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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全集》 湯志鈞 湯仁澤 編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圖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提供

梁啟超手稿 圖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提供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梁啟超集》的相關整理編輯工作就受到國家有關部門重視。最早在商討出版事宜時，梁思成先生也曾參與過。后因“文革”等原因，計劃被擱置。到了1982年4月，中華書局論證修訂《中華書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選題計劃》，把《梁啟超集》列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當年8月23日，中華書局邀請我父親湯志鈞和金沖及、龔書鐸、王慶成、曾業英、王好立、梁從誡等，就整理編輯《梁啟超集》事宜進行座談，并委托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組織人力整理，由我父親擔任主編。

這一本原是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室的項目，最終未能實現。2003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列入出版計劃，并作了大量的籌備工作，然而還是擱淺。最終由清史纂修工程將其列項，列入文獻叢刊項目，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負責出版。2014年下半年，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下，《梁啟超全集》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取得成功，時年我父親已90歲了。

經歷了30多年的漫長歲月，《梁啟超全集》終于出齊。其中包含著編集者的艱辛，也包含著各方的努力與支持。30多年來，父親與我伏案書海、夜以繼日，資料堆滿了屋子。在整理、校勘和出版過程中遇到重重困難，但我們都一一克服。有評論曰：本書“不僅是目前為止規模最大，最全面的梁啟超著作集，在內容結構和點校質量上，也堪稱迄今梁任公文集中最佳版本”。當初在開始這項浩大的工程前，我們定的編纂目標是：要整理、編纂出一部翔實全面、校訂精確的《梁啟超全集》。我想，我們的目的達到了。

“斯人不出，如蒼生何”

戴逸先生在致我父親的一封信中，曾不無感慨：梁任公一代偉人，著作等身，澤被全國。逝世九十年，迄無《全集》問世。每念及此，輒以為憾。幸吾公寢漬于斯，致力多年，積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感。

然而，梁啟超著述如百科全書，不計其數，要搜輯齊全、體例完善、點校精確，難度很大。

父親研究戊戌變法多年，不間斷地收集、整理近代文獻資料，對梁氏的佚文散札積累豐厚，特別是檔案抄件、佚詩佚文及他寫給親朋好友的書信。還利用赴臺灣、香港、澳門及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地講學交流的機會，在各大圖書館檢索書藏，搜集散落在港臺澳及國外的部分詩詞、文稿、信札等資料。

《全集》中，《〈乘桴新獲〉中的梁啟超佚札輯存》是父親于上世紀80年代初訪日期間搜集整理的梁啟超佚文散札，有些藏件未曾露布，十分珍貴。《致伊藤博文、林權助書》《致大隈重信書》《與志賀重昂筆談記錄》《致山本梅崖書》以及《致犬養毅書》中的一部分，是梁啟超初到日本時寫的，對“保皇派”的“勤王”活動有參考價值。《湖南時務學堂答問》《湖南時務學堂札記》選自《湖南時務學堂遺編》，是學生的讀書心得和先生（教習）的批語，由于論述用詞“激進”，遭到守舊派的猛烈攻擊，學堂被迫停辦。后經戊戌政變能存于世，實屬不易，梁啟超50歲生日時，熊希齡將此《遺編》“為先生壽”。梁啟超在序言中說：“迄今將三十年，諸劄冊散佚殆盡，秉三顧拳拳守此卷，幾于秦燔后壁中《尚書》矣。……嗚呼！此固吾國教育界一有價值之史料。”《梁啟超年譜長編》等摘錄有限，我們則收錄齊全。

《全集》所收或錄自手稿，或錄自梁啟超手訂、手校的較早出版物，或錄自最早刊載其著作的書籍報刊，特別是近年來陸續發現的梁氏佚文、信件等，如“南長街54號梁氏函札”等，為此前的梁氏各版本文集中從所未見，呈現了梁啟超著述的原貌。這些新發現為全集增添了新內容，也為學界和讀者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板凳甘坐十年冷”

我于1983年開始參與《梁啟超全集》的編纂，我的參與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有兩點：首先，作為兒子，父親需要你干什么，只要力所能及，沒有推脫的理由；其次，我本科畢業于歷史系，專業對口，學有所用。偶然性也有兩點：其一，自1983年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后，我進入安徽阜陽師范學院任教，時間正好在父親接手《梁啟超全集》搜集整理工作后不久。其二，我1996年結束了日本的留學生涯回國，成為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一員，得知父親仍在搜集整理梁氏佚文、信函等，并發現、解決了一系列問題，完成了大量的編輯點校工作，但參加編集的同志，或退休、或轉行、或出國，身邊正缺幫手。所謂“上陣父子兵”，我有義務協助父親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一開始父親并不看好我的標校能力，我則認為：大學畢業連個標點都不會？父親告誡我：《飲冰室合集》無標點，還有大量的人名和書名，大量的引文和典故，不注意就會出錯誤。直到實踐，我才知道其中的學問有多大。

全集，搜集只是前期工作，后期的校對尤其重要。我們擬定的《編輯原則》中有一條：本全集收錄資料，除手稿外，如系發表在當時報刊的，錄自報刊。例如《時務報》《新民叢報》《國風報》《庸言》等。如有多處刊載的，則經互校后選擇較好的作為底本，有錯字、漏字，則訂補之，參校本的異文及校記，注于頁末。如已編印成書，則錄自較早的版本。這樣編纂的目的，為的是更真實更準確地反映著述的原貌，糾正錯誤，同時為讀者提供方便。因為找尋雜志類較容易，但手稿、信函以及圖書館、博物館的收藏件，就很難看到了。

記得2012年10月，父親與我來到北京參加“南長街54號檔案”展覽，還開了一個研討會，擬定了編校方針。回到上海兩個月后，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呂鵬軍編輯寄來的第一批校樣，是《全集》的第二集、第三集和第十一集。自那以后，我們便共同開始了長達六年的校訂生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通過快遞往返校樣，通過電話、短信、微信校對，有時為一字一句，爭論不息。六年間，楊宗元、李紅、王琬瑩、呂鵬軍、吳冰華、符愛霞、羅晶、胡明峰、李文、王磊、許微微、王鑫、曹磊、丁桃榮等編輯耐心細致地編校，我們共同克服了重重困難。

在接受這項任務時，我是滿頭黑發的青年。而今回首，我已垂垂老矣。然而“板凳甘坐十年冷”，為了這一項巨大的工程，我辛勞其中，也歡樂其中。

“報答平生未展眉”

梁啟超生于清末，活躍于民國初期。他與康有為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力主維新變法。創辦《時務報》，宣傳“新民”。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后一度擔任司法總長，之后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辭抨擊。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一生可謂風云際會。

現在我們出版《梁啟超全集》，紀念梁啟超，為的是進一步研究梁啟超及中國近代史。進一步了解梁啟超及近代社會，對傳承、保護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梁啟超的家國情懷，他對祖國的摯愛和救國的使命感，我在澎湃新聞記者訪談錄《湯仁澤：父親湯志鈞和我用了36年編纂〈梁啟超全集〉》中有所論述，現在說說梁啟超怎樣注重人格的培養。

梁啟超著書立說、執教育人，目的是教人學做人。在《讀書法講義》中說：“二十四史，列傳占了十之七八，以現代歷史觀念而論，可以說內中所記載，有一大半不應入歷史范圍。但中國無論何種著述，總以教人學做人為第一目的。各史列傳，大半為這個目的而存在，與其認為社會史跡的資料，不如認為個人修養的資料。”又說：“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讀這類書專以自己直接得著益處為主，把自己這個人訓練好了，才配說有益于社會。”

梁啟超重視求知和修養，說“人一日不二食則饑餓，豈惟口腹有饑餓，智識亦有饑餓，道德亦有饑餓。一日廢學問，則智識之饑餓立見矣；一日廢修養，而道德之饑餓立見矣。”

梁啟超教育子女也是如此。在家書中，梁啟超說：“爹爹雖是摯愛你們，卻從不肯姑息溺愛，常常盼望你們在困苦危險中把人格力磨練出來。”梁啟超養育了九個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長，被譽為：“一門三院士，滿庭皆俊秀”。

梁啟超的著述中，有許多值得我們去探究的地方。例如梁啟超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他在評論《禹貢》的價值時說：“這本書則不獨為我國地理學開山之祖，且使人知我族所棲之國土如此其弘大而優美，則感懷天賜，不敢自暴棄也。又知夫山脈水絡，互相聯屬，知國土之不可分，而統一觀念油然生也。 此《禹貢》之書所以可尊也。”在總結乾嘉學派的得失時說：“他們（指清代學者）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別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僅用之幾部古經，已覺十分可惜。即以經學論，講得越精細，越繁重，越令人頭痛，結果還是供極少數人玩弄光景之具，豈非愈尊經而經愈遭殃嗎？”他還說：“以清一代唯一史家章實齋，生乾隆極盛時代，而其學竟不能為斯學界衣被以別開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學僅以摭拾叢殘自足，誰之罪也？”一針見血的批判，實在寓意深刻，發人深省。

梁啟超并非孔子，也非有弟子三千，但他“文名滿天下”，他的文章“大都夕殺汗青，朝被鉛槧”，適應社會和讀者的需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梁啟超曾告誡青年學子說：“青年諸君啊！須知學問的殖民地豐富得很，到處可以容你做哥倫布，只看你有無志氣有無耐性罷了。”

父親在《梁啟超全集》序言三中，想起母親的離世傷感難忍，曾以“唯有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詩句來懷念母親對他編校工作的支持。我想，“報答平生未展眉”同樣適用于梁啟超的研究工作。雖然自己已不再年輕，但還有許多工作要完成。如今，我仍在繼續搜集和整理梁啟超的文稿、詩詞、信札等，因為還有更多值得研究的課題在等待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