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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改革開放40 年，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始終站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不斷地拓展“新時期”現實主義理論的邊界。從對“文革”的批判性反思開始，舉起“大寫的人的旗號，張揚啟蒙與人性的解放，為“新時期”文學反映歷史、反映現實、表現人的尊嚴和精神價值提供理論支撐，并給予富有時代感的闡發。隨著與西方現代思潮的碰撞，在“現代主義”的激烈討論中，開始建構新的理論批評話語體系。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同的階段，當代理論批評都有對時代的熱點問題的回應，都有自身的理論建構。1990 年代，新的理論批評話語逐步建立，新一代的理論批評家嶄露頭角并形成氣勢。在21 世紀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豐碩的成果，也促進了當代理論向著多元化和多樣化的格局展開新的歷史建構。

關鍵詞：思想解放 理論批評 人性論 現實主義 現代派 后現代主義

陳曉明，1959年生人，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2011年受聘教育部“長江獎勵計劃”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和后現代理論批評。出版有《無邊的挑戰》（1993）、《德里達的底線》（2009）、《中國當代文學主潮》（2009）《眾妙之門》（2015）《無法終結的現代性》（2018）等20多部著作。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理論批評獎等獎項。擔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職。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極大地鼓舞了文學界和理論界的思想探索和理論創新，也由此表明中國文學進入“新時期”。中國社會以歷史反思為思想文化的宗旨，文學當仁不讓在這樣的歷史反思中充當了前驅的角色。一批勇于走在歷史前面的文藝界的領導人率先撰文對1960 年代的極“左”文藝路線展開批評，張光年、周揚、馮牧等人都多次撰文，或在大會上的報告中展開對一段歷史的反思，文藝界渴求新的更為開放和寬松的文藝創作環境。周揚在紀念五四運動60 周年會議上的報告《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①，把五四運動、延安整風運動、“文革”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并列為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標舉新時期的“思想解放”旗幟，這為改革開放時代的文藝探索和進一步的繁榮清理出了一條路徑。

中國現代以來的文藝實踐與民族國家的政治想象結合在一起，它必然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質。顯然，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這種文藝的單一化達到了極致，以至于出現“概念化”“公式化”和“三突出”這種公式。激進性的歷史實踐帶有超強的觀念性，現代文藝就是的直接的和超前的表達。探討并梳理清晰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構成了新時期文學理論批評自覺的起點。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與創作一道，可以從文學自身的本質規律出發來確立文學的思想、標準和方法。文學的意義和價值不再只是為政治鳴鑼開道，不再是當下政策的直接詮釋，而是把時代精神融合在全部的藝術形象中。事實上，新時期的文學與改革開放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代精神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正是改革開放時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促進了文學每一階段的繁榮發展。

顯然，在激進現代性的這一路徑中，1980 年代上半期的中國選擇了轉向，轉向五四的啟蒙傳統。它并未在歷史反思中選擇重建思想文化的整體性的方案，也并未去認真總結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化實踐的經驗教訓，而是采取斷裂和跳躍的形式，試圖回到現代起源之初去重新補課。因為前者依然是一項理念性的設想，或者它從來只有觀念的意義，其情感和形象的建構都不牢靠。

從對文學自身的性質規律出發，“文革”結束伊始，當代中國文藝理論承續1950 年代“百花時期”的文學觀念，再次提出人性論與人道主義，重建“文學是人學”的理念，這也是重建“新時期”的文學觀念，從而給予“新時期”的現實主義文藝理論以富有歷史感的內涵。這樣的命題直接來自對歷史的反思，這樣它也獲得了切實的現實意義。因為同樣出于清算歷史的任務，“新時期”的文藝及其理論批評也是應對緊急的現實任務才得以迅速發展，其實并未在學理的深度與厚實方面有切實地開掘。中國的現代史總是在急劇的變化中流轉，在新時期，反思“文革”與實現四個現代化構成了1980 年代的總體性的時代精神，所有的一切變革都圍繞著這樣的時代要求進行。

朱光潛率先發表《關于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這就開啟了人性論禁區之門。顧驤的《人性與階級性》以及諸多的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把討論一步步引向尖銳和深入。由此建構起198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的基本理論根基。新時期的文藝理論與批評在展開歷史反思的同時，也在尋求現實主義文學的藝術本真性，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文學如何能回到文學自身的規律來反映生活。因為人道主義、人性論作為思想基礎，那就是回到人本身，進入人的情感世界和心靈世界，這是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轉向的基本目標。但這一轉向僅僅依靠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理論奠基遠遠不夠，只有以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作后盾，人道主義才有更為踏實的根基。1980年代初，文藝理論與批評展開得最為熱烈最具有理論性的討論就是關于馬克思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論爭。這一討論帶有很強的政治性的判斷，表現為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系究竟如何依然是論爭雙方正確與否的關鍵點。論爭雙方的分歧幾乎依然還是政治性的：改革派試圖發現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意義；“正統派”則要保持與1950、1960 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解釋，因為對于現實的正統性話語權的維護，需要一個更具有歷史延續性的馬克思主義作為后盾。最終是以胡喬木發表的《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講話為解釋標準②，給討論劃上階段性的句號。

真正的思想解放有賴于文學藝術方面的創新，有賴于更加多樣的當代世界文學思潮帶的沖擊。盡管1980 年代的思想論爭風起云涌，崛起的新思潮也只能另辟蹊徑，呼嘯而去。時代的潮流畢竟在洶涌澎湃，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詩人、作家批評家們更是勇往直前，披荊斬棘，十分活躍。新思想、新文藝的到來變得不可遏止，朦朧詩就是這樣的時代前行號角。關于朦朧詩的討論，推進了中國當代的詩歌評論，也深化了對文學審美本質的認識，打開了作家、詩人的自主空間。正是朦朧詩把詩人的個體敏感性與時代精神融合一體，表達出了深入人心的時代情緒。

1980 年，由謝冕、孫紹振、徐敬亞標志的“三個崛起”，為新時期的新詩開拓了寬廣的道路，也為新詩清理出激動人心的目標。朦朧詩的崛起被理解為是中國詩人第一次以個人的聲音表達思想和情感，表達對社會歷史的獨特思考，它有力地沖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陳規舊范。詩不再是時代精神的簡單傳聲筒，不再是為當時政策服務的直接工具。新詩的自我、形式和情感都獲得正當性。“三個崛起”表達了時代新的文學觀念，正是這種開放的文學觀念，使中國當代新詩展開富有時代激情的探索和表達，由此也迎來中國文學新的話語表達方式。

1980 年代，中國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得以活躍，得力于國外的思想文化進入中國，尤其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沖擊和示范之下中國的現代主義文藝運動的興起。西方現代主義思潮通過期刊和翻譯圖書傳播，中國的思想文化這才有實質性的豐富。1980 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由袁可嘉主編的多卷本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短期內銷量逾數萬冊。另有陳焜著《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評論集。當然，1980 年代中國的現代主義不是一個有綱領的文學運動，它是文學創作界自發地對西方現代派進行有限借鑒地藝術探索和嘗試，例如“朦朧詩”和“意識流小說”。關于現代派的“四只小風箏”，可以看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對現代主義的熱切追蹤。“85新潮”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對現代主義回應的一個小高潮，但也是中國文學解決自身回歸文學本體的有效行動。“尋根派”和現代派一樣表明中國文學在這個時期回到文學本身的時機已經初露端倪，這當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動，但對于中國文學來說，則是期待已久的前行。不管是魯樞元提出“文學向內轉”，還是王蒙發表“文學失卻轟動效應”，都表明1980 年代后期以來的文學趨勢已然形成，文學理論和批評也在形成新的話語及表達方式。

1980 年代初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核心思想立足于“文學是人學”的綱領，因此也必然向西方現代派開放。老一輩的理論家批評家，如周揚、馮牧、荒煤、朱寨，以及當時稍年輕一些的王春元、錢中文、顧驤、謝冕、劉再復、張炯、洪子誠、何西來、孫紹振、蔣守謙、蔡葵、何振邦、張韌等人，都對新時期的文學作出不同的批評與闡釋。然而，批判“文革”和倡導人道主義，強調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則是他們共同的主張。文學批評實則成為改革開放的先導。在批評分化的同時，理論也趨于變革之中，一方面是正統派的林默涵、程代熙、陸梅林、侯敏澤、董學文、鄭伯農、嚴昭柱等人，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唯一性解釋，對偏離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理論批評與創作現象給予尖銳批評。另一方面則是傾向于尋求理論改革與創新——有所突破、有所更新的陣營。如錢中文、樂黛云、童慶炳、杜書瀛、曾繁仁、許明等等，他們著眼于吸取更為豐富的理論資源，兼收歐美文學理論，修正來自俄蘇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致力于充實和打開中國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內涵，中國的現實主義理論此時呈現出真正的開放勢態。

與此同時，報刊雜志上評介西方現代派的文章也多了起來，對早期西方的現代主義作家如伍爾芙、喬伊斯、卡夫卡、布萊希特以及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如馬爾克斯等等，后期現代主義（實際上就是后現代主義）作家如荒誕派戲劇家尤奈斯庫、后現代小說家巴斯、巴塞爾姆、卡爾維諾等人的作品和言論都有所評介，雖然不成系統，但對文學界產生的沖擊力則是足夠大的。

1980 年代西方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其直接成果就是：先是“朦朧詩”和前衛藝術運動的勃興，隨后是“新潮小說”雨后春筍般地涌現。1980年代上半期的“現代派”思潮極大地推動了當代理論批評的變革，促使現實主義理論體系及美學規范走向開放。當代西方文學理論流派紛至沓來，有新思想欲求的理論家和批評家以及青年學人，沉浸于新理論的探討中，開始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基礎。它是1990年代理論話語轉型的預演。在1980年代，袁可嘉先生對西方文論的引介影響面最廣，樂黛云先生對比較文學的引介則直接引發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創建，其功莫大焉。

“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闡釋學”“存在主義”“后結構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乃至德里達的解構主義都在引介之列，一時間蔚為大觀。很顯然，我們是在短短幾年時間，瀏覽了西方半個多世紀的理論成果。作為一次知識普及或許足矣，但要轉化為文學批評的成果則還要有一段時期的磨礪和沉淀。實際上，理論始終具有本土的歷史延續性，中國的現實主義理論與批評無論如何也難以從根本上動搖，外來的理論資源只能選擇與之對話才能找到自身互動更新的途徑。因此，可以理解，1980 年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總體上始終是與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聯系在一起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也是貼著新時期文學的文學創作實踐而展開，如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知青文學、現代派等等，無不是中國大地上的中國文學，對其闡釋和解讀的理論與批評資源無論多么借鑒西方，根本上的前提還是這些借自西方的理論資源要能夠與中國文學的現實接通和共鳴。新時期文學的核心理論就是人道主義與人性論，由此往前走一步——通過論爭《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而拓展出人道主義深化問題，于是出現主體性論域。

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思想上開啟的余地其實是有限度的，“思想解放運動”以推翻“兩個凡是”為出發點，然而它不可避免開啟了那些活躍的開闊地帶，開啟了一部分人的理論想象力。如果沒有這一思想解放，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是不可想象的。但思想解放運動在理論層面上的展開主要限于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進一步向人道主義和人性論延伸之后，出現了主體性論述。來自康德的命題“人是主體”經由李澤厚闡發而具有了新的內容。李澤厚顯然是從康德那里獲取思想以豐富和調整馬克思主義。其學理維度的開掘，試圖探究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世界化——馬克思主義也可以與德國古典哲學建立起內在聯系，努力突破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由蘇聯主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這適應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人尋求自我、尋求主體意識的時代精神，因此，“主體論”哲學具有改革開放時代的實踐意義。

在理論上，西方現代派文論還只是理論引介，在當代思想文化中起建構作用的觀念，還是來自于從現實主義內部開辟出來的論域。例如，經過李澤厚和劉再復的闡釋而成為一個時期的主導理論的“主體論”。1980 年代初有過一段時期的美學熱，這個時期的美學綱領——對美的本質最令人信服的命題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而這個命題直接來自馬克思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個美學綱領之所以受到青年人的歡迎，一方面是與歷史反思的人道主義立場相聯系，有助于張揚人的主體性價值；另一方面則是與時代精神相關，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境遇下，時代呼喚有個性有自我的青年人。李澤厚之作為1980 年代一代青年的思想導師，他的思想扣緊了本土的理論傳統和現實境遇，重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彰顯了時代意識，因而才倍受歡迎。也是在李澤厚的“主體論”綱領下，劉再復的文學理論的關鍵詞就是“主體性”與“性格二重組合論”。1984 年，劉再復發表《論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③，這是對現實主義文學理論進行批判性改造的最有力的論說。論文提出要把握“文學是人學”這樣的經典命題，要寫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和復雜性，這就是要破除被政治概念教條化和僵化的現實主義模式。1980 年代，劉再復在文學理論與批評方面的影響力甚大，他張揚“主體論”，把新時期“文學是人學”推向一個有理論高度的階段。劉再復的文學理論的影響在1985 年舉行的“新時期文學十年”達到高峰。文學在那個時期，在中國社會現實中影響甚大，文學占據著社會思潮的最前沿地帶，聚集了時代所有的情緒、態度和愿望。這是以后人們回望1980 年代時依然眷戀不已的原因所在。

與此同時，錢中文、童慶炳、曾繁仁、何西來等人，他們力圖在馬克思主義的開放體系中來拓展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的開放性，尋求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更加協調的理論契合。錢中文尋求新理性精神，以及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這些都給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理論體系提示了活躍的向度，也具有當代的適應性和建設性。

從1980 年代上半期直至末期，有一批年輕批評家嶄露頭腳，他們的批評不只是反思“文革”，表達新時期的時代愿望，而是能夠深入到作家作品內部進行文本細讀。他們的努力使現實主義原本的批判性和控訴性的政治話語，轉向更具有文學性的審美批評話語。中國當代的理論批評話語迎來了嶄新的風貌，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批評是中國現實主義的復歸。雷達、曾鎮南、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孟繁華、潘凱雄、賀紹俊、季紅真、程光煒、王鴻生、李潔非、張陵、王干等人，他們或者有更為寬廣的文學史視野，或者對文學作品的藝術性有著更為敏銳的感覺、對最新的文學創作能夠作出更為精當的理論提煉。很顯然，1980 年代的上海青年批評家群體是一個風格鮮明的集體，吳亮、陳思和、王曉明、南帆、許子東、李劼、蔡翔、程德培、李慶西等人。他們的批評頗具新潮風范，語詞清俊流麗，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這些與過去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的八股語氣和格式都大相徑庭，他們的批評已經無所謂遵循現實主義的主流規范，他們可以直接而鮮明地表達個人的藝術感受和對文學的態度。新理論批評話語的建構有賴于對西方現代理論批評的引介，這是引來思想啟迪的火種，張隆溪、申丹、郭宏安、王寧、趙一凡、王逢振、盛寧、陳眾議、許金龍等人對歐美、南美、日本等國理論與批評的引介，給中國輸入了多樣化的理論資源。在那個時代，有時只言片語就可點燃理論的想象力。那是一個渴望理論突破和創新的時代。

西方的新理論批評給予中國年青學子的思想以啟示性的引導，一批著眼于中國文學創作實踐的青年學者，把西方理論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正是這一行動有效地重構了中國當代的理論批評話語，這種理論思維和批評方法，以及由此引發的新的話語方式，直接影響了中國當代的文學研究范式。尤其是一批在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青年學人開始嶄露頭角，例如，王寧、王一川、程文超、羅鋼、王岳川、戴錦華、張頤武、張法、余虹、陶東風、陳曉明、張清華、陳福民、張志忠等人，他們廣泛涉獵西方當代的文論，總體上稱之為“后現代主義”（或簡稱“后學”），如結構主義、解釋學、精神分析學、解構主義、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等。他們的理論批評創制新調，從知識到話語方式，從問題的提出和價值的選擇，都與此前的“現實主義”的文學理論批評頗不相同。個性化的問題和表達方式，揭示了當代文學最新的潮流。尤其是介入當代中國的先鋒派文學、或者介入大眾文化研究，闡釋中國當代文化與文學正在發生的深刻的變革。中國當代的理論批評空間最大可能性地得到釋放。

歷經1990 年代及21 世紀初的思想與知識的轉型，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1960 年以后出生的一代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體現著這樣的時代趨勢，也正在成為文學研究的主導力量，如李敬澤、郜元寶、吳義勤、張清華、施戰軍、閻晶明、何向陽、李建軍、王彬彬、張新穎、韓毓海、李楊、張學昕、張檸、謝有順、洪治綱、賀桂梅、邵燕君等，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切入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攜帶著西方現代理論的不同知識背景，進入當代文學現場；他們將文學史研究與批評有機結合在一起，并使之成為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顯著特征。

然而，當今時代，我們身處的卻是一個理論終結的時代，西方如此，中國也不能例外。對于西方也許這不是什么過于悲痛的事情，對于中國的理論與批評的自我開創來說卻是生不逢時。1990 年代正當中國的理論與批評廣泛吸收西方現代理論與批評，有可能著手建構中國的理論與批評時，整個文學理論與批評卻走上了衰退的道路（這是世界性的問題），難掩頹勢。理論不再有所作為，理論向批評轉化是必然趨勢，也是不得不選擇的可行的道路。或許失去了理論宰制的批評，可以從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中獲得創新的互動資源，這對于中國當代的文學批評尋求中國品格，未嘗不能提供一種可能性。

縱觀20 世紀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現實主義成為中國現代理論與批評的圭臬，直到1990 年代，隨著西方現代理論與批評資源大量涌入中國，現實主義才遇到多元文化的挑戰。1990 年代以后的中國理論與批評，處于規范體系和主導理論解體的趨勢中。主導理論與規范體系的終結勢不可擋，以個體敏感性為本位建立起來的批評話語和理論體系雖然不再有統攝一切的“原理”作為真理性的依據，但其闡釋空間和包蘊的可能性確實更為強大。這樣一種變遷，放到20世紀的文學理論與批評語境中，放到西方現代理論與批評建構起來的文化背景中來考察，我們與其把它描述為分崩離析、雜亂無章的文化潰敗，不如去發掘困境中蘊含的創造活力。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經歷過較長時期的積淀，經歷過幾代學人面向中國文學實踐的努力，一定能創建出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理論批評。

注釋：

①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人民日報》1979年5月7日。

②胡喬木同志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該講話，原載《理論月刊》1984年第2期。

③劉再復：《論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文學評論》1984年第4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