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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繼《國家干部》發表14 年之后，張平新作《重新生活》是在延續作家近距離觀察社會現實、堅持為人民寫作的傳統之后的新突破。作家將眼光放置在腐敗官員家屬身上，通過對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中的貪腐現象的揭露，拓展了小說的敘事空間。同時, 小說揭露了問題背后深層的思想文化原因，批判了日常生活中人們對“特權意識”的默認與追求，在接續梁啟超、魯迅等人的國民性批判之后開啟了一個“國民性新批判”，即批判國民官本位思想與特權意識，重新思考與建構社會主義新文化。

關鍵詞：張平 《重新生活》 創作轉向 社會主義新文化 “國民性新批判”

張麗軍，男，漢族，1972年生，山東莒縣人。現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山東省第四屆齊魯文化英才、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二屆客座研究員、魯迅文學院文學論評論班學員、中國文聯首屆文藝理論骨干班學員，北京大學中文系高級訪問學者。山東省首屆、第二屆簽約文藝評論家。

范伊寧，女，漢族，1993年出生，江蘇徐州人，現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

1990 年代之后，“反腐”小說成為引人注目的題材，作家立足社會現實創作了大量反腐敗題材的小說。這種寫作潮流一方面基于社會現實，另一方面與國家大力倡導反腐有關系，“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警鐘長鳴”。①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反腐敗小說更加貼近政治，反映了時代的主旋律。盡管諸多作家創作出了大量反腐題材小說，但是對這一題材的研究與評價卻不多也不高。一直以來，張平被冠以“反腐作家”“主旋律作家”等標簽，這種命名不利于全面認識作家的創作，顯然是僅僅看到了文學現象的表層部分，而沒有深入小說內部的精神深層結構和作家靈魂深處的“宏大敘事”。

事實上，張平是一位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宏大人文情懷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高遠文學理想的作家。張平在他的作品后記中，曾毫不諱言“政治就是最大的現實”。毫無疑問，對于有著宏大追求和文學使命感的作家而言，文學創作必須關心政治這個“最大的現實”，而不是回避這個“最大的現實”。可貴的是，張平的小說不僅直接面對當代中國這個“最大的現實”，而且以一種審美的方式直指這個“最大的現實”的“心臟地帶”，發人深思，啟迪我們關心國家與民族的現實和未來。在《生死抉擇》中，張平直接提出改革向何處去的時代大問題，而且以“生死抉擇”命名之；《國家干部》則直接對國家的干部選拔制度進行呈現和書寫，涉及了國家選人用人的最根本、最核心、最要害的問題。正如林則徐所言“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張平沒有畏縮，沒有回避，而是以一顆赤子之心，以對黨、人民和國家的滿腔熱愛和無比忠誠，來書寫對時代大問題、核心問題、關鍵問題的審美思考。

十年磨一劍。十多年后，張平拿出了一部全新的、饒有味道的長篇小說《重新生活》。這部小說雖然以反腐敗為創作題材，但小說的敘述者、人物形象、主題意旨已經悄然發生了重大轉換。張平新作《重新生活》在延續以往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基礎之上，從反腐英雄敘述走向了深度的精神開掘，思考梁啟超、魯迅等人開啟的國民性批判問題，挖掘千百年來官本位文化中特權思想成為國民文化中的頑疴、沉疴的原因在“國民性新批判”中來思考和建構一種基于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享有生命尊嚴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呈現出一種中國知識分子非常可貴的“憂患意識”與薩義德所提出的知識分子 “對位批評”的建構意識。

一 人物描寫重心的轉移：從官員到普通人

在《重新生活》之前，張平涉及反腐的小說中人物刻畫的著力點是官場中的大小官員，從《天網》中縣委書記劉郁瑞到《抉擇》中的市長李高成再到《國家干部》中夏中民等，張平將敘事重心聚焦在官員干部身上，以清官形象為主要人物，圍繞這類人物形象對官場腐敗問題進行深入挖掘。繼上一部長篇小說之后十四年，張平新作《重新生活》有了很大的突破。此次創作與之前的最大改變是小說中主要人物形象類型的轉變，作家將筆墨放到官員干部的親屬身上，從普通人生活的視角挖掘深藏在貪腐現象背后更深層更復雜的思想、文化原因。“在張平這里，‘人民性’這個概念難能可貴地具有了真實性，‘人民’的形象被還原了它的弱者的形象，它是在更為平等和個人深切體驗的基礎上被創建的。”②作家通過描寫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有關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貪腐文化與特權思想的滲透與危害，將根植于國民思想中劣性的一面一一展現在讀者面前。

在《重新生活》中市委書記魏宏剛一出場就因貪污受賄等問題被中紀委和省紀檢委的人帶走調查，整部小說有關魏宏剛的事情更多是通過姐姐魏宏枝和姐夫武祥等人的回憶來展現，作家將更多的筆墨放在了魏宏剛的親屬主要是姐姐魏宏枝和姐夫武祥身上。

魏宏剛的姐姐魏宏枝是一名企業員工，當初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供弟弟魏宏剛上學，成績很好的魏宏枝選擇技工學校成為一名工人。小說中魏宏枝是一名樸實善良、堅毅剛強、一身正氣洋溢著樂觀向上精神的女性形象，經歷父親病逝、供養家人、妹妹病故、自己身患癌癥等困難的魏宏枝對生活始終抱有樂觀的態度。這樣一位堅韌剛強的女性，面對弟弟落馬更多的是反思自己，責備自己平時沒有更多督促魏宏剛。然而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弟弟官運亨通當上市委書記之后，魏宏枝平時只要一見了魏宏剛總是要叮囑他“好好干，別忘本，心里真要裝著老百姓”③，見到魏宏剛的妻子時也常常囑咐她提醒魏宏剛，以至于魏宏枝后來和弟弟弟媳見面常常不歡而散。小說中魏宏枝和魏宏剛的妻子可以作為一組對比形象來看，魏宏枝在弟弟當上市委書記后，并沒有因此謀求職位上的提升和其他私利，而魏宏剛的妻子馬艾華卻借機收取大量賄賂，最終將魏宏剛和自己送上了一條不歸路。相較之下，魏宏枝是小說中最暖的一抹顏色，然而作家并沒有一味描寫她積極的一面，通過細讀文本不難發現，在這抹亮色之中依稀可見灰暗的地方。女兒的學校極力推薦她做班長和校學生會主席等職務，盡管知道以女兒的能力并不能承擔這樣的職務，但聽到對女兒今后報考高校有利，魏宏枝也便答應了。同樣，女兒吃早點的鋪子，一個月只收一百塊錢并且給女兒綿綿留固定桌子，面對這種與早點鋪老板的實際成本極不相符的事實，魏宏枝默認了這種行為的合理性。若不是因為魏宏剛是市委書記能夠給學校的擴建和發展提供資金和支持、給早點鋪保護，綿綿肯定無法享受這樣的待遇，實際上，這也是在無形之中享受到了“特權”。

除了魏宏枝以外，魏宏剛的姐夫武祥是作家選取的主要視角。相較于魏宏枝對弟弟的愛與自責，武祥更多的是不滿甚至帶有怨恨。作為“外人”，武祥能夠更加清楚地看到魏宏剛對家里的付出，更加看清楚魏宏剛落馬后對家庭名譽的影響。武祥工齡三十多年，在出版社工作十余年被提為正科級干部，后遭人猜疑是因為魏宏剛的關系，這件事引起了武祥很大的不滿。他認為按正常程序的話，自己也能評 上正科級干部，他自信自己并沒有受到魏宏剛的特殊照顧。小說通過武祥之口說出魏宏剛當上市委書記后對自己家、照顧母親方面并沒有太多付出，倒是因為親戚關系的緣故平白受到了諸多猜疑，妻子的被調查、女兒的“失學”、自己受到的猜疑、母親為此事擔憂病危等，都與“不負責任”的魏宏剛有關。可是，武祥是否就從沒有想過借助魏宏剛得到某些特權嗎？并不盡然。小說正文的第一二節中清楚寫到武祥從未將綿綿成績不好當回事，自信只要有綿綿的舅舅魏宏剛在，綿綿上大學甚至重點大學根本不是問題。這種“不以為意”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盡管武祥不著意在職場上依靠魏宏剛幫助自己，但能確保自己的升職與魏宏剛無關嗎？若是如武祥所說那樣“按正常程序走自己評個正科是正常的”，那么為何此前按正常程序卻遲遲沒被評為正科，而是在魏宏剛做了市委書記不久之后？為了女兒更好的未來，武祥的這種“自信”又能夠經得起拷問嗎？自己和妻子從不為綿綿的成績發愁并非是因為孩子成績足夠優秀，而是弟弟魏宏剛作為市委書記背后帶來的特權享受足以讓他們免去這種尋常百姓家的憂愁。

借助對武祥夫婦的描寫，作家將敘事眼光放大到社會各行業中的普通人，包括醫生、教師、司機等職業。通過對醫生王宇魁、綿綿的班主任吳秀清如何借助魏宏剛身邊人以期求得到額外幫助的側面描寫，無不展現了現實生活中人們面對特權時的百般追求，這種特權思想帶來的是對社會公平和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破壞，如不清洗這種思想，只會給未來社會發展帶來更多的桎梏，小說將孩子在這種思想下的不幸遭遇刻畫出來似乎在預示著當前環境下會帶來的后果。

孩子是天真無邪而又敏感的，是新生的力量和未來的希望，在小說將整個社會中存在的特權現象納入眼中之時，孩子在其中飽受傷害。小說中主要有三個孩子，準確來說是三個青春年少的少年少女：魏宏剛的外甥女高中生綿綿，兒子丁丁，丁丁的初中同學陳玉紅，這三個孩子代表著三種不同的受害群體。首先是丁丁，作為魏宏剛的兒子，主動并享受特權帶來的優厚待遇，在父親出事之前，丁丁嬌生慣養基本處于“放養”狀態，被房地產商劉恒甫先是用金錢、友情接近利用，在父親出事之后又被劉恒甫利用，輟學到工地打工成為劉恒甫欺壓拆遷地居民的“棋子”差點喪命。經歷巨大的變故之后，丁丁在姑姑一家的照顧下重燃生活的信心，選擇出走作為自己重新開始生活的起點。從生活無憂到痛苦麻木地生活再到為謀生計自力更生，特權給丁丁帶來的非真實生活和痛苦經驗表現了作家對特權的一種思考，而丁丁的積極轉變給讀者示以一種希望，更是對祛除特權之后重新開啟美好生活的一種愿望。在丁丁的積極轉變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還有他的初中同學陳玉紅，小說一開始對陳玉紅的描寫主要是突出她家境貧寒但勤奮好學、善良勇敢，丁丁也感動于上學和遇到危險的關鍵時刻陳玉紅的幫助。陳玉紅面對丁丁時內心的煎熬直接來源于她幫助丁丁考試背后的秘密——學校老師以金錢獎勵為由的要求，學校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是為了從魏宏剛那謀求更大的利益，為謀求利益不惜動用一切手段，甚至利用孩子之間的友誼，學校這方凈土顯然已經變了質。對孩子之間友誼“不潔”的揭露增強了小說的批判情感和力度。三個孩子之中受傷害最深的是魏宏枝的女兒綿綿，綿綿雖是魏宏剛最疼愛的外甥女，但是面對很多特殊照顧她并不是主動選擇更不是享受其中的，舅舅落馬之后在學校受到的冷遇她表面上表現出了驚人的冷靜，但是內心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和傷害。一方面是感情上的傷害，自己最敬愛的舅舅成為了別人口中十惡不赦的大貪官，而學校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將綿綿推出去指認舅舅，這讓她對舅舅的崇敬之情遭受打擊，更對學校和老師失去信任；另一方面是來自學業的壓力，現在的學校呆不下去而新學校的去處卻需要花費很大的代價，為了不讓父母擔心更由于學習環境的巨大壓力，最終綿綿在多方面壓力之下暈倒在考場上。在特權保護之下綿綿內心的孱弱經不起現實生活的一些壓力與打擊，當武祥將女兒送往校醫院的時候，我們似乎又聽見了來自一百年前“救救孩子”的吶喊。

在調查組調查過程中，魏宏枝主動盤點家中從魏宏剛那得到的一些禮品卡、購物卡等錢財，武祥查清并主動向檢查小組提供魏宏剛存在老家至今沒有交待的一筆巨款的線索。他們作為腐敗官員的家屬沒有主動參與腐敗，并成為反腐敗的正面力量，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身樸素的品質和堅毅的人格。小說可以說“是張平人民理念的一次深度闡釋和體現，是人民性與政治小說的一次成功聯姻”，④而對武祥夫婦等人身上的特權思想和孩子所經受的折磨與挫折的描寫，向廣大讀者揭露了比反腐更難更重要的的是對思想上痼疾的祛除。就這一點來說，作家的用心之良苦、思考之深刻值得更多小說作者去借鑒、思考。同時，選擇腐敗官員家屬這一特殊的普通人為表現對象，展現官員落馬前后家屬的生活落差，不難看出貪腐對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損害，更重要的是凸顯根植于人們思想中的特權觀念對社會和個人發展的阻礙。小說中武祥一家和丁丁等都明確表示要重新生活，作家更借寧校長之口思考對未來生活的展望：“你一定要重新認識家庭，重新認識生活。別說你爸你媽不是什么領導干部，即使真的是個什么領導干部，你以后也只能自食其力，自己靠自己，你的未來只能靠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⑤未來的美好生活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來獲得的而不是通過某些特權，權力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競爭，每個人都需要清洗自己心中潛藏的特權意識，重新審視我們的生活和思想，“我們當前便需要一種‘清潔運動’，必將現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現代文化的駔儈氣，以及三五無出息的知識分子所提倡的變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勢利、依賴、狡猾、自私諸傾向，完全洗刷干凈，恢復了二十歲左右頭腦應有的純正與清朗，認識出這個世界，并在人類駕馭鋼鐵征服自然才智競爭中，接受這個民族一種新的命運……”⑥

二 敘事空間的擴大：從官場到日常生活空間

隨著作家筆下人物形象塑造重心的轉移，故事情節發生的地點相應有所變化。在以往的小說創作中，由于主要描寫的是官員干部這一形象群體，小說的敘事主要集中圍繞官員干部活動空間展開，而在《重新生活》這部小說中，作家展現的空間更加寬闊，揭露的社會問題更是現實生活中關乎民生的大事。

首先是教育領域，這是小說中筆墨最為濃厚的一處。故事開端由綿綿的學習起結尾由綿綿在考場上暈倒為終，中間情節的曲折也離不開孩子的教育問題。教育本應本著育人樹人、示以美好、授以希望等理念，然而小說中描寫了各種教育亂象。一是教育的不公平，綿綿所在的延中是延門市最好的中學，以綿綿的成績考不上這所學校，但因為舅舅是市委書記的關系被學校接納，并讓其擔任班干部和校干部，而小說中提到學校中類似綿綿情況的學生并不在少數。除了正面描寫，小說開頭部分也從側面反映了教育的不公平現象，綿綿盡管成績不好但是依靠當市委書記的舅舅上個重點大學并不是難題。這種不公平主要是由于權力的干預、腐敗造成的，作家并沒有止步于此，將教育不公平的現象和原因作了進一步的挖掘。延中和武家寨的師資、教學環境對比更加突顯這種不公平的嚴峻性，武家寨中學盡管曾被作為市委書記重點關注的對象，但是其中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改善，教育的機械化、功利化，班級人數超過規定人數兩倍之多，轉學過程中的權錢交易等等，這些存在于人們日常生活之中的現實問題被作家細心地捕捉并展現出來，給讀者重新反思生活以契機。教育的不公平背后是社會對享有特權群體的承認，特權的存在破壞了教育的公平。二是對教師隊伍素質的擔憂，主要體現在延中教導處趙副主任、班主任吳秀清以及武家寨中學綿綿的新班主任身上。小說中魏宏剛出事之前，學校領導老師見到武祥夫婦格外熱情，甚至免費為綿綿補課，出事之后則人人避之不及。趙副主任借教訓違反紀律的學生指桑罵槐地將武祥夫婦罵了一頓，而后又帶有威脅地要求武祥夫婦答應讓綿綿“主動”交上辭職書并承認與學校無關，一切是魏宏剛以及武祥一家的過錯。班主任吳秀清不僅要求綿綿寫辭職書說明問題，還在綿綿轉學的過程中多收了武祥夫婦幾萬塊錢。而武家寨綿綿的新班主任對學生座位的安排則是根據學生成績，因為學生成績與自己的獎金掛鉤，所以他對學生成績的提高看的十分重要，為此不免體罰，作業的錯題率超過10% 就需要到教室外罰站，而很多家長為了孩子能夠上課來到學校替孩子罰站。這種行為既可笑又可氣，教育的目的似乎變成了唯分數至上，而忽視了教育本身應帶有的溫情。小說中綿綿自進入這所學校后性格發生的變化令人痛心，最終暈倒在考場上的后果似乎向社會預示了這種教育環境所釀成的后果。三是教育的機械化，主要集中體現在武家寨中學，從小說中的描寫來看，這所學校更像是一所培養考試機器的工廠，教室內、窗戶上貼著各種激勵學生學習的極端性標語，如“要高考，先發瘋！”“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本來就內向安靜的綿綿變成不吃不休、自卑自咎、對父親冷漠、只知道學習的一個考試“機器”。這種教育氛圍下，孩子的身心健康被極大地忽視，最終只會導致教育走上歧路。

綿綿的同學孟小瓦在父親貪污被抓之后也面臨轉學的問題，然而在轉學之前孟小瓦在班級里已沒有了上課可坐的座位，最終孟小瓦不堪壓力跳樓身亡。對特權的依賴和追求必然會帶來對沒有特權的人的傷害，失去了特權之后的孟小瓦、綿綿、丁丁無一例外都遭到了學校的“拋棄”，而在失去特權庇護之前，像綿綿一樣的孩子又在無意或有意之中侵占了多少人的利益呢？在教育的主體之外，作家還把關切的眼光放置在家長身上。武家寨之所以有那么多學生來上，一方面是因為無法進入市里的高中或是高考失利，最主要的是家長想要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未來。大批家長租房陪讀，在學費昂貴、住房條件艱苦、娛樂休閑設施貧乏之下，這些家長之所以愿意陪讀很大程度上是相信教育的公平，相信孩子靠自身的努力能夠擁有更好的未來。一面是眾多普普通通的家長孩子在努力付出，另一面是貪腐文化對教育公平的破壞，作家的悲憫和批判之情溢于言表。

其次是醫療衛生。一是醫療條件的不均衡，陳玉紅家所在的小區因為相對貧窮偏遠救護車不愿意前來，即使來了也要收取高額的費用，而在農村假藥劣藥太多，缺乏監管，人們的生命健康得不到保證。相較于普通百姓看病難看病貴，一些領導干部卻可以享受特殊照顧，魏宏剛曾經的老領導在沒有康復希望的情況下依然住著高干病房，花費高昂。二是醫保體制的漏洞，丁丁受傷被送到醫院后，因為檢查時間太長，不得已找到了曾經幫助過的醫院院長王宇魁。在王宇魁的安排下丁丁不僅很快做完了所有檢查而且免去費用，在專家大夫會診明確說明不需要住院之后，王宇魁還是給丁丁辦理了住院，在出院之時又開了很多感冒藥、健胃藥、安眠藥甚至連眼藥水、創可貼都有，按王宇魁的話說“現在都醫保社保了，我讓他們按規定變通地去處理一下，所有的費用就都免了”。⑦這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做法明顯在鉆醫療保險的空子，而且王宇魁本人是知道這種行為是不對的，但另一方面從王宇魁的一些話中又可以明顯看出這種事情的發生是極為普遍、極為“正常”的，他也只是順應多數人的心理需求。

此外還有城市規劃問題，主要是居民住房拆遷的問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不斷向郊區擴大，由此帶來的大規模的棚改戶、舊小區翻造等工程建設。近年來，因為拆遷過程中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造成很多嚴重事故，小說也將此社會問題納入眼中并思考背后的原因。小說通過丁丁直接參與強拆行為和陳玉紅眼中房地產開發商劉恒甫的惡劣手段，將拆遷過程中老百姓的困難處境和開發商的無良展現出來，二者的矛盾沖突最終引發了不必要的傷亡。而開發商劉恒甫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地暴力拆遷是因為他通過權錢交易獲得了特權，也因為特權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但是這種成功卻是以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獲得的。武祥夫婦所在小區的拆與不拆更是與他們背后的特權分不開，在魏宏剛當市委書記時他可以利用手上的職權推遲姐姐家小區的拆遷，而魏宏剛落馬后，與武祥一家有私怨的前妹夫賈貴文又可以利用手上的權力強拆小區。小區的拆遷不是出于現實城市發展的需要而變成了擁有特殊權力的人的斗爭，特權的存在最終損害的是社會本身。

比反腐更為重要的是對特權思想的祛除，建立新的公平公正的思想。《重新生活》展示了隱性而又極為強大的特權文化在社會各個行業的存在與危害，這對作家來說是一次挑戰更是一種突破，在這種突破之中我們看到了作家本人對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關注關心。

結 語

從以上分析中不難看出，盡管張平的創作有所變化，但是“維護最廣大的底層群體利益、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社會主義理念’是張平進行政治寫作的終極指向和思想內核”。⑧作家延續了山西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的創作風格，堅持為廣大人民寫作，“我的作品就是要寫給那些最底層的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將為他們而寫作！”⑨“我的讀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普通通的讀者，為他們寫作我心甘情愿，無怨無悔。”⑩作家通過近距離地描寫現實，用普通人的視角揭露特權思想在各行各業的滲透和危害，用離人民生活最近、感受最深的問題將重大的社會和政治題材融于其中，既容易引起讀者情感上的共鳴也更易引發讀者的思考。小說從側面展開挖掘，批判整個社會彌漫的不良風氣，當特權成為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深入人們心中，對人們對社會對國家的危害更大。從這個意義上正如作家自己所言，“也許，這才是我的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反腐作品”。11 他從精神文化層面反思生活中的特權現象，加深了小說的思想性。

但是從小說的藝術性角度來看，仍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在情節結構設置上，有的懸念伏筆太久，如第三節出現在武祥家附近的“可疑車輛”，在后面的描寫中也有多次出現，然而直到小說接近尾聲才將這一懸念揭露，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懸念設置的意義。另外在內容方面，小說中節與節之間、段落與段落之間過渡生硬，人物形象轉變太快，如丁丁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官二代”突然間成熟起來。還有就是有關人物復雜心理的刻畫不夠，小說中對人物心理活動的描寫更多是通過具體回憶后內心的變化來展現，沒能再進一步深刻挖掘人物內在心理行為機制。

“古代所謂官, 與其說是一種職位，毋寧說是一種身份，所以，一旦獲得了這種身份，就可以享有種種特權，‘他可以不受普通法律的拘束，還可以他的官位去交換他的罪行，好像他以私人的奴碑、財產去贖罪一樣’。”12千百年來這種官本位思想不斷發展演化，由此帶來的特權思想深入國民骨髓之中，成為當前社會發展的嚴重桎梏。不論是古代文學中的官場譴責小說還是傳統戲劇中對清官形象的崇拜，以及張平早期反腐敗小說中對清官形象的大力刻畫，一定程度上都表現了中國人民對清官廉吏的呼喚與需要，更深層次上來說是對公平公正社會的美好希望，這類文學藝術受到了人民的喜愛，也從側面反映出千百年來這種對特權攀附的行為一直存在。千百年來對光明的未來平等社會的期待從未曾停止，“文明中有一些最純的因素，唯它能凝聚起渙散失望的人群，使衰敗的民族熬過險關、求得再生”。13

作家張平借作品向我們表明若想要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社會中的每一個份子都應當反思自身祛除內心對特權的渴求，重新開始新的生活，開始一個沒有特權壓迫更加文明、更加平等的生活，正如沈從文所說“我們得一切重新開始，重新想，重新作，重新愛和恨，重新信仰和懷疑……”14“在反腐這一類型的小說中，所謂良心就是一個小說家的責任，就是對道義的辯護、對正直的回應、對公心的維護、對艱難生活的正視、對被損害者和被侮辱者的同情、對理想生活的關切”。15在《重新生活》中，作家超出一般反腐敗小說的主題和意義，從國民性的角度上追問更為深刻的問題，借作品發出了對新生活的呼喚。而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反思自身，自覺清潔思想上的痼疾，投身于真正意義的平等、自由、獨立人格與生命尊嚴的現代新生活的開拓之中。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曾以“狂人”的名義對“吃人”的親人們說，你們可曾曉得未來的社會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你們可都改悔了吧。沈從文和張承志都曾呼喚一場“清潔運動”，來“清潔我們的精神”，美國作家梭羅也曾建議，人們應該經常到森林里去，“晾曬我們的罪惡”。我也套用魯迅先生的話，你們可曾曉得未來的社會是容不得“特權思想”的人，你們可都改悔了吧。希望我們都能讀懂張平這位依然具有中國古代士大夫精神風格和理想追求的作家的“良苦用心”，讀懂《重新生活》。

讓我們開始真正意義的“重新生活”吧。

注釋：

①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編《人民日報理論著述年編（2015）》，人民日報出版社2016 年版，第780 頁。

② 陳曉明：《極端境遇與“新人民性”——論張平小說的藝術與思想特征》，《南方文壇》2006

年第4 期。

③⑤⑦ 11張平：《重新生活》，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96、53、185、348 頁。

④ 吳義勤：《照亮被遺忘的角落——讀張平新作〈重新生活〉》，《揚子江評論》2018 年第5 期。

⑥ 14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0 卷，花城出版社1984 年版，第111 頁。

⑧ 張麗軍：《具有強烈現實精神和社會主義理念的新政治寫作——張平論》，《文藝爭鳴》2010

年第4 期。

⑨ 張平：《抉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525 頁。

⑩ 張平：《張平：我的反腐文學之路》，《檢察風云》2018 年第23 期。

12 梁治平：《身份社會與倫理法律》，《讀書》1986 年第3 期。

13 張承志：《荒蕪英雄路?清潔的精神》，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 年版，第400 頁。

15 李偉長：《〈重新生活〉：從權力社會到社會生活》，《文藝報》2018 年12 月5 日。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