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紅樓夢》庫恩譯本，島嶼出版社一九九○年精裝版

《紅樓夢》德譯者庫恩（左一）攝于一九五六年。

“大中華文庫”《紅樓夢》德漢對照本，外文出版社2015年精裝版。

《紅樓夢》庫恩譯本，島嶼出版社1948年精裝版扉頁。

《紅樓夢》庫恩譯本，島嶼出版社1932年精裝版。

《紅樓夢》，史華慈譯本，歐洲大學出版社二○○九年平裝版。

戴敦邦繪《紅樓夢》插圖

近年來，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文化工程的繼續推進，越來越多的中國經典作品被翻譯到國外，與此同時，國人對中國經典作品在國外的譯介情況也越來越關注。南京大學德語系欽文老師長期研究中國文學的德譯情況，廣搜相關研究和出版信息，最近他特為本報撰寫系列文章，詳細梳理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被陸續譯介到德國的過程。

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最早被譯介到德國的是《水滸傳》（片斷），時在 1834年；最早以較完整的形式（節譯本）譯到德國的是《紅樓夢》，最早被完整譯成德語的也是《紅樓夢》（史華慈、吳漠汀譯本），而在德語讀者中影響最大的也是《紅樓夢》。2017年，《西游記》《三國演義》的德譯本相隔兩月，陸續出版，其中《西游記》譯者還獲得了該年萊比錫書展的最佳翻譯獎，《西游記》也成為四大名著德譯過程中最為吸睛的一部。

——編 者

四大名著中，最早被較完整地譯介給德國讀者的要數 《紅樓夢》。學界公認德國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是首位將這部作品介紹到西方的人。1842年，他在 《中國叢報》（China Repository）上用英語發表了一篇介紹《紅樓夢》的文章，不過這位仁兄對小說的評價不是很高，也充滿了誤解，竟然將寶玉當作了女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據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李福清考證，1943年，俄國人柯萬科（А.И.Кованько） 用 德 明 這 個 筆 名 在《祖國紀事》（第二十六期）上發表自己的《中國紀行》第九篇，作為附錄，他節譯了《紅樓夢》第一回的部分文字。同年，就有人將其轉譯為德文發表，這是《紅樓夢》德譯之始。如同其母本俄譯一樣，這段德譯文幾乎被人遺忘了。

之后半個多世紀，除了個別學者的零星介紹外，對這部中國偉大小說的翻譯陷入停頓。直到1928年，在衛禮賢（Richard Wilhelm）主編的刊物《中國學報》（Sinica）上陸續刊載了幾篇《紅樓夢》的摘譯，編譯者署名丁文淵（W.Y.Ting），主要涉及原書的第二十一、二十二回的情節。1932年，在同一本刊物上發表了庫恩（FranzKuhn）節譯的第十七回元春省親一段。

說到此，不得不提一提衛禮賢這個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關鍵人物。他早年來華傳教，之后迷戀上了中國古代文化，翻譯了 《論語》《孟子》《道德經》《列子》《莊子》《易經》《呂氏春秋》等中國經典，其譯本至今暢銷不衰。回到德國后，他創立了中國學社，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機構。其創辦的《中國學報》上除了論文外，還刊載了不少譯文，對中國文學的傳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紅樓夢》的翻譯，但在其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學》中，衛禮賢對《紅樓夢》作了比較深刻的論述，可以看出，他對當時中國的新學研究是頗為熟稔的。

庫恩：歐洲翻譯《紅樓夢》的第一人

如果說，對于德國讀者而言，衛禮賢是進入中國古代智慧的鑰匙的話，那么庫恩則是傳播中國古典文學的使徒。庫恩早年學習法律，其間對中國發生興趣，便隨漢學家佛爾克學習中文。獲博士學位后，來華擔任外交官。在此期間，他對中國的感情日益深厚。兩年后，他奉調回德國，在柏林大學漢學系擔任荷蘭籍漢學家高延的助手。庫恩本當鉆研學問，有一天卻偶然在師父的書柜里發現了一本明代小說，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迷戀上了明清小說。沒過多久，他就從《今古奇觀》里選了《賣油郎獨占花魁》試筆，譯罷興沖沖地把稿子拿給高延審閱。不想后者竟大發雷霆，認為助手自甘墮落，遂將其逐出山門。庫恩本可重操舊業，當個律師或者外交官，可倔強的他卻鐵了心，一門心思翻譯中國文學。自此之后，他翻譯了大量的中國小說，影響深遠。其間雖也屢經簞食瓢飲的窘境，但終不改其志，而成一代巨匠。除了下文要介紹的幾個著名譯本外，《金瓶梅》《肉蒲團》《隔簾花影》等頗有爭議作品的德譯本也出自其筆下，甚至還惹出了官司。也因為這種特立獨行的姿態，德國主流漢學界將其視作怪人。此外，他編譯的眾多明清中短篇小說選本也至今為人稱道。

言歸正傳，說到《紅樓夢》在德國的傳播，庫恩堪稱最大的功臣。在《金瓶梅》譯本獲得巨大成功之后，他趁熱打鐵，向出版社提出翻譯《紅樓夢》的構想。島嶼出版社的主事者基朋貝格 （也是大詩人里爾克的出版人）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必須壓縮原文，每月交出100頁譯文，做不到則合同作廢。譯者、編輯、印廠，幾乎是流水作業，譯本于1932年問世。借助這部最終壓縮到788頁的節譯本，德國讀者終于領略了這部中國古代小說的巔峰之作。

雖然庫恩在譯者序中提到，他以新舊兩個版本的《紅樓夢》為底本，但研究者對此莫衷一是，此處不表。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刪節本，為了 “盡力便于西方讀者接受”，為了達到“努力還原故事主要情節和展現故事發展的高峰”，庫恩對原文進行了大膽的剪輯、改寫和重組，主要圍繞寶玉、黛玉、寶釵三個人物的故事線索，將全書節譯為50回，約為原書內容的三分之一強。 （下轉第二版）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把握此書，他撰寫了長達12頁的序，并編了“大觀園中的最重要的住所”“最重要的女仆”“賈氏宗族一覽表”作為附錄。

該譯本因其對原著主要精神的準確把握，加之出色的語言、恰當的剪裁和譯述 （例如對 《好了歌》《葬花辭》的簡化處理），征服了一代代的讀者。自問世以來，不斷再版，據不完全統計，累計印行已超過10萬冊，就純文學作品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銷量了。

不僅如此，庫恩也是歐洲在真正意義上翻譯《紅樓夢》的第一人。雖然不是全本翻譯，但就此結束了歐洲人對這部偉大作品整體忽視的局面。這個經典的譯本屢經轉譯，變作英、法、意、荷、匈、希等文字，在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出版，影響深遠。

當然這個譯本也并非完美無瑕，譯文中也能找到一些誤譯之處，蓋由認錯字、對原書人物情節理解的偏差、對常識典故的隔膜等因素造成。雖然不乏苛評，但總體而言，該譯本還是受到高度肯定的。未成完璧，這一直也是庫恩本人的遺憾。

《紅樓夢》第一個德語全譯本，引出筆墨官司

進入新世紀，終于出現了德語世界的第一個 《紅樓夢》全譯本。2007年問世的譯本是由兩代漢學家接力完成，前80回出自史華慈（Rainer Schwarz）之手，后 40回 （高鶚續）由吳漠汀（Martin Woesler）完成。說起出版過程，還真是曲折。

與庫恩一樣，史華慈并非學院派漢學家，與同行也少有往來，在一般人眼中多少有點怪的。上中學時,他接觸到了庫恩的 《紅樓夢》節譯本,覺得某些地方頗為費解。在柏林洪堡大學東亞學院學習漢學和歷史期間，他選修了有關《紅樓夢》的課程，這才發現兒時讀過的節譯本與原文差距如此之大。上世紀70年代，他擔任東德駐華使館的翻譯，在此期間開始研讀中文全本 《紅樓夢》，并做了大量的筆記。回國后，他與萊比錫島嶼出版社簽訂了協議，著手翻譯這部作品。歷經十年寒暑，完成了前80回的翻譯。在他看來，前80回是曹雪芹的創作，而高鶚續寫的后40回則背離了原作者的本意，因此放棄翻譯這部分內容。

1990年春，史華慈將終稿寄給出版社。然而這時恰逢兩德統一，東德的國有企業面臨私有化，前途未卜，出版受阻。改制后，新老板對中國古典文學興趣不大，便將版權退還給譯者。之后，瑞士的天枰出版社 （曾出過多種明清言情小說德譯本）主動上門，聯系出版事宜。出版商要求譯者補譯后40回，而且稿費條件頗不合理，史華慈便未與之合作。2003年，初出茅廬的漢學家吳漠汀提出樂意出版該譯本，在瓦拉文斯（HartmutWalravens）博士的斡旋下，史華慈將前80回的譯本交給了吳漠汀。后者將高鶚續補的部分譯出，于2007年推出了120回全譯本。

束之高閣的譯本終獲出版，本是件皆大歡喜的事。不想，兩位譯者竟因譯本鬧得頗不愉快，甚至打起了筆墨官司。吳漠汀讀了史華慈的譯稿后，提出了不少修訂意見，而后者則堅持不做改動，要求按原樣付印。然而史華慈卻發現最終版本仍然做了不少修改，并未征得其本人的許可。其中有一處是他絕不能容忍的，即書名的翻譯。他認為德譯本的標題應當是Die Geschichte vom Stein（石 頭 記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紅樓夢）只能以副標題的形式出現。而吳漠汀卻執意采用通行的《紅樓夢》作為書名，卻將正常的形容詞 roten（紅）以大寫開頭Roten。在史華慈看來這又是一個硬傷，因為按照德語的語法規則，大寫則意味著“專名”，即成為某個具體房間的稱謂。此外，他還認為約定俗成的德文譯名本身也有問題。此外，吳漠汀聲稱新譯本的工作底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 《紅樓夢》（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整理），其本身是“以 120回庚辰本為底本……是目前最通用的一部版本”。而史華慈卻鄭重聲明，他主要依據的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年版），部分章節采用了《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翻譯家和出版家（兼合作者）之間公開“抬杠”，此種狀況實不多見。不過吳漠汀本人卻對自己出版的全譯本自信滿滿，對把后40回“有史以來第一次……完整地譯成了德語”頗為自得。然而該譯本出版后，并沒有獲得預期的反響，期間雖曾再版過一次，仍不及庫恩譯本銷量的零頭。漢學家顧彬一針見血地指出，“阻止史華慈漂亮的《紅樓夢》新譯本成功的主要障礙”是“這家出版社多少有些小……對普通的德國讀書界而言，出版社的名字，出版家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出版家太不同凡響，你可以放心地閉著眼睛買他們出的書。但是，大多數小出版社在性質上就大不相同了。大家躊躇于買他們的產品，即便東西是真好！”顧彬在夸贊史華慈譯本之“漂亮”“真好”的時候，卻故意忽略了吳漠汀的譯文，這點頗耐人尋味。

這家小出版社的主人其實就是吳漠汀本人。筆者曾在波鴻工作一年半，下班后總愛去大學中心 （Uni-Center）逛 逛 。 街 上 有 一家Bl覿tterwald書店，我常去淘書。店里常能見到一位中國女士，后來得知此人是老板娘，她先生就是吳漠汀博士。書店里有一專柜，專門陳列漢學書籍，其中有一套“漢學叢書”（Buchreihe Sinica），吳博士編著的書占了半壁江山。當時頗為奇怪，后來才知道，他本人有自己的出版社，在出版學術著作的同時，順便夾帶“私貨”。2004年，他就在自家出版社推出小冊子《文學鑒定標準：紅樓夢作為最重要的小說》。而他寫信給史華慈商談合作，正是一年之前的事情，其攻關能力和執行力可見一斑。

從史華慈本人幾篇有關新譯本的文章和訪談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譯本還是頗為自信的，認為自己真正讀懂了紅樓夢這本書。他曾說：“我的《紅樓夢》德文譯本是給德國的普通讀者看的,不是給漢學家看的。”但他也謙虛地表示，“我的這個翻譯只是初步的翻譯,起到的只是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以后能出現比我的翻譯更好的德文譯本。”

顧彬一方面盛贊 “翻譯堪稱上乘”，另一方面則毫不客氣地認為該譯本 “在德語國家中它不會成功，甚至連漢學家也不會去讀”。而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在德國學界鮮有文章論及這個譯本。倒是在《紅樓夢》的故鄉，中國的學者們樂于精研這個譯本，上海交大的王金波先生曾就此撰寫博士論文。有趣的是，前兩年史華慈還寫了篇文章與王金波商榷。就此看來，史先生雖自命檻外之人，其實還是頗為關注“學術動態”的。

史華慈：鐘愛中國古典文學的德語譯者

史華慈早年還翻譯過中國的童話和民間故事，由于銷量不俗，出版社才相信他的眼光，約請他翻譯《紅樓夢》。他偏愛明清的短篇作品，先后選譯了《子不語》（袁枚）、《耳食錄》（樂鈞）等故事集，其中不乏在當今中國鮮有人知的“小眾”作品，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獨特的情趣。除了《紅樓夢》這個足以使其“不朽”的譯本外，《浮生六記》也是他頗為看重的譯作。恰好我也有這個譯本，是兩德統一前一年出版的插圖本，非常精美，可以推斷，是當年東德典型的“創匯”出版物。大概正是借了《紅樓夢》譯本，史先生開始為國內出版界關注。近幾年，他的譯本也在中國陸續出版，《影梅庵憶語》（冒襄）（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即是一例。要知道他此前翻譯的《諧鐸》（沈起鳳）、《夜談隨錄》（和邦額）在德國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還是在友人瓦拉文斯（為《紅樓夢》德譯本撰寫后記者）的幫助下,作為資料復印本入藏柏林國立圖書館。在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可以想見，史先生大有可為。

而 “冤家”吳漠汀走的則是“學術路線”，在翻譯《紅樓夢》前后，他發表了多篇相關論文，其中不少都發表在中國的“核心期刊”上。如今他在德國的私立威登大學擔任教授，頻繁往來于中德之間。當然他也沒有荒廢譯筆，先后翻譯了魯迅、朱自清、巴金、錢鍾書、王蒙等現當代名家的作品，甚至也包括曾流行一時的棉棉等人。無論從學術還是翻譯選題來看，他是典型的“雜食動物”。因其饕餮作風，吳漠汀在學界是個頗受爭議的人物，其譯作甚至被人譏為“糟蹋”原作。

無論如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紅樓夢》終于有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譯本。我初見《紅樓夢》全譯本，就是在吳博士自家的書店里。這套書裝訂成了普通平裝學術書的樣貌，名列 “漢學叢書”第十四卷，沒有半點文學書的氣質。過了半年，放在門口的尾貨籃里打折銷售，旬月無人問津，著實令人嘆息。此后再版，換成了精裝本，外觀依舊毫無吸引力可言。三年前，這個譯本被收入國內的《大中華文庫》（外文出版社 2015年版）。因未曾寓目，不知這個版本是否做了修訂。此外，作為漢德對照本，底本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待得閑暇，當仔細比對，看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