花環》里的梁三喜、靳開來，《人到中年》中的女醫生陸文婷，《鄉場上》里的覺醒農民馮幺爸，《受戒》中的小和尚明海，《陳奐生上城》里走向市場的農民陳奐生等等。這些形象逼真、鮮活、深刻，有許多達到了典型的高度。他們真正成為了文學世界中的主體、中心，提升和強化了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境界，使新時期文學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一座高峰。

從1990年代開始的多元化時期文學，已走過近30年時間，遠遠超過了七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學的長度。客觀講，當下文學在題材開拓、思想探索、形式精進等方面，進步甚大。特別是作品數量的增長，儼然是大國文學氣象。但在人物理論研究、人物形象創造方面，卻出現了某種停滯和倒退。難以洞悉的社會變遷，無力把握的人物沉浮，改變了作家們對社會人生的認識；西方現代思想理論新的發現、以及文學作品中對人物的顛覆，瓦解了作家們對人物的信念和信仰。文學作品中，膨脹的物質和瑣碎的生活構成了紛繁的世界，雖然還有人物，但多數變成了意象式、理念式、符號化的形象。人物形象出現了弱化、萎縮的嚴重傾向。正如有論者直言的：“人物符號化傾向在文學文本中廣為存在，一個時期以來，鮮有在讀者中產生深遠影響、代表時代本質真實的文學人物的出現，這不能不說是當下文學創作的一個巨大遺憾。”5

二 人物觀念的演變

人物觀念就是一個作家對他所表現的人物的基本認識和價值判斷，人物觀念是整個文學觀念中的一個部分，但卻是關鍵的、重要的。具有成熟的人物觀念，才能寫出成功的人物形象。人物觀念的構成，依賴多方面的因素。譬如一定社會的人的性格、精神和風貌，以及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譬如中外社會科學對人學的研究以及理論，這種理論在社會的傳播和認同；譬如一定時期的文學思潮和流派在人物問題上的基本觀念，這種觀念對作家的影響和支配；譬如作家主體在特定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中，對人物問題的領悟和探索；譬如主流意識形態在人物理論上的不斷建構和倡導，它對作家創作的引導乃至規范。一種人物觀念，牽連著復雜的世界。但在這多方面的因素中，文學思潮中的人物理念，意識形態中的人物理論，對作家更具有某種制約和支配作用。

在當代文學史中，圍繞著人物和典型問題，始終存在著兩種思想觀念的對峙、矛盾以至斗爭。這就是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人物理論與作家多樣而復雜的人物觀念的博弈。主流意識形態始終在探索和建構著一種“一體化”的人物理論，為當下的社會革命和建設服務。它同作家和評論家更具有審美性和學術性的人物觀念，必然會形成一種張力和沖突。“十七年”時期主要有：1949年在《文匯報》展開的“關于‘可不可以寫小資產階級’問題”的討論；1950年開始持續多年的“‘正面人物’和‘新英雄人物’問題”的研討；1953年到1964年“關于‘中間人物’問題”的斗爭；還有“文革”時期“關于‘三突出’和‘高大全’人物問題”的論爭。“新時期”主要有：1979年開始“關于‘社會主義新人’問題”的討論；同一年發生的“對‘三突出’理論”的批判；1979年展開的對“典型問題”的深入探討；1985 年發生的“關于‘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問題”的爭鳴；1990年之后持續進行的“關于‘底層社會和底層人物敘事’”的討論等等。在這一次一次的討論、爭論中，主流意識形態的人物理論得到了微調、建構，而作家的人物觀念，有的皈依主流、有的獨自發展，正如陶東風、和磊所說：“關于人物形象問題的討論，是當代文藝學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中國當代語境中，它不僅僅是一個文藝創作問題，還牽涉到作家的階級立場、政治趨向，以及對歷史與現實的認識，因此也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6

如前所述，一定時期的文學思潮和流派中的人物理念，對作家人物觀念的形成，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現實主義，到七八十年代的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到九十年代之后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融合的現代現實主義，大體上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脈主潮，它影響和左右著絕大多數作家的文學觀念，尤其是人物觀念。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也曾時隱時現、偶爾出現，但僅僅是支流，并沒有改變當代文學的基本“航向”。而每個時代作家們的人物觀念，連接起來，就構成了一種人物觀念流變史。

五六十年代奉行革命現實主義，這一創作思潮對人物和典型的塑造尤為重視。寫什么樣的人物，怎樣寫人物，都有許多硬性規定。大多數作家會順應主流思想，但在創作實踐中，又會“暗渡陳倉”、貼近藝術。王愿堅是一位軍事題材作家，他用短篇小說文體塑造了許多感人的戰士形象，他在解讀杜鵬程小說創作時說：“塑造我們時代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是文學創作的首要任務……杜鵬程同志在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的鮮明特色之一，正是因為它有著雄厚的‘縱深配備’……從縱的深處發掘和揭示人物的精神的美，和從人物生活成長的道路上了解并表現人物的思想經歷，我覺得是杜鵬程同志人物創造的特點，這使得他筆下的英雄人物厚實、飽滿、深刻。”7王愿堅概括出的杜鵬程小說的創作特點，也正是他追求的創作方法。他自覺地“尊奉”主流人物理論，同時又從精神之美和思想歷程，這樣兩個縱深層面，塑造崇高而厚實的英雄人物。老一代作家老舍，是刻畫人物的高手，他說：“我們寫作時，首先要想到人物，然后再安排故事，想想讓主人公代表什么，反映什么，用誰來陪襯，以便突出這個人物。這里，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寫人呢？還是寫事？我覺得，應該是表現足以代表時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為了別的。一定要根據人物的需要來安排事件，事隨著人走；不要叫事件控制著人物。”8他指出了當時小說創作中見事不見人的流行病，闡明了小說中人物與事件的辯證關系。而繼承了“五四”啟蒙文學傳統的作家，如路翎對塑造人物就有著更深刻的認識：“這一個人代表新事物，那一個人代表舊事物等等，那是會走上形式主義的道路的……在文藝上，這表現出來的就會是一些抽象的，沒有生命的‘人物’。這樣的‘人物’是不會有教育意義的。”9因此他主張寫出人物內心的矛盾沖突，寫出人性深處的博弈與升華。他的理論觀點和創造的人物，都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此外，茅盾、周立波、趙樹理、孫犁、艾蕪等，都對人物塑造發表了許多精辟見解，豐富了五六十年代的人物思想和觀念。

七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學，是人物形象蓬勃生長的時代，也是人物理論長足發展的時代。“十七年”的革命現實主義余脈，“五四”啟蒙文學思想，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觀念等，都在這一時期匯聚、碰撞、交融，形成了豐富而龐雜的人物思想觀念。蔣子龍是一位長于寫“改革者”形象的作家，他說：“盯住人，寫出人物，寫出典型化的人物。人物性格的光彩自然會照亮那些所謂枯燥的東西……作家的責任是寫出搞工業的人，通過人物反映工業戰線的矛盾、困難和希望”10這番話表現了作家把人物、典型當作文學的主體，人物與社會緊密相依的人物觀念。汪曾祺是一位精于寫詩意人物的作家，他說：“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 11這段話深藏了作家對文學的洞悟，如人物在文本中的位置，故事、景物、環境與人物的關系，作家對人物應采取的情感、態度和立場等等。新時期精辟而豐沛的人物理論和觀念，應該很好地研究和繼承。

199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時期文學，關于人物問題的討論偃旗息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漸行漸遠。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好看的故事、豐富的“物質”和作家蓬勃的感受。部分作品中雖然還有很出色的人物形象，但這些形象往往缺乏鮮明獨特的性格和精神，難以走進讀者的心靈深處，更難以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共名”人物。即便是一些著名作家的優秀作品，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文學人物隨處可見，但作為人物標識的性格、個性卻大面積流失，人物大都變成了意象化、理念化、象征化形象，作家們的人物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譬如王安憶在1996 年發表了“四不要”小說宣言，第一條就是“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說：“將人物置于一個條件狹隘的特殊環境里，逼使其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個別的行為，以一點而來看全部。這是一種以假設為前提的推理過程，可使人回避直面的表達，走的是方便取巧的捷徑，而非大道。”12 王安憶懷疑和否定了經典文學中人物的性格描寫，主張直接深入到人物的人性和精神層面去刻畫人物。譬如陳忠實是一位具有現代意識的現實主義作家，但在談到《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塑造時說：“我還是覺得，不管他文化修養多高，我主要是要把握住他精神世界里的東西，心理世界里的東西，只要我把握住了這個人物的這一點，我寫這個人物就獲得了自由！”13小說中的朱先生，既有獨特的性格，又有深廣的精神世界，是一個代表傳統文化的典型形象。而陳忠實在創作時，把關注的焦點從性格偏向了精神心理。從人物和典型的外形、性格、行為，轉向人物的心理、精神、人性等，是多元化時期人物塑造的巨大變化，對這種巨變的意義、價值、得失，還有待作出深入的研究和評估。

三 人物形象的多種形態

在100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孕育了多種多樣、姿態紛呈的人物形象類型。現代文學之于古代文學最根本的變化，就在于由消遣的、文人的文學演變為社會的、大眾的文學，由“故事”的文學轉變為“人物”的文學。周作人稱之為“人的文學”。從現代文學開始，人物真正成為文學的主體、重心。經過一代一代作家的探索、開拓，人物的類型越來越多樣化，形象越來越經典化。特別是“五四”文學時期、文學“新時期”，是人物形象茁壯生長、群星閃耀的兩個時代，構成了兩座文學高峰。

中外理論家和作家，在人物形象的類型、內涵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英國作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以他豐富的創作經驗和準確的思辨能力，把小說中的人物分為“扁平”和“圓形”：“十七世紀時，扁平人物稱為‘性格’人物，而現在有時被稱作類型人物或漫畫人物。他們最單純的形式，就是按照一個簡單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創造出來。如果這些人物再增多一個因素，我們開始畫的弧線即趨于圓形。”14 這里所謂的“扁平”人物是指特征比較單純的人物形象，而 “圓形”人物則是因素比較多樣的人物形象。他的這一分類比較簡單，但卻給后來的作家、評論家以很大的啟發。北京大學教授馬振方，在他的《小說藝術論》里，秉承了福斯特的人物分類，進一步闡釋了“扁形”和“圓形”人物內涵，并增加了“尖形”人物類型，說：“這種特征不是一般的‘突出’，而具有某種超常性，因而帶有不同程度的漫畫化色彩和類型性特點，那么，這種人物就是尖形人物。”15這種觀點豐富了人物理論。童慶炳主編的《文學概論》，集人物理論之大成，把人物形象分為“扁平”人物、表意型人物、“圓型”人物、典型人物、“性格”人物共五種類型，是較為全面、成熟的人物分類。

從理論上對人物進行分類，往往是以偏概全、削足適履的，難以避免理論的局限、缺陷。但這種分類又是必要的、重要的。我們也可以從人物的形態和精神的角度進行分類，劃出兩個系列，一種是具有內在品格的精神類人物，另一種是具有外在特征的性格類人物。其實作家的人物塑造，一直在向這兩個方向努力。

具有內在品格的精神類人物，有意象型人物、心理型人物、理念型人物。意象型人物突出表現的是人物的意與象的結合。所謂意象，就是客觀物象經過創作主體的審美活動而創造的一種藝術形象。在人物身上，既蘊含著作家的情感、思想、理念，又顯示著人物的形象、行為、命運等。作家的情感、思想是凸顯的，而人物的個性、精神等卻是簡要的。人物更具有一種普遍性、抽象性。如魯迅《故鄉》中的“豆腐西施”楊二嫂，寥寥數筆，勾勒出一種小市民的人性。如鐵凝《孕婦和牛》里的懷孕少婦，遼闊的秋日平原上的人和牛，組成了一幅雋永的天人合一的永恒風景。這都是意象型人物的杰出代表。其實在敘事文學作品中，這種人物所占比例最大，那種具有鮮明性格、深刻思想的性格型、典型化人物，只是少數。這種意象型人物，屬于“扁形”人物，寫得好同樣可以成為不朽的藝術形象。但是，在今天年輕作家的作品中，這種意象型人物卻出現了變異。作家的初衷也許是刻畫一種富有詩意的、帶著自己情感的藝術形象，但由于不熟悉人物的生活、性格和思想，致使人物成為一個模糊、虛幻的影子，或是一個單薄、被動的木偶。人物深陷在事件和環境中。這樣的形象是難以站立起來的，也是難以讓讀者記住的。心理型人物著力展現的是人物的內心活動、精神世界，由意識和潛意識構成一種獨特的人物形象。在現當代文學中，心理描寫已成為作家們的慣用手法。新時期文學前期，王蒙率先借鑒了西方意識流表現形式，創作了一批面目一新的中短篇小說。此后不少作家積極跟進，形成一股意識流小說潮流。西方作家的意識流作品，呈現的是人的無意識、非理性的心理暗流。而中國作家表現的意識流中，又滲透著現實、社會、理性的東西。意識流手法，既可以整體運用，在通篇文本中展現人的意識活動，也可以局部使用，在文本的夾縫處顯示人的心理圖畫。在代表性的作品中，王蒙的《春之聲》寫的是一個科技知識分子岳之峰，在回故鄉的悶罐子火車上的萬千思緒；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寫的是老農民老壽，對幾十年來農村革命的回顧和對老革命老甘行為的困惑。這些心理型人物都是新穎而有深度的。但心理型人物，由于心理意識的瑣碎、龐雜、幽暗，很難形成完整立體的形象，因此在1990年代之后就很少看到了。但意識流作為局部的描寫手法，大量運用在敘事文學作品中。理念型人物形象集中體現的是人物的某種品格和精神，人物更帶有哲理性、象征性，充分體現了黑格爾“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的名言。作家選擇和塑造一種別具一格的人物形象作為象征體，其中寄寓一種飽滿的情感、思想和理念，用雕塑式的形象彰顯一種深邃的思想。這種人物形象，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十分流行，如《老人與海》中的老漁夫桑提亞哥等。新時期文學中這種人物也時有出現。如何士光《種包谷的老人》里，那位勞作終生的老農民；如宗璞《我是誰》中，那個不知自己是人還是“牛鬼蛇神”的女生物學家等，均是形象獨特、意蘊深邃的理念型人物。如上三種人物，特別是后兩種人物，都有較強的現代主義色彩，因此文本也成為現代主義作品。

具有外在特征的性格類人物，有類型化人物、性格型人物、典型化人物。類型化人物突出彰顯的是，人物身上那種階層的、民族的、地域的獨特性格和人格，并加以強化，使這種性格和人格更加強烈乃至夸張。這種人物近似于馬振方所說的“尖型”人物。中國古典小說里，這種人物極為普遍，如《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諸葛亮、關羽、張飛、趙云等。他們的性格和品格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出來，每個人物都代表著一種類型的人物。這種創作方法對現當代文學影響很大，出現了大量的類型化人物形象。如《林海雪原》里的楊子榮、少劍波、劉勛蒼等；如《新星》中的李向南、顧榮，前者是“改革派”的代表，后者是“保守派”的典型。類型化人物性格較簡單，但一樣可以創造出強烈感人的藝術形象。但創造這類人物，需要作家對同類型人物性格的熟悉和概括，需要一種既可以寫實又可以夸張的表現手法，因此也是有相當難度的。現在出色的類型化人物形象并不多。性格型人物傾力表現的是人物那種豐富的個性和深刻的共性，是現實主義文學中重要的人物類型。它要求人物性格要多側面、有發展，并要有一種主導性的性格特征；它要求人物在展現豐富性格的同時，體現出同類人物的共性特質，個性與共性達到較好的融合。這種人物接近于福斯特所說的“圓型”人物。這種人物比意象型人物有更強的寫實感、現實性，比類型化人物有更多的逼真感、豐富性。性格絕不僅僅是人物的外在特征，同時也是人物全部生命的折射。個性通達共性，性格即是命運，這些話并不虛妄。新時期文學以來，涌現了眾多具有卓越性格的人物形象，如《古船》中的隋抱樸，《廢都》里的莊之蝶，《綠化樹》中的章永璘，《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里的金鳳池，《李順大造屋》中的李順大，《班主任》里的謝惠敏等等。這些人物都具有鮮活豐盈的性格特征和深刻有力的思想意蘊。但是，性格型人物由于突出的是細膩多樣的個性，容易使人物性格泛濫、流于表面，走向恩格斯所說的“惡劣的個性化”；此外，由于強調人物的共性、理性，也容易滑向概念化、雷同化，變成“時代精神的傳聲筒”。這也正是多元化時期，有些作家疏遠了這種人物的重要原因。典型化人物是文學人物中的一種，但由于是人物形象中的高級形態，因此“另立門戶”成為一種特殊人物類型。下文另做專論。以上幾種人物，都屬于現實主義范疇。在當下的文學創作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危機。

四 破除典型人物的“藩籬”

典型問題始終是文學理論中的重大問題。從“十七年”文學到新時期文學，在文學理論教科書中，“文學典型”總是獨立成章占據著第二章的位置，它深刻地影響著文學的走向和作家的創作。但進入多元化文學時期之后，典型問題與人物問題一樣，漸漸淡化，水波不興。年輕的評論家和作家，甚至連典型的起源、內涵都不甚了然了。

典型問題是個古老的理論問題。在中國，從《詩經》到宋代蘇舜欽的詩文，就有典型這一概念。明清之后，典型被引入文學理論中，明代金圣嘆、清代惲敬等，都用典型概念來評價文學人物。典型即社會生活和文學作品中的模范、規范、楷模，但并沒有形成獨立、完整的文學理論。直到“五四”文學時期，瞿秋白最早譯介了恩格斯的典型理論，典型才成為現代文學中的核心問題。在西方，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就對典型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但直到文藝復興之后的18世紀至19世紀，法國狄德羅的“美在關系”說，德國康德的“美的理想”構想、歌德的“特征”理論、黑格爾的“理想性格”學說，俄國別林斯基的“熟悉的陌生人”觀點，匈牙利盧卡契的“物化”和“總體性”美學思想等等，典型理論才最終成為美學和文學范疇中的主體性理論。19世紀之后，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繼承和發展了以往的典型理論，創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觀點，形成了宏大精深的現實主義典型理論。中國引進了西方的典型理論，經過一代一代理論家的建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典型理論。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歷來重視典型理論問題，他們按照特定時代的社會和文學狀況，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觀點。馬克思在典型理論問題上沒有專門論述，但他對人的研究和思考，對認識人有著深遠的啟迪意義。他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6還說：“……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并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17這對作家表現典型人物與社會的關系、表現典型人物的性格發展有重要的指引意義。恩格斯研究過許多重要作家和作品，對現實主義文學有著深入思考，他說：“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18他強調了文學要真實、細致地表現生活，要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毛澤東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學家，在《講話》中明確提出了他的典型觀：“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這樣的人物，“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通性。”19 他理想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種既來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社會主義新人。

在中國當代數十年的文學歷史中，圍繞典型理論問題，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研討、論爭，有的帶有政治色彩，有的屬于學術性質。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圍繞“典型即本質”“典型代表論”“典型即個性說”“共性和個性統一觀”等有過多次研討、論爭。七八十年代，圍繞“統一觀”的再評價、“共性與個性”的重探討、“多樣化典型觀”等也有過數次再探討。一些著名理論家和美學家，如何其芳、蔡儀、錢谷融、蔣孔陽、李澤厚、李希凡、張光年、巴人、王愚、劉再復等，都參與了討論，發表了建設性的文章和觀點。爭論眾說紛紜，而關于典型的內涵則漸趨一致。典型是人物形象中的最高形態，他具有黑格爾所說的“整體個性”的特點，體現了深廣的社會歷史內涵，表現出一種獨特的審美價值。“十七年”時期，李澤厚指出：“依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現實典型的理解，便可以了解藝術典型的基本特點：它是一定本質必然的規律性獲得充分發展或突出暴露的事物或現象。它確立本質必然這一方面為其矛盾的主導方面，規定為它的基本特點，從而它才可能比一般事物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20新時期，有論者作了這樣的濃縮：“典型人物是現實主義形態的敘事文學所創造的、在整體個性的表現中顯示了某種社會歷史蘊意的、具有高度審美價值的人物形象。”21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關于典型的論爭，長期以來局限在現實主義范疇之內，也就是說典型理論和典型形象的“屬地”，只有現實主義這一塊。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是沒有典型理論和典型形象的。如盧卡契說：“現實主義文學的主要范疇和標準乃是典型，這是將人物和環境兩者中間的一般和特殊加以有機結合的一種特別的綜合。”22中國當代理論家也說：“如果更嚴格一些來說的話，典型的適用范圍實際上還要小一些，它主要是指現實主義形態敘事文學中的某種人物形象。”23這是一個巨大的理論盲區。浪漫主義文學涌現了那么多杰出的人物形象，難道不可以稱為典型嗎？現代主義已經產生和還在產生獨特的人物形象，都不能進入典型行列嗎？這顯然是理論的一種僵化和封閉。

典型理論和典型人物亟待打破固有的“藩籬”。新時期文學之后，隨著文學理論的變革開放，隨著人物形象的多樣化，特別是現代型人物的出現，有些作家、評論家提出了典型理論的開放問題。王蒙認為：“文學要寫人，這是不成問題的，但人是否就等于人物，人物是否就等于性格？不見得，我們還可以著重寫人的命運、遭遇的故事，也可以著重寫人的感情、心理，可以寫人的幻想、奇想，還可以著重寫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環境和風景，可以寫人的環境氛圍、生活節奏，也可以著重寫人物性格。”24 這就是說，寫人物既可以突出他的外在性格、行為，也可以發掘他的內在心理、精神，都能夠成為人物乃至典型。評論家吳亮則從典型的歷史變遷角度，認為：“現代文學藝術已經不怎么注重人物和人物性格的完整、準確和鮮明了。”很多人物形象呈現出內在化、復雜化、超人物化特征，“一種體現典型觀念、典型體驗和典型情緒的藝術形態”，已經出現，可以稱為“內在典型”。25吳亮的論述不夠清晰、準確，但主旨是明白的，即典型形象應該是開放的、多樣的，那種著重表現人的心理、精神世界的獨特的現代型人物形象，也應當進入典型的畫廊。吳亮的新典型觀受到一些理論家的批評，認為既不符合文學現實和歷史，也有違馬克思主義典型觀。現在看來，王蒙、吳亮的觀點是有道理的。所謂典型，就是一種典范、楷模、象征，是一種既有獨特形象、性格，又有豐富人性、精神的代表性形象。他可以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是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的。用這樣的尺度去衡量，魯迅筆下的阿Q，重在表現國民劣根性這樣一種精神狀態，是一種現代型典型人物。宗璞《泥沼中的頭顱》，用一顆“非凡的頭顱”象征知識分子在浩劫中的悲劇和抗爭，也是一個現代典型形象。王安憶《叔叔的故事》，著重展現歷史轉折期一個知識分子的人性、精神銳變，同樣是一個難得的典型人物。不過在指稱典型形象時，要加以限定，如現實主義的，浪漫主義的，現代主義的等等。典型觀念的開放，有助于我們認識、解讀新的人物形象，建構現代的典型理論和觀念。

五 塑造人物是文學的使命

當下中國正經歷著一場深刻而劇烈的社會轉型，100年來的社會變革現在進入了加速轉型期。其實質就是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和鄉村社會向現代工業科技文明和城市社會的轉型。在這一巨變中，城市將高速擴張和發展，鄉村在衰落中向城鄉交融推進而實現蛻變。這一轉型將推動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全社會的深刻轉型。社會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是同步的，各個階層和領域的人，都將在社會變遷中實現自身的轉變和進步。每個人的生活、知識、情感、思想乃至命運都將發生變化和更新。舊的人物會落伍、埋沒，新的人物會涌現、生長，人經受著從未有過的跌宕、抉擇和重塑。社會的轉型必然會帶動文學的轉型，中國文學將從以鄉村敘事為主潮的文學形態向以城鄉文學交融的形態演變，從以現實主義為主體的文學模式向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融合的模式轉化。社會的轉型向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文學不僅要在思想和藝術上有所創新，同時要創造出新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肩負起一個時代的文學使命。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表明，建構人物理論和塑造人物形象，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文化“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條件和合力。從文學理論方面說，需要認真梳理既往的人物理論，總結文學史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塑造人物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西方現代主義的人物理論和觀念，汲取中國古典文學的人物思想和寫法；特別是在關于人物性格的探幽、典型人物歸屬的求索上，作出開拓性的研究。從文學創作方面說，作家是創造人物的主體，更面臨著許多問題和難題，如下三方面的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作家要努力走向廣大社會，熟悉各種各樣的人物，是改變當下人物弱化的重要基礎。深入現實生活、表現各種人物，是一個老話題，但今天卻變成了一個棘手問題。一方面是現實社會變化的劇烈和快速，各種人物命運的多變和沉浮，使作家難以熟悉和把握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前途，使作家與人物處于一種疏離和隔膜的狀態。我們在文學作品中看到的，絕大多數是底層社會的農民、農民工、工人、小市民；是城市社會里的白領、教師、小公務員，是中間階層的官員、商人、科技工作者等等，處在社會前沿和矛盾旋渦中的大企業家、大商人、大科學家、高層官員，卻少而又少。我們在文學作品中看到的，絕大部分是各種人物的日常生活、情感糾葛、人性的幽暗，而難以看到他們的辛勤勞作、開拓創造、人性的超拔；看到更多的是人在現代社會和生活中的扭曲、變態、異化，而較少看到人在其中的進步、覺醒、新生；文學人物的類型顯得稀少、殘缺，形象顯得低矮、平庸，文學人物與現實人物處于脫節狀態。另一方面是幾代作家，在生活和人物的積累上出現了匱乏現象。四五十年代包括六十年代的作家，多數已是功成名就，進入城市，成為中上階層，疏離了廣大社會和普通民眾，他們已不大熟悉今天的社會和各種人物。雖然仍在堅守創作，但多數作家已很難寫出那種直抵現實、深厚有力的作品來了。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的年輕作家，大多人生經歷簡單，生活圈子狹窄，現代社會分工把他們變成龐大機器上的“螺絲釘”，與社會上的各種人物山高水遠，他們只能寫身邊的“小時代”和小人物，而且是主觀想象的意象式人物。現實人物的多樣和復雜，作家對人物的遠離和隔膜，導致了當下文學人物的整體性弱化。但一個有潛力、有理想的作家特別是年輕作家，應該在體驗生活上下苦功夫，在藝術表現上執著探索，為文壇奉獻出新穎而堅實的人物形象。而一個時代的文學，則要承擔起雕塑人物群像，譜寫宏大歷史的重任。

作家要理順與人物的關系，用平等加審視的姿態，看取和表現各種人物形象，是寫出更真實而深刻的人物形象的理想途徑。作家主體與他所寫的人物的關系，是一種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十七年”時期，作家運用的是一種仰視的姿態去寫工農兵人物的，客體高于主體，人物常常出現“假大空”現象。文學“新時期”，不少作家選取的是以一種俯視的姿態去寫各種人物的，主體高于客體，人物往往成為被矮化的對象。經過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作家們終于意識到，作家與人物之間，其實不存在誰高于誰、誰教育誰的問題，他們的地位是平等的，作家應該選擇平視的姿態去寫人物，人物才會更真實、豐富、深邃。其實這里面牽連到一個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高曉聲就感慨地說：我們“現在不管哪一個，都在農民的重重包圍之中，即使你是超人，也擺脫不了他們的影響。你要前進，只有同他們一起前進；你要同他們一起前進，你就必須了解他們，發現他們前進的因素，你才有信心”26。這些話蘊含了作家同農民的一種魚水關系，也體現出他對農民的啟蒙意識。錢理群指出：“在我理解，民眾和知識分子的關系是平等，互相支持的，而不存在誰要教育誰，誰代表誰，我對這特別反感。”“知識分子要思想啟蒙，首先要啟知識分子之蒙。因為這里面涉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系。總結歷史經驗來說，知識分子和民眾應該互相獨立，不同知識分子對民眾有不同的態度。”27這里揭示了知識分子同人民大眾的關系，應當是各自獨立、地位平等、相互支持的。知識分子同樣需要接受啟蒙，然后才能啟蒙民眾。作家書寫民眾的平視姿態，自然是一種民主意識的體現，但卻忽視了作家擔負的啟蒙、教育的職責。在當下的文學人物如底層人物身上，就出現了作家過多的理解、同情，而缺乏審視、批評的現象；在小資人物身上，則反映出作家太濃的認同、欣賞，而少有揭露、批判的現象。作家對他筆下的人物，平等的觀照、對話是基礎，理性的審視、褒貶是目的。作家作為知識分子中的一類，“靈魂工程師”的地位并未終結。從作家陳忠實、莫言、路遙等的創作中，我們不難看到這種平等加審視的創作姿態。

作家要運用多種藝術形式和手法，描繪多樣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才能夠創造出轉型時代的人物群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人物類型，人物類型越多越標志著文學的進步和發達。但在當下的人物形象中，意象型、理念型、類型化的人物較多，而性格型、典型化的人物較少。后兩種人物的匱乏，影響了整個人物形象的“陣容”。這里有兩個理論盲點，制約了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是對性格型人物的性格的理解。一說人物性格，人們就以為是指人物那種外在的肖像、個性、行動甚至癖好等等。這是傳統的人物理論特別注重的，它導致了人物外在個性淹沒內在精神的弊端。其實，人物性格是個性與共性、表象與本質的“凝聚物”。錢谷融、魯樞元認為：“所謂‘性格’，按照現代心理學的觀點，一般指個人較穩定的對現實的態度和與之相應的習慣化的行為方式，表現為人在社會生活中與眾不同的心理特征，包括意志特征、情緒特征和思維特征等。”28現代心理學擴展了性格的內涵，按照這樣的性格觀念去刻畫人物，就應該加強人物的情感、心理、思想、人性等精神世界的發掘，這樣的性格人物就會更加豐滿、深厚。二是對典型人物數量多寡的理解。典型人物是人物形象中的一種，在現實生活中不會多，在文學作品中也不會多。“十七年”時期和文學“新時期”，曾經涌現了一批膾炙人口的典型人物。但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實生活是由蕓蕓眾生組成的，并沒有多少典型人物，主張人物要世俗化，去典型化。這種理解有一定道理，但卻是偏頗的。現實生活中典型人物確實不多，但不等于沒有，關鍵在于作家有沒有發現的眼睛。社會巨變時期正是典型人物涌現的時代，作家有責任去發現和塑造。對典型人物不能用傳統的觀念、尺度去衡量，而應該用現代思想觀念去解讀、去塑造。如是我們才可能創造出全新的典型人物。眾多性格型、典型化人物的誕生，就會帶動人物形象的整體崛起。人物理論和人物創作的雙向驅動，就將推進中國文學的現代跨越。

注釋：

1胡全生：《后現代主義小說中的人物與人物塑造》，《外國語》2000 年第4期。

2周揚：《為創造更多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周揚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408 頁。

3錢谷融：《錢谷融文論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 年版，第28 頁。

4 “三突出”的正式表述，見于《紅旗》1969 年第11 期文章：《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其中稱：“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5 廖文：《文學必須警惕概念化傾向》，《人民日報》2013 年10 月8 日。

6 陶東風、和磊：《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8 頁。

7 王愿堅：《結結實實的英雄形象》，《談小說創作》，作家出版社1963 年版，第26—29 頁。

8 《人民文學》編輯部等編《論短篇小說創作》，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版，第96 頁。

9 路翎：《祖國在前進》，轉引自《路翎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年版，第38 頁。

10 蔣子龍：《為“創業者”謳歌》，《蔣子龍文集》第八卷，華藝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3 頁。

1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465 頁。

12 王安憶：《我的小說觀》，《王安憶自選集之六——漂泊的語言》，作家出版社1996 年版，第33 頁。

13 陳忠實、李遇春：《關于〈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問題》，《語文教學與研究》2009 年第11 期。

14 [英] 愛?摩?福斯特：《小說面面觀》，蘇炳文譯，花城出版社1984 年版，第59 頁。

15 馬振方：《小說藝術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35 頁。

16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01、185—186 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44—545 頁。

19《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18 頁。

20李澤厚：《典型初探》，《中國當代美學論文選》（第二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重慶出版社1984 年版，第334 頁。

21 23劉安海、孫文憲主編《文學理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86、80 頁。

22 [匈] 盧卡契：《盧卡契文學論文集》（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版，第48 頁。

24王蒙：《對一些文學觀念的探討》，《文藝報》1980 年第9 期。

25吳亮：《“典型”的歷史變遷》，《當代文藝思潮》1983 年第4 期。

26高曉聲:《創作談》，花城出版社1981 年版，第310 頁。

27宋宇：《“我給他的回報，是豐富的痛苦”——錢理群的“知識分子精神史”》，《南方周末》2016 年11 月17 日。

28錢谷融、魯樞元主編《文學心理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302 頁。

[作者單位：山西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