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有三株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送給冰心先生的櫻花，就種植在冰心的塑像旁邊，代表了中日作家的文學友誼。在櫻花剛剛盛放過的春日，4月21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主辦、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協辦的中日作家懇談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出席懇談會。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平野啟一郎在開幕式上致辭。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作家魯敏主持開幕式。

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出席懇談會

懇談會上，中國作家余華、李洱、魯敏、阿乙、張楚、張悅然、馬小淘、丁鵬與日本作家中村文則、柴崎友香、上田岳弘、瀧口悠生、文月悠光等圍繞“傳統與現代”、“現實與文學”兩個話題展開交流。

莫言致辭

莫言在致辭中講述了在日本觀看顏真卿大展、日本傳統歌舞伎表演和寶塚歌舞劇的經過。他發現，日本歌舞伎表演和寶塚歌舞劇一個是傳統，一個是現代，二者在表演形式等方面形成鮮明對比，但又都擁有廣泛的觀眾基礎，這種并存值得研究。莫言還比較了歌舞伎表演與中國京劇在藝術表達方式上的異同，以此說明本國與外國、傳統與現代、現實與文學這些看似對立的概念之間都是相互融合、互相借鑒的。莫言說，在日本，能夠感受到日本文化中處處充滿了中國文化的元素，不可否認，日本文化以中國文化為源頭，但在很多方面又有自己的發明創造，并反過來影響了中國文化。他說，傳統像一顆種子，和本民族的土壤結合起來，就能生長出繁茂的大樹和鮮花。

平野啟一郎致辭

今年，日本將啟用新年號“令和”，這是從日本古籍《萬葉集》中選擇確定的。平野啟一郎說，新年號的確定，讓很多日本的年輕人開始關注古典文學，包括莫言提到的顏真卿大展，也有很多日本的年輕人前往觀看。平野啟一郎認為，語言是有著古老傳統的，用語言來工作的作家不能脫離傳統。他同時也談到現實和文學的關系。在北京的街頭，看到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平野說他總會想起建造高樓的工人，想象是什么樣的工人建成了大樓，他們為什么來到北京工作，他們每個人的命運和故事如何。平野說，中國很多當代作家把這些人的生活和命運寫成小說，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他到了北京就會引發這樣的聯想。在日本，也有人提到“文學無用論”，但平野啟一郎認為，與有沒有用相比，作家在思考什么和怎樣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漢字文化圈中，對于現實與文學關系的思考和寫作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現代是傳統自我革新的手段

中國文學界、思想界關于傳統與現代的討論貫穿了新文學百年歷程。有一段時間，人們喜歡把現代放在傳統的對立面，在余華看來，這是一種誤解。余華認為現代就是當傳統需要自我革新的時候會出現的某種活動，這種活動通常都是困難的，而一段時間之后，現代也會變成傳統的一部分。“傳統永遠是在自我革新的，而它自我革新的手段就是現代。傳統與現代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自我成長的關系。”對此，作家李洱回應說，面對傳統，作家必須保持警覺，而現代就是警覺的代名詞。

中日作家圍繞傳統與現代的話題展開討論

余華還談到了自己創作的傳統，20歲時讀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令余華感到震撼，他從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學到了如何描寫細部，但時間長了，余華發現自己越寫越沒有自我，“我陷入了川端康成的陷阱，就在我大喊救命時，是卡夫卡一把把我拉了上來。卡夫卡教會了我寫作是自由的”。在去日本為《兄弟》做宣傳時，余華對記者提到川端康成是自己寫作的老師。有日本記者覺得余華小說風格與川端康成的完全不同，想不通。余華說：“一個作家對另外一個作家產生影響，就像陽光對樹木產生影響一樣。但樹木受到陽光的照射后，是以樹木的方式在成長，而不是以陽光的方式在成長。”

張悅然引用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中的一句話“凡是過往，皆為序章”來說明傳統與現代這一命題。她認為傳統是個人化的，作家創作時所面對的傳統是一個將無數源頭融合的整體性的傳統，它可以來自另一個國度，也可以來自作家的同代人：魯迅可以成為大江健三郎的傳統，川端康成也可以成為余華的傳統。作家的每次創作都可以看做是一次與傳統的對話。阿乙認為，中國文學最近一次傳統和現代的斗爭發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先鋒文學。先鋒文學代表了一種極為開放的心態和學習精神，在敘事和語言上給中國小說帶來了新意，直接影響了下一代作家的寫作。過去，先鋒文學是新的代表，但現在看來則開創了一種新的傳統。阿乙說，目前中國當代文學還沒有出現又一次令人激動的文學革新和集體性的自我命名，這也許還需要時間。

日本作家中村文則在回顧傳統的影響時說，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一句，令他想到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描繪的“國家動亂不安但山河依舊”的小說場景，幾千年前的杜甫以更簡短準確的形式表達出來，令人感受到漢字的博大精深、魅力無限。日本也有短歌、俳句等形式，可能是受中日傳統文化的影響，中村文則自己也很想通過簡短的語言創作富含深意的作品，“這樣讀小說就像兜風一樣，使讀者暢快淋漓、情緒高漲，同時可以委婉表達出更深刻的內涵”。他認為，傳統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影響著后代文學，同時也不斷孕育新生，這正是傳統文學之偉大。馬小淘也認為傳統意味著孕育和衍生，我們正在經歷的現代很快也會粘連在傳統之上。所以，秉承從傳統而來的、人類幽微的洞察力、蓬勃的創造力和無邊的想象力，懷著對未知的好奇和探索，去書寫親歷的現實、屬于自己獨特而細微的認識和感知，才是最好的完成傳統和現代的鏈接，在這個過程中，面對廣闊世界，作家不僅要有凝視的力量，也要有不被裹挾的定力。

文學將我們與他人的現實相連

關于現實與文學，中日作家討論了文學對于現實的反映、現實與作者的關系以及文學表達現實的方式方法等相關話題。

中日作家探討“現實與文學”

魯敏關注到了“非虛構”的現實與虛構的小說之間的關系，認為虛構對現實是一種折射和對話，也是一種觀照和襯托，這種觀照方式，有時很直接地以非虛構的元素來體現。這種非虛構有時是小說的真實背景，有時是推動故事的內在敘事動力，也可能只是一些結構性的鑲嵌。魯敏說，虛構與非虛構有一種很深的互動，有時外部現實對某一強音的反復變奏會與作家內心節奏形成共振；有時陌生人身上的某種精神痛楚像是時代產生的裂縫，在作家心中產生化學反應，引發創作欲望。“現實是重要的解救和推動力量，會有效幫助我們抵達寫作的彼岸。”日本作家柴崎友香認為，將現實、幻想以及別人的故事，用自己的話講出來，以某人的口吻重述某個故事，這就是文學——“那些想要向世界傳達的東西、遙遠過去的故事、一個不同于自己的世界、一成不變的事物、通過語言用一種鮮活的觸感創作出另一片天地”。柴崎友香說，波蘭詩人辛波斯卡在《現實》一詩中寫：“現實僅僅意味著現實/但是其本身卻是更大的謎團”，但盡管如此，文學仍然希望將難以捕捉的現實與我們或是將我們的現實與他人的現實緊緊聯系起來。

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文學都表達著對于時代的認知，而書寫現實的方式也是作家們永遠都在討論的話題。作家張楚承認，“書寫現實生活時，現實主義是最可靠的主義”，但他也知道，現實主義不光是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還是亨利?詹姆斯的心理現實主義、安德烈?布勒東的超現實主義和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家的創作不能只靠以現實來象征現實，現實主義“不單是對外部世界的還原和構建，更是作家內心真正的風暴。現實主義是復雜的現實主義，而不是一元的、機械的人物與故事”。寫作科幻小說的日本作家上田弘岳曾在某部作品中寫到未來利用“太陽”的煉金術使人類滅絕，被日本媒體認為是描寫虛無、脫離現實的作家。他說雖然作品構思帶有科幻色彩，但只是自己撇開現實偏見，想尋求一種方式表達出能夠被人認同的思想。上田岳弘說，能夠讓人“從非現實的事物中感受現實”，才是文學妙處的體現。

日本詩人文月悠光與中國詩人丁鵬同為“90后”。面對日本文壇對于作品“有真實性”、“符合現實”的表揚性評價，文月悠光不禁發問：“文學應該直面現實嗎？”她認為，我們所看到的現實，有什么被抹去了，也有什么被留下了。小時候，她將文學看作對殘酷現實的逃避，是一種穿越“現實”抵達“真實”的東西。而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她一直在思考文學創作者能夠做些什么，一度難以寫作。現在，她不太贊同用文學對“現實”的影響力去衡量它的價值，認為文學不是直接告訴人辦法和答案，也正因為如此，文學才展示出一種只有文學才能做到的面對“現實”、與之抗爭的方法。丁鵬認為，詩人、作家不同于科學家，不是用科技，而是通過變形、夸張，運用想象力和創造力，抵達科技所無法抵達的世界。作者無法完全忠實地摹寫現實，一部現實主義作品也有超脫和虛構的部分，而這恰是作品的靈魂和精華所在，作者以此返照現實，進而抵達更本質的現實；作者以此反觀人性，進而擦亮人性的光輝。

鐵凝（中）、李錦琦（左一）、阿乙（左二）與日本作家中村文則（右二）、上田岳弘（右一）在會議間隙交流

與會作家合影

（攝影：尹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