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永春,文學博士，魯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擔任煙臺市芝罘區文聯副主席、區作家協會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五屆客座研究員及特邀研究員等。現為山東省作協張煒工作室特聘專家、山東省第二批簽約文學評論家。

內容提要：葉彌的長篇小說《風流圖卷》聚焦于1958 和1968 兩個年份，在極端政治化的時代背景中塑造了許多獨特的人物形象，通過各具特點的個體人格實踐與悲劇命運、對命運的堅定反抗、身體與欲望的繁復形態等敘事路徑揭示了時代的荒誕與殘酷，形成了對人性的全新書寫和對歷史的全新解構。小說兼具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美學意味，小說在人物塑造、敘事結構、思想深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是葉彌小說創作的又一個重要收獲。

關鍵詞：葉彌 《風流圖卷》 生活哲學 身體書寫 歷史反思

葉彌長篇小說《風流圖卷》以1958、1968 兩個年份為背景，采用工筆山水般的細膩筆致，以尖銳凌厲的歷史反思，詳細呈現了那個年代里人性的畸變與流蕩。這部長篇小說既具有宏闊的時代視野，又具有非同尋常的敘事耐心，在人物與歷史的互動關系中將動態的幽微人性纖毫畢致地建構起來，使得小說中的各個人物性格立體豐富，其對歷史的反思作用也得到了最大程度地發揮。

《風流圖卷》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以生活史形式展開的各種個體人格實踐。這些人格具有獨特的時代特征與精神結構，大多數都獨立于小說所呈現的特定時代之外，大多數都以堅定的審美主義實踐而遭遇悲劇性命運。小說的重心在于深入刻畫這些人格實踐具有的詩學意義和歷史價值，著力探索的是那個時代少數人的生活哲學而非多數人的共同命運，重心是為這些人進行人格畫像而非記錄時代的全景。因此，這部小說所塑造的各種人物形象與時代背景之間的張力關系格外動人，其詩學意義與歷史價值通過這種有效的結構得以深刻呈現。

一 “享樂主義”

“從本質上講，生活哲學就是一種以‘生活世界’為關注點，探討什么是人們可值得過的好生活的哲學觀。”1小說中生活哲學的建構雖然建立在個人生命實踐基礎上，但與時代背景（“生活世界”）并未完全脫離，兩者一起構成在政治與審美之間不斷漂移的生活形態，形成了貫穿始終的張力結構，既塑造了動人的個體人格，也構成了對生活世界的深刻反思。“生活哲學是表達人類生活意義的理論，實質上就是人的哲學。”2《風流圖卷》可以視作一幅探索生活方式、生命意義、生命哲學的詩學長卷。

在生活哲學層面，小說對生命意義的探尋主要維系在柳家驥和常寶這兩個看似毫無關聯但殊途同歸的人物形象身上。雖然地位懸殊、并無交集，但兩個人物形象的共同之處在于即使身處特殊時代卻仍然熱愛生命，并最終為此付出生命代價、實踐了自己的個體人格，獲得了審美意義上的完滿結局。從時代角度來看，兩人的生活哲學都與生活世界格格不入，以悲劇性的死亡作為結局毫不意外；從個體角度來看，兩人的人格都得到了最充分地實踐，即使死亡，卻也獲得了超越時代、超越生活的生命意義。這種巧妙的悖反結構同時展開人格塑造與時代反思，體現了葉彌精湛的藝術功力和卓越的思想深度。

小說上卷集中塑造了柳家驥及其個體人格實踐，這個人物形象是整部小說中與時代背景反差最強烈的，也是小說主題重要的負載者。其個體人格實踐的特征可以簡單概括為“快樂地活”與勇敢的死。小說以其后半生為場域，以1958 年為主要背景，展開了其獨特的生死哲學。其生活哲學的核心命題是如何處理個體生命與生活世界之間的關系，即如何處理自我的本質、形態與意義的問題。在這種哲學路徑上，自我人格與生活世界的主客體關系尤為重要。大多數時候，柳家驥將生活世界視作經驗主體與實踐客體，通過自我生活的審美化遠離極端政治化的外在世界，通過融入審美化的物質世界完成自我人格建構。兩種途徑相向而行，但最終共同指向自我人格的豐滿與生命的圓滿。

對“生活世界”的界定與強調最早來自于胡塞爾，其內涵可以界定為“我們個人或各個社會團體生活于其中的現實而又具體的環境“3，其外延則為“作為唯一實在的，通過知覺實際地被給予的、被經驗到并能被經驗到的世界，即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最為重要的值得重視的世界”4。柳家驥對生活世界的處置方式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回歸生活本質，避免政治對生活的侵擾。小說開頭不久，孔朝山寫信給柳家驥向他講述他的朋友們陳從周、汪曾祺、丁聰、聶紺弩、儲安平、吳祖光、林昭等的命運，柳家驥則直接了當地說自己不感興趣，“我的這些老朋友小朋友，對政治的興趣遠遠大過于對生活的興趣，玩政治容易出事，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本來就有問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直有問題，從來沒有解決好”。5在柳家驥看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思維極端和片面，非左即右，非大即小，不能忍受中間狀態”，解決之道則是學習古代圣賢的中庸之道，“古代圣賢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所以提倡中庸之道。其實中庸之道是最難的，中庸之道需要不偏不倚，冷靜篤定，要有強大的力量才能做到。中國人缺少力量，所以一會兒左，一會兒右”。6這種反思直接指向當時的社會運動，是超越了現實政治之后的生活態度與哲學反思，在1958 年的時代背景中具有獨特的審美主義傾向和強烈的批判立場。為了實踐這種生活哲學，柳家驥將居住的“廿八齋”改造成了現代版的大觀園，園中的“四不樓”所代表的“不中不西，不土不洋”是其生活哲學的具體化。廿八齋，成了1958年蘇州城市生活的世外之地，在風雨飄搖的社會運動中保持著自己的內容與節奏。小說下部中，柳家驥的自殺和廿八齋的風流云散則象征著這種生活哲學的破滅。

其次，享受物質生活，建構精神審美。柳家驥與廿八齋的生活內容主要是對物質與精神的極度占有，并以此建構現代獨立人格，完成生命實踐。物質與精神，在廿八齋是一體兩面的，互為因果，兩者最終統一為以“吃喝玩樂”為內容的“享樂”“快樂地活”。柳家驥對此有很多闡發。在聽完張風毅關于享受與享樂的區分后，柳家驥直言“享受就享受吧，沒來由搞那么多嚇人的寓意”7；與孔朝山在飯桌上爭論時，柳家驥則毫不隱晦：“人生在世，吃喝二字。我就是庸俗主義。我愛享樂。享樂在我來說，既是身體需要，也是靈魂的需要。一個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人，不會知道別人的需要。一個不懂得關心自己的人，也不會真正關心別人。”8這些闡發建立在現代思想啟蒙基礎上，是對當時極端政治化的社會生活的尖銳批評，當然也無力改變廿八齋之外的社會現實，其最終失敗的命運也是注定的。應該說，柳家驥的生活哲學是個人本位的，關注的是個體意義與價值的實踐，而非群體的命運。“我不愿意讓別人的苦難打攪我的幸福生活。有一天我倒了大霉，我也希望幸福的人們該干什么就干什么。”9即使在苦難的時代里，也要堅持“吃喝玩樂的勇氣”，“快樂地活，才是最有力量的事，才是一件有益自己、有益別人的事”。10當建立在享樂主義基礎上的個人生活哲學無法服務于群體的利益、無法融入時代的價值取向時，這種個體人格實踐的超越性和局限性就同時被放大到了極致，從“樂活”到“勇死”就成為必然結局。

再次，以死明志，將生活哲學貫徹到底。“生的有趣，死的夸張”，是葉彌對柳家驥生活哲學的最后總結。確實，自焚而死，在那個年代里也算得上“夸張“。但柳家驥的自焚并不僅僅因為自己受辱，更多原因在于自己的生活哲學已經無法繼續施行下去，其個體人格實踐自覺地走向了終點。他的最后一句話“我一輩子最討厭的就是‘改造’二字”顯示了他勇敢走向死亡的決心之大和絕不妥協的個體人格。臨死時，他懷里抱著的曇花是他的人格化身，象征著這種生活哲學在生活世界的珍貴與虛妄。在他嗅到了生活世界里的危險信息時，為了避免被“改造”，他的主動尋死就成了最后的反抗：“他不會讓這些人得逞的，他的命運要自己掌握。”11對于柳家驥而言，他的樂生與勇死是一體的，統一于他對生命本質的獨到理解和對人格實踐的始終堅守。這樣的人格最大程度靠近內在的審美生活，而遠離外在的政治環境，帶有明顯的烏托邦性質，雖然注定失敗，卻也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閃爍出奪目的光輝。

值得一提的是，徹底的個人主義并不是柳家驥生活哲學的目的和歸宿，相反，他希冀的是借此達到人性的自覺并形成對生活世界的觀照。“光靠無私的道德觀的灌輸，人是不能學會愛祖國，愛人民，愛護公共財物的。自我是最偉大的，人首先要學會愛自己，才會推己及人地愛別人，才會對這個世界有責任心。”12 在“推己及人”基礎上形成的“責任心”才是柳家驥努力追求的，只是，生活世界并未給予他足夠的機會，直到他臨死時散發家產的時候才意識到其重要性，他手里那塊被所有人拒絕的昆石成了最好的象征。如果說柳家驥的生活哲學是自覺的，那么常寶則是自發的，但同樣讓人動容。小說更多側面展現常寶的個體人格，尤其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命運。

她愛男人，也極度愛自己的身體。與她談過戀愛的男人私下里說，她喜歡自己的身體超過喜歡男人，并且從頭到腳都喜歡。是的，中國人習慣于把身體各部位分成三六九等，高貴或低賤，男人的腦袋是高貴的，女人生育孩子的器官是最低賤的。她不這么認為，身體上的每個部分她都平等地愛惜，因為她說她懂得一個道理，那就是不去人云亦云，譬如女人的乳房和屁股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男人們公開的和私下的態度，就像枇杷葉子，正反面是兩種色彩。13

無疑，對常寶來說，身體是生活的載體，“可值得過的好生活”是從對熱愛自己與自己的身體開始的。“她不這么認為”“不去人云亦云”，在一個特殊時代里，她以自己直覺性的生活哲學穿透了世俗生活，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先鋒性。這種人格實踐在那個時代必定只是個案，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想象的產物，但其與時代生活范式的強烈對立則是真實而具體的。

如果說柳家驥的死亡是社會運動的結果，常寶則更多的是男性欲望的犧牲品。她代表的是普通人渴望過上平凡生活的愿望，但一旦進入男性欲望的視野、成為眾人目光的獵物，她的死亡也就注定了。在眾人眼里，她的罪過就是其生活方式的與眾不同，尤其是在吃穿上。于是，她用來煲湯的那只小鍋子也成了批判對象：“這只小鍋子也有罪，要與她一起接受批斗。批斗小鍋子？是的，批的就是它！常寶是資產階級的話，它就是資產階級幫兇。常寶是反革命的話，這只鍋子等同于反革命家屬。”14 兩條罪狀合起來使得眾人對她由忌妒產生了蔑視。對她的批判就成了一場狂歡：“這場批斗會具有一種甜美的誘惑力，每一個人都混在人堆里，懷著單純的觀賞心情，看戲一樣，看待這場批斗會。她的生死，由國家負責，別人不操心。”15此時，作為批判對象的常寶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批判為眾人提供了發泄私憤的途徑，其結果只能是常寶的死亡。常寶的另類生活哲學從被蔑視到被消滅，體現了政治化的時代主流強大的規訓能力。

有評論家指出：“葉彌無意于反思歷史，她之所欲，正在于時代歷史的進步表象下凸顯個人及其自主性，這是她自《美哉少年》以來的創作風格。《風流圖卷》中，歷史作為反襯，其意毋寧說是要在最沒有個人的年代凸顯個人，最禁欲的年代寫出欲的美好的一面。”16 這種觀點呈現了葉彌《風流圖卷》對生活哲學的個人性建構及其價值，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葉彌對極端政治化社會生活的強烈反思。柳家驥、常寶都是那個時代的少數和另類，然而，小說的反思深度和批判力度并不因此而減少。兩人從“快樂地活”到勇敢赴死的生命選擇恰恰是對時代暴力的決絕反抗，以此展開對時代的荒誕與粗野的反思正是最佳的途徑。小說通過柳家驥和常寶建構起來的審美主義生活哲學足以充當批判利器。生與死結合起來，構成他們各自完整的人格實踐，兩者統一于對個人意義與價值的極致追求，因而超越于當時社會的精神背景之上，變成了暗淡天空中的熠熠星輝。

二 “無根之花”

孔燕妮是《風流云散》里的線索性人物，小說以她的視角折射出前后二十多年里的眾多歷史事件，串聯起周圍眾多人物的命運和結局。總體上，這部小說作為成長小說所具有的敘事特征與藝術結構都十分明顯。孔燕妮這個人物形象能夠從歷史背景中凸顯出來，成為那個時代的一道獨特風景，主要原因在于流蕩多姿的人物命運和立體豐富的性格內涵。人物的精神立場與時代生活的對立姿態是葉彌找到的一把鑰匙，在孔燕妮身上得到了有效運用。她受教于柳家驥、受挫于杜克、受辱于趙大偉、受知于張風毅，既有著“彩虹仙女”的傳奇身世，又有著顛沛流離的多舛命運，倔強孤傲又深沉堅定。她是小說敘事的情節焦點，又成為小說進行歷史反思的主要通道。

大多數時候，孔燕妮是作為“弱者”存在的，是自我內心與生活世界中的雙重弱者、受害者。其命運與時代、歷史、人性等環境性因素密切相關。“葉彌小說關注的更多的是被生活的堅硬給甩出軌道的‘弱者’，呵護的是人心的脆弱與痛苦，在這種弱者文學中，我們看到的是被遺忘了的人性的尊嚴與美好，世界的殘酷與冷漠因此而有了溫度。”17葉彌用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暴力形式將這個弱者包圍起來，而其悲劇命運與不息抗爭則像從孔燕妮善良堅強的內心映出的真實鏡像，不停映射著那個時代的荒誕暴力與人性變異。葉彌借助“弱者文學”表達的是無聲控訴和堅決抵抗，有了孔燕妮這個核心人物，小說的敘事才得以潛行在人性深處，而不是停留在社會控訴的表層。借助孔燕妮的第一人稱敘事，小說構建了兩個年份的社會全景，將重大歷史事件隱藏在人物命運中，既作為背景，也作為反思對象。正是在這個維度上，小說的人性書寫和詩性主題才得以完整展開，人物沒有被歷史遮蔽，敘事沒有被義憤塞滿。同樣，正是因為選擇了孔燕妮作為敘事角度，小說在云淡風輕的敘事進程中展示出了對歷史、人性與文化的深湛思考，整部小說在濃郁的詩性之中包含著強烈而恰切的理性氣息與哲學氣味。

孔燕妮的精神質素來自于許多人，包括柳家驥、孔朝山、謝小達、高大進、張風毅、秧花、杜克等等。她的精神世界向整個生活敞開著。但是，她主要繼承了柳家驥的精神氣質與生活哲學，是他的精神傳人。小說別有意味地用對比的手法詳細描寫了孔燕妮與柳家驥、孔燕妮與父母兩組關系。尤其是在生活哲學方面，他們給予孔燕妮的影響是如此不同。謝小達崇拜的是那些英雄人物，因為“他們艱苦樸素，胸懷世界，胸有無邊疆土。而柳爺爺貪圖享受，沒個正經。我媽認為，柳爺爺的身體，從頭到腳，他都認真對待，唯獨不會認真改造他的舊思想”，“總之，我媽說他是個寄生蟲，是腐朽的舊制度造成怪胎”。18 這是主流政治話語對柳家驥的整體結論，流露出濃厚的審判意味，“貪圖享受”“舊思想”“寄生蟲”等都是足以致命的罪名。孔燕妮在柳家驥和父母之間明顯站在后者一方，無論是生活哲學還是人生選擇，在她人生中很多重要時刻，柳家驥的姿態與話語都回響在她的精神現場。例如，當謝小達收養了謝燕兵時，孔燕妮與母親達成了初步的和解，“我渾身輕松，頭腦清爽，一念之間，竟有如此轉機，竟有如此效果，我仿佛從陰暗的小巷里走到了陽光大道上。這就是柳爺爺說的吧，思維方式正確，行為也就正確。行為正確，天地寬廣”。19 小說下卷中，柳爺爺死后十年，孔燕妮慌亂地跟隨人群從大火之中的香爐山逃離，“這么胡亂跑著，我忽然想到，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這么慌亂地跑著，跑來跑去地尋找前途。柳爺爺那時就說，人的弱，全在于沒有正確的思維方式，那么多人上下求索，求的就是一條思想之路”。20柳家驥的思想灌注在孔燕妮的內心，如影隨形地伴隨著她的成長，也不斷啟迪她深化著對人性的思考。當然，她與柳家驥也有一些思想差異，例如對柳家驥提倡的中庸之道，她就有著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在愛情方面，她拒絕妥協和折中，“世上的一切，都得干干脆脆，要么生，要么死。我要愛一個人，我就得擁有他的一切。要么就放棄。柳爺爺倡導的中庸之道，我是做不到的，柳爺爺他自己也做不到，只是說說罷了”。21 在她的精神世界逐漸豐盈起來的過程中，柳家驥對主流政治話語的決絕反抗賦予她同樣的毫不妥協的獨特氣質，也決定了她處處遇挫和不斷受辱的多舛命運。“在找到我的重生、我的光明之前，我注定要顛沛流離，不能平安過生活。”22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在當時主流政治話語的籠罩下，她只能是“無根之花”，小說上卷結尾處已經明確得出了結論。

在孔燕妮的外在生活方面，小說主要在動蕩環境所形成的一個個異托邦中描寫她遭遇的種種挫折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成長，也在下卷中通過她在武斗現場救治傷員、在鄉村任教與從醫等經歷展示她的成熟與堅定。兩個方面共同構成她與生活世界的融容與緊張，一起呈現出她與政治話語不斷對抗的姿態和漸漸成熟的精神結構。前一個方面通過她與生活世界的對抗來展開對時代、人性的反思，主要是“減法”，她擁有的一切，不管是身體還是理想，都在不斷被剝奪；后者反過來表現她在殘酷的生活世界中的生生不息和“上下求索”，她扎實地推進著自己的現實努力和反思深度，在社會廣度和思想深度上不斷做著“加法”。從1958 年的15 歲到1968 年的25 歲，十年的成長史和挫折史都濃縮在這兩個方面之中。周圍的生活世界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與精神變遷也聚集于這些個人歷史之中，孔燕妮既成了外在生活世界的反思者，用以呈現其荒誕與暴力；也是自身內在世界的呈現者，用以表達迥異于時代主流的生活哲學和思想維度。“葉彌小說中，對抗性的緊張關系常常成為推動故事發展的動力，當生活之弦緊繃到一定程度，新的缺口會打開，時空發生質變，異托邦產生。女性往往成為這種異托邦的營造者，她們以強烈的出逃欲望，豐富的想象力，在壓迫性的日常生活之外找到新的出口。”23確實，孔燕妮與生活世界的對抗過程同時也是她穿越一個個異托邦的過程，柳家驥的廿八齋、高大進和秧花的花碼頭鎮、姑姑如一的香爐山，還有白鷺農業中學，甚至包括陶云珠的青云鎮，這些不斷變換的場景構成了孔燕妮在外在世界中的冒險場域，也反過來影響她的內心。在一個個異托邦中穿行，從而經歷并穿越那個時代，是《風流圖卷》作為成長小說的敘事核心，也是使得孔燕妮這個人物兼具敘事功能與主題功能、兼具詩性與哲學性的關鍵原因。同時，這種方式有利于展開孔燕妮的內心世界及其遷延流變，推動小說的時代反思不斷伸向歷史深處。

在孔燕妮的內在精神方面，小說主要建構了其內心的“情”與“思”，即，從家庭關系、身體經驗、情愛歷史等維度呈現其苦難的歷程與決絕的反抗，以及在此過程中對生活世界的深入反思。構成前者的最重要的三條線索是其母女關系的疏離與和緩、身體意識的成長與成熟、情愛理想的追求與挫敗；構成后者的主要是對生活哲學、時代弊病、歷史精神的深入思考。同樣的，兩者也是緊密結合的狀態與過程，統一于其作為女性的性別身份和作為“無根之花”的精神身份。她與謝小達間緊張對立的母女關系確認了其“精神孤兒”的身份處境，也是其個體人格實踐與外在主流政治話語對抗的象征以及結果。“我對她的偉大事業不感興趣，我只對我想尋求的個人命運的啟迪感興趣，我只要我平凡的生活。”24母親間接造成了女兒的受辱和此后的艱難處境，但這一切都是在革命名義下的、以主流政治話語為指針。孔燕妮的精神之根逐漸深入到現實底部，她不斷尋找著與包括母親在內的生活世界的和解。同樣，在情愛體驗方面，經歷了被趙大偉侮辱、與杜克的分分合合、偶爾的身體放縱，最終在張風毅那里，在小說結尾處，她找到了重生與自由。她受辱后漸漸釋放出的人性力量、對愛情的堅定追求形成了與周圍的男性及其控制的時代的鮮明對照，而其精神支柱則是她對時代、對人性、對精神的深刻思考。在度過了自殺危機之后，她獲得了自己一直尋找的“重生”，身體與精神一起歸入“平靜”：“我如在天堂，心中充滿平靜，我追逐情欲、愛、思想，也許這一切都是為了找到屬于我的平靜。”25 這是小說的最后一句話，也是葉彌為經歷了外在與內在雙重歷險的女主人公設定的精神歸宿。“情欲、愛、思想”正是孔燕妮建構自己生活哲學與內心精神的三個維度，也是小說進行歷史反思的主要通道。“葉彌的歷史小說熱衷于個人的成長經歷的書寫……她的主人公的成長是一步步向下，是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是拒絕和自我放逐。由此可見，歷史之于葉彌的主人公們，就不僅僅是背景，而在于提供了個人成長的反向動力。”26 孔燕妮，作為肉身個體與精神個體，被葉彌深深嵌入了歷史反思之中，其所展現出來的精神力量足以穿透那個時代的話語結構，從而抵達人性的根基深處，形成對歷史理性的有效解構。這部小說啟示我們，不管歷史敘事多么紛紜復雜，“總有形形色色的個人敘事，以身體體驗為證據的歷史永不會消失。它構成生活，營造審美，在強大的宏觀歷史陰影下一直綿延，從未斷裂。”27《風流圖卷》以孔燕妮的人格實踐和命運遭際為場域，以極富感染力的張力結構深入到歷史精神深處，以強大的思辨力量解構時代的荒誕和暴力，其生命史與精神史因而具有了超越時空的藝術魅力。這朵“無根之花”既有力地穿透了人性的殘暴放射出灼灼的光芒，也具有溫暖的人性質地和銳利的精神氣質。

三 “強大的虛無”

“風流”“圖卷”，無不指向視覺，而處于小說視覺核心的則是身體。在這種意義上，《風流圖卷》可以視作一部“身體史”，身體充當了自我靈魂與外在世界的邊界，生活世界與內心精神在個體的身體場域中沖突、融合，最終形成小說中千姿百態的人物個性與生活命運。身體，是個體精神征服世界的起點，也是政治話語侵入個體靈魂的起點；是生活哲學的最終旨歸，也是穿越異托邦的強大支撐。在葉彌營構的情欲世界里，身體既是主體，也是修辭。“現代敘述看來形成了某種身體的符號化，而與之相應的是故事的軀體化：它斷言，身體必定是意義的根源和核心，而且非得把身體作為敘述確切含義的主要媒介才能講故事。”28身體與欲望互為表里，一起支撐著小說的敘事結構與節奏，成為《風流圖卷》明顯的話語策略。在這一主題之下，小說的敘事軀體中主要分布著情欲、性愛、精神之戀、背叛、強暴等各種形態。可以說，身體和欲望就像一張大網，籠罩了小說中所有人物，他們彼此間復雜的情愛關系使得小說的人物結構密實緊致，絲絲入扣。這些情愛過程始終發生在宏闊的政治話語背景之中，形成了對時代精神的另類寫照，或凄婉悲慘，或溫暖肅穆，各式的情愛模式映照出主流話語的蒼白無力，更袒露出人性深處的種種壓抑與變異。這些都與“風流”相關，完成了身體作為“意義的根源和核心”的詩學任務。

“在《風流圖卷》中，壓抑與反叛、人性與反人性的斗爭與角力無處不在，而故事的張力與敘述的動力由此產生。葉彌擅長這樣的敘事啟動。”29這種“敘事啟動”的核心焦點乃在于對身體的多維度、多層次、多形態的敘述與修辭。在所有這些身體敘事中，孔燕妮作為“彩虹仙女”被強暴，這樣一個節點是最核心和本質的，是整部小說中身體敘事的核心隱喻所在。孔燕妮受到柳家驥的影響，對常寶的遭遇給予了同情，從而犯了眾怒。趙大偉等人揪斗孔燕妮的借口就是她“同情反革命，活該挨打”。其中的話語邏輯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征，趙大偉等代表的主流話語和大多數人，不問對錯，不顧是非，對自己認定的反革命就可以進行批斗，甚至上升為對身體的終極批斗——強暴。個體、少數，弱者，毫無反抗的機會。“彩虹仙女”被粗暴凌辱，象征著身體已經成為一種公共物品，某些人可以借著正義之名對別人的身體進行處置。身體在革命時代變得脆弱和難以自我保護，尤其是弱勢群體。“身體就在分界線的某一邊——在美德的陣營或者罪惡的陣營；倘若是在后者，等待它們的就是斷頭臺。而斷頭臺本身就代表判決的抽象觀念，這種觀念在一架機器中具體表現了對身體殺一儆百式的的懲罰。”30趙大偉自行將本身的行為賦予正義性就可以為所欲為，正是政治話語在社會生活甚至私人生活中肆意彌漫造成的后果。獸性的欲望被迷狂的政治話語激醒，勢必將沖蕩秩序與良知。歷史學家預言了女性在這樣的語境中的命運：“造就了公眾男人的那個活動場所把女人變成了妓女（fillepublique）。”31“公眾男人”可以為所欲為，“公眾女人”卻很可能淪為受害者、“妓女”。小說雖然沒有渲染這個受辱過程，但是在小說的主題結構里，這是最重要的轉折點。此后，孔燕妮對良知的堅守、對命運的克服、對人性的思考都帶有自我救贖的意味，是一個孤獨的生命個體在異托邦世界里的精神史詩。小說對那個時代的整體判斷和辯證思考都附著在了孔燕妮身上，她的身體受辱與精神圣潔構成了強烈反差。

孔朝山、謝小達、張柔和三個人的關系充盈著時代氣息。孔朝山與謝小達分別處在“分界線”的兩邊，但并不妨礙他們對性愛的熱衷。在禁欲的年代，他們不約而同又各取所需的性愛有著保護婚姻的目的，也來自純粹的身體需要。一旦謝小達找到新的性愛對象，這個婚姻也就立刻解體了。“我的父親深愛兩個女人，張柔和跟謝小達，他的生命就像是一副擔子，她們是他生命之擔的兩端，平衡他的生活，這兩個女人，他一個也不能少。他把肉體分配給謝小達，這是對神圣婚姻的奉獻。他把精神分配給張柔和，這是對理想和靈魂的贊歌。但他犯了一個錯誤，謝小達要的是他的精神，張柔和千方百計想要他的肉體。兩個女人，手里一人一把鋸子。她們的鋸子平時若即若離，一旦需要就劈頭而來。”32外在世界的禁欲并沒有妨礙孔朝山在兩個女人間的難以取舍，所以最終他只能孤獨一人。謝小達則毫不猶豫地找到了自己新的歸宿，這個看上去最正氣凜然的革命者處理起感情來卻斬釘截鐵，“我和他是階級感情。我們已經超越了男女之愛，為了革命理想，我要和他結合在一起”。33這種真實與荒誕融合的愛情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同樣說明了社會政治話語對家庭、對私人生活深入骨髓的侵入和影響。謝小達與仲代表以革命名義的肉體結合順理成章，孔朝山與張柔和以精神契合為目標的愛情最終卻只能以失敗告終。“他最害怕的事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滋養，活著就是一個巨大的虛無，他朝虛無里投擲自己的生命。莫名其妙的虛無，莫名其妙的生命，在這強大的虛無里，一切都無濟于事。”34無疑，這種反差凸顯出的是無處不在的政治話語遮蔽下的身體狂歡。這是更為深邃幽微的時代本質，也是更為本真的人性狀態。

孔燕妮、張風毅、杜克三個人的關系也同樣指向時代的荒誕本質。張風毅為孔燕妮帶來的是精神的安慰和陪伴，但她對杜克的感情在她自己看來卻是初戀般美好，直到經歷了許多波折才認清他的真面目。杜克使她明白了所謂“革命”的內在結構。“你要的是輝煌，我要的平靜。”“我們從來不是一類人。”35兩種不同的生活哲學在兩個人身上激烈碰撞，其結果自然是分道揚鑣。她把他稱作“政治采購員”，下定決心離開他的時候也就是她真正成熟的時刻。她回到與張風毅的精神之戀，在他這里，她找到了自由和平靜，完成了對自我的超越，獲得了精神的重生。由于孔燕妮在小說敘事結構中的核心地位，這三個人的愛情貫穿了小說始終，成為最具有主題性的一組愛情形態。當然，在張風毅和杜克之間，兩人的對比也是極其明顯的。杜克是政治話語的代表和化身，是那個時代所有有野心的男性的代表，而張風毅則是一個詩人，他以詩性的溫情始終守在孔燕妮身邊，給予她無微不至的關愛。面對堅硬的歷史和彌漫的暴力，葉彌往往能夠穿過愛情的煙塵描寫人性的冷峻與溫情，“總能避開鋒芒，將歷史‘真空’而著力于歷史之下的‘蠅營狗茍’，并總能寫出這背景之下忙著生活的人的獨特而真摯的一面，正是這種獨特和真摯打動著讀者”。36應該承認，小說將孔燕妮與張風毅的愛情寫得極美，與殘酷的政治暴力格格不入。沒有身體參與的愛情在一個畸形時代里綻放出了人性光輝。

另外，高大進與“老絲瓜”、謝燕兵與高億紅、秧花與程連長這些愛情關系也流蕩多姿，與那個時代的政治氛圍形成強烈對比。“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如果某些思想像失控的原子彈一樣引發爆炸，消滅人的肉體，那么這種思想一定是錯誤的。好的思想，讓人們消除仇恨，彼此寬容，彼此愛護。”37 圍繞著身體，小說展開的世態刻畫和人性描寫都具有極其復雜的詩學面目和多樣的價值取向。因此，“彼此寬容”成了葉彌為那個時代的政治暴力和人性畸變開出的藥方。“強者要懺悔，弱者要檢討。”38借由這種人性理想，小說中的身體與情愛才會逐漸從欲望驅使變成精神驅動。

在許多政治事件接連發生的時代背景中，“權力、性、暴力、倫理之間盤根錯節地纏繞在一起。于是，故事里彌漫著奇妙而曖昧的氛圍：革命機器發出的巨大轟鳴聲中不時傳出情欲的低沉吶喊聲。與其說這里傳達出的是關于反抗的意義和隱喻，倒不如說，革命更像是催化劑，反倒激發出欲望、倫理，表現出更豐富的層次和意義形態。”39或許，很難將這種情欲泛濫與那個一切都政治化的時代分割開，但是，葉彌最大程度上刻畫了身體與欲望的復雜性，尤其是詩學意義的紛繁纏繞。這部小說將身體作為一個巨大場域，既深入時代深處刻寫人性的復雜，也穿越時空認真揭示其荒誕性。

結 語

《風流圖卷》的敘事張力與蘇州地域文化特征密不可分。廣義上，葉彌的創作屬于典型的“蘇州書寫”40 。其主要特征被概括為“超邁、智性、流動、纖細、明凈、柔美、精致，而且略帶哀婉與頹敗”。41在這種意義上，《風流圖卷》既是人性史，也是吳郭（蘇州）的生活史、文化史。人物命運被放置其間，使得人物刻畫與城市書寫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相得益彰的良性關系，而不是顧此失彼、首鼠兩端。人物性格與其人性結構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來自于葉彌在小說里精心營構的物質蘇州、文化蘇州、精神蘇州。葉彌的小說創作有著溫婉細膩的一貫特征，這部《風流圖卷》則不但在題材主題上，也在敘事結構上加以延續，同時，其文本內核與被敘述的時代環境之間所形成的張力也值得充分注意。

葉彌的小說創作“有著深入生活肌理、體味生活之痛的深刻與無畏，也有著對抽象的浪漫和精神之美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私戀與追求，但作品寫來卻又是淡靜內斂，不事雕飾”。42 “淡靜內斂，不事雕飾”的風格概括大體上也適用于《風流圖卷》。這部小說尤其值得關注的恰恰就是人性刻畫與歷史反思之間的詩學張力。兩者相互生成，又在不同的方向上各自前進，最終形成對時代和人性的深刻剖析。“長篇小說的靈魂，就是人物的靈魂。”43柳家驥、高大進；孔朝山、謝小達；孔燕妮、張柔和、張風毅等三代人的精神歷程塑造了多種各式各態的時代靈魂。這些靈魂構成了小說敘事的核心目標，并呈現出時代的荒謬與怪誕。歷史反思并不抽離于人性刻畫之外，相反，人性與靈魂刻畫是小說最大的亮點。淡靜內斂、不事雕飾的克制書寫帶來的反而是更加冷靜犀利的詩性鋒芒。

“身體不過是傷痕。”44 《風流圖卷》中的許多人物以自己的生活哲學和身體表達對抗著無處不在的社會暴力和政治話語，其代價顯然不止是傷痕，更多時候是以放棄生命作為堅守個體人格的終極方式與后果。這種“不自量力”的自我價值建構天然地具有巨大的悲劇性和超越時代的哲學意義，其中包含著葉彌獨特的歷史觀念與詩學立場。因此，可以認為，《風流圖卷》既是極具個人色彩的歷史重構和敘事創新，也是對人性可能性與豐富性的全新探索。在此維度，葉彌以其精細的歷史敘事、精巧的反思視角、精致的情節節奏、精深的思想空間取得了成功，也使得《風流圖卷》兼具美學價值與哲學意義，是不可多得的藝術佳作。

注釋：

1 張永路：《生活哲學：當代哲學研究的一種新趨向》，《社科縱橫》2015 年第2 期。

2 雷德鵬：《生活哲學引論》，《學術論壇》2002 年第1期。

3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年版，第131 頁。

4 [德] 埃德蒙德?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張慶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頁。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8 19 20 21 22 24 25 32 33 34 35 37 38 43葉彌：《風流圖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 年版，第18、19、30、30-31、18、21、208、56-57、104、78、81、21-22、200-201、275、38-39、292、179、434、317、301、403-404、267、252、393、438 頁。

16 26 徐勇：《歷史反思之后的個人主義與自我救贖——以〈風流圖卷〉為中心看葉彌小說寫作的傾向》，《揚子江評論》2014 年第5 期。

17 劉成才：《論葉彌，兼為弱者文學申辯》，《名作欣賞》2016 年第21 期。

23 27 何瑛：《你的世界之外：從大柳莊到香爐山——葉彌小說中的異托邦實踐》，《揚子江評論》2015 年第4 期。

28 30 31 [美] 彼得?布魯克斯：《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欲望對象》，朱生堅譯，新星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0、73 頁。

29 齊紅：《人性的張力 敘事的動力——葉彌〈風流圖卷〉的人物與敘事》，《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6 年第1 期。

36 楊慶祥：《塵世的冷峻和溫情——葉彌作品讀札》，《名作欣賞》2017年第2 期。

39 方巖：《革命時期的“成長如蛻”》，《文藝報》2016 年10月26日。

40 曾一果：《市井風情里的“世俗人生”——中國當代文學中的“蘇州書寫”》，《文學評論》2015 年第2 期。

41 曉華：《葉彌論》，《當代作家評論》2004 年第5期。

42 季進：《葉彌小說讀札》，《小說評論》2018年第6期。

44 [法]讓- 呂克?南茜：《身體》，陳永國譯，載汪民安、陳永國編《后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