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桂元，文學創作一級，天津市作協副主席。在百余家海內外報刊發表各類文學作品與批評文章約三百萬字。部分作品曾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作家文摘》《讀者》等數十種報刊轉載，入選各種年度中國最佳作品選本十余次，出版長篇小說、文學評論集、散文隨筆集、作家評傳六種。

隱約雷動

1978年春寒料峭，我們衣衫不整，滿血復活，集結在綠樹環繞的南開校園主樓。中文系111教室是階梯構造，空間闊大，腹地縱深，很適合檢閱77級陣容的成色。十二生肖一應俱全，齊聚于同一條起跑線，其中僥幸搭上末班車的大哥大姐居多。別管十七八還是三十幾，我們習慣了“散養”，童心依舊兼野性未泯，難免會有調皮搗蛋、沒大沒小、臨陣磨槍、起哄架秧子、人約黃昏后、隱秘結婚的“劣跡”，以滋養貧血的青春。至于一些人如何成為學霸、大亨和棟梁，那是后話。

既然是大學生就沒有不輕狂的道理，而中文系學生的輕狂則更是透著不知天高地厚的自負和輕慢，似乎當代文學百廢待興，不搞幾個文學社拯救一番，簡直就是對不起后人。這源于一種滴血的情結，每每文學名刊新鮮出爐，爭相傳閱，大驚小怪，品頭論足，煞是熱鬧，《班主任》《傷痕》《神圣的使命》《我該怎么辦》《天云山傳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大墻下的紅玉蘭》《剪輯錯了的故事》等影響一時的作品，都曾經是我們熱議的話題。我們的眼力的確不錯，那些小說果然撐起了新時期“傷痕文學”或“反思文學”的堅硬骨架，我們也成了一段新時期文學風景的見證者。

《傷痕》最初發表在《文匯報》，據說當時全中國讀這篇小說流出的眼淚可以匯成一條河，引以為傲的是作者盧新華居然是同為77級的復旦中文系學生。我讀《傷痕》及同類題材的小說很少落淚，這當然不值得炫耀。不過也有例外，讀發表在《收獲》1979年第二期復刊號的《鋪花的歧路》，我的枕頭就被淚水濡濕了。小說寫了女紅衛兵白慧參與毆打過一位女教師，不料她后來結識的男朋友常鳴竟是女教師的兒子，故事之外，便多了懸念，比如，白慧毆打過的那位女教師，究竟是死是活，一直是個謎團，這個懸念折磨著白慧，也揪扯著讀者的心。作者的敘事才華也很打動我，印象最深的，常鳴對白慧講述母親被暴打的場面時情緒激動，一屁股坐在鋪得平平的淡藍色床單上，床單的皺紋向四周炸開，好像坐碎了一塊玻璃……這個細節攪得我整夜恍惚。聽說作者馮驥才是天津的，我深感驚異。據說小說原題目叫《創傷》，完成的時間不比《傷痕》晚，由于刊物出版周期原因而發表延遲，為避免題目撞車而臨時改為《鋪花的歧路》，不然，說不準新時期第一個文學思潮就是“創傷文學”了。當人人心里都有傷痛時，最要緊的不是勵志、雞湯，而是伸冤、喊疼，誰捷足先登喊出第一聲，就有可能被寫進文學史，有點類似于中彩。若干年后，當盧新華被鳳凰衛視主持人問到小說《傷痕》時，也的確是如此回答的，哦，你問的是那張“彩票”？盧新華可以自我調侃，歷史老人卻最尊重歲月真相。

我從小就被視為“根紅苗壯”，周圍接觸的多屬于“物以類聚”，對于那些因出身“原罪”而噤若寒蟬，因政治原因而家破人亡的悲劇比較隔膜，缺乏感同身受。但我還是被驚嚇過。那年剛進中學，一個下午我見黑板下面空著，隨手用粉筆畫了只齜牙的狗，正畫著，就聽背后有人大喊黃桂元，你好反動！我驚回頭，看到的是排長的一雙怒目。那時中學模仿軍隊建制，班集體為排，年級為連，排長就是這個班的學生頭兒。排長的父親是老工人，出身苦大仇深，他手指戳向黑板厲聲質問，領袖像掛在上面，你畫狗，嘛意思？說著拽我去找輔導員張老師。張老師聽了排長報告，低頭不語。我傻眼了。張老師是位歸國華僑，身子瘦瘦巴巴，對學生活動總是聽之任之，近乎軟弱。我開始抹淚。張老師忽然抬起頭，操著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問我，聽說你父母都是老紅軍？我嗚嗚哭著，說是。張老師又用商量口吻征求排長意見，老紅軍跟毛主席爬雪山，走草地，說老紅軍的孩子反動，不太可能吧？排長緊咬嘴唇，遲疑著點點頭。張老師又說，黃桂元同學也要多注意，不要再亂寫亂畫了。我永遠忘不了張老師和善的目光。同時也意識到，即使“紅后代”，也不可忘乎所以。

父母曾是我的政治“護身符”，這固然不假，若說我是“溫室里的花朵”，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童年記憶始于斷崖，而非花叢。6歲喪父，9歲失母，我像是一只破殼小鳥，一下子面對滿天烏云而茫然無措。我成了一個愛哭的男孩兒，怎么也想不通，為什么孤兒偏偏是我？為了找到寄宿學校，我曾四次轉學，仿佛不是學生，而是一個背著書包和行囊行走于一所又一所學校的過客，行蹤可疑，居無定所，老師對不上號，同學總是生面孔。我15歲過早地走進軍營，其實沒有什么可榮耀，我的目的近乎卑微，就是找個歸宿結束漂泊。我并非一無所得，生活給予我的最大饋贈，就是可以用文學取暖。如今看來比起一代人的傷痕，我的故事微不足道，打個蹩腳的比喻，這是整體性與個案性，或全民性與私我性的關系，怎可同日而語？不過，一切都成了過去。

這年7月，《人民文學》發表了《喬廠長上任記》。我加塞兒先睹為快，理由堂而皇之，我認識作者。有同學很好奇，追問你真的認識蔣子龍？我信誓旦旦，這事還能假？又補充一句，也可能，他不認識我。頓時引起一陣哄笑。我說的是實話。我在《天津文藝》（《天津文學》前身）詩歌組曾供職兩年，借助近水樓臺，見過其“廬山真面目”，他每次來編輯部的小樓，都會有“子龍來了”的消息在各屋傳開。他一般是去小說組，并不落座，直奔主題，完事扭頭便走，虎步生風。有幾次，我都是扒著玻璃窗，目送樓下不遠處他的背影匆匆消失。

一段時間里我亢奮不已，眼前總有個毛遂自薦、大刀闊斧搞改革的人物形象晃來晃去，他的名字叫喬光樸。不久前，郭沫若曾引用“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古詩，激情預言“科學的春天”即將到來，但誰都清楚，若無經濟振興，何談“科學的春天”？在我看來，喬光樸就是先覺式的經濟實干家，而作者骨子里的英雄主義情結也很對我的胃口。我一氣呵成寫了篇閱讀心得，題為《卓有成效的探索》，寄給了《天津日報》。二十多天過去，文章發表了，前面特意加了“編者按”，滿滿一版只發了兩篇評論，主打文章對小說持否定意見，且措辭嚴厲，我的文章作為陪襯被放在右下角。編者的傾向性是明顯的。之后《天津日報》擺開陣勢，接連又編排了三個整版，否定方版面突出，長篇大論，可聞到漸濃的火藥味。很快，便有為小說撐腰打氣的聲援文章紛紛亮相，國內一些重要報刊參與其間，蔣子龍也被視為“改革文學”的開創者和旗幟性人物，當屬時勢使然。如今，當中國人源源不斷地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紅利時，這樣一篇隱匿于歲月深處的小說，尤其值得我們尊敬。

當年僅僅是一篇即興揮就的自投稿，卻成了我的評論“處子秀”，并左右了我未來的文學方向，是我事前沒有料到的。我不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浪漫幼稚，多愁善感，理性薄弱而感性膨脹，從沒想過有朝一日會與文學評論為伍，日后被“架上”批評的戰車而左支右絀，無法退身，也是一種宿命。

春風化雨

洛杉磯的天氣即使在冬季也總是透透亮亮的。那個早上它卻晦暗朦朧。我打開窗子，細雨如織。這時有敲門聲。是萍子。我做出請坐的手勢，她站在門口不動，面色淡漠，說吃完早飯我們就走。

我明白了。這一天終于來臨。

早飯有些沉悶。然后我隨萍子上樓。她進了衛生間，“砰”地關上門。我在門外踱著步，問怎么是今天？外面在下雨。這話我自己都覺得透著虛偽。她在里面硬邦邦回答，這與下雨有什么關系，我可是替你著想，過幾天我可就沒時間了。我納悶她怎么會就沒時間呢，萍子開了門，說我肚子下面長個小東西，醫生讓我下星期動手術。我著實一驚，不會有大礙吧？萍子穿上外套，并不看我，顧自往外走。自從分手的事擺上桌面，我就被萍子視為一個與她不再相干的外人，她不愿談，我就沒有資格深究，可畢竟是身體里長的“小東西”呵。我跟在她身后，說還是先看病，其他的事，拖拖也行……萍子站住了，嗓音的分貝在升高，拖拖？還有必要么？你這次為什么來洛杉磯？別擔心，醫生排除了惡性的可能，你的既定方針不受影響。我瞧了瞧樓下，那段日子她的父母正來美國探親，我低聲說，即使去領事館，最好也別讓孩子和老人知道。是的，我無法面對杉杉，她未滿12歲，根本無力扭轉父母加給自己的命運。我也無法面對萍子父母那一雙日漸衰老的眼睛，盡管他們并非毫無思想準備，但畢竟已是古稀之年。我從小失去雙親，這些年他們待我如同兒子。萍子冷笑道，這種事能瞞得住誰？不過放心，他們還沒有老糊涂。

乘車去領事館的路上，雨淅淅瀝瀝一直未停。車窗玻璃上爬滿了晶亮的水痕，像是掛著一雙雙流淚的眼睛。萍子開著車沉默不語。她完全想開了。到美國后，我發現她其實活得很粗糙，平時就連最簡單的化妝也省了，真正的素面朝天。這使她明顯老了許多。我的心一陣凄涼，趕緊移開了視線。

剩下的日子可用難堪形容。萍子陌生得像霧中人。她只是一個與我曾共同擁有一張結婚證的女人，一個我的女兒杉杉稱之為“媽媽”的女人。我在這里成了多余的人。我的生活被一再刪減，僅僅是一日三餐和晝伏夜寢，近乎行尸走肉。

依然記得，15年前初次去她家，我的身份還只是她哥哥的同事。正聊著，屋外一陣響動，她哥哥欠起身，說我妹妹來了！話音未落，萍子拎包進來，她步態輕盈，驚鴻一瞥，又悄然離去。日后我與萍子完婚，才悟出她哥哥的良苦用心。萍子學的是機械專業，在一家研究所當繪圖員。每次下班都是我先回家，剛蒸上米飯，便聽到房間鎖孔里有轉動鑰匙的聲音，我扭過臉，視線里一只滿滿的車筐正順墻角落在地上，車筐里是肉菜蛋之類副食品。這樣的鏡頭每日傍晚都要重復，持續了約3年，便隨著她調進一家大型商貿公司戛然而止。

萍子很快就受到賞識，當了計劃科長。公司每年都要進京爭取一定數量的經營權、許可證，一旦受阻，都是她臨危受命，馬到成功，她也成了下班沒準點且經常出差在外的超級大忙人。這時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春潮涌動，全民皆商，誰手里都煞有介事地握有貨單、批文、車皮，似乎熟人見面不談上幾句水泥、鋼材、水果、服裝、糧油、煙酒什么的，簡直就不配活在熱氣騰騰的中國。

1992年冬季，萍子做出了一項顛覆舊日人生路徑的決策：辭職南下。公司領導怎肯放她？再三挽留，但萍子去意已決，不愿沉淪于大鍋飯，甚至不惜與檔案“拜拜”。可真要丟掉鐵飯碗，她又信心不足，問我的意見，我說，既然天時地利人和條件都具備，不妨試試，不是誰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價值和夢想的，至于這個家，盡可放心，杉杉我會照顧好的。她問失敗了怎么辦，我壯著膽說，那就回來嘛，沒什么大不了的，我吐血掙稿費還養活不了你？話一出口，我都被自己感動了。其實我很心虛，我這么一位無用書生敢拍胸脯說狠話，完全基于我對她能力的判斷。況且也需要我這么表態，機會來了不去試試水性，她會抱憾終生。萍子聽了，激動得抱住我淚花漣漣，并承諾此番南下打拼是暫時的，兩三年里賺個十萬八萬，就回來過安穩日子。

那時候，我對她將來可能會遭遇的逆境想得貌似周全，諸如上當、遭劫、被坑、破產等等不測，都替她考慮到了，單單遺漏了一個最容易忽視的后果：這是一條不歸路。其實有些好事者早就斷言：這對夫妻這么天南海北下去，分手只是個時間問題。萍子對我轉述，是當作玩笑說的，我們嘻嘻哈哈，誰都沒有多想。萍子第一次回津是在轉年冬季。她手持磚頭狀的“大哥大”，駕一輛黑色“馬自達”日出夜歸，環佩叮當，盡顯華貴。我過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靜態日子，長年在爬格子編稿子，與萍子動蕩刺激的商戰生活相比，有天淵之別。美國企業家哈默說過，人一旦進入商界，如同站在一列呼嘯的戰車上，身不由己。當了老板的萍子曾在海南被騙過，對商界不講規矩的厚黑行為深懷恐懼，終于移居美國。我戲言，香港1997年才會實現“一國兩制”，我家卻先行進入了“一家兩制”。這個過程是潛移默化的，渾然不覺中，夫妻就已不再同路，甚至陌路。

1996年元月，我第一次到洛杉磯，她就把選擇的權利交給了我：去，還是留。這個選擇太過沉重，對于年已不惑的我，并不亞于“生，還是死”的哈姆雷特之問。湖南作家閻真在加拿大求學其間，寫過長篇小說《白雪紅塵》（國內出版改名為《曾在天涯》），把這種兩難選擇表現得驚神泣鬼，我攥著這部書，曾在洛杉磯住所旁的一條伴山坡道久久徘徊。那是個黃昏。身邊不時有人走過，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嘴里吐出一串串英語，和我毫不相干。我站住了，喂老兄，你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怎么會在這里出現？夜幕垂臨。我佇足仰望，星空迷亂，似有無數神秘的眼睛在注視我。俯瞰山下，洛杉磯像個巨型魔幻場，密集閃爍的車燈匯成奔流不息的波浪。據說洛杉磯已穩居華人移民數量之最，我也曾試圖為自己的留下尋找理由。難道還有什么比家人團聚更重要？有人說，移民相當于重新投胎，在有限的一生中活過兩回，既然如此，何樂不為？一個人活過兩回，難道不是天賜的幸運嗎？但我還是搖了搖頭。王小波說，移居異國，人生主題就會被改變；周國平則憂慮，移居他國，所有的人生問題都會被簡化為生存層面。這也正是我難下決心的痛點。放棄并非逃避，歸來也不等于敗陣。我從沒有像此刻這樣渴望回到天津，回到熟悉的小屋子里，聽潮聲臨窗，繼續爬格子編稿子，日子雖普普通通，卻實實在在。

一周后，我如期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登上返程航班。我把揪心的最后一瞥留在了大洋彼岸，那里畢竟有曾與我相濡以沫的親人！我戴上墨鏡，為的是隱藏淚光。至于在國內朋友和同事眼里，我的歸來，是愚蠢抑或明智，墜落還是升華，都不重要了。

回到空蕩蕩的家，我在一片狼藉中翻檢舊人舊物，像是在清理生活廢墟。裙子。大衣。化妝盒。墨鏡。圍巾。2冊業務筆記本。一捆顯然再也派不上用場的機械專業書。箱子里有一副嬌小的手套，羊皮的，杏黃色，我甚至不敢碰它。以往冬天，出門前她把小手伸進手套的習慣動作歷歷在目。我在抽屜里摸到一盤滿是灰塵的錄音磁帶，手觸電般縮回來。磁帶錄著曾經的一家三口說笑聊天，節假日里，萍子常常一邊做家務一邊反復聆聽，如今卻有隔世之遙。還有那件我去上海出差時買的毛衣，價格低廉，萍子卻如獲至寶，急急穿上對鏡子左右轉動，一臉燦爛。但萍子下海之后，我再沒有能力讓她驚喜了。

枯坐中，幾滴咸澀的淚水順著我的面頰滾落下來，終于釀成一個男人的失聲慟哭。“時光的河入海流，終于我們分頭走。沒有哪個港口，是永遠的停留。”一些年后，我聽到林志炫唱的這兩句歌詞，覺得仿佛就是為我定制的。別了，洛杉磯。為結束，也為開始。

遙遠闌珊

某日，有位朋友聞訊而至，打量著我問，我是為你悲傷呢，還是向你道喜？我沒好氣說，本人淪落至此，喜從何來？朋友壞笑，說這件事要看怎么理解，就算分手是個打擊，為它悲傷，卻大可不必，它的另一層含義是什么？是重獲自由，你離開一棵樹，卻擁有了一片森林，還不是喜事？我說，喜事？你何不爭取一下？朋友拍拍我肩頭仰天長嘆，上蒼不公啊，你以為，誰都像你那么好命！我啞然，苦笑。

實際情形卻是，我何時起居，與誰交往，溫飽如何，是死是活，不再有人過問。日升月隱，秋去冬來，我的日子有如鐘擺，了無生氣。我常常伴書枯坐，閉目養神。據說馬克思當年常在自己房間走來走去，時間久了，地面竟被磨出一道道凹槽，許多經典思想就是那樣形成的。我也作沉思狀，在屋里來回走動，腦子卻一片空白。

一天傍晚，同為單身漢的兩位朋友咋咋呼呼攜酒造訪，美其名曰來個“雄性”小聚。幾杯酒落肚，開始口無遮攔，話題就扯到了單身的利與弊，認為托翁那句“幸福的家庭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用來形容單身也成立。所謂利，已是共識，不用多說，弊呢，每一條都沉甸甸，不能細琢磨。酒喝到午夜時分，臭烘烘的三個單身漢才肯罷休，分別在床上和沙發上東倒西歪，鼾聲起伏，睡姿三分瀟灑四分憨相還有四分悲壯。隨著明晃晃的太陽照常升起，大家各自奔逃作鳥獸散，活法依舊。

有時候我也出去散步。“五大道”深處，躺著一條又短又窄的百多米小路，極不起眼，卻居然叫香港路。我的想象中，香港不僅神秘，遙遠，而且構成了一個無比超級的“大”。那種“大”，容納了太多的豪華、顯赫、摩登和富有，五光十色，奇形怪狀，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那種“大”，還隱喻了一個不真實的夢，與我有限的歷史知識和人生經驗格格不入。

戲劇性的是，有一天我竟然“搖身一變”成了香港的“女婿”。其實，思維稍微正常的人，都能看出這件事的發生有著無數的不可能和不現實。記得第一次聽到有關波的介紹，我甚至覺得挺搞笑，姑且不說洛杉磯和香港對于我本無區別，單從世俗角度，我和波的落差是顯見的。香港女人難道不是比任何內地女人都更實際，更挑剔，也更懂得有錢的快樂與沒錢的苦惱嗎？在可以想象的港人價值觀中，我這個內地半百書生，絕對不是一個值得浪費時間和精力的婚姻人選，沒有這種自知之明，也真是白活了一把年紀。至于如何處理一國兩制的婚姻，我更是想都不敢想。何況我從美國回國那年曾落地香港，并沒留下值得懷戀的印象。那是一堆密集而逼仄的“水泥森林”，直通通戳向低窄的天空，狹窄的馬路，人如蟻群，車似蟲隊，塞滿了我的視野。特別是內地口音在這里不受待見，使人興致大減，難以親近。我只待了兩天便離去。后來我答應介紹人與女方走走看，更多出于寂寞。

然而波的出現，一切變得不一樣了。波說，在香港接觸的多是生意人，已經厭煩，很希望找到一種清清爽爽的異性感覺，不一定多浪漫，但一定沒有雜質，找到了，西藏雪山、黃土高坡也是天堂。我問找到了嗎？波說，拜托，幫幫忙！說完大笑。

波的選擇理所當然地招致女友們的一致反對。她們最初覺得波不過是隨便說說，波還年輕，憑她的條件完全可以好好挑一挑，借助婚姻過上富有的生活，告別奔波勞碌。她們甚至沒有聽說過天津，退一百步，即使考慮天津，也不該完全不顧對方的經濟狀況。她們萬沒料到波這次動了真的。她們批評她太過幼稚，忠告她擇偶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事業，在香港生活了這么多年，還這么不開竅，不成熟？一位閨蜜甚至聲淚俱下苦苦相求，姐妹一場，我不能見死不救！波卻主意已定。一段時間，她有意疏遠了女友，不是怕自己動搖，而是眼不見耳不聽心不亂，波說她不希望因為自己而破壞了女友們的好心情。

隨之，“愛屋及烏”，親近香港也成了順理成章。香港的百年滄桑堪稱“冒險家樂園”的精華版，若真正容納香港的繁榮史，需要一部厚厚大書。喬爾?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認為，成為世界名城，應具備三特質——精神、政治、經濟。香港的殖民史經歷，決定了其精神根系是漂浮的，但它的經濟作用卻如巨大的魔術杠桿，足以撬動東西，輻射全球。香港城市功能運轉之安全、繁忙、秩序，也是有口皆碑，具有典范意義：它以法治為根本，所以安全；它視效率為命脈，所以繁忙；它認和諧為歸宗，所以秩序。這就是為什么香港這個位于維多利亞港灣的“彈丸之地”，至今仍讓世界不敢小視的根由。

一個周末的清晨，波帶我出門，換了兩次巴士，風塵仆仆趕到大嶼山的靈隱寺吃素齋，與眾僧虔誠請教，傍晚方歸。這種樂此不疲的往返，曾填滿了她許多的周末日子。我想象，這大概就屬于波在香港的“風花雪月”了。波卻說那不過是讓自己遠離浮躁、融入靜鄉的一種方式。但節假日里，朋友們在一起聚餐，看電影、聽音樂、觀話劇，跳交誼舞或“卡拉ok”一把，也是常有的。波老家在北京石景山區，典型的“北京大妞”神經大條，在香港說粵語，離開香港便是一口京片子，移居香港近20年，早已入鄉隨俗，斂聲靜氣。她在一家“朝九晚五”的公司當文員，每天6點半起床，洗漱簡妝，熨燙衣物，收拾房間，7點半準時離家，雷打不動。起初我不明白，公司距家只有5站路，何至于如此早早，匆匆？后來知道，她8點到公司，用10分鐘吃早餐，然后打掃房間，記錄、歸納、整理晚間收到的各種傳真、快遞，分門別類擺在老總案頭，算是一天工作的開始，且十五年如一日，從未請過一天假。我驚呼你比勞模還勞模啊，波卻嫌我少見多怪，在香港，大家都是這個樣子！

于是在我眼里，勤勉、敬業的波幾乎就是新一代港人的縮影。不過，波也時有“無知”的表現。相識初期，波對香港“回歸”的意義全無心得，總覺得那么宏大的事，輪不到她來考慮，她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了。波喜歡粵菜的精致，晚茶的氛圍，挑剔內地北方的大盤雞、大碗肉、大杯酒的粗制濫造。有時候聊天，波會下意識脫口而出，“你們國內”如何如何，我聽著不是滋味，問她，香港難道不是國內？她一愣，說香港是特區呀。我說香港再是特區，也是“中國香港”，中國“特區”啊！波眨巴眨巴眼睛，不好意思地點頭，說這么復雜，搞不明白。有趣的是，波對于“國家大事”常常一臉茫然，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更是聞所未聞，其缺乏政治常識的“小兒科”水平每每讓我哭笑不得。比如，她不懂得何為人大、政協，不清楚“一把手”是什么官，奇怪內地城市的最高長官何以不是市長而是書記？卻對港臺巨商的發跡秘史，明星的八卦新聞如數家珍。面對美國金融海嘯的危機不斷加劇，波先是擔憂，后來說自己已經不擔心這些了，外面海嘯再厲害，有中央扶助，香港的腳跟就可以穩穩當當，不會跌倒。以前夏季來臨，香港屢屢受到八級以上的“風球”襲擾，令人驚恐不安，“回歸”后，“風球”依舊會有，卻總是沿著維多利亞港灣擦身而過，咆哮著轉向其他沿海城市，香港竟然成了安全的避風港，她覺得蹊蹺，又開心。我半信半疑，但還是認同波的結論：“回歸”多好，瞧，老天爺也在護佑香港呢！

波不久遷居內地，扎根天津，迄今已有11載。她先在外企打工，同時考下了從事保險業務的資格證書，又在無錫某酒店當經理，在上海某公司做管理，在北京搞過直銷，風塵仆仆，拳打腳踢，忙如旋風，這種打拼狀態把女友們過去的擔憂、忠告一一坐實。此情此景，總使我生出似曾相識的恍惚。我為此愧疚不已，波卻從無抱怨，說先生和喬喬在，家園就在。她還引用蘇東坡“此心安處是吾家”的句子，對內地乃至中國的發展前景非常看好，她說她喜歡天津，相互依存，感恩生活。說這話時，她的笑容質樸，真誠，知足，竟使我受寵若驚。

生命謠曲

公元2008年5月12日，我正在西安參加一個期刊會議。

一早，按照日程，主辦者安排與會人員驅車去乾陵參觀。下午兩點多，我們從十五米深處的“太子墓”拾級而上，回到出口，沿一條寬闊平坦的石磚路朝數百米遠的“公主墓”方向走去。在刺眼的陽光里我們邊走邊聊，忽覺地面似在痙攣，腳跟有些踉蹌，有人喊地震了！大地果然有如巨大的搖籃，我們的身子也隨之顛簸起伏，這種狀態持續大約一分鐘，同行的兩位高校女教師驚慌失措，竟緊緊摟抱一起，像是遇到了世界末日。

大地不再晃動，一切回到沉靜。依然天空湛藍，大地青翠，陽光燦爛。大家三三兩兩地議論著剛才的震感，話語輕松，并沒有覺得問題有多嚴重。然后按照既定安排，我們來到“公主墓”入口處。年輕的女講解員提示大家，這個墓穴比剛才去過的“太子墓”還要深，還要大，大家自己選擇，繼續參觀的，請跟我走。畢竟剛剛經歷了明顯震感，多數人面面相覷，只有五位“勇敢者”作不在乎狀，尾隨著講解員次第沿階而下，鉆進幽暗的墓穴深處，圍著那個沉睡千年的棺槨細細觀察。這其中就有我。

從“公主墓”出來，已有人接到手機短信，說震中在四川的一個叫做“汶川”的地方。大家紛紛猜測那里的受損程度。一位蹣跚老者自言自語念叨著，應該給兒女們打個電話，報報平安。我的心抽搐了一下。隱約間，仿佛有謠曲在耳邊出現。我想起了襁褓中的小女兒喬喬。此刻，整個世界在她的意識里混沌如初。她還沒有語言表達能力，更不可能懂得，此時遠在西安的老爸的一路平安對她意味著什么。而只有我明白，剛才我之所以深入墓穴，多少有些虛榮和逞強，這樣做，對喬喬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為嗎？我感到了內心的疚痛和煎熬。

記得會議期間，與會者閑聊起各自的家庭，有人問起我的孩子，我說，可不比你們輕松，我的孩子還小。對方打量著我問，兒子嗎，在讀小學？我說是女兒，剛剛四個月，不好意思。眾訝然，一連嗬嗬，不簡單，女兒孝順，老來有福！我卻聽著不入耳。胡適在自己有了一個兒子后，曾著文談到：“我想這個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曾得到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給了他一條命。況且我們也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為有恩于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至于我的兒子將來怎樣待我，那是他自己的的事。我決不期望他報答我的恩，因為我已宣言無恩于他。”據此，他主張，父母不要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更“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種‘放高利貸’的債主”。胡文寫于上個世紀初，百年過后，今人在倫理哲學層面卻并沒有太多超越性的進步。

與許多偶然或疏忽的情形不同，我家喬喬的呱呱墜地是一群親人刻意為之的結果。出于諸多原因，我和波艱難地策劃了這個生育事件。我們以年近半百的身體劣勢，并沒有經過喬喬的允許，強行讓孩子付出有可能先天體弱的代價，把她帶到這個人滿為患、變數莫測的世界，不管出于何種冠冕堂皇的考慮，都屬于自私行為。喬喬就這么別無選擇地有了我這個名副其實的“老爸”。她將經歷咿呀學語，蹣跚學步，將和同齡孩子一起玩耍，一起讀書，一起長大，當同齡小伙伴們的父母親還處在盛年，她的父母雙親卻已進入黃昏老境。她的笑容將不再單純，她的心智會提前成熟，她將用稚嫩肩膀過早地負重跋涉。

回到天津，我常常抱著喬喬站在窗邊，望著街頭熙熙攘攘的車輛和人群，輕輕哼著自編的謠曲。喬喬在我懷里睜大羔羊般的亮晶晶眸子，驚奇地注視我，使我隱隱不安。我問喬喬，你是不是疑惑，我真的是你的老爸？喬喬的眼睛睜得更圓了，好像什么事都懂。有時候我在想，只要喬喬能一天天健康成長，幸與不幸，都不重要了。

喬喬在一天天成長，而遠在洛杉磯的杉杉早已長大成人。

忘不了幾年前的一個早上，睡夢中的我突然被電話鈴聲驚醒了。我懵懂著爬起來，聽見杉杉告訴我，她和媽媽已正式擁有了美國公民身份，剛剛參加入籍儀式回來。杉杉說得很隨便，好像在說別人的事。我好半天才反應過來，一陣啞然。我很想問，既然你已經拿到了綠卡，何必要急著入人家美國籍呢？嘴上卻囁嚅道，好啊，好啊……便撂下了電話。杉杉從此以后名實相符地不再是一個中國女孩了。我自信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至上”主義者，選擇做哪國人終歸是女兒的權利，可作為她的父親，我實在無法超然地對待這個問題。

杉杉不在身邊的歲月，最讓我牽腸掛肚的就是她的學業。杉杉不是個“乖乖女”，從小就很有個性和主意，這讓我喜憂參半。她10歲半移居美國讀小學，我認為是個失誤。那時候人們把美國想成了天堂，小學教育自然也是世界一流，還哀嘆孩子在中國只有“法西斯般”的學習而沒有花季童年。我清楚記得，在洛杉磯機場的接機口，萍子淚流滿面地捧著杉杉的小臉蛋親個不停，并說她已經為孩子聯系了一所小學，還聲討國內的“填鴨式”應試教育簡直就是摧殘兒童，孩子被無用的功課壓得喘不過氣，個性呆板，創造力萎縮，少年老成，即使考了高分也出息不大。我被說動了。我的認同源于我對杉杉的信任。說起來難以置信，那次我能夠正常出美國海關還多虧了杉杉。記得飛機降落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時正是中午。當我們推著行李車出關時卻遇到了一次“下馬威”，一位高大碩胸的黑人女關員忽然把我攔住，嘀哩嘟嚕說了一串英語，我哪里聽得懂，看我愣住，她開始搖頭，表情更加嚴肅，場面有些僵持。我忘記了杉杉的存在，這個小小的“救兵”拉一下我的手，踮起腳尖仰著小臉悄悄說：“爸爸，她讓你出示一下我媽媽的工作證明！”我趕忙從隨身包里找出萍子的美國公司名片，女黑人關員接過來看罷一笑，露出雪白牙齒，然后彎下胖身子，伸出厚嘴唇親吻了一下杉杉稚嫩的小臉蛋。在場的“老外”們也紛紛發出稱贊聲。我無意中了解了女兒的英語水準，也更加相信即使與土生土長的美國孩子相比，杉杉肯定不會比任何人差。

杉杉一接觸美國小學，就再也不愿意回國了。每日她的學校放學之早，作業之少，簡直有些離譜，在一個不看重分數、缺乏學習動力的環境，杉杉也逐漸失去對學習成績的高標準嚴要求。上了大學，杉杉邊打工邊讀書，我行我素，逍遙自在。在美國其實也有大學生主動給自己加壓，用三年時間讀完四年的學分，杉杉卻相反，四年課程打算用五年、六年時間完成，理由很簡單，學習不能耽誤掙錢，不能降低生活開銷。平時她熱衷于同學的生日聚會，異性朋友漸多，回家沒準點兒，甚至偶有夜不歸宿。萍子在電話中抱怨孩子難管，我說事已至此，請務必管住杉杉兩點：一是千萬不能沾染毒品；二是不要成為未婚媽媽。我說這已經是底線了，其他的，讓孩子好自為之吧。我的牽掛鞭長莫及，期望值已趨于零，我想杉杉在美國活得健康，尊嚴，快樂，就可以了。讓我大跌眼鏡的是，曾幾何時杉杉居然化蛹為蝶，完成了人生的神奇蛻變。她用漫長的時間讀完大學之后，接著考取了北大光華學院國際EMBA學位。畢業回到美國，正趕上“摩根士丹利”公司在加州招聘，應聘者達4000余人卻只取兩名，經過筆試面試的層層篩選，杉杉殺出重圍，脫穎而出。“摩根士丹利”在美國財經界有“大摩”之稱，金融服務實力首屈一指，全球領先，她的聘用在朋友圈里一時傳為佳話。與此同時，杉杉也解決了婚姻大事，神不知鬼不覺地就成了北京“媳婦”。我進京參加她的婚禮，目睹新娘新郎大秀恩愛，那一幕，永遠溫暖著我日漸衰老的記憶。

清夜捫心，我何德何能，竟能得到命運的如此眷顧？

人類身居其間的這個藍色星球正在變小，可以接納任何的聚散離合，世事滄桑，生命謠曲，人間大劇。是的，活在潮落潮起的當世，沒有什么奇跡是不可能發生的。