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在歷史總體性意義上全景式地書寫現實，且于大歷史變革的整全視域中深度觀照普通勞動者的精神困境和現實遭際，為路遙文學的基本特征。路遙對文學傳統、理想讀者、1980 年代的總體文學狀況及現實主義的可能的系統思考，無疑表明其文學觀念扎根于《講話》所開啟的思想視域之中，與人民倫理及其價值關切密切相關。而以路遙為個案對“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1942 年以降之社會主義文學傳統和五四新文學傳統以及與之相應之文學評價標準等問題論域的再思，涉及當下寫作中若干迫切問題，有著值得深入論析的重要現實意義。

關鍵詞：路遙 文學觀 《講話》 現實主義 社會主義文學

楊輝，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在站博士后。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西安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出版有學術專著《“大文學史”視域下的賈平凹研究》等。編選有《賈平凹文論集》（三卷本）。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揚子江評論》《南方文壇》等報刊發表論文及訪談八十余篇。曾獲第十六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陜西文藝評論獎一等獎、全國優秀社會科學普及作品獎、陜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入選“陜西百名優秀中青年作家藝術家扶持計劃”。

自1980 年代中后期迄今，圍繞路遙作品尤其是《平凡的世界》的文學史意義的論爭無疑關涉到“重寫文學史”以降文學評價標準的變化。此種變化亦與新時期以來社會核心主題的轉移密不可分。以之為視域對兩個“三十年”的區分因之包含著極為復雜的思想史問題，其間觀念分歧遠非文學之問題論域所能囊括，而是關涉到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變革的內在理路。文學史關于“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時間至今亦可下延為40 年）、“民國機制”和“延安道路”、“革命”和“改革”①、意識形態的治史標準和審美價值的“重建”等等不同觀念的論爭，亦不脫1942 年迄今思想觀念轉換所涉之基本范圍。在“斷裂”的意義上建構兩個“三十年”的精神分野亦源出于此。是為路遙及其作品在1980 年代必須面對的精神環境。身處諸種新思潮、新觀念風起云涌且形塑了彼時文學批評的核心“語法”的文學及文學史觀念的易代之際，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極具癥候意義。一向以現實主義重鎮著稱的《當代》“錯失”這一1980 年代的現實主義力作的原因即在于此。在《當代》編輯周昌義的歷史性回顧中，置身以“新”與“變”為核心的1980 年代，《平凡的世界》敘述之“慢”“啰嗦”以及故事的無“懸念”，“實在很難往下看”。時隔近20 年后，周昌義已然意識到“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應該那么質樸”，此亦為“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價值所在”。然身處1980 年代的觀念氛圍之中，個人并不能超越時代的“局限”而有更具前瞻性的理解。“可惜那是1986 年春天，傷痕文學過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正流行現代主義。”②當此之際，即便出身底層，且屬礦工子弟，周昌義仍然未能從《平凡的世界》中體會到路遙超越時代局限的真正用心。他對該作的“隨意”處理（退稿），不過是1980 年代如泰山壓頂般的文學形勢給予路遙寫作的巨大“壓力”的冰山一角。在“重寫文學史”及其所開啟之若干核心觀念延續性的意義上，《平凡的世界》及路遙至今仍然面臨著諸多評價的“困難”。若無更為宏闊之文學史視域，且在歷史化的語境中重啟《講話》以降社會主義文學傳統及其解釋當下文學問題的理論效力，則關于路遙的文學史評價問題，仍會因視域的偏狹而難有質的“突破”。也因此，對路遙的文學觀及其所屬之思想和審美傳統的歷史性考察，較之在既定的視域中作評價的“反復”，無疑更為緊要。

歷史地看，路遙的文學觀念，“起源”于1960-1970 年代之交，與《延安山花》及《山花》文藝小報關聯甚深③。在1970年代初獨特的歷史氛圍中，《山花》文藝小報與彼時潮流化觀念之間內在的關聯自不待言，其所刊發之部分作品雖有對若干歷史現象的些微“補正”，但核心思想，仍不脫《講話》所開啟的基本思想范圍。其時政治與愛情均遭遇挫敗，身處精神與現實雙重困境的路遙因偶然的機緣通過文學改變了個人的命運。“文學”與個人命運之間的歷史性關聯，因之形塑了路遙此后在寫作題材及筆法選擇過程中一以貫之的現實考量。即如沈從文所論，“把工作貼到國家需要上使用”，可得社會重視，甚而“一舉成名天下揚”④。早期作品《南湖的船》《老漢一輩子愛唱歌》等因高度契合1970 年代時代對于工農兵寫作的巨大召喚而為路遙贏得了最初的聲名⑤。嗣后，在1970-1980 年代寫作轉型之際，路遙關于題材及筆法的選擇幾乎很自然地延續了1970 年代初的根本路向，其間雖不乏與時推移的觀念調適，但路遙并不簡單認信1980 年代作為“新時期”所被賦予的超越此前“三十年”的意義，因而堅持歷史和思想內在的連續性，以及文學的經世功能。以1978-1980 年創作的《驚心動魄的一幕》為轉型的標志，路遙的寫作倫理及其總體考量初步確立：“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選擇主題，首先取得高層認可，然后向民間‘倒灌’。”其政治視野和文學才能藉《驚心動魄的一幕》的寫作得到了具有融匯意義的發揮。沿此思路，《人生》所要配合的是“正在全面展開的農村改革”，而《平凡的世界》則“試圖展現農村改革的全貌”。⑥出自農村，“從感情上”視“廣大的‘農村人’”為“我們的兄弟姐妹”，并能“出自真心地理解他們的處境和痛苦”而非“優越而痛快地只顧指責甚至嘲弄丑化他們”⑦的路遙，顯然無須如柳青和丁玲等作家一般⑧，需在《講話》所申論之立場、態度和方法問題的指導之下完成個人思想的“改造”與“轉變”，方能進入《講話》所敞開之歷史及政治的核心情境之中。毛澤東《講話》等論著關于“農民”動員以及“工農兵”作為“歷史主體”的政治構想包含著極為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寓意。此種構想及其在1940-1970 年代的現實化無疑改變了路遙的個人命運。質言之，“作為血統的農民的兒子”，路遙個人命運的變化高度關聯著1960-1970 年代的歷史想象。其在政治受挫之后對文學的選擇必然內含著對時局及個人奮斗之可能性的洞見，即便身處1980 年代變化了的歷史氛圍中，他對《講話》傳統所開啟之思想視域以及與之密切關聯之人民倫理的價值堅守，因之并非“文革”精神“殘留”所能簡單論定。他對現實主義及其內在的質的規定性的堅守，也包含著更為復雜的問題，不獨技巧的選擇這樣簡單。正是基于對《講話》所關涉的重要問題的“莊嚴地思考”，路遙并未被1980 年代初諸種思潮挾裹而去，以至于對過往歷史采取“輕藐的嘲弄態度”，而反復申論在歷史連續性的意義上思考中國問題的重要性。其所秉有的“深沉的歷史觀”，以及并不簡單地在潮流化的意義上對1960 年代和1980 年代作“斷裂”的處理，與其藉對柳青傳統的延續而接通《講話》的精神傳統密不可分。考慮到工農兵寫作作為無產階級文學想象與建構的重要一種時代價值和歷史意義，以及其所關涉之新的歷史主體獨特的解放價值⑨，則路遙延續《講話》傳統的根本用心及其意義遂得以顯豁。因是之故，即便在完成進城這一重要的命運轉變，且可以知識分子身份重建自我的文學觀念之際，路遙仍然反復強調寫作作為“勞動”之一種，與普通勞動者基本境遇血肉相關的具體性和經世功能，無疑表明其對《講話》所包含的人民倫理及其意義的價值堅守。是為“精英”與“大眾”兩種立場的根本分野⑩，亦是路遙不同于1980

年代潮流化寫作的重點所在。其對柳青傳統及其所依托之思想的歷史性延續，要義亦在此處。

經由對1950 年代國家創業與個人（集體）創業的總體性描繪，《創業史》成為彼時新的歷史主體創造新的世界的偉大歷史進程的重要表征。梁生寶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意義無疑包含著《講話》所開啟的重要歷史問題。《講話》之于中國現代文化的重要“創造與影響”，乃是“促成了人民文化權力的產生”，是為中國社會“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要義之一。身處底層的普通勞動者“首次獲得了主體性，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主導力量，與現代歷史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緊密關系”。是故，“以嶄新意義上的‘人民’為核心，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時拒絕并顛覆了幾千年中國既有的傳統權力譜系”以及“來自西方的現代權力譜系”11 。其之于中國現代文化的巨大影響力自不待言。然身處1980 年代變化了的歷史氛圍之中，“‘人民性’是否可以延續”這一《講話》留給中國現代文化的歷史性難題，成為路遙文學無法繞開的重要論題。作為1950-1970 年代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心”，農村和農民無疑承擔著重要的歷史使命。徐改霞在城與鄉之間并不算艱難的選擇與1950 年代的總體性氛圍密不可分。鄉村在彼時無疑可以容納一代青年人對未來的希望愿景，他們可以如梁生寶一般體會到作為歷史主體的重要價值。他們的個人命運同樣是高度歷史性的。但1980 年代以降，社會核心主題由“革命”轉向“建設”，農村原有的優勢漸次消失。城鄉問題也隨之被賦予了新的內涵。相較于《創業史》中新的鄉村秩序的穩定結構，高加林所面對的高家村已發生極具歷史意味的重要變化。高加林需以“離鄉”（進城）的方式完成對高明樓所代表的鄉村新秩序

的超越。其處境如論者所言，“在去除了意識形態崇高客體的虛幻性之后，‘十七年’文學中的‘社會主義新人’也開始蛻變出新的歷史面貌”。12 “農村”作為“新世界”的想象與實踐的象征意義隨著歷史新問題的產生而被逐漸“祛魅”。依托此種想象獲致歷史主體性的普通勞動者隨之需要面臨新的現實問題，并需要重新調整自我與世界的想象性關系的基本模式。

如論者所言，高加林乃是“正在探索社會主義新人的道路”的典型形象。《人生》亦應被讀作“在建設‘四化’的新時期，在農村和城市交叉地帶，為青年人探討‘人生’道路的作品”13 。其與“潘曉討論”所引發的關于理想與現實關系問題的討論如出一轍，共同表征著轉型之際兩種世界“規劃”之間的觀念紛爭。由此可知路遙對一代青年人命運選擇的探索包含著更為復雜的意義14 。如果說《父子倆》《不會做詩的人》以及《在新生活面前》尚有兩個時代“過渡”階段的探索特征，《人生》及此后的《黃葉在秋風中飄落》《你怎么也想不到》則同屬探索“新人”在新的語境下的精神和現實難題。此種難題已非既往的思想和理

論話語所能解決，須得依賴新語境所敞開的結構性力量，個體方能獲致自我的圓滿。而在1980 年代的語境中，孫少平、孫少安們已無可能如梁生寶、高增福們一般，迅速從歷史的宏大進程中找到自我作為歷史主體的價值。他們已由“勞動者”淪為“勞動力”15 ，需要承擔新的歷史難題。當此之際，“社會主義實踐力圖壓抑的各種社會要素”重新“破繭而出”并成為“新秩序的基礎”，“仿佛從未經歷革命時代的沖擊與改造一般”16 。歷史的反復與議題的轉換使得孫少平們重歸“底層”，必須面對新一輪的幾乎更為艱難的人生選擇。

對歷史與現實有著極為深刻的洞察的路遙充分意識到，個人無法自外于時代而獲致想象中的成功。他們必須依賴時代可能存在的成就性的力量。“城鄉交叉地帶”的獨特發現因具有表征1980 年代甚至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社會總體性面貌的重要價值。作為一時期社會的核心結構，“城”與“鄉”內涵著指稱“中國”，乃至于標識“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理論效力。 如柳青以蛤蟆灘—中國—世界的視域展開對1950 年代農業合作化的歷史性觀照，路遙亦嘗試在總體的世界格局中深度觀察1980 年代中國的歷史性變遷及其意義。其文學世界所展開之問題論域，無疑深度切近1949 年以降中國社會的核心。如論者所言，“城鄉二元結構”乃是“新中國60 年取得成就的最基本的基礎”。其意義并不僅止于前30 年，“在改革開放后的30 年”以及“將來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都發揮過并將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中國特色“政治經濟模式”的實踐，甚至“中華文明的復興”，無不與此種結構密不可分。是為“中國模式”之“核心”18 。穩定的農村既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亦成為“進城失敗”的農民的生活“退路”。因是之故，新農村建設便包含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建設低消費、高福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無疑包含著維系城鄉結構模式良性運轉的重要意義。此亦為“中國道路”的內在要求19 。1980 年代批評界對《人生》“回歸土地”的責難因之涉及更為重要的問題。基于對其時社會歷史環境的深刻洞察，路遙并未為高加林“安排”一個理想的結局。《人生》第40 二章以“并非結局”為副標題，無疑表明高加林命運朝向未來的未定的開放性。作為高加林的生活選擇在1980 年代中后期的延伸，《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扎根農村經由個人創業應和大時代的主題的方式，以及孫少平始于攬工歷經艱難終于成為煤礦工人的個人選擇包含著同樣的意義。而在路遙的觀念中，人物與土地難以斷然決裂并非僅涉及到如何面對土地的問題，而是關涉到“如何對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勞動大眾的問題”。即便徹底改變中國廣大農村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活觀念和陳舊習俗，并最終“填平城鄉之間的溝壑”為具有全人類意義的“偉大目標”，但置身城鄉轉型的漫長歷史過程中，對土地的情感及其所蘊含之重要意義并非“進步”與“落后”的單向度的判斷所能簡單概括。將城鄉問題轉換為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路遙的目的仍在歷史具體性中總體性地思考中國問題。自整全視域觀之，“農村的問題也就是城市的問題，是我們共有的問題”20。農村的“落后”與城市的“進步”之間的張力及其間底層在特定歷史和社會環境中命運的起廢沉浮，恰為路遙文學著力點和用心處，亦是其與柳青傳統及《講話》以降之思想流脈的內在關聯的根源。進而言之，其對人民倫理的價值堅守，就其根本而言，乃是基于對關注“社會最低需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的根本認同的自然選擇。21

作為系統“回應”《平凡的世界》出版之后所面臨的種種不同意見的重要文本，《早晨從中午開始》追敘了路遙對《平凡的世界》的“理想讀者”的自我設定。依路遙之見，《平凡的世界》的“理想讀者”顯然與“現代派”作品的“理想讀者”存在著“差異”。“路遙的‘讀者’和先鋒文學的‘讀者’不僅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讀者想象’，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想象’的背后隱藏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運行機制。”22 此種差異因之并不僅止于數量的多寡，而是關涉到“精英”與“大眾”、“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的內在分野。此種分野，某種意義上表現在寫作題材和敘述重心的差別。路遙的讀者想象及其對“反潮流”的自我設定，無疑包含著對人民倫理的價值堅守。如萬斯洛夫援引的別林斯基的說法所示：“如果對生活的描繪是忠實的，那么，這種描繪也就包含著人民性。”而“人民的生活提供給詩人以內容”，這內容的深度、價值、范圍與意義“不是直接依賴詩人和他的才能，而是依賴于他的人民的生活的歷史意義。”23 路遙對農民命運的深度關切，其以城鄉交叉地帶重新標識出農民身處的歷史境遇及其現實難題的種種努力，在1980 年代精英文化“主導”文壇的語境中，無疑

有著極具歷史癥候性的重要意義。此亦為深度理解路遙的文學觀念及其在1980 年代寫作的選擇時無法繞開的重要前提。

依照羅崗《“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關于“張承志難題”的一封通信》的邏輯，較之起筆于“新時期”的張承志，路遙更為符合竹內好“現役文學家”的提法。無論與“‘20 世紀六十年代’的深刻聯系”，還是在后來的創作中“鮮明執著地保持著這種聯系”，進而從“這種聯系中不斷獲得進入新的思想與藝術領域的力量和能力”，還是作品對當代中國“歷史的動蕩、曲折與前行”以及其從歷史本身的能量中吸取“將‘歷史’‘形式化’的動力”24 ，均屬路遙作品意義和價值所在。作為改革年代的重要文本，《平凡的世界》聚集了總體性的歷史在1975-1985 十年間自我革新、不斷“試錯”和內在調適的能量。其要義還在于，從“20世紀六十年代”思想資源中汲取回應1980年代現實的可能，或者，1980 年代原本即屬1960 年代的“延續”。本乎此，路遙對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選擇，便包含著遠較“技巧”更為復雜的思想和審美意涵。他感念于批評家蔡葵對《平凡的世界》“大膽的褒詞”以及對其努力基于了解之同情的“肯定”，也同時意識到彼時批評界對該書“冷淡”的深層原因，與“現實主義”的評價問題密切相關。即便如此，路遙仍無順應潮流改弦更張的欲念。如李星所論，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幾乎是路遙“無法回避的選擇”。此種選擇自然包含著路遙對文學及其價值不同于1980年代潮流化觀念的獨特理解。此種理解無疑扎根于《講話》所開啟之歷史的希望愿景之中，并與人民倫理有著內在的根本性的關聯，非此，便不能理解路遙在現代主義觀念形塑了文學評價標準的1980 年代堅守現實主義的根本原因。

循此思路，則路遙在為《平凡的世界》做寫作的準備過程中對現實主義的選擇的根本思想脈絡便不難辨明。即如蘇契科夫所論，“圍繞現實主義而進行的爭論極其鮮明地揭示出爭論雙方立場和審美觀的分歧”，就其根本而言，關涉到如何理解文學及其與時代和現實的關系問題，與不同的意識形態及其所開顯之世界想象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分歧，乃是在“理解藝術的社會使命”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25 。是故，蘇契科夫并不贊同弱化甚或消解現實主義的內在的質的規定性，而將其擴展到“無邊”的程度的理論構想。路遙對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若干辨析，理路雖略有不同，但根本觀念則內里相通。秉有一種更為宏闊的文學觀念的路遙，并不在非此即彼式二元對立的框架中思考“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關系問題。他反對將二者簡單對立的思路，認為無需因學習新的表現手法而忽略現實主義的價值，何況即便“現代派所表現的生活也應該是現實的”。而無論以何種方式表達，最根本也最緊要的仍然是“對生活認識的深度”26 。因為，“如何認識我們這個時代，并能對這個時代作比較準確、深刻、廣泛的反映和概括”，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此亦為現實主義內在規定性的要義之一。

要言之，“生活和題材”決定了一部作品所應采用的“表現手法”27 。而“把現實主義問題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乃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客觀要求。進而言之，捍衛現實主義這一文藝流派的若干重要原則，并非馬克思主義奠基者的個人氣質及藝術好惡使然，而是“這些原則滲透著公開地和真誠地為勞動人民的解放服務的愿望”28 。延續《講話》以降，中經柳青實踐的現實主義傳統，屬強調文學的經世功能，不為“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把“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大眾的精神需要”作為寫作目的的路遙的必然選擇。更何況，如其精神導師柳青所論，文學作品的“經典化”，要以六十年為一個單元。作品既要“接受當代眼光的評估”，還要“經受歷史眼光的審視”29 。1980 年代社會文化階段性主題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放寬歷史的視界，在更為寬廣的視域中歷史性地觀照文學及理論主題之價值和意義。是為路遙為現實主義“申辯”的要義所在。在根本性的歷史范疇連續性的意義上，路遙所論之“深沉的歷史觀”密切關聯著“正確對待勞動人民的態度”30 。文學既非吟風弄月式的個人感懷的自然表達，也便秉有著與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血肉相關的具體性。作家的勞動也自然和“全體人民的事業”緊密相連并獲致其意義。《平凡的世界》基于人民倫理的崇高風格，無疑與此密切相關。依路遙之見，作家的全部工作都應該“使人和事物變得更美好”，從而“讓生活的車輪轟隆隆地前進”。也因此，其道德理想主義便包含著從總體的、肯定性意義上回應時代的精神疑難的現實功能。路遙抵御來自1980 年代文學形勢重重壓力的基礎，便是其文學觀念內在的人民性及其與復雜廣闊的生活世界的根本關聯。自《講話》以降之總體視域觀之，《平凡的世界》作為1980 年代現實主義典型文本的“反潮流”意義，表征的是對更為宏闊的思想和審美傳統具有歷史意味的“潮流化”表達。要言之，對柳青傳統的賡續、內在的人民性以及對有傾向的現實主義傳統的堅守，均關涉到《講話》所開啟之歷史的問題論域。作為“弱者的武器”以及“人民文藝”的重要思想資源，《講話》所包含的歷史構想的現實效力并未衰微，而是有著向未來敞開的豐富意義。路遙的文學觀念及作品的諸多品質的意義，亦需在1942 年《講話》以降更具歷史性的思想和審美傳統中得到解釋。

1988 年12 月31 日， 也就是《平凡的世界》創作完成的半年后，在寫給批評家蔡葵的信中，路遙再度表達了他對彼時文學界的“不滿”，這種不滿中自然也包含著些許無奈。但他仍然“初心”不改，始終拒絕寫作的“潮流化”：“我們和缺乏現代主義一樣缺乏（真正的）現實主義”，而《平凡的世界》正是在“這種文學歷史的背景下努力的，因此仍然帶有摸索前行的性質”。而“反擊”文學界觀念及視域偏狹的最好方式，便是用“作品來‘反潮流’”31 。時至今日，路遙關于彼時文學界觀念偏狹的洞見及其意義已漸次顯豁。而與三十年間文學潮流此起彼伏且大多各領風騷三五年不同的是，《平凡的世界》作為現實主義經典文本始終常銷不衰。此一現象形成之根本原因并非自明，亦不能以讀者的閱讀偏好為由規避其所涉及之重要問題。雖然批評觀念有限度的變革仍不能更為深入地闡發《平凡的世界》的全部意義，但該作作為改革年代重要作品的意義卻日漸凸顯。文學史觀念的“反復”亦從另一側面說明路遙關于文學評價的歷史視域（來自后世的超短時段狹窄視域的歷史性評判）的重要性的“前瞻”價值。話題最后或許還要回到路遙的精神導師柳青晚年對于社會及文學觀念的如下判斷，“下一個時代，你們會右，也許會右得不能再右了，走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回過頭來再尋找正確的路”。32關于“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及其所依托之思想和審美傳統的歷史性“再思”，或許也需要在這樣的長時段的歷史視域中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33 路遙的文學觀及其之于社會主義文學在1980 年代的延續的重要意義，亦會因之得到更為準確深入的闡釋。34

注釋：

①參見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文明?國家?大學》（增訂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18 年版。

②周昌義：《記得當年毀路遙》，《文藝理論與批評》2007 年第6 期。

③對此問題的進一步申論，可參見拙文《路遙文學的“常”與“變”——從“《山花》時期”而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2 期。

④轉引自謝保杰《主體、想象與表達：1949-1966年工農兵寫作的歷史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232 頁。

⑤⑥詳情可參見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十月?長篇小說》2012 年第4 期。

⑦20 26 29 30 31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年版，第62、60-63、123、

91、109、602 頁。

⑧對丁玲個人思想的“轉變”及其意義，何吉賢有極為深入的分析。參見何吉賢《“流動”的主體和知識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1950年代轉變之際的丁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4 期。柳青1940 年代至1950年代的“轉變”，核心義理亦與此同。

⑨參見錢理群《構建“無產階級文學”的兩種想象與實踐》，《錢理群講學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

⑩對此問題更為深入的論述，可參見張均《“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分歧、陷阱與重建》，《文藝爭鳴》2015 年第2 期。

11盧燕娟：《<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人民文化權力的興起》，劉卓編《“延安文藝”研究讀本》，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 年版，第261-262 頁。

12徐剛：《“十七年文學”脈絡中的路遙小說創作》，程光煒，楊慶祥編《重讀路遙》，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134 頁。

13閻綱：《閻綱致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年版，第594頁。14閻綱在革命現實主義的連續性意義上，肯定《人生》的價值，并進一步認為“革命現實主義生命長青，現在還不到革革命現實主義的命的時候。”革命現實主義與時俱進的自然調適，《人生》無疑可作參照。閻綱：《閻綱致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年版，第595 頁。

15黃平對此種轉變及其歷史意義有極為精到的分析，參見黃平《從“勞動”到“奮斗”——“勵志型”讀法、改革文學與< 平凡的世界〉》，《文藝爭鳴》2010 年第3 期。

16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 世紀的終結與90 年代?序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版，第2 頁。

17參見楊曉帆《路遙論》第四章“城鄉之辯、中西之辯與1980 年代的現實主義危機”，作家出版社2018 年版。

18賀雪峰：《城鄉二元結構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核心與基礎》，《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 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2 頁。

19參見賀雪峰《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鄉村的前途：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山東人

民出版社2007 年版。

21參見甘陽《社會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關于中國的軟實力》，《文明?國家?大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年版，第23 頁。

22楊慶祥：《路遙的自我意識和寫作姿態——兼及1985 年前后“文學場”的歷史分析》，《重

讀路遙》，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 頁。

23轉引自萬斯洛夫《藝術的人民性》，劉頌燕譯，新文藝出版社1958 年版，第6 頁。

24羅崗：《“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關于“張承志難題”的一封通信》，《文藝爭鳴》2016 年第9 期。

25[蘇] 蘇契科夫：《關于現實主義的爭論》，[法]羅杰?加洛蒂：《論無邊的現實主義》，吳岳添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年版，第246 頁。

27董墨：《燦爛而短促的閃耀——痛悼路遙》，《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5 頁。

28[蘇] 喬?米?弗里德連杰爾：《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問題》，郭值京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192 頁。

32轉引自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470 頁。

33參見羅崗《“人民文藝”的歷史構成和現實境遇》，《文學評論》2018 年第4 期。

34秉有此種文學觀念的寫作者代不乏人，且有重要文本的不斷創生。可參見拙文《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陳彥兼及現實主義賡續的若干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10 期。

[作者單位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